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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很明显，后者极不完备，从曹植自己编辑的前录仅赋一项就有七十八篇可以推断，其各体作品应远远超过百余篇。 曹植原集早巳散佚，宋人重新辑有曹子建集，但是相当疏略。朱绪曾曹集撰异、丁晏曹集诠评多据旧本和类书检校，矜慎详密，被称为善本。 丁晏（17941876，或谓1875），字俭卿，号柘堂，一作柘唐、淮亭，晚号石亭居士，室名颐志斋、六艺堂，尊号颐志老人，清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咸丰年间因为在籍办团练，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丁晏是著名的经学家，治经宗尚汉儒传注，但不废宋儒之说，一生著述极多，除了曹集诠评以外，有毛郑诗释、三礼释注、周易述传、颐志斋文集等四十七种，已刊者汇刻为颐志

2、斋丛书。 曹集诠评按文体类别，将曹植作品汇辑为十卷。卷一至卷三为赋，卷四为诗，卷五为乐府，卷六为颂、碑、赞、铭，卷七为章、表，卷八为令、文、七、咏、序、书，卷九为论、说，卷十为诔和哀辞。它是用休阳程氏刻本作底本，用张溥本以及文选注等典籍进行校订的。 总的说来，诠评以正误、补脱、辑佚见长，在这一方面收获最多，也最值得关注。丁晏在自序中主要就陈说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除了序中所提各项外，丁晏考证洛神赋为寄心君王之作，跟“感甄”一事无关等，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曹植作品佚失、残损严重，诠评将搜集到的有题名的佚文或补充到正文之中，或附录于各篇之后。所有这些，都为有志深入研究曹植作品的学人提供了

3、巨大的便利。 刘寿曾跋评析诠评考辨异同、存逸、正误、补脱的义例和价值，说：“先生初校是集，系据休阳程氏本，嗣得娄东张氏本参校。凡集中诗占文辞，程、张两收者，题下皆不注；程无而张有者，则注程缺；张无而程有者，则注张缺。新增诗文为程、张所失收者，另编为逸文，附全集后、，其正误之例，凡程、张字句与群书异而义得通者，皆仍而不革，但注群书异文；其显然讹舛者，乃校改之，并注所据书名于字句下，、其补脱之例，凡程、张所脱字句见于群书征引者，必涉及上下文，乃据以补人，注曰依某书补；其单辞断句，虽审知其脱佚之处，以无证验，概不补人，另于本篇后亚一格录之，注曰某书引某篇，以示区别。又以程、张误脱字句，既据群书补正，

4、其误脱必当标明。故凡程、张均误者，则注程、张作某；程、张均脱者，则注以上若干字若干句程、张脱。或程误而张与群书同者，但注程作某；或程无此篇及张与程违而不审出何书者，但注张作某。补脱亦然。其义例可谓矜慎详密矣。其据程、张两本，意若深有歉者，然所据校多唐宋以前之书，正误补脱，实远出程、张两本上。其致力之勤，视校宋刻之难，尤倍蓰也。” 丁晏诠评在编排体例上比程本、张本明显要精严。 不必讳言，诠评有当注不注甚至考释错误的地方。第三节 曹集诠评之评论 诠评一书虽然不是篇篇都有评论，但可以参考的东西依然不少。比如卷一评九愁赋云：“离骚之遗，风人之旨。托体楚骚，而同姓见疏，其志同，其怨亦同也。文辞凄咽深婉，

5、何减灵均（按指屈原）!”卷二评感婚赋、出妇赋云：“感婚、出妇二赋，借男女之辞，托君臣之谊，一则云欢媾不成，一则云无愆见弃，可以悲其志矣。”卷三评鹦鹉赋云：46比戚之词，较之正平弥觉使惋（按正平指祢衡，衡亦有鹦鹉赋之作）。”同卷评离缴雁赋云：“纯是自喻，故言之悲惋乃尔。”卷四评杂诗其二（“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云：“结语换韵，如变徵声。”卷五评乐府妾薄命二首云：“二诗皆六言精丽。”评乐府白马篇云：“为国捐躯是自命语。”评乐府怨歌行云：“词旨切直。陈思而外，惟老杜有此忠悃。此为诗之正宗，非余子可及。”评乐府吁嗟篇云：“痛心之言。伤同根而见灭也。”评乐府飞龙篇云：“此讽求仙之作。末语不说破，最妙

