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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08年《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致命的问题是总谱的主要撰写者存在严重的人格扭曲----有耻其先之贱旁搜显人而尊之。

任意揉捏祖先,旁搜显人而尊之

《铁改余氏重庆总谱》和2008年《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的主要撰写者之中有两位分别系丰都沙滩场绣球湾余尚河20、22世裔孙。

根据康熙二年(1663年)余尚河十世裔孙余定业撰《金铁易余家谱》记载,余尚河为入川一世祖,原名铁红,元末甲申岁(1344年)率子孙来忠州丰邑县沙滩场凉山墩东侧建锈球湾庄院。

卒于洪武五年(1372年)。

逝后朱元璋亲书墓联:

三代铁弓手,五世必其昌,侍郎高风。

康熙二年余尚河十世裔孙余定业《金铁易余家谱》(整页图)

族谱记载很清楚,余尚河是“进士入朝缔绣球,兵部侍郎居魁首,”他原名铁红,虽不在九子一女之列,但也是铁改余,是入川始祖,是众多铁改余大潮中的一支。

从他子、孙的名:

蒙、漠,家北、家遥、家远、家离、家冀判断,余尚河可能来自遥远北方的冀州,祖居蒙漠,可能是蒙古人,但明显不是红巾起义和元朝灭亡后入西涯的九子一女。

因为在红巾起义和元朝灭亡之前的1344年他已经入川,而且还携有子、孙,说明余尚河至少出生在1300年前后,年龄比公认的九子一女的年龄都大。

这段家史也很荣耀,因为余尚河毕竟是兵部侍郎,逝后还受朱元璋的褒奖。

余尚河虽不是九子一女之一,没有蒙古皇室后裔的光环,但也是一代英豪。

他率子孙来忠州丰邑县沙滩场凉山墩东侧建锈球湾庄院;

他“进士入朝缔锈球,兵部侍郎居魁首,国朽否泰红巾乱,金铁易余盛千秋。

”朱元璋为表彰他的功绩,亲书墓联:

“三代铁弓手,五世必其昌,侍郎高风。

”后代应以为荣。

但《铁改余氏重庆总谱》和2008年《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的主要撰写者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如果忠实的按老谱记载,余尚河就不可能是九子一女。

就没有九子一女是蒙古皇室后裔荣耀,因此要“旁搜显人而尊之。

”于是,他们在续修西南地区和重庆总谱过程中,假造自己九子一女蒙古皇室后裔身分。

先“搜显人”秀四,不行,又“搜显人”庚六。

庚六公公认的是余德成,也不行,又让尚河祖给庚六当儿子,也巴不上,只好让尚河祖的儿子给庚六公之孙余福(因有谱载子失传)当儿子,这样尚河祖不但变成了庚六公的孙子,连自己的名字也从族谱上消失了。

最先,他们将余尚河假造成秀四公,这是当年《总谱》主要撰写者编造余尚河为秀四公的材料。

余尚河为秀四公

由于族人反对,《总谱》主要撰写者又编造余尚河为庚六公、庚六公之子。

以下为当年余子栋编造余尚河为庚六公、庚六公之子的材料。

开始余尚河为庚六公

梢后余尚河屈居为庚六公之后

再后余尚河屈居为庚六之孙

《总谱》中余尚河被除名,余尚河之子余蒙为庚六公曾孙,余尚河实际屈居为庚六公之孙。

2014年版重庆总谱同2008全国总谱

这种视家史为泥团,任意揉捏的作法,是对祖先的亵渎,对族人的大不敬,不客气的说,就是数典忘祖,思想上是典型功利实用主义。

知祖不认祖,旁搜显人而尊之

铁改余姓总谱》的另一主要撰写者为余灏公的后裔。

巴南等地余氏因入川自灏祖始,故称余灏为始祖。

余灏大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敕命四川古渝州提督,遗传四房于巴、津、内江三邑,墓在内江史家街。

综合《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登科录》和汪维真《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中进士时余灏的生平事迹如下:

余灏,字泰熙,1369年十二月初二日生,兄弟排行(或堂兄弟大排行)第五。

曾祖父:

靖,祖父:

元喜,父亲:

