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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后者极不完备，从曹植自己编辑的《前录》仅赋一项就有七十八篇可以推断，其各体作品应远远超过百余篇。
曹植原集早巳散佚，宋人重新辑有《曹子建集》，但是相当疏略。
朱绪曾《曹集撰异》、丁晏《曹集诠评》多据旧本和类书检校，矜慎详密，被称为善本。
丁晏（1794—1876，或谓1875），字俭卿，号柘堂，一作柘唐、淮亭，晚号石亭居士，室名颐志斋、六艺堂，尊号颐志老人，清江苏山阳（今淮安）人。
道光元年（1821）举人。
咸丰年间因为在籍办团练，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
丁晏是著名的经学家，治经宗尚汉儒传注，但不废宋儒之说，一生著述极多，除了《曹集诠评》以外，有《毛郑诗释》、《三礼释注》、《周易述传》、《颐志斋文集》等四十七种，已刊者汇刻为《颐志斋丛书》。
《曹集诠评》按文体类别，将曹植作品汇辑为十卷。
卷一至卷三为赋，卷四为诗，卷五为乐府，卷六为颂、碑、赞、铭，卷七为章、表，卷八为令、文、七、咏、序、书，卷九为论、说，卷十为诔和哀辞。
它是用休阳程氏刻本作底本，用张溥本以及《文选》注等典籍进行校订的。
总的说来，《诠评》以正误、补脱、辑佚见长，在这一方面收获最多，也最值得关注。
丁晏在《自序》中主要就陈说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除了序中所提各项外，丁晏考证《洛神赋》为寄心君王之作，跟“感甄”一事无关等，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曹植作品佚失、残损严重，《诠评》将搜集到的有题名的佚文或补充到正文之中，或附录于各篇之后。
所有这些，都为有志深入研究曹植作品的学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刘寿曾《跋》评析《诠评》考辨异同、存逸、正误、补脱的义例和价值，说：
“先生初校是集，系据休阳程氏本，嗣得娄东张氏本参校。
凡集中诗占文辞，程、张两收者，题下皆不注；
程无而张有者，则注程缺；
张无而程有者，则注张缺。
新增诗文为程、张所失收者，另编为逸文，附全集后、，其正误之例，凡程、张字句与群书异而义得通者，皆仍而不革，但注群书异文；
其显然讹舛者，乃校改之，并注所据书名于字句下，、其补脱之例，凡程、张所脱字句见于群书征引者，必涉及上下文，乃据以补人，注曰依某书补；
其单辞断句，虽审知其脱佚之处，以无证验，概不补人，另于本篇后亚一格录之，注曰某书引某篇，以示区别。
又以程、张误脱字句，既据群书补正，其误脱必当标明。
故凡程、张均误者，则注程、张作某；
程、张均脱者，则注以上若干字若干句程、张脱。
或程误而张与群书同者，但注程作某；
或程无此篇及张与程违而不审出何书者，但注张作某。
补脱亦然。
其义例可谓矜慎详密矣。
……其据程、张两本，意若深有歉者，然所据校多唐宋以前之书，正误补脱，实远出程、张两本上。
其致力之勤，视校宋刻之难，尤倍蓰也。
”
丁晏《诠评》在编排体例上比程本、张本明显要精严。
不必讳言，《诠评》有当注不注甚至考释错误的地方。
第三节《曹集诠评》之评论
《诠评》一书虽然不是篇篇都有评论，但可以参考的东西依然不少。
比如卷一评《九愁赋》云：
“《离骚》之遗，风人之旨。
托体楚骚，而同姓见疏，其志同，其怨亦同也。
文辞凄咽深婉，何减灵均（按指屈原）!
