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名篇详注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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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佾》中的一句话“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中提出的“尽善尽美”。
就是说要求文艺作品“尽善尽美”,是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
孔子为什么说《韶》是“尽美矣,又尽善也”呢?
历代经学家中有一种解释,因为《韶》乐是舜乐,舜有圣德,是受禅让(不用武力)而得天下,故“尽善尽美”;
《武》乐是周武王乐,武王是以武力征伐取天下,孔子反对用武,故认为《武》乐“尽善”而不“尽美”。
但到底什么样才叫“尽善尽美”呢?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还说过的另一句话,就是《论语·
为政》篇的“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思无邪”从艺术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
”从音乐上讲,中和是一种中正平和的乐曲,也即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
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要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总之,“尽善尽美”是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
怎样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呢?
也就是要做到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即要求文学艺术作品有“中和”之美!
四.《庄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重要贡献。
(“虚静”说、“物化”说、“得意忘言”说)
(一)为了进入创作状态,对于创作主体,《庄子》提出了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
“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
《庄子·
大宗师》说: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庄子的“坐忘”就是“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
“虚静”的认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上的重要特点,即注重内心的体察领悟,不注重思辨型的理论探索。
它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体心灵的超功利特点。
《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二)对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庄子》提出了“物化”说。
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
庄子认为“虚静”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
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
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
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
什么是“物化”呢?
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
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
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三)从创作方法角度而言,《庄子》提出了“得意忘言”说。
“得意忘言”是庄子对言义(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
外物》篇说: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
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
他说:
“语之所贵者,意也。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天道》)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
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
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
两汉文论辅导
两汉文论文论的重要之处是司马迁的文艺理论批评。
司马迁提出了“怨”与直谏精神、“发愤著书”说和“直录”的原则。
另外,《毛诗序》对文学理论批评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理论。
关于两汉文论,我们今天重点讲司马迁的文论,也涉及到《毛诗序》的一些文学理论批评观点。
两汉文论我们讲下面几个问题。
一.结合《史记》的内容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一文中说:
“西伯幽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髌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总结出了“发愤著书”说。
我们可以看出: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就是说作家由于身处险恶的环境之中,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往往发愤著述,以发泄心中的愤懑,寄托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司马迁的《史记》的许多传记记载了一些历史人物,由于政治环境和其他环境的艰险困厄,其理想抱负不能实现,就常常以著书来寄托理想和信念。
特别时《屈原列传》,写屈原由于受奸佞小人的迫害和昏乱君王的放逐,满腔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只能在其《离骚》和其他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苦闷,抒发自己的愤懑,最后自沉汨罗而死。
这是“发愤著书”的一个典型代表。
至于司马迁本人,也由于受到汉武帝的迫害,屈辱愤懑之情无以发泄,只能忍辱含垢,最后发愤写成《史记》,表彰正义,鞭挞黑暗,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感情。
