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为何不宽容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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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嵇康临死时，将孩子托付山涛，而山涛对待嵇康的孩子如同自己亲生，将他们抚养成人。

魏晋文人的这种风度一直为后世追崇。

从魏晋到明清的文献中，关于文人风度的记录很多，但关于文人打架斗殴的案例则少之又少。

历史上仅有的案例也限于文人间打个巴掌或推推搡搡。

如，明代的时候，东南文学领军人物陈子龙，曾因为学术观点分歧打了豫章文学代表艾南英一个响亮的嘴巴子；

清代的时候，扬州学派的代表汪中，与人在船上争论学术，无奈自己嘴巴不利索，被人驳倒，他一怒之下将对方推到水里。

这种小规模的肢体冲突已经属于古代文人中的极端案例了，屡遭当时学者鞭挞。

晚清以后，中国文人不再克制，打架斗殴“蔚然成风”。

古人“唾其面”、“批其颊”的文雅武斗风范被统统抛弃，代之以拳打脚踢和群殴。

很多在我们心中具有高大形象的文人、学者都未能免俗，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武斗行列。

　　晚近学林文人武斗风气盛

谈论晚近的文人武斗，不得不提“章梁大战”。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策划了《时务报》，梁启超任总主笔，章太炎任撰述。

一向狂傲的章太炎，因为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的分歧与报馆里强势的“康派”产生了矛盾，于是双方开骂。

一开始文斗，最后升级为武斗。

梁启超扮演带头大哥，带一帮“康派”小弟，直冲报馆，拿“饮冰拳”痛击章太炎。

章太炎岂是吃素的，挥动“泰山无影掌”，重重扇了梁启超一巴掌。

因“康派”势众，章太炎本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精神，南下杭州。

“章梁大战”由一开始的文斗，升级为武斗。

章太炎的弟子黄侃继承了老师的优良传统，时常与人大打出手。

黄侃与词曲家吴梅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时，经常舌战和动武。

一次酒会上，二人激辩，难分高下，黄侃猛然回首，一记“降龙掌”打向吴梅面部，吴梅急忙闪避，并还以“梅花拳”。

二人离席较量，被众人拉住。

此后，二人为争休息室的沙发座位又干了一仗。

黄侃是臭脾气，人缘极差，一生结怨很多。

他曾痛骂新文化运动干将陈独秀，只是陈独秀没与他一般见识罢了。

不过，陈独秀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年轻的时候，为了争夺刺杀满清五大臣的机会与革命党人吴樾扭作一团，满地狗打滚。

后来，身为北大文科学长的他，在八大胡同与人争一名妓女而大打出手，因此被北大给开了。

此外，学者熊十力与诗人废名一生打架无数，被传为佳话。

季羡林等学者回忆，二人经常争论佛学问题，声调很高。

过一会儿，突然没有声音了。

旁人仔细一看发现，二人你扭打在一起，相互卡住脖子，都发不出声了。

同为文化人，为何如此不宽容？

02变革时代：

大环境让人缺乏宽容

　　　救国图存知识分子个人道德失控

晚近中国的文人武斗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特殊社会背景造成的。

晚清中国屡次遭到外欺，政府疲弱无能。

随着科举废止，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机会逐渐减少，面对江河日下的国家命运，表现出极度无奈。

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情怀与面对国家命运无能为力的尴尬，造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矛盾内心。

终于推翻了清廷，可是新生的民国并未过渡到西方式的民主政体，而是在数次的政治斗争中变成军人专政。

这给中国知识分子造成的打击是巨大的。

传统靠不住，军人靠不住，政府也靠不住，到底要靠什么救国？

靠文人自己。

中国文人天然就有理想主义情怀，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现实目的。

鲁迅发现中国人病在精神上，于是弃医从文，打算以文做刀，医治国民劣根性。

蔡东藩发现，国人病在对过往历史的无知，于是发奋著通俗史，教育国民。

鲁迅的文章也好，蔡东藩的通俗史也罢，最终都没能救国。

但，在救国的旗帜下，他们始终坚持自己是对的，并为之做出了很大牺牲。

在救国旗帜的掩护下，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已经超出了个人道德的范畴，具备了集体道德的特征。

