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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被优势敌军击散,一部分退至海陆丰地区,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至湘南,1928年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派毛泽东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发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胜利地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后战斗失利向浏阳方向转移。

10日,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在连胜利的形势下,未及时撤出浏阳,起义军严重失利,毛泽东亲自指挥第三团战斗,起义军遭到敌人两个团的围攻,被迫撤退。

面对起义受挫的实际,毛泽东分析革命形势,提出把革命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

27日,起义队伍到达了井冈山,从此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秋收起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加之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遭受了挫折,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旗帜,建立了工农革命军,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发展,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广州起义。

经过两个多小时,起义部队便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

当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宣告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苏当时在上海,由张太雷代理)。

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宣言和政纲,宣布:

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

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监督生产;

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归农人耕种;

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

起义爆发后,国民党集中军队五万余人进攻广州。

起义军民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在战斗中牺牲。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挽救革命的一次重要尝试。

但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使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

起义失败后,撤出的一部分武装,后来分别到达东江和右江地区,参加了当地的武装斗争。

井冈山根据地

1927年9月20日,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后的工农革命军一千余人,开始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进发。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远离中心城市,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茅坪,开始创建根据地。

到1928年2月,革命军先后攻占了湖南茶陵和江西遂川、宁冈三座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井冈山会师后,革命力量大大加强,4月到7月,湘赣两省敌人向井冈山发动了三次“进剿”,红军采取游击战术,击破了敌人的进攻,巩固、扩大了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

井冈山会师

工农武装割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宪法大纲规定:

“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

“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

”宪法大纲还规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宪法大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祥等6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

25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领土内已经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

第五次反“围剿”

蒋介石于1933年9月,调集100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在军事上,蒋介石重订战略战术,放弃以前围剿惯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速战速决方针,而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持久战方针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亦称碉堡推进政策。

“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主要是在中央苏区外围要害部位,构筑能够相互支援的碉堡群和堑壕网,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交通封锁,破坏根据地的自给自足能力。

国民党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碉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2、3里,甚至几百米。

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步步向中央苏区进逼,以便达到他们“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在中共方面,1932年以后,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的革命形势要求“前进和进攻”,采取这种态势就能迅速扩大苏区。

这种军事方针付诸实践,就是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

第五次围剿中,正是国共两党战略方针趋于一致,决定了中央苏区的命运。

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华夫、A)到达瑞金,随即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参加的“三人团”,全权领导和决定中央的一切工作,博古负责政治,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

李德负责军事指挥,红军的军事战略路线、战略战术原则、作战部署都由他作主。

李德到苏区后,住在一所专门为他修建的房子里,大家称它为“独立房子”。

他很少到前线去作实地考察和战场指挥,就在他的独立房子里,接到敌我态势的电报以后,看着大地图冥思苦想,拿着红色、兰色铅笔在地图上勾来划去,用尺子比量着,制定作战指挥地图,部署执行。

当时用的地图(十万分之一)误差很大,没有实测过,有的连地名方向都不准。

因此,李德的地图指挥,给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

周恩来负责督促其计划的实施,是一个“管事成员”。

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

当时国民党军队为了隔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首先向黎川进攻。

红军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法,在黎川被国民党军队攻占后,为了收复黎川,派兵去打黎川以北的硝石,失败后再打其东南的资溪桥,又遭到失败。

这时,李德认为阵地战抵抗不了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压缩的碉堡群,因为兵力和火力不足,无法全线阻拦国军进入中央苏区,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在李德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处处设防,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战术。

一打,国民党军队进碉堡里去了,红军暴露在外,遭受飞机、大炮的轰击,十分被动。

红军在泰宁、建宁地区与敌人相持数月后,被迫后退。

3月,敌人向苏区北大门广昌推进,李德、博古又抽调红军主力集结于广昌一带,与优势敌军打阵地战。

4月,广昌失陷,国民党军队深入苏区内部。

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只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了。

过去探讨中央苏区之所以丧失,过于强调中央的“左”倾路线,以及导致军事方针上的错误,改用阵地战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

但综观第五次“围剿”,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即使采用,也同样无济于事、无能为力,关键是国民党军改变了战略,其持久战、堡垒战发挥了威力。

国民党采取了新的战略方针,堡垒封锁战略决定了胜负。

这种战略方针能够使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对付红军,只要他们不被诱入苏区,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就不会被打败,不被打败也就等于胜利。

