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领导下的霸权稳定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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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系统中会出现一个权力超强的国家，在系统中占据统治或主导地位。

就国际系统结构而言，这种状况近似于一个由单一国家领导的国际事务的单极体系。

20世纪的美国在国际系统中就是担任着领导者的责任，以美国权力为中心向该霸权系统内其他国家辐射，为确保该系统的顺利运作，美国不但需要持续提供公共产品，还要加强国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使其他国际成员愿意服从领导，从而推动建立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各种国际规制。

正如E.H.卡尔（E.H.Carr）所指出的：

“在任何国际系统中，处于国际权力和威望结构顶端的国家组织控制系统中单位之间相互作用的进程。

”霸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假定就是霸权国是霸权体系的主要受益者。

霸权国为了自身利益,向国际社会成员提供政治秩序、军事安全、经济繁荣等公共物资,目的是维持霸权体系的稳定。

霸权维持的根本条件是霸权国的实力,所以,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把霸权国的国力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联系在一起,认为一个超级霸权国的存在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会在安全和发展两个领域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就是霸权稳定说。

按照这种说法，即国际社会的稳定程度与霸权国的实力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正相关关系。

霸权稳定论作为美国外交决策的支撑点，是其向整个国际系统提供安全、秩序、稳定等公共产品来维护和巩固其霸权利益的重要理论。

按照查尔斯·

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最初在1973年出版的《1929-193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提出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需要政治领导力的命题，即开放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霸主国来主导，“世界经济要稳定,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stabilizer）,而且是一个这种国家。

”而霸权国衰落，世界经济秩序必然混乱，用基安的话来说，“由一个国家主导的霸权结构是非常有益于那些统治比较巩固和顺利的强大国际体系的发展……我们可以预料，霸权结构的衰落预示着相应的国际经济体系实力的衰落。

”即“有霸则稳，无霸则乱”。

吉尔平认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因此，很需要政治上的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

霸权国有责任向其他国际社会成员提供自由贸易体制下的各种公共商品来维持国际安全，构建稳定的货币体系，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平稳发展。

随着巨大的公共产品成本支出，霸主国的自我牺牲最终导致原属霸权国的权力、资源不得不向其他国家转移。

霸权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吉尔平从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和收益角度三方面论证了霸权具有周期性，霸权必然衰落。

新的竞争强国与老的霸主之间的角逐驱使霸主地位的让渡，其次霸主国的自身经济活动加速了衰弱的趋势，国内经济运转与公共物品的成本使得霸主国经济剩余不断减少，从而影响其权力辐射范围。

当霸权国的实力开始下滑，与其预期承诺产生距离,便会逐渐部分地失去对国际社会的有效控制。

霸权国权威的减弱使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产生较强的离心力,国际行为者之间的矛盾会明显起来，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的频数都会随之提高。

罗伯特·

基欧汉在吉尔平的基础上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批判，将其发展为后霸权主义，他认为，霸权稳定论不能仅从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和利益的概念出发，国际机制建立以后，合作并不必然需要一个霸权领导者的存在，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

从而否定了霸权的相对衰落会直接造成国际经济秩序失序的命题。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各国际社会成员是自助的，每个国际行为者作出决策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创造和维护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即使霸权衰落，也并不必然对应性地引起已有机制的毁灭，纷争频数并非必然增多，国际合作能够在霸权国衰弱之后依然保持联系。

二、美国领导下的霸权稳定

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因地缘上的两洋优势未受到战争的打击，并在此期间通过向战争国提供贷款与军火，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从而奠定了其经济霸主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确定了美元霸权，但好景不长便解体，其霸权系统仅维持了大约20年。

目前美国霸权呈现衰弱趋势是学术界已经公认的，短暂性是美国霸权的一个重要特征。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崩溃标志着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霸权主导力量呈下降趋势，所承担的国际责任由此不断减少，对国际经济秩序有一定的影响。

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将霸主国力量（自变量）和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因变量）联系起来，认为霸权国衰落和国际经济秩序紊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在此作出假设，以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霸权力量逐渐走下坡路的时期为例，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霸权主导力量为研究的自变量，国际经济秩序稳定为研究的因变量。

如果该假设成立的话，在美国经济霸权力量变量和国际经济秩序稳定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反之，二者不成相关关系，为充分不必要条件，美国霸权衰弱一定程度上仍旧对国际经济秩序发挥推动作用。

我们用y1、y2来代表以上两个假设，即：

y1：

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霸权主导力量和国际经济秩序稳定有相关关系。

y2：

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霸权主导力量和国际经济秩序稳定无相关关系。

为了进一步对这两个假设进行总体的验证，我们从国际货币体制、国际贸易机制、对外经济援助方面对美国经济霸权力量（自变量）进行明确的定义使其可以操作，在可以操作的层面上，我们把经济稳定定义为没有经济纷争，这种稳定程度则可以用国家间经济纷争频数来衡量，即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贸易摩擦数量加以表示，也就是说，国家间经济纷争频数越多，国际经济秩序越不稳定，即测试的因变量。

（一）国际货币体系

根据总体假设，可以作出第一个供验证的假设。

假设1美国在货币体系中的霸权主导力量下降，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间的纷争频数增加。