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发愤著书”说的最好实践。
二、司马迁的“实录”及其与文学的真实性的异同。
“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
司马迁传赞》中说:
《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根据班固的话,所谓“实录”就是以直接明白的言辞,记述事实的本来面目,既不虚假的美化,也不隐讳丑恶。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以真实的笔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既“不虚美”,也“不隐恶”。
但司马迁的“实录”必须以写真人真事为原则,只能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选择事件、组织材料、裁减史实、安排情节,不能虚构人物和事件;
文学的真实性则是通过艺术形象从本质上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它不同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可以在不违反本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夸张、想象等艺术手法虚构人物和事件情节,构思文学作品。
本学期我们将要学习到的清代文论家金圣叹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正是道出了《史记》的“实录”和《水浒传》的文学创作的不同之处。
三.司马迁文学理论批评观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意义和影响。
司马迁文艺理论批评观对后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司马迁评价屈原时肯定了他的“怨”和直谏的精神,他说: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这种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情绪和对统治者的“直谏”精神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后世的现实主义作家正是秉承这种精神,形成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传统。
(二)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一文中总结出了“发愤著书”说。
对后代受迫害的进步作家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文学创作是有力的鼓舞和激励。
同时,唐代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说、宋代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是受到过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三)东汉班固在《汉书·
司马迁传赞》里对司马迁和《史记》有很多批评,但也肯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在司马迁的《史记》确实体现了“实录”的创作原则,例如他对当朝开国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既写了他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和他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眼光,也写出了他虚伪、狡诈、凶残的流氓无赖嘴脸。
对当时的“今上”汉武帝刘彻,既表彰他打击匈奴、保卫国家的伟大功绩,也写了他加重税敛、穷兵黩武、任用酷吏的凶残和求仙访道、笃信方士的荒唐可笑。
他的“实录”精神不仅影响了我国古代史学著作公正不阿的写作传统,也对后世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坚持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创作精神有极大影响,杜甫的诗歌被成为“诗史”就是一例。
总之,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四.简述《毛诗大序》的“情志统一”说。
“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大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大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
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
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
《毛诗大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
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
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五.《毛诗大序》的诗“六义”说。
《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
“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据教材的注释说:
“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
”“赋,用作动词,指铺叙直说。
”“比,比喻。
”“兴,起的意思。
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
”“雅是正的意思。
”“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
”《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
也就是说,它对风、雅的解释符合现代文艺理论中以个别表现一般的观点。
后来的经学家关于“诗六义”有诸多的烦琐的阐释和发挥,但都与我们的文学课和文论课没有什么关系,这里不必赘述。
第三部分:
魏晋南北朝文论
曹丕《典论·
论文》
学习提示:
《典论·
论文》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著。
应该格外值得我们在学习中重视。
首先是应该读懂原文,体会其文学理论批评的内涵,然后注意掌握以下几点:
一、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的性质特点之关系;
文体论的四科八体说;
二、“文以气为主”说;
三、对文章的价值的高度评价;
四、反对好古贱今;
五、《典论·
论文》的影响。
一、《典论·
论文》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的性质特点之关系。
曹丕认为作家才能各有所偏,通才全才鲜有所见。