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的主要原因,根本上在于国民党力量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要强大得多,在于中共工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成熟,而不仅仅在于红军军事领导、战略战术总体上的错误。

遵义会议

中共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由與“左”倾主义的推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红军在突围中损失惨重。

1935年,红军攻克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次会议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有关的转折点。

九一八事变

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

日本炮制伪满洲国蓄谋已久,早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田中奏折》便称: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手策划了伪满洲国的成立。

1932年3月1日,日本宣布伪满洲国成立,9日,清废帝爱新觉罗·

溥仪粉墨登场救人“执政”,年号大同,定都长春,改成“新京”。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同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使得日本侵略者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

1934年3月,伪满洲国改称“满州帝国”,溥仪改称“皇帝”,年号康德,通过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东北实行乐儿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日本政府投降后伪满洲国覆灭。

一二八事变

长城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我国东北以后,又积极向华北进行新的侵略扩张。

1933年1月1,日军进饭山海关,这是长城抗战的开始。

1月3山海关沦陷,东北军退守北戴河。

1933年2月21,关东联军联合10万伪军进犯热河,日军占领热河后,进犯长城各口。

蒋介石调中央军十七军3个师驰援,与西北军宋哲元部、晋军商震、傅作义*东北军王以哲部抗御日军,开展了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抗战,给骄横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挫伤了日记的锐气。

华北事变

1935年,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的一连串事件。

1935年4月,日本策划华北五省(冀、察、晋、鲁、绥)建立脱离国民党政府,听命于日本的特殊区域,实行华北特殊化,并调集部队以武力相威胁。

7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使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

10月,日本在河北香河发动汉奸暴动,占据县城。

11月,又策动罕见进行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指使段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决定于1935年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华北事变使我国丧失了大部分华北的主权。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的反蒋抗日爱国运动。

1935年下半年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的步步退让,华北地区危机加深,在这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于11月9日举行请愿示威游行,高喊“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

16日,学生和市民1万等人再次集会游行,学生的游行队伍遭到军警的镇压,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影响到全国各地,扩大成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声势浩大的爱国反日浪潮。

“一二·

九”运动对进一步唤起民众,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实现全民抗战起到了主要的历史作用。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福建事变

简称“闽变”。

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由李济深任主席,他们同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和同情,蒋介石勾结日军,夹击十九路军,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坚持了不到两个月,最后失败了。

此事又称福建事变。

两广事变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1936年6月,两广地方实力派打出"

抗日救国"

的旗号,发动了两广事变,进行反蒋活动。

蒋介石调集大军,准备一举进占两广,内战一触即发。

由于全国舆论纷纷反对内战,两广事件遂告和平解决

1936年6月初,发生了两广事变。

两广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矛盾很深。

该年5月胡汉民突患脑溢血死去,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

蒋介石企图乘机分裂两广,然后各个消灭。

陈济棠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

于是联络李宗仁等人,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进行反蒋。

6月1日,两广组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呈文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吁请抗日。

第二天,又通电全国。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将领数十人发出通电,表示支持6月2日的通电,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

接着出兵湖南。

南京政府调集部队进入湖南防御。

两广事变爆发。

蒋介石对两广事变,一面派出军队准备作战,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部下。

7月,粤方空军司令率飞机几十架投往南京政府,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南京中央。

这次反蒋行动被蒋介石用分化利诱手段瓦解了。

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西南问题决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

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

陈济棠见大势已去,离开广州去香港。

李、白二人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接受所命职务。

但不久蒋又打算调白崇禧和李宗仁离开广西,遭到李、白拒绝。

蒋即调集大军准备用武力解决。

广西方面也全体动员,十余万军队准备作战,内战一触即发。

全国上下对此一致反对,蒋被迫收回成命。

9月17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广州会晤,两广事件遂告和平解决。

卢沟桥事变

日本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于1937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宛平县(今属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制造的军事冲突。

又称卢沟桥事变。

日军挑起事端、进而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中国军队在平津地区奋起抗击日军侵略的作战,称为卢沟桥抗战。

中国人民进行的八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八一三事变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

事件起因是,8月9日,驻上海日军一中尉率一士兵,不顾中国卫兵的劝阻,乘军用汽车企图冲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进行挑衅。

机场的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开枪将日军官兵2人击毙。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即与日方交涉,表示希望以外交方式解决,日本政府一方面派员与中国政府谈判,麻痹中国,一方面则加紧制定作战方案,向上海增派军队。