1950年-2014年汇率表

（注:

年平均值，1美元兑换人民币金额），特别说明：

1950年2.75；

51年2.238；

52-54年都是2.617；

55-71年都是2.462

年份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汇率

2.462

2.245

1.989

1.961

1.859

1.941

1.858

1.684

1.555

1.498

1.705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893

1.976

2.320

2.937

3.453

3.722

3.765

4.783

5.323

5.516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5.762

8.619

8.351

8.314

8.290

8.279

8.278

8.277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8.0922

8.1917

7.9735

7.5215

6.9385

6.83

6.615

6.452

6.298

6.193

6.1461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1950年-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仍旧发挥着作用，美元汇率相对平稳，黄金与美元双挂钩，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环境。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元汇率浮动较大，上下不定，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瓦解，美元霸权对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国际货币体系再次处于无序状态。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享受利益的同时还需承担相应责任，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随着美国经济霸权力量的衰弱，在货币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未承担起扮演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责任，或者维持全球汇率结构的稳定，亦或是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国际金融危机、货币危机频发的本质是美国经济实力的下滑和美元信用危机，说明美国没能很好的维持全球金融稳定，相反，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利用贸易和投资渠道将危机传导到全世界，从而避免本国陷入经济危机，将部分损失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转嫁给其他国家，让其为美国埋单。

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美元汇率也在不断增长并达到历史高点，但1997年仍旧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在6个月的时间里从泰国开始席卷整个东亚，此次危机中，美国财政部和IMF没能很好地履行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

21世纪后美元进入疲软期，弱势美元背景下，缺乏稳定投资场所的全球资本在差异度较大的各类市场频繁出入，加剧了各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平衡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集中表现为该体系下多次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从1973年到2011年这近20年来，发生了不下六起货币金融危机，其中有1973-1975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在石油美元体系下，市场预期最重要的因素是对美元的价值和安全性估计，美元的走向影响着石油价格趋势。

三次石油危机使得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石油输出国获得越来越多的石油美元，巨额的石油美元将对全球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爆发美元债务危机。

仅20世纪90年代末就发生了三起经济危机，1994年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由3%提高至3.25%），对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

1995年日本因泡沫经济崩溃发生金融危机；

1997年在美国提高利率、美元增值的背景下，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亚洲国家出口不断下降，最终爆发东南亚甚至亚洲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2007至2010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综上，美国经济力量下降，美元汇率下降，国际金融货币危机频繁爆发，但在90年代中后期，即使美元汇率上涨，仍摆脱不了金融危机的威胁。

因此，实际数据不能完全支持假设1，也就不能否定假设y2。

（二）国际贸易体系

国际贸易体系中美国占世界贸易份额的百分比也是衡量美国经济霸权力量的重要标志，所以，第二个假设为：

假设2美国在贸易体系中的霸权主导力量下降，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间的纷争频数增加。

吉尔平认为：

从本质上来说，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的产物，没有美国的领导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无法建立与成功运转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发展仍将困难重重，也就无法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奠定基础。

美国之所以力求建立多边贸易体系，是因为国际经济体系中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不利于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在国际经济领域，还存在国际市场的自由化要求与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低迷期，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壁垒有抬头之势，经济衰退是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根源，二者似一对孪生兄弟，一国经济衰退，出于规避风险对本国贸易的保护必有抬头，80年代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受金融危机影响，为保证本国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美国分别于1986年颁布半导体协定和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随着这些条款的颁布,美国实施的“自动出口限制”、反补贴、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措施明显增多,其带来的消极效应是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从而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争。

以中美为例，在两国贸易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因美方反倾销政策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对美国经济霸主地位构成威胁，从1995年到2008年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案件数量多达84起，占世界各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案件数的13.1%，位居第二。

在知识产权方面，美国利用“337条款”严格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和打击外国侵权企业，1996年至今，中国是美国“337条款”的重点调查对象，一旦发现国外企业产品违反该条款，美国政府将发布排除领，禁止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或通过停止令，引导相关部门停止或抑制销售相关产品，这对中国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对美出口过程中带来严峻考验。

数据来源：

WTO，Anti-dumpinghttps: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

随着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危机下一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经常会一发其他国家类似的报复政策，从而引发国际经济连锁反应，产生全球性的报复性措施，使世界经济更加恶化。

肯尼斯·

华尔兹曾举过A国和B国为提高本国福利而不断提高关税，导致双方福利下降的例子，这可以理解为博弈论的经典模型：

囚徒困境。

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出，在贸易体系产生危机时，A、B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可避免的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当A、B都遵循自由贸易时，A、B均获利10；

当A遵循自由贸易而B采取保护主义时，A获利20，B损失10；

当B遵循自由贸易而A采取保护主义时，B获利20，A损失10；

当A、B都采取保护主义，A、B均损失5。

各个局部都为寻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相应措施，最终使得整体利益达不到最优化。

理查德·

库珀（RichardN.Copper）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导致其它国家或国际关系敏感性的增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同理，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一国经济衰退从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将风险降低到最小化，会导致他国敏感性增强采取同样措施，经济欠发达地区因脆弱性而无法抵挡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弊端，因为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最终世界贸易体系混乱无序。