宗成(建文二年时已故),母黄氏,娶妻杨氏,弟:

漠。

藉贯,福建福州府闽县,军藉。

由监生任山西岳阳县典史。

洪武二十六年中闽县乡试,后入国子监读书,因“违官程”肄业由监生任山西岳阳县典史。

在任典史期间,又于洪武三十二年(建文一年1339年)中山西乡试第28名,洪武三十三年(建文二年1400年)以《春秋》经中进士(会试第83名),时年31岁。

以下是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余灏建文二年中进士的档案。

根据建文二年进士录记载,余灏的曾祖父余靖出生至少在1300年左右,明显不是蒙古皇室后裔的九子一女,但余灏确是一代英豪,是后人引以为荣的。

作为《铁改余氏重庆总谱》和2008年《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主要撰写者余灏公的后裔,过去未看见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余灏挡案,找错先祖,情有可原。

但在人们找到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余灏挡案,余灏曾祖父、祖父、父亲都非常明确的情况下,还坚持余灏是余清、余君选之后。

这里潜在的意识还是:

余灏如果不是蒙古皇室后裔就不荣耀,必须“旁搜显人而尊之”。

因此,在《铁改余氏重庆总谱》中仍然将余灏的父亲余宗成记成余君选,祖父余元喜记成秀一公余清,把曾祖父余靖一笔勾消。

为了玄耀自己是蒙古皇室后裔,不惜丢掉自己的祖先。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不怀疑余灏祖后裔中也有铁改余氏的人文情怀。

但不能因文化认同而辱没自己的先祖。

上图2014重庆总谱。

坚守基本人格,尊重自己的真祖先

以上就是几位2008年《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的主要撰写者对待家史的态度,他们总的特点,都是嫌他们的先祖地位不够荣耀,要旁搜显人而尊之,不是亲的也行,家史可以任意揉捏。

他们可以任意揉捏自己的家史,任意揉捏整个西南地区铁改余氏的历史更不在话下,因为他们是《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的主要撰写者。

整个《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就是在他们这种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他们的做法一般没有深入研究的族人不知道,而且还受有家史虚荣心的族人的欢迎。

但这是在亵渎我们的真祖先啊!

我们的族人应该觉悟,撰写宗谱,就是要追根溯源,牢记自己先祖的恩德,传承先祖的优良家风和光荣传统,激励后人。

其他族人的优秀人物和优良家风我们也要学,但这和尊重自己的祖先不是一回事。

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们的人格应该高于动物的德性。

我们要健全自己的人格,丢掉虚荣心,建立自信心,提高鉴别功利实用主义的能力,寻找和祭奠我们自己的真祖先,自己的家谱中有根有据先祖追索到哪里,我们就承认和祭奠到哪里,没有根据的传说不能当事实,更不能丧失人格地胡编乱造。

作史者,德、才、学、识缺一不可,作谱亦然。

读《铁改余氏重庆总谱》

之二:

撰谱者应懂得和遵守基本的修谱规则

之一讨论了撰谱者应具备的道德修养。

“德者何?

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夫秽书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

”心术正,敢“持唐兢公春秋直笔之义”;

心术不正,一切皆歪。

(清·

章学诚《为张考甫司与撰大名县志序》)

这里讨论的撰谱者应具备的“才”,主要指撰谱者要熟悉谱牒编纂的体例、章法,以及在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应遵循的一些基本规则。

这是修好宗谱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虽然2008年《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的主要撰写者们修谱多年,但他们对姓氏图腾的认识、引用史料的态度、姓氏一世祖的确定、古代谱例和家规的解释、用大规模与铁改余无关的“拉大旗”式内容纳入总谱等都不敢苟同,现择其要,予之商榷。

认由余图腾为本宗图腾,血统混淆

翻开《铁改余氏重庆总谱》,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余氏图腾”。

图腾是原始时代人们的保护神。

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是本氏族的徽号或象征。

图腾崇拜的意义在于它所体现的血缘关系,在于确认氏族成员在血缘上的统一性。

据《中国100个大姓图腾》记载:

“余姓图腾,是以司天俞得族称。

余由坛台和个俞、相风鸠鸟组成。

在瑶台(灵台)上设立的天齐(天俞、天余)中天表木称余,又作‘俞’、‘榆’、‘个’、‘亭’、‘舎’、‘危屋’、‘华盖’等。

以此为图腾的余,祭风之族。

始祖:

由余。

”也就是说,以司天俞为徽号的,是由余的图腾,它象征由余后代在血缘上的统一性。

由余图腾

由余之“余”与铁改余之“余”虽然同为一个字,但它们不是同宗,没有血缘上的统一性。

因此,由余的图腾不能套用为铁改余的图腾。

如果套用,就意味着承认铁改余与由余是同宗,有在血缘上的统一性,由余是铁改余的始祖,就意味着承认铁改余的始祖是由余。

铁改余图腾载《铁改余氏重庆总谱》扉页

但《铁改余氏重庆总谱》的主要撰写者们不懂得姓氏图腾的基本含义,一方面认为自己是蒙古族皇室后裔,与由余没有血缘上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又要用象征由余后代在血缘上统一性的图腾来做铁改余的徽号,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向我们表达什么意思。

余大量认为由余是铁改余的始祖。

我们不知道《铁改余氏重庆总谱》的主要撰写者们是否也持这种观点?

伪造余子俊撰《青神余氏家谱》,谱德不容

求实存真,秉笔直书,刚正不阿,不徇私情,不屈从权贵,不主观武断,是修史作谱者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也是修史作谱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离开求实存真,史、谱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和价值。

在《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中,这一根本原则被严重践踏,随意剪裁历史资料,窃盗余子俊之名以欺世,是两部总谱在处理关键历史问题时的基本做法。

伪造余子俊撰《青神余氏家谱》序

《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在叙述“蒙古族铁改余姓祖源”时说:

“据明朝成化年间进士、兵部尚书余子俊撰写的《余氏族谱》叙记载:

‘如我余姓之祖,大元为先,本胡地蒙古郡人也。

与女真国为邻,居北方。

至十世,其势越大,孙曰铁木真者,有大志,并吞诸部……入华夏而起溯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焉。

”(见该书第32页)

《铁改余氏重庆总谱》在叙述“铁改余姓祖源”时说:

“‘我铁改余氏,蒙古部下起宗籍,始祖姓奇渥温。

其先尧时人,本胡地蒙古郡人也。

其远祖奇渥温名孛端察儿。

至十世,其势越大,孙名孛儿只斤铁木真者,有大志,并吞诸部,在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称帝于斡难河之源,号大元太祖皇帝(成吉思汗)。

’这是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486年)兵部尚书余子俊撰写的《青神余氏家谱》序。

证实了我铁改余源于蒙古族,是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后裔。

”(见该书第15页)

两部“总谱”的以上叙述完全是伪造!

首先,在已经发现并掌握的铁改余氏历史文献中,根本就没有1486年余子俊撰写的青神《余氏族谱》叙或《青神余氏家谱》序。

如果余子俊真为自己上只有三代下只有一代共十余人(活着的只有几人)的家族写过余氏家谱叙,但是也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已经散失。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肃敏祖谱叙”。

(见下图)

“肃敏祖谱叙”原文,载余一海等1934年撰青神《余氏族谱》卷二

从“肃敏祖谱叙”的内容、文字水平和思想境界来看,与余子俊的生平事迹有相符的地方,内容有可信之处。

但该谱叙已不是余子俊的原作,不能简单把“肃敏祖谱叙”称作1486年余子俊撰写的青神《余氏族谱》叙或《青神余氏家谱》序。

因为是余子俊去世后朝廷追谥的“肃敏公”,所以余子俊不可能自己写“肃敏祖谱叙”。

既然“肃敏祖谱叙”是在余子俊原作散失后,后人整理转述的,就免不了有后人的误抄或附加。

哪些是余子俊的原话,需要考证。

同时,在“肃敏祖谱叙”中并没有《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引用的“铁改余姓祖源”的原文。

“肃敏祖谱叙”中关于祖源的原话是;