各种文体各有不同的特点,各人往往只擅长某一种文体,很难做到各种文体都能写得很好,即所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在分析作家才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说: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体裁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有不同,这当是最早提出的对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标志着文体分类及特征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特别是“诗赋欲丽”,说明他已看到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特征,对抒情文学的发展,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
二、《典论·
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可以看出,这里的“气”,是由作家的不同个性所形成的,指的是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
“文以气为主”就是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
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吸能为他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
三、曹丕肯定文章有崇高的价值,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
四、曹丕反对好古贱今,批评当时“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不良倾向,以及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主张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批评风尚。
五、《典论·
论文》的影响:
论文》首先提出了作家才能与风格关系的理论和四科八种的文体风格论,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风格论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其“文以气为主”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中文气说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的文章具有崇高价值的说法是对文章价值观的突破,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重大影响,常常成为后世创作者和理论批评者所标榜的一个原则。
总之,《典论·
论文》确是一篇在文艺思想发展和文学理批评方面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纲领性文件。
陆机《文赋》
陆机的《文赋》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名作。
它着重探讨了文学的内部规律,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
《文赋》是用骈赋形式写成的,对于现在的读者有较大的阅读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在注释的帮助下认真阅读原文,不仅要从字词句上读懂,更要体会理解它在文学理论批评上的内涵。
请注意掌握:
一、文学创作的构思;
二、各类文体的特征及其艺术风格;
三、创作过程的具体表现技巧;
四、文学作品艺术美的标准;
五、《文赋》的影响。
一、《文赋》的中心是论述以构思为主的创作过程:
1.构思前的准备:
着重强调了玄览、虚静的精神状态和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两方面的内容。
《文赋》开篇就说: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
”“玄览”与虚静意思相同,即是排除纷忧,全神贯注地进入创作状态,而“典故”就是指积累丰富的学养,这样构思活动才能顺利展开。
2.构思活动的情状:
《文赋》生动地描绘了构思活动的情状;
首先要进行丰富的想象活动,想象活动超越时空,无限丰富的广阔,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情与物在想象过程中的结合,是艺术构思的必然结果。
当艺术意象在作家的思维过程中形成以后,就要用语言文字作为物质手段,使它具体地呈现出来。
为了寻找最精彩的、最能充分表现在构思中形成的艺术意象的语言文字,就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上天下地去寻找。
并且,这语言文字还要具有独创性。
3.灵感在构思中的作用:
陆机认识到灵感的作用,认为灵感非人力所能左右,而应顺乎自然。
这对刘勰“率直委和”说很有影响。
二、提出了各类文体的特征及其艺术风格。
《文赋》把文体分成十类,并具体概括了其风格特征,其中特别是“诗缘情而绮靡”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使诗从“止乎礼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又讲“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
“缘情”就是要诗歌注重感情的抒发,“体物”就是要注重事物形象的描绘。
“缘情、“体物”就是突出了诗赋等文学作品注重感情与形象的特质,说明陆机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了解又在前人基础上大大深入了一步。
三、分析了创作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技巧。
1.结构与布局:
强调必须恰如其分地安排好意和辞,使之充分发挥作用。
结构应根据内容需要,采取不同形式。
2.意对文辞的主导作用;
以意(内容)为主干,文辞为枝条,实则即是主张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3.艺术技巧方面的几个重要原则:
这就是“其会意(具体构思)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
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对诗赋等文学作品,就是要有构思巧妙、词藻华美、抑扬顿挫的音乐节奏美。
4.具体写作方法:
定去留、立警策、戒雷同、济庸音等。
四、文学作品艺术美的五个标准:
应、和、悲、雅、艳。
其中的“悲”、“艳”就是要文学作品要充分体现鲜明的爱憎感情,能真正感动人。
这就是强调了文学作品应有很高的艺术美。
五、《文赋》的影响:
《文赋》对六朝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影响极大,《文心雕龙》可以说是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文赋》的文学理论;
挚虞、李充的文体论继承发展了《文赋》的文体论思想;
影响了沈约等人的声律论和萧统《文选》的文学观念。
刘勰《文心雕龙》选录
刘勰《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章学著作,它体大思精,具有完整的系统性和精深的理论性。
由于它是用当时流行的骈文形式写成,现代的读者阅读理解都有一点困难。
因此,学习时,首先要借助注释从文字上读懂,并且从理论上理解它的文学理论批评时深刻内涵和意义。