资料来源：

根据华尔兹举例和博弈论囚徒困境经典图示

50年代在美国的推动下，欧洲支付联盟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美国为了建立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长远目标——多边贸易体制而努力的成果，但实际上，美国推行自由贸易体制却给自身财富带来了分散的不利效应，在战后初期美国拥有的绝对贸易优势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被削弱，美国的对外贸易虽然仍在增长，但其增长的幅度远小于日本与西欧等国，从而使自身经济地位出现相对下降。

阿瑟·

斯坦（ArthurStein）通过对19世纪后英国和20世纪美国的比较研究认为，霸权国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存在一种“霸权困境”：

追求绝对的获益时，霸权国更强于执行重商主义政策，而这种政策诉求最终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衰退甚至崩溃。

随着美国主导地位的削弱，美国将会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贸易自由化的过高代价，陷入霸权怠惰期，既不愿过多的出资，也不愿伤害其霸主地位。

与货币和石油领域不同，在贸易领域美国从未占据过统治地位，即使美国在贸易体系中的霸权力量下降，贸易机制产生利益冲突时，各国间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国际组织限制行为者使其选择合法的战略，以及相对称的方式提供信息，能够促进国家间合作的实现，从而减少机制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缓解了纷争。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美国在贸易体系中的霸权主导力量下降，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间的纷争频数会增加，但美国在此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则是导致国际经济纷争频数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国际合作机制能够减缓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危害，达到降低国际机制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效果，所以假设2不完全成立，但也不予否定。

（三）对外经济援助

美国经济霸权力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为对外经济援助额度，二者呈逆相关关系，即：

假设3美国对外经济援助额度下降，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间的纷争频数增加。

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主要行为主体是美国政府、美国国会、非政府组织和一些金融机构，其主要的执行机构是国际开发署。

美国出于政治、经济利益发展对外经济援助，在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运转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利用该政策向发展中和欠发达地区提供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

对外经济援助机制形成于50、60年代，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安全法》，该法案规定,美国在1952年财政年度内将向世界各个地区的“友好国家”提供七十四亿八千三百万美元的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以增强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

这些援助使西欧国家从战后经济废墟中逐渐复苏，1948-1952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工业生产上升35%，农业生产提高10%，钢产量从1947年3100万吨增长到19651年6000万吨，汽车月产量5.4万辆增加到14.5万辆。

西欧的经济恢复推动了欧共体的成立，该经济体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单极体系作出挑战。

1961年，肯尼迪总统颁布了《对外援助法案》，并成立了国际开发署，标志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形成。

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美国霸权力量开始下降，国内经济出现滞胀，政府财政能力削弱，从而对外经济援助也相应减少，而日本与北欧对外援助比例不断增加。

90年代美国经济衰退，冷战期间大量的军费等开支使美国政府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状态，国会便大幅度缩减对外经济援助的预算，1997年降到历史最低点，尽管如此，80、90年代以来几次波及范围较广的金融危机，大多都是在美国及其主导下的金融机构运用经济援助手段介入和影响了发生危机国家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帮助其走出危机。

1994年底，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995年1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前所未有地从美国汇率稳定基金（ESF）中动用了一大笔资金。

这笔资金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的援助，共计530亿美元。

这一援助有效地缓解了危机，稳定了墨西哥的金融形势，从1995年第四季度开始，墨西哥经济开始逐步走出危机。

ForeignAssistance

Data[DB/OL].http:

//gbk.eads.usaidallnet.gov/query/do.

虽然美国对外经济援助额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其他国家的对外经济援助额度在增加，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发展依旧能够获得资金。

而且美国此前通过对外经济援助政策已将自己的“软权力”渗透到被援助国，同时推动了国际援助组织的成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区域开发银行，推动了国际经济援助机制的建立，国际经济环境主要为南北合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促进了非歧视性贸易的发展，国际经济因这种非歧视模式和这种“扩散的互惠性义务”而并未发生较大的纷争。

由美国主导的双边合作转变为世界多国支持的多边合作，更加有利于国际经济多边化和全球化。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间的纷争频数并未随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额度下降而增加，不能构成逆相关关系。

三、结论

通过以上三个可供验证的假设我们得出，不论是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还是对外经济援助方面的权力下降，都没有一项能够完全证明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霸权主导力量和国际经济秩序稳定有相关关系，非充分必要条件，而在论证时我们发现，美国霸权衰弱趋势使其权力辐射范围缩小，可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在逐渐减少，美国为维护和巩固其霸主地位必然会做出相应补救措施，便会对国际经济体制风险和不确定性有一定冲击，甚至从反面来说对国际合作的加强起到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仍旧发挥着经济秩序的稳定作用，各国间的经济纷争频数并未持续增加。

基欧汉曾指出：

“经济实力下降虽与国际机制变迁相关联，也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美国经济实力虽然从50年代起至今有所下降，但仍是世界超级强国，占据着重要主导地位，在美国权力全面衰落的基础上，我们很难论证其霸权主导力量的衰弱与国际经济秩序间存在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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