”卷二评《感婚赋》、《出妇赋》云：
“《感婚》、《出妇》二赋，借男女之辞，托君臣之谊，一则云欢媾不成，一则云无愆见弃，可以悲其志矣。
”卷三评《鹦鹉赋》云：
46／比戚之词，较之正平弥觉使惋（按正平指祢衡，衡亦有《鹦鹉赋》之作）。
”同卷评《离缴雁赋》云：
“纯是自喻，故言之悲惋乃尔。
”卷四评《杂诗》其二（“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云：
“结语换韵，如变徵声。
”卷五评乐府《妾薄命》二首云：
“二诗皆六言精丽。
”评乐府《白马篇》云：
“为国捐躯是自命语。
”评乐府《怨歌行》云：
“词旨切直。
陈思而外，惟老杜有此忠悃。
此为诗之正宗，非余子可及。
”评乐府《吁嗟篇》云：
“痛心之言。
伤同根而见灭也。
”评乐府《飞龙篇》云：
“此讽求仙之作。
末语不说破，最妙，当于言外得之。
”评乐府《圣皇篇》云：
“忠诚之诗，一字一泪。
”这些评论言语不多，却很能触及作品的本质。
丁晏所作的评论不仅涉及作品的情感内涵，而且也涉及作品的语言形式。
《诠评》卷五评析乐府《当事君行》云：
“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韵，别是一格。
”评乐府《当车以驾行》则说：
“上四句四言，下四句五言，又一变格。
”可见他对作品的形式相当关注。
丁晏对曹植的诗歌有非常高的评价。
《诠评》附录由丁晏所作的《陈思王诗钞原序》说：
“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
其接武子建，杰然为诗家大宗，若陶之真挚，李之壤逸，杜之忠悃，而其原皆出子建。
陶、李、杜三家诗，后世盛行，而子建传之者少，非数典而忘其祖乎?
”丁晏认为，曹植诗源自《风》、《雅》，所以可观。
《诠评》卷四开篇就说：
“钟嵘《诗品》渭陈思于其诗源出于《国风》，千古卓识。
要之诗人正宗，如唐之李、杜大家，皆自三百篇得来。
此外模山范水，弄月嘲风，皆自《桧》以下，不足观也。
”卷四评《赠王粲》，说：
“忧思深远，其《小弁》之怨乎。
《风》、《雅》而后，此其嗣音矣。
”评《赠白马王彪》，则说：
“恋主爱亲，缠绵真挚。
李善、吕元济谓愤而成诗，是也。
愈悲惋，亦愈深厚，‘《小雅》怨悱而不乱’，子建其近之矣。
七章实则一章，长歌当哭，其声动心。
”丁晏对曹植的乐府诗也有非常高的评价。
他在卷五开篇说：
“陈王乐府，如和壁随珠，希世之宝，异采陆离，令读者爱玩不忍释手。
昭明选《箜篌》、《美女》、《白马》、《名都》四篇，未尽其长。
”又说：
“华缛中有忠爱至性，所以可贵。
建安风骨高骞，非后来浮靡所及。
丁晏评论曹植诗文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把评文跟评人结合为一体。
《诠评》卷四评《送应氏》，说：
“孙月峰谓诗伤汉室，此言得之。
时董卓迁献帝于西京，洛阳焚烧，故言之沈痛若此，《黍离》、《麦秀》之感，恻然伤怀。
其后为汉帝发丧悲哭，其志可哀+其人深可敬矣。
”评《杂诗》“高台多悲风，朝阳照北林”云：
“忠君爱国，恻恻动人。
读此方知诗教之重。
”评《赠丁翼》“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云：
“贫贱之交不可忘，出之王公贵人，尤为难得。
爱士悯农，自从肺腑流出，有贤如此，可敬可佩。
丁敬礼（按即丁翼）谓临茁侯仁孝之性发于自然，信不虚也。
”评仰曾丁翼王粲》“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一语，云：
“皇佐二字指太祖，一佐字恪守臣节，大义凛然。
……《七启》称太祖为圣宰，亦与皇佐意同。
”这些例子，都明显可以见出丁晏评文与评人的密切关系。
毫无疑问，丁晏最注重发扬的是曹植的忠孝大节。
他在卷四开篇部分说：
“陈思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
钟记室（按即钟嵘）以周、孔譬之，可云知言。
”他的《东阿怀古》诗则说：
“不忠之父子不孝，天以逆子彰父报。
不忠之父子若忠，天以贤子显父凶。
新莽有女不附篡，孟德有子不忘汉。
天遣血嗣全孤忠，自发奸邪一家判。
异时典午受魏禅，宗室纯臣泪如霰。
人心忠义果不死，万古纲常存一线。
……邺宫草没铜台荒，千秋遗恨东阿王。
”由此诗可以看出丁晏评析曹植诗文的主旨。
所以《诠评》吴棠序说：
“诗自汉魏以来，卓然大家，卜追《骚》、《雅》，为古今诗人之冠，陈思王其首出也。
隋、唐《志》集皆著录，久佚不传。
其传者皆掇拾丛残，廑存其略。
明张溥《集》本讹脱颇夥。
自来未有注家，亦无善本。
山阳丁俭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学，撰《诠评》十卷，于是思王集始可读矣。
……后之读思工集者，得此为先路之导，如出隘巷而适康庄，胜于旧刻多多矣。
片之称陈思王者，大抵目为才人。
陈寿称其文才富艳，鱼豢称其华采思若有神。
惟先生此书发明忠孝大节，独具精鉴，度越前贤，匪独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
”丁晏关注曹植诗文、人品中的忠孝大古，或者失于陈腐，但并没有违背知人论世的宗旨，对把握曹植和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助益。
考释、评析占籍的著作常常失于浩繁枝蔓，丁晏《诠评》则简严、精切，是研读曹植著作的重要参考书。
惜乎此书于民国二十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似乎还没有符合当代普通读者阅读习惯的整理本，对初学者颇有不便。
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此书以金陵书局本《曹集诠评》作底本。
鉴于丁氏未见宋本，赵幼文先生即以瞿氏藏宋本汇聚各本，参伍勘正，又取宋、明刊刻的类书覆校，再取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全三国诗》覆对；
若发现错误，也不径改原文，只附校语于下；
若宋刊已经讹误，类书未录，而且前人校订未及，则依清儒校勘通例以发疑正误。
赵先生还把曹植大部分作品归拢到建安、黄初、太和三个时期。
所有这些，都可补《曹集诠评》之不足。
第十四章陶澍《靖节先生集注》
第一节陶渊明及其诗歌创作
东晋至南朝宋年间的著名诗人陶渊明（365?
-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白号五柳先生。
他死后，朋友们给他一个谥号“靖节先生”，由于他曾经任过彭泽县令，所以后人又叫他“陶彭泽”。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经任晋朝的大司马，但是祖父和父亲的官职已经越来越低，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