应掌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刘勰对文学本质的看法;
二、《文心雕龙》对艺术思维中想象问题的论述;
三、论述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
四、风骨论的内涵;
五、《文心雕龙》的影响。
一、对文学本质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原道》篇中。
刘勰认为文学的本质是:
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
他在《原道》篇说的文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含义。
广义的文即宇宙万物的表现形式,如日月山川动植品类,则是万物之文。
任何事物都有它一定的外在的表现形式,这便是广义的文;
而任何事物又都有它内在的本质和规律,这便是道。
道对不同事物,有不同表现形式,故而文也就千差万别。
文是道的一种外化。
那么,万物之灵的人,也有内在的道和外在的文。
“人文”就是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文章。
天地万物之道和广义的文,表现在人身上而为心和文(人文)。
心之文即是“人文”,即是指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文章,是狭义的文。
《原道》篇正是从广义的文和道关系来说明狭义的人文之本质,《原道》篇所说的“道”的内容,从广义的文所表现的道来说,是指宇宙万物内在的普遍自然规律,接近于老庄所说的哲理性的自然之道。
但从狭义的人文所体现的道来说,则是指具体的儒家社会政治之道。
二、《神思》篇重点论述了艺术思维中的想象问题,提出了“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创作观。
作者阐述了志气和辞令在想象活动中的作用,前者“统其关键”,后者管其枢机。
这实际上是想象活动的始与终,或曰动因和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认识到了艺术创作活动中思维与语言的非对应关系,即是认为思维中想象容易奇特,写成语言却往往大打折扣。
刘勰认为这是文学创作中的矛盾。
这里提出的言意问题,是全书创作论的纲。
三、《体性》篇论述了文学作品的体载和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
“体”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体裁形式,如诗、赋、赞、颂等不同体裁;
二是指文学作品的风格特点。
“性”是指作家的才能和个性。
文学作品的体与性之间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至于个性的形成,刘勰提出有四个方面的因素:
才、气、学、习。
才,指作家才能;
气,指作家的气质个性;
学和习指后天的,指作家的学识和习染。
刘勰实际上把后天的学和习放在先天的才和气之上。
这种认识比曹丕只强调先天作用大大前进了一步。
文学作品风格的多样化,正是因为作家个性各有不同。
反之,“文如其人”正是风格与人格的统一。
四、刘勰在《风骨》篇中提出他著名的风骨论。
“风骨”的内涵,说法纷纭,但仔细体会刘勰所论,风当是一种表现得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
而骨则当是一种精要劲健的语言表达。
从某种意义上看,风骨可以看作是文学作品的某种艺术风格,但不同于体现作家个性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风格,如典雅、远奥等,它具有普遍性,是文学创作中作家普遍追求的审美特征,也是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应具有的风貌。
五、《文心雕龙》的影响。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古代文论中最体大思精的一部,对后代有巨大影响,具体表现是:
1.《文心雕龙》的宏伟体制,虽然后继无人,但《史通》则被视为“心慕手追”于《文心》,只是刘知几的文采不及刘勰;
2.《文心雕龙》的创作构思论、文学风格论、批评论、鉴赏论观点之沾溉后人更是无法枚举,特别是风骨论更是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钟嵘《诗品》选录
《文心雕龙》是研究各类文体作品的文学理论批评名著,钟嵘《诗品》则是专就五言诗而说,更接近纯粹的文学批评。
在诗歌理论上,它揭示了一些根本性的规律;
在诗歌创作实践上,它品评了汉魏至齐梁122位诗人的五言诗,识见洞达,品评也大体妥帖。
学习钟嵘《诗品》应掌握以下几点:
一、诗歌的本质是表达人的感情;
二、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自然英旨”说、“直寻”说);
三、以怨愤为主要内容的风骨论;
四、钟嵘的“诗有三义”说;
五、钟嵘的“滋味”论;
六、钟嵘对历代五言诗人分为两个系统和三个等级的评价;
七、《诗品》的影响。
一、钟嵘在《诗品序》里认为诗歌的本质是表达人的感情的,他指出:
诗歌既是人的“性情摇荡”的产物,又可反作用于人的“性灵”,使之受陶冶感化。
性情之所以摇荡,是因为“物之感人”。
即是由于外界事物对诗人的感发触动。
“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社会人事两者,这就对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作了正确的解释,具有进步积极的社会内容,与我们现在认为的文学创造的源于生活的观点有相合之处。
在诗歌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的内容方面,《诗品序》还特别强调诗歌要抒发怨情,“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的一个进步传统。
二、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自然英旨”说。
“自然英旨”说主要包括下面的内涵:
1.强调感情真挚。
诗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为主的,就应该感情真挚,不能有虚假的感情表现。
2.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为了抒发真挚的感情,就应该反对掉书袋(用典故)派和声律派,直以抒情为主,他说: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直寻”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写景抒情。
“直寻”说是钟嵘文学思想的核心。
“直寻”与“自然英旨”在钟嵘的理论范畴里基本是一个意思。
三、钟嵘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以“风力”为主干,又要“润之以丹彩”。
“风力”与“丹彩”兼备,才是最好的作品。
他在《诗品序》里论及建安文学时,怀着无限崇敬的笔触写道: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
刘桢、王粲,为其羽翼。
次有攀龙托凤,自至于属车者,盖将百计。
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钟嵘强调“建安风力”,从他对“建安风力”的论述及所举的例子看,他为“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