6、，当于言外得之。”评乐府圣皇篇云：“忠诚之诗，一字一泪。”这些评论言语不多，却很能触及作品的本质。 丁晏所作的评论不仅涉及作品的情感内涵，而且也涉及作品的语言形式。诠评卷五评析乐府当事君行云：“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韵，别是一格。”评乐府当车以驾行则说：“上四句四言，下四句五言，又一变格。”可见他对作品的形式相当关注。 丁晏对曹植的诗歌有非常高的评价。诠评附录由丁晏所作的陈思王诗钞原序说：“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其接武子建，杰然为诗家大宗，若陶之真挚，李之壤逸，杜之忠悃，而其原皆出子建。陶、李、杜三家诗，后世盛行，而子建传之者少，非数典而

7、忘其祖乎?”丁晏认为，曹植诗源自风、雅，所以可观。诠评卷四开篇就说：“钟嵘诗品渭陈思于其诗源出于国风，千古卓识。要之诗人正宗，如唐之李、杜大家，皆自三百篇得来。此外模山范水，弄月嘲风，皆自桧以下，不足观也。”卷四评赠王粲，说：“忧思深远，其小弁之怨乎。风、雅而后，此其嗣音矣。”评赠白马王彪，则说：“恋主爱亲，缠绵真挚。李善、吕元济谓愤而成诗，是也。愈悲惋，亦愈深厚，小雅怨悱而不乱，子建其近之矣。七章实则一章，长歌当哭，其声动心。”丁晏对曹植的乐府诗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在卷五开篇说：“陈王乐府，如和壁随珠，希世之宝，异采陆离，令读者爱玩不忍释手。昭明选箜篌、美女、白马、名都四篇，未尽其长。”又说

8、：“华缛中有忠爱至性，所以可贵。建安风骨高骞，非后来浮靡所及。 丁晏评论曹植诗文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把评文跟评人结合为一体。诠评卷四评送应氏，说：“孙月峰谓诗伤汉室，此言得之。时董卓迁献帝于西京，洛阳焚烧，故言之沈痛若此，黍离、麦秀之感，恻然伤怀。其后为汉帝发丧悲哭，其志可哀+其人深可敬矣。”评杂诗“高台多悲风，朝阳照北林”云：“忠君爱国，恻恻动人。读此方知诗教之重。”评赠丁翼“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云：“贫贱之交不可忘，出之王公贵人，尤为难得。爱士悯农，自从肺腑流出，有贤如此，可敬可佩。丁敬礼（按即丁翼）谓临茁侯仁孝之性发于自然，信不虚也。”评仰曾丁翼王粲“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

9、一语，云：“皇佐二字指太祖，一佐字恪守臣节，大义凛然。七启称太祖为圣宰，亦与皇佐意同。”这些例子，都明显可以见出丁晏评文与评人的密切关系。 毫无疑问，丁晏最注重发扬的是曹植的忠孝大节。他在卷四开篇部分说：“陈思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钟记室（按即钟嵘）以周、孔譬之，可云知言。”他的东阿怀古诗则说：“不忠之父子不孝，天以逆子彰父报。不忠之父子若忠，天以贤子显父凶。新莽有女不附篡，孟德有子不忘汉。天遣血嗣全孤忠，自发奸邪一家判。异时典午受魏禅，宗室纯臣泪如霰。人心忠义果不死，万古纲常存一线。邺宫草没铜台荒，千秋遗恨东阿王。”由此诗可以看出丁晏评析曹植诗文的主旨。所以诠评吴棠序说：“诗自