“青神县余子俊,撰修族谱,以贻后世子孙,使知其姓氏之所从出耳。

余姓发源,与元朝太祖同为奇渥温后,名铁木健。

因先人坟中长茅出,改姓余。

”又说“皇孙铁木耳立,为成宗。

封其弟铁木健为南平王”。

还说,“我祖姓铁木讳健,原江西饶州府武国城第七渡渔杆坝生长人氏,封南平王。

”还说,“我祖元朝宰相家”。

从“肃敏祖谱叙”中,我们可以读出三个铁改余氏祖源族源的可能结论。

一是好象在说,我铁改余氏,本来就是“长茅余”。

因为“肃敏祖谱叙”中说“若我余姓,因先人坟上长茅出,易铁为余,”又借“癞僧”典故交代铁改余氏起源时说,“僧曰:

‘地在此也’。

及插草为记,谓祖曰:

‘此地葬后,当出九子,十进士,四太守、五尚书、一侍郎。

验后,坟中长出茅草可改姓为余’。

”这里的“癞僧”典故与“长茅余”祖源说上的“仙迹记”有相似之处。

但矛盾的是,长茅余本来就姓余,又何来铁改余呢?

二是好象在说,我铁改余氏,是元朝钦察人玉里伯牙吾氏家族的后裔。

因为“肃敏祖谱叙”中说,“我祖元朝宰相家”。

玉里伯牙吾氏家族的燕铁木儿是东路蒙古元帅、其弟撒敦、其子唐其势曾先后担任文宗、顺帝两朝的宰相,是元末最显赫的宰相世家。

但矛盾的是,燕铁木儿既不是成宗弟,也不是南平王。

三是好象在说,我铁改余氏,是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后裔,是皇族世家。

因为“肃敏祖谱叙”中说,成宗“封其弟铁木健为南平王”,且又记载了元朝世传、名位及年号。

但矛盾的是,成宗是真金第三子,没有弟。

同时,按朝制,宰相、尚书之类官职是下人干的,皇族不会担任,只有外姓人才担任;

又说九子一婿有太守,但元朝根本没有设太守之职。

余子俊是木健祖的第五代孙,离元朝灭亡不过百年,先后任明朝兵、户部尚书,太子太保,其父余祥为明朝户部郎中,是书香和官宦世家,但谱叙中却出现上述诸多有违历史常识的记载,令人费解。

在“肃敏祖谱叙”中包含的三个可能的祖源族源中,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或者三者都有真实性,我们不得而知。

这些都要求我们结合各种历史资料对“肃敏祖谱叙”中余子俊的真实思想进行认真的考证,正如余一海等人所说,“肃敏祖遗笔虽不敢改,但终未敢信。

”我们不能简单引用。

但《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主要撰写者们没有对“肃敏祖谱叙”中余子俊的真实思想进行认真考证,直接把“肃敏祖谱叙”说成“余子俊撰写的《青神余氏家谱》序。

”这既是欺祖又是盗祖之名欺世。

更要害的是,《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主要撰写者们还对“肃敏祖谱叙”进行随意剪裁篡改。

一是刻意回避“余姓发源,与元朝太祖同为奇渥温后,名铁木健。

因先人坟中长茅出,改姓余”的记载;

二是把“元朝世传、名位及年号”中的主语“大元”偷换成“如我余姓之祖”和“我铁改余氏”。

他们引用的“肃敏祖谱叙”中关于“元朝世传、名位及年号”的原话是:

“大元之先,本胡地蒙古郡人也。

与女贞国为邻,居北方,其远祖名奇渥温·

勃端义儿。

母阿兰,夜梦白光,自窗而入,化为神人。

谓曰:

“吾昌汝后”。

遂孕生勃端义儿,貌状奇异,沉默少言,及长,为蒙古部长。

子孙世袭其爵,至十世,其势愈大。

孙曰铁木真者,有大志,并吞诸部。

在宋临宗开喜元年,称帝于斡滩河之源,号大元太祖皇帝。

”他们偷换概念后,就把“肃敏祖谱叙”中关于“大元”的历史篡改成了“如我余姓”、“我铁改余氏”的家史,进而顺理成章的“证实了我铁改余源于蒙古族,是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后裔。

”这是《蒙古族皇室后裔·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主要撰写者们对“肃敏祖谱叙”的根本篡改。

