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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须和戎,内须自强、变法”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李鸿章以外交受重望于国际,亦以外交负重谤于国内。
恰如其分地评价李鸿章的外交生涯,是评判李鸿章一生功过的一把钥匙。
本文即对李鸿章“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作一简要评述。
一“外须和戎”思想产生形成的原因
“外须和戎”思想是李鸿章办理外交的指导思想。
它的产生有其复杂而又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首先，基于中国当时的国力状况及其与西方列强力量对比的悬殊。
早在1862年，他奉命率淮军到上海后，目睹外国军队严整,武器精良，尤其“落地开花炸弹”无坚不摧,“真神技也”，深感西方之强盛，“实非中国所能及。
”即表示对洋人要“婉言慰藉，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
”1870年李鸿章被清政府授为协办大学士，调任直录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京畿一带军政事务及北方数省海防、外交、通商等事务。
未几，又升任首席大学士，成为清廷大政方针的最重要的决策人之一。
其时,他提出：
“处今时势，外须和戎”的基本外交理论方针，并且坚信只有“和戎”才能力保大局，求得一个安定环境来“内须自强、以求变法”。
“和戎”或称“和战”，即坚守“和约”，不轻言战争。
按李鸿章的说法，“和”与“战”互为表里，“明为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
“和戎”实际上就是维持和局。
1874年，李鸿章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全面地论证了中国在变局中所面临的危险处境：
“今则东西海域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糜集于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事机器之精，工力百倍，弹炮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面临如此的变局和强敌,“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后门进子之来复枪；
向用之帆蓬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是以受制于西人。
”因此,“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除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
”李鸿章完全撇开了义愤和狂言,实实在在地指出:
“战守无具,不能不以和,允为御侮长策。
”应当说李鸿章这种“外须和戎”的外交理论,从主观上说并非完全“汝求予给”,拱手听命。
所希冀的是“保境庇民”、“相安无事”,即尽力避免中国完全殖民地化。
然而,这种“外须和戎”的外交理论,又表明李鸿章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不全面的,并且过份估计了敌人的力量,看轻了自己的力量。
其次，急盼中国富强，为中国实现富强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19世纪中叶,李鸿章登上清朝政治舞台之际,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破关而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之时,面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国局势,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正处在“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
”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
据此,他向清政府提出:
“我朝廷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
李鸿章一直认为,中国能否自强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早在60年代，面对列强的疯狂侵略，“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上,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无可以口舌争。
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的严重局势,他就指出：
中国“长久之患在西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
同时,他深感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莫外乎不谙世事,墨守陈法”。
要改变中国积弱的局面,转弱为强,必须在“变”字中求出路。
唯一的办法是“皇然变计”,破除成法,力图自强。
他说：
“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
”“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
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
”2李鸿章指出：
“洋人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苟能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
”13“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
“师其所能,夺其所恃”11,才能与之抗衡。
他充满信心地说：
“若我果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
”11变法自强、“师夷之长”是李鸿章这位“笃实践履之士”为使中国赶上世界发展潮流,解决中国当时严重存在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而提出的总体性的施政纲领和应变措施。
体现了他敢于正视现实,不甘落后,不愿灭亡；
勇于支撑危局变计图强的民族自强精神。
李鸿章深知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起步晚,基础差,阻力大,欲随其后,实现自强,亦非朝夕之功。
他说:
“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未由。
……积诚致行，尤需岁月迟久，乃能有济，目前固须力保和局。
”“鄙见谓须渐次经营,埋头做苦功,使人知尚有志气,略可相安,宇内升平,再议豪举善。
”这就是说,要使中国臻于富强之境,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他发现60年代中期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机遇,认为应该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变法自强,使中国由弱变强,发展起来。
他明确指出:
“至难得者,时也。
外海藩蓠尽撤,门庭堂户,我已与人共之,岂可一日以为安哉?
所幸彼阴用其浸淫之渐,而外托于通商之利,暂为羁縻,我得以闲暇为绸缪之计。
此诚不可多得之机会!