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有远大的政治抱负，29岁那年曾经做过江州祭酒，但是没有多久就辞职了。
后来他又担任过几任幕府里的幕僚，最后改任彭泽县令，又只在任八十多天就辞官归隐了。
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一直隐居在乡里，耕田自足，直到老死。
他既有儒家心怀天下的精神，重视坚守自身道德节操，又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天真。
虽然他的生活非常贫苦，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依靠乞讨来过日子，但是他却依然安贫乐道，并不后悔，正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所表达的那样：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之士。
他的这种精神，给了后世许多贫穷的、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精神力量。
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在他的诗歌中，以田园诗最为重要。
他是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
除诗歌外，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五柳先生传》是一篇简短的自传，《归去来辞》写他离开仕途，归隐田园，回归自然的喜悦心情，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
《桃花源记》则描写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靠劳动而自给自足的真淳、宁静的理想社会。
这二篇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在重视华美辞采的南北朝时代，陶渊明的诗风被目为“质直”，并不被人们特别看重。
钟嵘《诗品》仅仅将他列为中品，而将写山水诗的谢灵运列入上品。
萧统编的《文选》对他的诗文收录也不多。
直到唐代，开始摒弃六朝浮华文风，推崇自然朴素之美，陶渊明的地位才大大提高。
从那以来，陶渊明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对他的文学创作及志行品节的学习与研究，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并不甚广。
在他死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把他的作品作了收集和整理，编成《陶渊明集》。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
“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臼。
”其后有北齐阳休之十卷本。
这个本子后来经过许多变化，逐渐与原貌有了不同。
从北宋开始，《陶渊明集》有了刻本。
比较重要的，是宋仁宗年间宋庠十卷本和宋英宗治平年间僧思悦的十卷本。
这两个本子今天都看不见了。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几种南宋的本子，它们互相之间又都有些不同。
《陶渊明集》的注本也有不少。
比较早的有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四卷。
这个本子主要只注诗，文则只有附在后面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
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
他的这个注本非常简略，不注重字义训诂，只注重阐发陶渊明在诗歌中寄托的对晋宋之际时世变化的感怀。
由于汤汉过于强调陶诗的这种寄托，把这一点到处套用，所以也就难免穿凿附会。
汤汉的注本，其南宋原刻本今天还有，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这个本子在清代还多次被重刻。
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
关于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许多疑问。
有很多学者认为，李公焕并不是作者，而只是把宋人的笺注辑录到一起了而已。
这个本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集录了宋代各家的评论，而很少有自己的见解，也很少有对字词的解释。
书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如苏轼、黄庭坚、李格非、朱熹、杨万里、韩子苍等人对陶渊明作品的许多评语，都靠它保存了下来。
这本书在后世版本很多，最好的是《四部丛刊》影印本。
在李公焕本问世后，又出现了几十种注本，其中保存到今的有十几种，如明代何孟春《陶渊明集注》十卷、黄文焕《陶诗析义》四卷、清代邱嘉穗《东LLJ草堂陶集笺注》五卷、张子烈《评注陶渊明诗集》六卷、蒋薰《评阅陶渊明集》四卷、吴瞻泰《陶诗汇注》四卷、马璞《陶诗本义》四卷、温汝能《陶诗汇评》四卷等。
这些注本虽然也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整体水平还是不太高。
真正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的，是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注》。
第二节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特色
清代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十卷，现在人们一般称之为《靖节先生集注》。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是嘉、道年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
《靖节先生集注》用李公焕本为底本，另外搜集了许多资料作为附录。
比如卷首除了目录和例言外，还附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诸本叙录、象磺、陶渊明墓山图、颜延之诔、《宋书?
