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影响了古代的时尚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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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汉学家在企图向西方人解释中国的传统服制时说：

恐怕只有今天等级分明的军装军衔制度，可以使人想象和理解中国历史上对服制森严和繁缛的规定。

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是等级制和礼教在日常上所彰显的最鲜明的旗帜，而无论宫廷、豪富还是民间，所追随的时尚正恰如一场带着镣铐的起舞，与自上而下推行的服制做着躲猫猫的游戏。

被限制的人群要僭越；

被逾越的人群就要维护，而对于美的追求又在一场政治、经济、技术、礼教的角逐之间，暗流涌动，代表着人性真诚的渴望，也参与到铸造时尚的机制里来。

历史上，曾有“更始衣冠”，政权因不能制定优越先进的服饰制度，统治集团自己的衣冠不具备引领其他社会集团的示范作用，整个社会不能心悦诚服，其负面的影响力竟然可以是覆灭性的；

朝代更迭，上代的华服常常变成戏台上的服饰、妓女的服饰；

诗歌和各种文艺作品中，充满了以局部的服饰特色指代某一类人的修辞......中国的文明在非常久远的时代，就已扩张到了精细和繁复层度的一种极致，在无数名词：

称谓、器具、服饰的后面，是先人管理社会、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密蓝图。

以今天人来看，它确确实实是随时代发展起来的一套确定人地位、约束人言行和管理社会生活的系统，而服饰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颜色和样式，是被垄断的专有权利，每一次的服制变化，其于社会，常不亚于一次地震，革命与革服总是接踵而至。

服装是人类文化最为重要的一种载体和体现，于是服装的创新，常常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时尚，更意味着对文化的创新，对传统的突破，有时甚至是一种革命和反动。

按学者的划分，中国服饰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根本性的大变革，一次是战国末到西汉初，改着深衣、长袴；

二是南北朝晚期到唐初，戴幞头穿圆领袍；

三是满清入关，传统正式服饰中一直保持下来的衣、裳、冠、冕就统统彻底消除了；

再到20世纪前期改着西式服装，即我国历史的第四次服装大变革。

这样巨大的服饰变革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在这屡次的大变革之间，那些渐进的时尚变化是怎样发生发展的？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时尚是什么？

它和今天的时尚，有些什么不同吗？

它也像今天一样，全城鼓动，激动人心？

在过往的每一个时代，又是谁不断创造着时尚？

第一个群落：

帝王与权贵最近电视剧《武媚娘》热播，而一道“裁剪令”则让唐代服饰成了热议。

仅管影视剧集中花了最大的气力在武氏的服装和头饰上，然而真实的历史记载中，除了记载了武则天登基之后是一副传统帝王的作派和冠冕装束，有关她一生和服饰相关记录，则是她作为一个帝王，如何关注宫廷内外、朝堂上下的男子们如何穿着打扮。

譬如她要普天之下的男子在母亲去世后，也跟父亲去世一样，要穿上三年的孝服；

也譬如她自创了一种“武家样”的头巾，在宴会上赐给忠诚于她的诸王和大臣，这种明显更高、中间凹陷的头巾从此改变了唐朝幞头的式样，而则天皇帝也把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手腕坚定不移的一路贯彻下去，她在隔年，天授三年，命内府制作了一款“铭袍”，在朝服上绣有"

德政惟明职令思平"

、"

清慎忠勤荣进躬亲"

等铭文以及山形的刺绣，同样也是只赐给在政治上跟自己保持一致的臣子们，通过这么一种新朝服，给每天站立在朝堂上却身着旧式朝服、内心更倾向于李唐王室的朝臣施加巨大的压力，如此，逐渐有更多的大臣重新站队，表示了对新王朝的忠臣，于是，一两年后，这种“铭袍”成为三品以上高官的特殊荣誉，并绣上了更多的文字和图案，文官是飞禽，按不同等级有凤、雁等，武官是走兽，狮子、麒麟、虎......这套办法不断精密化，并被之后各个朝代承袭，直至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结束。

帝王们创制服饰制度和样式，或进行政策性的干预，除了区别尊卑助益统治之外，也常常有则天皇帝这种拉拢分化的意图，又有些时候，则是以美雅尊严之风尚树立朝廷的威信，而那些纯以帝王个人好恶影响了时代风尚的，则常常落于士大夫们的口诛笔伐之下。