日军准备就绪后,8月13日,即以上述事件为借口,向上海中国驻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中国军队在张治中等将军的率领下,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力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

淞沪会战

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驻上海的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的率领下奋起抵抗。

国民政府陆续调集6个集团军70余万人抗击。

初战获胜。

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之惨重。

11月上海陷落。

淞沪会战挫败了日军中央突破、速战速胜的战略意图,打乱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的全盘计划,粉粹了他们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它是我国局部抗战转向全面抗战的历史转折点。

淞沪守军浴血奋战,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为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忱。

徐州会战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济南以后,企图烟津浦线对进、南北夹击、会攻徐州,从侵沟通南北战场,争夺郑州、武汉等地。

我国以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我军同日本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广大地域上展开一场大会战。

此后,我军歼灭日军1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装备,只是我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1938年4月,日本调集30万兵力对徐州进行四面合围。

我军为了避免被优势之敌围攻,保存有生力量以利持久战,放弃了徐州。

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继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这一胜利,鼓舞了抗战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也使日本的狂妄迷梦又一次破碎。

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武汉外围的一次大规模战役,会战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起,到10月25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止,历时约4个半月。

这场以“保卫大武汉”为口号的大规模战役主要在武汉外围展开,日军前后投入武汉作战的兵力达到35万余众(是时,日本全国陆军的总兵力约90万人)。

中国的参战部队则更达130个师,约100万。

整个战争从长江沿线展开,扩及大别山山麓,贑北南浔铁路以及武汉近郊,纵横数千里。

会战时间之长,参战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八年抗战期间任何一次战役所不能比拟的,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之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南京大屠杀

洛川会议

1937年,中共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决议。

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全国抗战以后的形势,制定了全面抗日的路线,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

会议以为必须坚持?

在抗战中的领导权。

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群众运动,从减租减息作为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放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全面爆发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

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八路军

新四军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抗战的人民军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10月将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第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同时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下辖4个支队,共1万余人。

改编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汪伪国民政府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借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年轻中央委员训话之机,偕妻子陈璧君与秘书等自重庆潜逃,并在日本帮助下到达越南河内。

此外,陈公博、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也先后潜逃。

29日,汪精卫发表响应第三次近卫声明的“艳电”,建议国民政府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等。

1939年12月,汪精卫伪政府与日方签定《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三个附件,其内容包括:

承认东北领土为日本所有;

确定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岛屿由日本长期占领;

汪伪中央和地政府均由日本顾问和职员监督;

伪政权的财政经济、工农业、交通运输和资源开发均由日本控制;

赔偿日本侨民受到的政治、经济损失;

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这样,汪精卫以出卖国家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正式成立了汪伪南京国民政府。

南岳军事会议(1938年11月25~28日)

1938年11月25至28日,蒋介石在湖南衡山主持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对前期作战进行反省与总结。

衡山是五岳之中的南岳,故又称“南岳军事会议”。

高级将领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两个战略阶段: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时期,中国处于守势;

此后转为第二时期,日军力量已达极限,而中国渐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

南岳军事会议重新划分了线区,还确定对全国军队进行整顿、建设、训练。

v会议调整了战区的划分,决定部队1/3后方游击,1/3前方抗战,1/3后方整训。

v会议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为:

“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

策应敌后方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

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略,准备总反攻。

”总的战略仍然是持久战,

v评价:

会议确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具有四个特点(持久战的总体构想;

重视湖南战场,屏蔽大后方;

不再一味死守重要城市;

应战而不求战的策略),表明国民政府基本把握了抗战相持阶段的特点,其军事战略较之以前有了更加积极的内容,其侧重点不再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是以有限攻势和反击,与广泛的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牵制消耗敌人,打破敌人的企图,并准备反攻。

尽管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使得国民政府在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显得有些保守,但是不加分析地责难其“消极、妥协、退让”,是有些苛求的。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晋察冀军区,第一二九,第一二○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

参战部队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自1939年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

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

8月,正太铁路破击线全面展开。

尔后迅速扩展到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北地区和主要交通线。

12月,“百团大战”基本结束,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亲密配合下,共作战1000余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破坏了敌人大量交通线路,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百团大战时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皖南事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破坏抗日战线,袭击新四军的事件。

1940年10月,蒋介石指挥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发出代电(即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为顾全局,中共答应将皖南新四军开赴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皖南新四军军军部及直属队等9000多人的转移,6月到达泾县茂村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8万兵力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血战7昼夜。

弹尽粮绝,除2000多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在阵前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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