10、汉魏以来，卓然大家，卜追骚、雅，为古今诗人之冠，陈思王其首出也。隋、唐志集皆著录，久佚不传。其传者皆掇拾丛残，廑存其略。明张溥集本讹脱颇夥。自来未有注家，亦无善本。山阳丁俭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学，撰诠评十卷，于是思王集始可读矣。后之读思工集者，得此为先路之导，如出隘巷而适康庄，胜于旧刻多多矣。片之称陈思王者，大抵目为才人。陈寿称其文才富艳，鱼豢称其华采思若有神。惟先生此书发明忠孝大节，独具精鉴，度越前贤，匪独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丁晏关注曹植诗文、人品中的忠孝大古，或者失于陈腐，但并没有违背知人论世的宗旨，对把握曹植和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助益。 考释、评析占籍的著作常常失于浩繁枝蔓，丁

11、晏诠评则简严、精切，是研读曹植著作的重要参考书。惜乎此书于民国二十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似乎还没有符合当代普通读者阅读习惯的整理本，对初学者颇有不便。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此书以金陵书局本曹集诠评作底本。鉴于丁氏未见宋本，赵幼文先生即以瞿氏藏宋本汇聚各本，参伍勘正，又取宋、明刊刻的类书覆校，再取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全三国诗覆对；若发现错误，也不径改原文，只附校语于下；若宋刊已经讹误，类书未录，而且前人校订未及，则依清儒校勘通例以发疑正误。赵先生还把曹植大部分作品归拢到建安、黄初、太和三个时期。所有这些，都可补曹集诠评之不足。第十四章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 第一节

12、 陶渊明及其诗歌创作 东晋至南朝宋年间的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白号五柳先生。他死后，朋友们给他一个谥号“靖节先生”，由于他曾经任过彭泽县令，所以后人又叫他“陶彭泽”。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经任晋朝的大司马，但是祖父和父亲的官职已经越来越低，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有远大的政治抱负，29岁那年曾经做过江州祭酒，但是没有多久就辞职了。后来他又担任过几任幕府里的幕僚，最后改任彭泽县令，又只在任八十多天就辞官归隐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一直隐居在乡里，耕田自足，直到老死。他既有儒家心怀天下

13、的精神，重视坚守自身道德节操，又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天真。虽然他的生活非常贫苦，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依靠乞讨来过日子，但是他却依然安贫乐道，并不后悔，正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所表达的那样：“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之士。他的这种精神，给了后世许多贫穷的、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精神力量。 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在他的诗歌中，以田园诗最为重要。他是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除诗歌外，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五柳先生传是一篇简短的自传，归去来辞写他离开仕途，归隐田园，回归自然的喜悦心情，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桃花源记则描写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

14、削、人人靠劳动而自给自足的真淳、宁静的理想社会。这二篇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在重视华美辞采的南北朝时代，陶渊明的诗风被目为“质直”，并不被人们特别看重。钟嵘诗品仅仅将他列为中品，而将写山水诗的谢灵运列入上品。萧统编的文选对他的诗文收录也不多。直到唐代，开始摒弃六朝浮华文风，推崇自然朴素之美，陶渊明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从那以来，陶渊明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对他的文学创作及志行品节的学习与研究，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并不甚广。在他死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把他的作品作了收集和整理，编成陶渊明集。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

15、故更加搜求，粗为区臼。”其后有北齐阳休之十卷本。这个本子后来经过许多变化，逐渐与原貌有了不同。从北宋开始，陶渊明集有了刻本。比较重要的，是宋仁宗年间宋庠十卷本和宋英宗治平年间僧思悦的十卷本。这两个本子今天都看不见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几种南宋的本子，它们互相之间又都有些不同。 陶渊明集的注本也有不少。比较早的有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四卷。这个本子主要只注诗，文则只有附在后面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他的这个注本非常简略，不注重字义训诂，只注重阐发陶渊明在诗歌中寄托的对晋宋之际时世变化的感怀。由于汤汉过于强调陶诗的这种寄托，把这一点到处套用，所以也就难免穿凿附会。汤

16、汉的注本，其南宋原刻本今天还有，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个本子在清代还多次被重刻。 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关于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许多疑问。有很多学者认为，李公焕并不是作者，而只是把宋人的笺注辑录到一起了而已。这个本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集录了宋代各家的评论，而很少有自己的见解，也很少有对字词的解释。书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如苏轼、黄庭坚、李格非、朱熹、杨万里、韩子苍等人对陶渊明作品的许多评语，都靠它保存了下来。这本书在后世版本很多，最好的是四部丛刊影印本。 在李公焕本问世后，又出现了几十种注本，其中保存到今的有十几种，如明代何孟春陶渊明集注十卷、黄文焕陶诗析义四卷、清代邱嘉穗东LLJ草堂陶