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南史?
陶潜传》、《莲社高贤传》及其他各种关于陶渊明的逸事的资料二十三则。
卷末还有李公焕、何孟春、毛晋、吴瞻泰及其他数家的评陶汇集；
又把吴仁杰、王质两家的陶渊明年谱，逐年排比，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进行考辨，为“年谱考异”。
另外，陶澍在正集的十卷内各篇诗文之后，还附录了前人对该篇作品的评价和考证。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他生前并没有刊行。
在他死后的次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他的女婿周诒朴在南京将之刊行。
后来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都影印了这个版本。
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戚焕埙校勘的排印本，线装两册，但是这个本子今天已经很难找了。
从上面对体例的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资料的收集上是很下功夫的。
除了上面说到的各种附录外，他在具体每一篇作品的注中，也是先列各家成说，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按语，裁夺是非，有的时候也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
这也正符合“集注”的体例。
就整体风格来说，这部书要言不烦，简练精致。
虽然篇幅并不大，但是内容却很丰富扎实。
陶澍自己在《例言》中说：
诗无达诂，古今善说诗者，无过孟子，《小弁》、《凯风》、《北风》、《云汉》，不过片言，砉然以解。
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废纸墨而已。
陶澍所欣赏的解诗方法，是像孟子那样言简意赅的方法。
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他的集注，往往在不长的篇幅中表现出了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识。
如《归园田居》之一的头几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邱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澍的集注如下：
何注：
刘履曰：
“三”当作“瑜”，或在“十”字下。
按《靖节年谱》，太元十八年起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正合《饮酒诗》“投未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句。
以此推之，至彭泽退归才十三年。
此云“三十年”，误矣。
澍按：
吴仁杰以此诗为义熙二年彭泽归后所作，自初仕为州祭酒至去彭泽而归才岁星一周，不应云“三十年”，当作“一去十三年”，刘说所本也。
又按“三”当作“已”，不作“瑜”。
“三豕渡河”，“已”之误“三”，旧矣。
何孟春的注本中引用了刘履的话，认为“一去三十年”应该是“一去腧十年”，或者“一去十三年”。
陶澍在按语中指出了两点：
第一，刘履的观点来自吴仁杰，并非其首创。
第二，陶澍自己并不同意吴仁杰、刘履的意见。
他认为“三当作已”，诗句应该是“一去已十年”。
他还举了古书中著名的讹误例子——“己亥渡河”讹为“三豕渡河”，指出既然“己”讹为“三”，古已有之，那么“已”、“己”形近，“已”讹为“三”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
对于争论已久的“一去三十年”的公案，陶澍结合对诗意的理解，运用校勘学的知识，给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陶澍的《集注》，兼顾评、注两方面，而且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比较好。
上面一个例子是关于“注”的，现在来看一个“评”的例子。
在《咏三良》一诗后，陶澍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
曹子建《咏三良》曰：
“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
”此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愿葬骊山之足者也。
渊明云：
“厚恩固难忘，投义忘攸希。
”此悼张讳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
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雠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
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诗意何啻千里!