这时的集体道德很容易被个人道德绑架，个人的不道德行为也就有了为集团献身的无私性。

如上文提到的陈独秀为争夺刺杀满清五大臣的机会与吴樾扭打一起一事，二人就站到了道义与救国的高度，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就变成了集体的道德行为。

很多文人的冲突都被归为这个范畴。

既然有集体道德撑腰，人人都认为真理站在自己身边并敢于为之献身，而实际的真理却躲在某个角落，看各派相互掐打。

有了集体道德的外衣，一切行为都显得冠冕堂皇而且合理合情，人性的本来面目显露无疑。

左翼思潮孕育革命年代的斗争哲学

晚清时，社会价值出现变动，秀才当兵极为普遍，尚武风气蔓延。

周作人就曾在《绍兴公报》上鼓吹“军人尊贵”以及“国民尚武之心”。

民国文人的戾气与晚清尚武风气关系紧密。

这种尚武的风气与西方传入的左翼思想相结合，就形成了激进、革命的左翼文艺思潮。

文艺的革命性与秀才当兵属于同等逻辑。

左翼文化人担当的使命不再仅仅反映人性，而是要反映阶级性，有了更为深刻的政治含义。

左翼思潮的蔓延与泛滥，使中国文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对立。

这种对立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同的根本对立，水火不容。

左翼思潮活跃于20世纪20、30年代，是激进的中国文化人照搬苏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结果。

当时流行的太阳社就照搬了苏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留日学生组成的创造社“全面文化批判”的观点就直接照搬了日本福本主义思想。

这种生拉硬拽式的模仿，忽视了中国独特的国内环境，走上了极端。

左翼思潮激进的文化批判，对文学革命性的表达，使文化人丧失了基本的理智。

对传统的否定，对时下的批判达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陷入了为批判而批判的急流中。

　　　　信仰左翼思想的文化人用批判性掩盖了理性，最终失去了文化人最基本的宽容。

抗战爆发后，左翼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不复存在，但它的支流却随着红色政权一路西去，化为苏区的革命文学。

这些红色割据政权中的左翼文学家，继续保持批判精神与革命性，与当时的苏区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在红色政治浪潮中，他们这个群体也接受了整风运动的洗礼，批判性与革命性更加强烈，奠定了解放后的文艺思想基础。

这股革命精神到解放后就变为斗争哲学，在和平年代继续发挥作用。

03斗争哲学：

文化人逐渐失去底线

　　激进运动文人行为出格

与左翼思潮相伴生的是偏左的文化运动、政治运动。

这些运动对文化人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彻底的。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就成了十足的左翼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发展到后期，就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运动。

这些运动的参与者与反对者简直水火不容，根本没有融合的空间。

无论是支持者也好，反对者也好，在激进的运动洪流中都迷失了自己，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斗争与革命成了时代的主题，出格的文人成了大时代洪流中溅出的水滴。

五四运动发展到后期，就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参与者与反对者简直水火不容。

一向儒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曾完全失控，要挥拳与学生决斗。

五四运动后期，学生组织极为强大，拒绝缴纳讲义费，要求有权罢免教员，最后惹毛了蔡元培。

一开始蔡元培好生劝导，他们不听，反而提出“打进校长办公室”的口号。

面对失去理性的学生，蔡先生高卷袖子，晃动双拳，大喊：

“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

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蔡元培当天辞去北大校长，北大全体教员也提出辞呈，与蔡元培共进退。

后来在胡适的斡旋下，学生公开道歉，才请回了蔡校长。

陈独秀也好，梁启超也好，章太炎也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中，面对所谓的真理时，坚持真理站在自己一边，愿为之对别人挥拳相向。

这种非理性的运动被后来社会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延安的整文风运动不过是这些运动的延续罢了。

最后成就的一元意识形态更具有排他性，让文化人形成了极端不宽容的性格，非黑即白，要么是要么非。

兼容并包，多元宽容的文艺精神没了，文人的文化人格也彻底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朴素的斗争哲学。