这种篡改,很不地道,丧失了一个修谱者应有的谱德。

伪造余子俊撰《青神余氏家谱》卷三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主要撰写者们不但把“肃敏祖谱叙”剪裁伪造为余子俊撰《青神余氏家谱》序,而且还把余一海等人1934年撰写的青神《余氏族谱》四卷,都加工伪造成是余子俊撰写的。

他们在介绍青神谱卷三时说:

“余子俊的《青神余氏家谱》卷三,从元世系开始记载,至十世八里丹,生三子,第三子也速该(烈祖神皇帝)为十一世。

也速该生五子,其长子铁木真为十二世。

铁木真生六子,第三子谔尔德依(即太宗窝阔台)为十三世。

窝阔台生七子,其长子库裕克(即定宗贵由)为十四世。

贵由生三子,第三子禾忽大王为十五世。

禾忽大王娶潘氏生一子秃鲁(南平王)为十六世。

秃鲁又名铁木健,娶洪氏、张氏生余氏九祖一姑,洪氏生秀一、秀二、秀三、秀四;

张氏生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一女名金莲,适金,称为根十。

”(见该书15页),他们还列出了加工伪造的余子俊的《青神余氏家谱》卷三的元世系表。

(如图)

铁改余姓总谱》加工伪造的余子俊

《青神余氏家谱》卷三元世系表,载该书63、67页。

《铁改余氏重庆总谱》加工伪造的余子俊《青神余氏家谱》

卷三元世系表,载该书30、34页。

只要认真研究过铁改余历史文化资料的人都知道,直到今天,人们不但没有看到余子俊撰写的《青神余氏家谱》序,也没有看到余子俊撰写的《青神余氏家谱》卷三,我们看到的青神谱,只是余一海等人于1934年撰写的青神《余氏族谱》。

余一海等1934年撰写的青神《余氏族谱》

该谱卷一为余一海等的撰谱叙、南平王考释、四代(元、明、清、民国)纪年表、祠堂图、谱例等。

卷二为“历祖遗训录”,包括肃敏祖谱叙、谱叙诗,以及余承勋等余子俊的子、侄及后人关于家史的记载和其他诗文。

卷三为“世系表”,含余一海根据他们对南平王考释得出的结论而拟出的含有“秃鲁又名铁木健”的“元世系表”,和庚六公支系从1312年德成公到1934年余一海等的“余氏世系表。

”卷四为“祠墓讼案录”,即为恢复余子俊文化遗址而打官司的记录。

青神《余氏家谱》卷三的元世系表,是在余一海他们对南平王考释得出“秃鲁又名铁木健”的结论后拟出的(如图)

余一海等撰的“南平王考释”和根据考释撰写的元世系表。

分别载青神《余氏族谱》卷一、卷三

在“南平王考释”中,余一海等对“肃敏公族谱叙”中关于“成宗封其弟铁木健为南平王”的记载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考释,其对宗族的负责精神和对宗族史的探索精神,应该充分肯定。

但由于受经济社会和图书资料等条件限制,结论欠严谨,与“肃敏公族谱叙”的本意和《元史》记载不符。

余一海等人“南平王考释”后的结论,仅为一家之言,不能作为最后的历史定论。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青神《余氏族谱》卷三不是余子俊撰写的。

首先,“肃敏祖谱叙”中没有交代秃鲁又名铁木健,因此,余子俊不可能撰写出包含有“秃鲁又名铁木健”的元世系表。

如果余子俊已经讲明秃鲁又名铁木健,那么1934年余一海等人就不会说“元成宗封其弟铁木健为南平王,”“传之已久,均认为肃敏祖遗笔虽不敢改,终未敢信。

”就不会去进行“南平王考释”了。

其次,余子俊不可能撰写出包含有庚六公支系从1312年德成公到1934年余一海等的“余氏世系表。

”因为余子俊为庚六公四世孙,不可能把他之后的世系都写进去。

因此,整个青神《余氏族谱》卷三都是余一海等根据他们的考证,于1934年撰写的。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主要撰写者们不是持这种态度。

他们既要剽窃“南平王考释”的结论,又否认余一海等进行“南平王考释”的事实,明目张胆的把余一海等撰写的青神《余氏族谱》卷三,剽窃后加在余子俊名下,说成“余子俊的《青神余氏家谱》卷三,”并说元世系表是根据“明朝兵部尚书余子俊于一四八六年编修铁改余姓族谱翻印。

”目的是为了强化“秃鲁又名铁木健”的结论。

这是赤裸裸的剽窃和杜撰!