陶澍在这段话中，表明了自己对《咏三良》一诗主旨的意见，认为它是有寄托的，是陶渊明借写三良来悼念忠义之士张伟的。
这一点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或许还可以讨论，但是陶澍的意见，起码是足以备为一说的。
除此之外，陶澍更总结了一条规律：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
”这是一个很通脱的观点，比许多泥古不化的评论家要高明许多。
综上所述，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优点很多。
当然，它也有一些失误之处，如有的注解不准确，《年谱考异》也还有疏漏的地方。
但是，在清代以前的所有注本中，它是最出色的一本。
要读陶渊明集的古注，我们首先推荐这一部。
第十五章倪璠《庾子山集注》
第一节庾信的文学创作
庾信（52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
他本来是南朝梁的臣子。
他的父亲庾肩吾是梁朝著名诗人，“辞采甚美”（《南史》本传）。
庾信少年成名，与当时的另一位诗人徐陵齐名。
他们都很受梁朝皇室的器重，文风也很相似，都是绮丽艳美。
554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
不料不久西魏军队就攻陷江陵，杀死了梁元帝，梁朝灭亡。
庾信也就被迫留在北方。
他又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后人又叫他“庾开府”。
庾信的由南人北，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虽然北朝统治者非常爱惜他的才华，给他高官厚禄，但是他的内心却发生了极大变化。
他眼见梁朝灭亡，百姓罹难，自己又屈身出仕北朝，心中非常悲苦和屈辱。
这导致了他的文风的大改变。
他作品的风格，由前期的绮艳流丽变为劲健苍凉；
其主要内容也由前期的奉和应制、吟花弄月、美人艳情；
转而变为身世之感、亡国之痛、乡关之思。
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
他的文学创作，融合了南方齐梁文学辞采、声律、对偶等方面的优长和北方文学浑厚刚劲的风格，并有自己的创新。
唐代大诗人杜甫非常推崇庾信的艺术成就。
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赞道：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又在《咏怀古迹》中写道：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
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
”“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
”沈德潜在《古诗源》例言中也说：
“北朝词人，时流清响。
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
徐、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乎其后。
”可见庾信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与他齐名的徐陵，这是为后人所公认的。
庾信高超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和总结者，并为唐代诗风的新变起到了开启的作用。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三说：
“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
”清代刘熙载《艺概?
诗概》：
“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
”总之，庾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节从宇文迪到倪璠
现在我们来看看庾信文集的编集情况。
北周滕王宇文迪于北周大象元年（579）曾经编定过一部二十卷的《庾信集》，当时庾信六十七岁。
宇文迪在为该集作的序中说到，庾信在梁朝的时候曾经有过两个集子，但是都毁于战火，所以宇文迪编的二十卷文集，收录的都是庾信在北朝魏、周的作品。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本子，是明代人重辑的，已经更加不完整了。
明代人辑录庾信诗，多是从《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中抄来，而且有一些舛误之处。
其中有几种只是诗集，不包括文。
因而以下两种诗文合集就很可宝贵了，它们就是万历年间屠隆评点的《徐庾合集》本《庾子山集》十六卷，和天启元年（1621）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六卷。
这两个本子内容大体相同，只有细微差异。
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本子还是明代人辑录的十六卷本。
清代有两个人为庾集作注。
康熙年间，吴江人吴兆宜作《庾开府全集笺注》十卷。
但是这个本子比较简略，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没有出注，另外错漏之处也不少。
比较好的注本是倪璠的《庾子山集注》。
这个本子出来后，吴兆宜的注本就渐渐不流行了。
倪璠字鲁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
他的《庾子山集注》用屠隆本为底本，其篇目大致与屠隆本相同。
其中的区别是，屠隆本有一首《从军行》，归人乐府类，而倪瑶注本作《同卢记室参军》，归人诗类；
各卷之间的分合也有一些不同，如屠隆本的赋十五篇为一卷，而倪本则分为两卷。
倪璠的《庾子山集注》初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钱塘崇岫堂刻本。
后来又有道光十九年（1839）同文堂刻本和光绪二十年（1894）的儒雅堂刻本。
后来的《四部备要》就是用崇岫堂刻本加以校勘而排印的。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逸民校点的《庾子山集注》，也是以康熙二十六年崇岫堂的原刊本为底本，参校诸本而成。
书前有简明扼要的“校点说明”，其中指出了对原本最大的变动是：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原书十六卷后面的《总释》部分，今分别附于各篇之末，保留《总释》的序跋，以存旧本原貌。
”在书的末尾，还附有校点者许逸民新辑的逸文十几条。
这是《庾子山集注》迄今校对最精审的版本，也是现在最容易找到的本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第三节《庾子山集注》的成就
倪璠于《庾子山集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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