继续革命被建构的文化心态

建国后的思想改造运动、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余波，左右中国文化界近30年。

整个社会文化的主题是斗争，文化人的行为更是没有底线。

文人间的相互批判达到狂热程度，相互拆台、相互斗争成了常态。

师友相互揭发，同学互相拆台，兄弟相残，父子陌路，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文人的人格被驯服，人性中最为丑恶的东西显露无疑。

打到、批判、否定成了植入文人血脉中的新基因。

真理的解释权不在文人手中，而此时的文人成了真理的奴隶，彻底失去了宽容与理性。

这种文化环境建构的文化心态，左右了后续几代人的思想与行为。

这种心态对主义、真理要么是原教旨主义的信仰，要么是水火不容的批判，陷入两个极端。

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文人的思想依然禁锢着，并没有出现多元文化观念的争鸣，反而是左右两派的互不宽容。

尤其是改革开放前接受教育的一代人，表现出更为不宽容的一面。

上文提到的教授互殴、教授打人，当事者都坚持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为之不惜牺牲道德与名誉。

这种行为与“章梁大战”几乎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

在互联网语境下，这种行为愈演愈烈，各种文人、记者“微博约架”层出不穷。

自360董事长周鸿祎在北京朝阳公园“约架”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后，朝阳公园成了“约架”胜地。

四川电视台记者周燕在此“约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引起群殴。

“约架”的风气从北京朝阳一路散播到全国各地，诗人、学者、教授粉墨登场，演了一出又一出闹剧。

这些是社会整体文化氛围的戾气使然。

即便是当事人挂着文化人的头衔，也不配叫文人。

社会的道德滑坡，文化人人格沦丧，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04改变心态：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斗争哲学建构的文化心态，使文化人排斥不同思想、信仰、行为，造成了极端不宽容的现象。

这种心态就是文化人暴戾之气的来源。

这股戾气理应根除，不然后患无穷。

根除这股戾气，就该重提“宽容”。

如胡适所言，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容忍不同的思想，学术才能争鸣；

容忍不同的信仰，人心才能平和；

容忍不同的行为，社会才能安定。

这种容忍是一种气魄，也是一种气度，通向的是自由王国。

宽容是对一个自由社会最基本的要求，而斗争只能带来暴力与混乱。

认为站在真理一边的人，是剥夺别人主张真理的自由；

认为站在正义一边的人，是主张别人不义；

认为站在上帝一边的人，是将别人打为异教徒。

所有这些本质上都是剥夺了别人的自由，是很不宽容的行为。

健康的文化心态，能够容忍和谅解别人，以获得别人的容忍和谅解。

动不动就为真理、信仰、思想而大打出手，本质上也是限制别人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也让自己陷入了不自由。

收起那份戾气，用宽容的心态待人，用宽容的心态看待事物，或许是国人应该培养的正常心态。

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回归理性改变国人心态

斗争哲学建构的文化心态与近代的民粹文化有一定渊源，也有市侩的成分在。

这种文化心态是非理性的，有着革命浪漫主义，也有斗争哲学的狂热性。

近一百多年的文化运动与革命浪潮摧毁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体系，建构了一种基于现实利益的工具性价值信仰。

这种信仰是狂热的、非理性的，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中国人的国民心态变得极为复杂，也变得难以揣摩。

当下所处的是转型时代，很容易出现混乱。

狂热的革命主义与刻薄的斗争哲学都应入土，让国民心态回归理性势在必行。

让国民心态恢复健康就要摘掉集体道德的幌子，让文人文斗、武斗的非道德性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而不是有一层集体道德的掩蔽。

让那些为真理、信仰、思想而战的虚伪行为得到揭露与鞭挞。

一个理性的社会，人性应该得到规约，将非理性的成分限制在一定范围里。

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国人的心态应该放松且平和，而不是暴戾与粗鄙。

文化人作为社会素质进步的标杆，更应该放弃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斗争精神，选择兼容并包，相互依存的当代思想与精神风貌。

结语

胡适说：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

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