”再者,李鸿章认为在中国目前兵力未厚,饷源奇绌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战争,中国“无论胜负,都将元气大丧”,因此,只有“忍小忿而图远略”,“以柔制之”。
显而易见,李鸿章倡导“和戎”思想是想:
先“力保和局”,争取一个和平无祸的稳定局面,赢得自强时间,通过自强达到“器精防固”,使中国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列;
使列强不敢起觊觎之心,以实现长久之和。
第三，当时远东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清政府“借师助剿”政策是促成李鸿章“外须和戎”思想的外部因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远东的国际局势渐趋于缓和,中国的外部压力大为减轻。
当时,在远东居于支配地位的西方国家是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它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力求保持原来的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
此时,英国在远东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俄国。
俄国为执行其“亚细亚使命”，决心采取东进和南下的政策,无奈国力不济；
而此时的美国南北战争正在进行，无暇顾及远东，法国和普鲁士正在欧洲全力较劲,暂时放松了对远东的注意。
因此，这时远东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是英、俄的对立与争霸，然而由于英俄两国力量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不相匹敌，因而还不能直接发生军事对抗。
再看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就以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但此时羽翼尚未丰满，暂时也难以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上述这种局势就决定了当时在远东地区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出现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70年代初,有人曾致书李鸿章,分析世界大势,谓列强“二十年中必不暇与中国为难”。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中国主要是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
李鸿章也看到：
“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
”18根据这一形势的分析,他认为列强不会发动大的侵略战争。
对中国来说,这一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确实是百年难逢的一次发奋图强的大好机遇。
应该抓住时机,徐图自强。
但是,他也清楚地指出,列强仍会垂涎中国的利权,“我未能尽餍所求,口舌之端即兵戎之渐”。
在他看来,对外交涉中,处理得当即可消弭兵端；
否则,口舌之争便可能引起兵戎相见。
在中国目前“兵单饷匮”之时,“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慎重外交,“力保和好大局。
第四,李鸿章的“外须和戎”理论的产生和形成,与他的老师曾国藩对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是对曾国藩“内安外攘”、“师夷智”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无庸置疑,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
曾国藩主张“内安外攘”,认为“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
”5他强调“师夷智”购买外洋船炮,继而试造以自强,所以,他最早兴办洋务军事工业,投身到自强新政的浪潮中。
李鸿章不仅完全承袭了其师的政治主张,而且倾心尽力去实现它。
在办理对外事务上,李鸿章也得到曾国藩的真传,他出任北洋大臣时,曾国藩嘱托道：
“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对洋人“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其中原因是“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是不中用的。
”3李鸿章时时记住其师的“忠诚笃敬”的教诲,深感收获甚大,“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10
由此可见,李鸿章站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立场上,承袭并完善了曾国藩“内安外攘”、“师夷智”等主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形成了“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和戎”不失为外交明智之举,“自强”为外交根本之计。
第五，“和戎、自强”外交思想是李鸿章为人处世,服官治事原则的体现。
李鸿章从六岁起就接受严格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封建士大夫的人生模式,决定了他为人处世、服官治事的原则,在此原则下,对君王、朝廷的忠贞和赤诚报效成为他一生遵循的最高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
他不止一次在给朋僚的信中说：
“我辈受国恩厚义,未可以言去,只有竭力支持,尽心所事而已。
”10忠实地执行清政府的方针政策,按清廷旨意行事,固然是他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原因,但同时，李鸿章为官一生,受命于危难，遭受误解，甚至担当骂名,实属不易。
《马关条约》订立后,朝野愤慨,李氏父子共背卖国罪名,但他仍上奏朝廷,“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10李鸿章的“和戎”主张,的确是清政府外交意愿,作为清王朝面对列强的入侵,维护其统治,免遭被推翻的命运当然是最重要的,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李鸿章身为朝廷命官,把维护王朝统治作为己任,执行清政府“和戎”外交路线是无可厚非的,况且,他的和戎目的是自强,虽主观上仍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期望通过借法自强,使国家强盛,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愿望。
二、对“外须和戎”思想的评价
李鸿章的这一“和戎”外交理论,是他总结历史和面对现实的产物。
“和”只是手段，意在为变法自强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
就正常的邦交之道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
国与国之间打交道,终究是要归于“和”的,问题在于怎样去实现“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实现“和”。
如果从国家长远利益、大局利益着想,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作出某些临时让步和妥协,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一味妥协迁就,损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和”,则在实质上违背了“外须和戎”的本身含意。
因为,“和戎”是为“自强”服务的,是为了赢得时间尽快“自立”、“自强”。
李鸿章的这种“和戎”,有其认识上的不合理性:
即搬用封建道德的推己及人以交际于西方列强之间,势必造成行动上的错误选择——在谋求“自强”的同时,对西方列强行“忠信笃敬”。
这既混淆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性,又模糊了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这一民族矛盾的严重性。
与这种“和戎”外交理论紧密相联,李鸿章的外交实践在总体上反映出对西方列强妥协退让的基本属性。
尽管中国近代史上对外交涉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屈辱结局与清中央政权既定方针有很大关系,但李鸿章作为主要执行者是应负直接责任的。
他的“和戎”外交理论很自然地指导其妥协软弱的外交行动。
综上所述,李鸿章“外须和戎”的基本思想既体现了对外软弱妥协的属性,但在一定时间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对外抗争性的成份。
但却无法按照李鸿章的意愿实施。
李鸿章欲以此为前提而图自强，但终未能使中国走向强大，而是流于对外妥协。
这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更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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