17、集笺注五卷、张子烈评注陶渊明诗集六卷、蒋薰评阅陶渊明集四卷、吴瞻泰陶诗汇注四卷、马璞陶诗本义四卷、温汝能陶诗汇评四卷等。这些注本虽然也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整体水平还是不太高。真正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的，是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注。第二节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特色 清代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十卷，现在人们一般称之为靖节先生集注。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是嘉、道年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靖节先生集注用李公焕本为底本，另外搜集了许多资料作为附录。比如卷首除了目录和例言外，还附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诸本叙录、象磺、陶渊明墓山图、颜延之诔、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南史?

18、陶潜传、莲社高贤传及其他各种关于陶渊明的逸事的资料二十三则。卷末还有李公焕、何孟春、毛晋、吴瞻泰及其他数家的评陶汇集；又把吴仁杰、王质两家的陶渊明年谱，逐年排比，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进行考辨，为“年谱考异”。另外，陶澍在正集的十卷内各篇诗文之后，还附录了前人对该篇作品的评价和考证。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他生前并没有刊行。在他死后的次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他的女婿周诒朴在南京将之刊行。 后来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都影印了这个版本。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戚焕埙校勘的排印本，线装两册，但是这个本子今天已经很难找了。 从上面对体例的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陶澍靖节先

19、生集注在资料的收集上是很下功夫的。除了上面说到的各种附录外，他在具体每一篇作品的注中，也是先列各家成说，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按语，裁夺是非，有的时候也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也正符合“集注”的体例。就整体风格来说，这部书要言不烦，简练精致。虽然篇幅并不大，但是内容却很丰富扎实。陶澍自己在例言中说： 诗无达诂，古今善说诗者，无过孟子，小弁、凯风、北风、云汉，不过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废纸墨而已。 陶澍所欣赏的解诗方法，是像孟子那样言简意赅的方法。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的集注，往往在不长的篇幅中表现出了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识。如归园田居之一的头几句

20、“少无适俗韵，性本爱邱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陶澍的集注如下： 何注：刘履曰：“三”当作“瑜”，或在“十”字下。按靖节年谱，太元十八年起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正合饮酒诗“投未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泽退归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误矣。澍按：吴仁杰以此诗为义熙二年彭泽归后所作，自初仕为州祭酒至去彭泽而归才岁星一周，不应云“三十年”，当作“一去十三年”，刘说所本也。又按“三”当作“已”，不作“瑜”。“三豕渡河”，“已”之误“三”，旧矣。 何孟春的注本中引用了刘履的话，认为“一去三十年”应该是“一去腧十年”，或者“一去十三年”。陶澍在按语中指出了两点：第一，刘履的观点来自吴仁

21、杰，并非其首创。第二，陶澍自己并不同意吴仁杰、刘履的意见。他认为“三当作已”，诗句应该是“一去已十年”。他还举了古书中著名的讹误例子“己亥渡河”讹为“三豕渡河”，指出既然“己”讹为“三”，古已有之，那么“已”、“己”形近，“已”讹为“三”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对于争论已久的“一去三十年”的公案，陶澍结合对诗意的理解，运用校勘学的知识，给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陶澍的集注，兼顾评、注两方面，而且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上面一个例子是关于“注”的，现在来看一个“评”的例子。在咏三良一诗后，陶澍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曹子建咏三良曰：“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

22、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愿葬骊山之足者也。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忘攸希。”此悼张讳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雠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诗意何啻千里! 陶澍在这段话中，表明了自己对咏三良一诗主旨的意见，认为它是有寄托的，是陶渊明借写三良来悼念忠义之士张伟的。这一点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或许还可以讨论，但是陶澍的意见，起码是足以备为一说的。除此之外，陶澍更总结了一条规律：“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是一个很通脱的观点，比许多泥古不化的评论家要高明许多。 综上所述，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优点很多。当然，它也有一些失误之处，如