把“南平王考释”的结论,剽窃后强加在余子俊头上,这既是欺祖又是盗祖之名欺世。

撰写者担负着为宗族留青史的职责,这样做严重丧失了一个修谱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谱德。

本宗一世祖不从肇姓始祖起,姓氏混淆

按照中国古今修谱惯例,宗谱是本姓人的家史。

本姓人的一世祖均从肇姓始祖起。

宗族庞大、历史久远、分支较多的,也可以在肇姓始祖以后,把迁往某地的分支称为某地一世祖或始祖。

同时,宗谱也追述肇姓始祖以远的先祖。

我国的宗谱大多追述到炎黄二帝,认为自己是炎黄的子孙。

但实际上中华民族不可能都是炎黄二帝的子孙。

炎黄只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认同炎黄二帝实际上是认同中华文化。

因此,中国古今的宗谱都没有把肇姓始祖以远的多姓人的共祖称为本宗的一世祖。

我们目前所收集和掌握的铁改余氏老谱,一世祖也是从肇姓始祖“秀”“庚”、或铁改余氏共祖铁木健开始的。

四川青神《余氏族谱》载铁改余一世祖贵州金沙《余氏族谱》载铁改余一世祖

铁改余姓总谱》和《铁改余氏重庆总谱》主要撰写者们把铁改余氏的一世祖直接推移到肇姓始祖之上的元朝太祖。

这样做,一不合中国古今修谱惯例,二不合铁改余氏修谱惯例,三更没有可靠的事实根据。

直到今天,铁木健究竟是谁,他是谁之后,也还是个迷。

我们不怀疑,铁改余氏中有蒙古族皇室后裔,因为“肃敏祖谱叙”记载的祖源族源可以解读出三个,其中就包括蒙古族皇室后裔。

但是我们也没有充分的根据说,“肃敏祖谱叙”中记载的其他两个祖源族源是错误的。

因为从我们已经收集到的西南地区众多铁改余氏家谱和有关历史资料来看,“肃敏祖谱叙”记载的三个祖源族源,都有一定根据。

铁改余氏祖源族源究竟是谁,要从众多不断代的铁改余氏家谱中去寻找。

只要断代,上溯的祖源就不确定。

目前还没有找到经得起质疑的不断代,直接追溯到蒙古族皇室的铁改余氏家谱和历史资料。

各支系的祖源族源究竟是谁,要从自己支系不断代的家谱中去寻找,不能用其他支系家谱来代替。

跳过很多中间环节,与其他支系家谱对接,包含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结论不可靠。

西南地区不少铁改余氏家谱中都有铁木健为蒙古皇室后裔的记载,但大多为传说,没有不断代的世系可证。

不但如此,这些传说大多来源于成谱年代较早的几本明代谱书的记载,要么貌似青神谱中的“肃敏祖谱叙”;

要么是余之纲、余之纪、余泰撰写的《余氏族谱》;

要么是余大量撰写的的《余氏世源》。

这些资料对祖源族源的记载本身也是不统一不确定的。

要让这些关于祖源族源的记载统一和确定下来,必须下一番非常大的功夫去研究,不能主观武断地乱确定乱统一。

我们的态度是:

各自族谱不断代的世系记载到哪里,我们的真祖先就认到哪里。

但不管祖源族源结论如何,凡是族谱中记载了铁改余传说的,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感情,视为族胞,一视同仁,加强铁改余氏族人的大团结。

再论把元朝太祖立为本宗一世祖的问题,假想我们退一步,承认1934年余一海等考证是正确的,铁木健是秃鲁,是元朝太祖的五世孙。

但由于元朝太祖之后已经分为孛、包、宝、鲍、奇等多个姓氏,由于改姓而另立宗支的铁改余氏也不能把元朝太祖立为本宗一世祖。

把元朝太祖立为本宗一世祖,是否意味着要把铁改余氏改回到元朝太祖的姓氏去?

那么,铁改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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