23、有的注解不准确，年谱考异也还有疏漏的地方。但是，在清代以前的所有注本中，它是最出色的一本。要读陶渊明集的古注，我们首先推荐这一部。第十五章 倪璠庾子山集注 第一节 庾信的文学创作 庾信（52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他本来是南朝梁的臣子。他的父亲庾肩吾是梁朝著名诗人，“辞采甚美”（南史本传）。庾信少年成名，与当时的另一位诗人徐陵齐名。他们都很受梁朝皇室的器重，文风也很相似，都是绮丽艳美。 554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不料不久西魏军队就攻陷江陵，杀死了梁元帝，梁朝灭亡。庾信也就被迫留在北方。他又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后人又叫他“庾开府”。 庾信的由

24、南人北，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虽然北朝统治者非常爱惜他的才华，给他高官厚禄，但是他的内心却发生了极大变化。他眼见梁朝灭亡，百姓罹难，自己又屈身出仕北朝，心中非常悲苦和屈辱。这导致了他的文风的大改变。他作品的风格，由前期的绮艳流丽变为劲健苍凉；其主要内容也由前期的奉和应制、吟花弄月、美人艳情；转而变为身世之感、亡国之痛、乡关之思。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 他的文学创作，融合了南方齐梁文学辞采、声律、对偶等方面的优长和北方文学浑厚刚劲的风格，并有自己的创新。唐代大诗人杜甫非常推崇庾信的艺术成就。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赞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写道：“庾信

25、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沈德潜在古诗源例言中也说：“北朝词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徐、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乎其后。”可见庾信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与他齐名的徐陵，这是为后人所公认的。庾信高超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和总结者，并为唐代诗风的新变起到了开启的作用。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三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清代刘熙载艺

26、概?诗概：“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总之，庾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节 从宇文迪到倪璠 现在我们来看看庾信文集的编集情况。 北周滕王宇文迪于北周大象元年（579）曾经编定过一部二十卷的庾信集，当时庾信六十七岁。宇文迪在为该集作的序中说到，庾信在梁朝的时候曾经有过两个集子，但是都毁于战火，所以宇文迪编的二十卷文集，收录的都是庾信在北朝魏、周的作品。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本子，是明代人重辑的，已经更加不完整了。明代人辑录庾信诗，多是从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中抄来，而且有一些舛误之处。其中有几种只是诗集，不包括文。因

27、而以下两种诗文合集就很可宝贵了，它们就是万历年间屠隆评点的徐庾合集本庾子山集十六卷，和天启元年（1621）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六卷。这两个本子内容大体相同，只有细微差异。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本子还是明代人辑录的十六卷本。 清代有两个人为庾集作注。康熙年间，吴江人吴兆宜作庾开府全集笺注十卷。但是这个本子比较简略，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没有出注，另外错漏之处也不少。比较好的注本是倪璠的庾子山集注。这个本子出来后，吴兆宜的注本就渐渐不流行了。 倪璠字鲁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他的庾子山集注用屠隆本为底本，其篇目大致与屠隆本相同。其中的区别是，屠隆本有一首从军行

28、，归人乐府类，而倪瑶注本作同卢记室参军，归人诗类；各卷之间的分合也有一些不同，如屠隆本的赋十五篇为一卷，而倪本则分为两卷。 倪璠的庾子山集注初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钱塘崇岫堂刻本。后来又有道光十九年（1839）同文堂刻本和光绪二十年（1894）的儒雅堂刻本。后来的四部备要就是用崇岫堂刻本加以校勘而排印的。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逸民校点的庾子山集注，也是以康熙二十六年崇岫堂的原刊本为底本，参校诸本而成。书前有简明扼要的“校点说明”，其中指出了对原本最大的变动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原书十六卷后面的总释部分，今分别附于各篇之末，保留总释的序跋，以存旧本原貌。”在书的末尾，还附有校点者许逸民新辑的逸文十几条。这是庾子山集注迄今校对最精审的版本，也是现在最容易找到的本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第三节 庾子山集注的成就 倪璠于庾子山集注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