无论作为帝王直接颁布的制度，还是由上层社会引领的潮流，在古典时代，权力和财富相对集中于特定阶层的时代，服饰风尚的变迁大体是自上而下的。

“时尚”在人群和地域的流动，通常是这样一个趋势：

皇室贵族、官宦再到百姓；

宫廷、都城、大都会再到地方和乡间；

文化中心到边缘区域；

经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

这种由政治和经济中心往周边的流动，常常是随市场网络、商道、运输渠道传播。

如白居易诗：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帝王在服饰风尚中的角色，有时是带领者，有时是裁判官，他们不断参与其中，大多时候框架着一个时代的服饰面貌，但也并非总能奏效，尤其是在富庶和统治松弛的时期，譬如在南宋临安城中的，从宫廷贵妇到城中权贵，再到黎民百姓，甚至从都城辐射至整个帝国统治下的全境，帝王从始至终忠实推行着“禁奢”的命令，种种禁令和举措不断出台，奢华之风或有消涨，但“汹涌”的时尚追求却并未能真的被抑制。

那是南迁之后，大宋的皇帝们很忙，除了军政大事，还有一项常规项目，是“禁奢”。

一歇歇是“销金之禁”，一歇歇是禁白之令，一歇歇是通衢焚翠......那时节临安城内外，奢华成风，不论显贵还是民间，都酷爱穿销金服饰，即以特殊而精湛的技艺将极薄的黄金装饰到服饰上，据说是蔚然成风。

装饰在服饰上的金色深深浅浅、层层叠叠，贴金、缕金、间金、圈金、剔金、陷金、解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盘金线、金铺、蒙金、拈金线、真金纸......一城之内，从此业的金铺达数百家，销售的商贩达数千人。

难怪远方之人遥想临安城，要猜想那是一座金子一般的城市，临安的城池并不能固若金汤，但那时节，临安城中，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真的都是闪着黄金的色泽。

“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

”——南宋笔记《都城纪胜》。

当日的临安城率领着整个天下的风尚，都城的金色服饰，牵动着整个大宋朝趋之若鹜，连偏远乡下的妇人也要紧紧追随着临安城里的走向。

情形之严重以致高宗要在两天之内连下诏令，一再申明政府对销金一事的严正立场。

然而群众们手里有了钱，上位者实在很难压制人们对金色的嗜好和对美的狂热，大概绍兴二年的这次销金令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君王也知道一种风尚的兴起和仿效，宫廷之中的贵妇们常常是“始作俑者”，民间常常称其为“内样”而热衷于紧跟风尚，于是帝王们毫不容情的首先在宫廷里和权贵之家严命禁止“销金”服饰。

皇宫之中不再金灿灿了，临安城中却依旧癖好未改，妇人们大概仍旧穿着郁金香根染成的黄色裙子，裙幅上星星点点，闪着金色的光芒......于是三年之后，高宗不得不再次下狠心禁止销金，这次矛头直指临安城中广大的妇女群体，禁止妇女们再穿任何点缀着金色的服饰，如若违禁，不仅自己要获徒刑，丈夫或家长还要同罪连坐。

帝王的禁令绝非一纸空文，那是徒三年的重罚，而且重赏告发者，帮着制作的工匠也要受同样处罚，而邻里不觉察不主动告发的，也要罚，家里有而不主动销毁的，也要罚。

这是绍兴五年，如此严厉的禁令居然仍旧收效有限，绍兴十年，这项禁奢的工程仍在继续，高宗在秦桧的协助下继续严打临安城的嗜金风潮，在整个都城内张榜，限全城三日销毁，否则严惩不贷。

为了抑制临安城里华丽的服饰，高宗的禁令一发再发，高宗的绍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孝宗的隆兴元年、乾道元年、淳熙八年、九年，以及此后的光宗、宁宗、理宗......并发展到率先将宫中搜出的拿到通衢焚烧，期以儆效尤，并一再加重惩罚，然而常常是“曾未数月、冒犯如故”，于是决定严打要从源头抓起，临安城的金匠集体倒了霉，金铺关门、强制改业、没收工具、杖罪科枷......跟璀璨的金属一同被严打的，还有美丽的翠鸟羽毛，高宗下令，将交阯进贡的六百支翠羽在闹市当众焚毁，从宫中开始为天下示范，举国上下皆严禁以翠羽为服饰。

以今日翠鸟成为如此稀有的保护动物，可想而知，高宗的禁令成效如何。

显贵们从北方来到南方，不适应盛夏的酷热，为了贪图享受舒适，在盛夏时节穿轻薄的白色夏衣，这种颜色在当时看来，并不适合官员们的身份，且引动的都城上下一片白色，这在帝王眼里，实在是一种近乎“凶像”的坏兆头，于是也成了受到禁止的项目。

大宋的禁奢令几乎与其兴亡相始终，从朝廷北来，到皇室南奔，临安城的兴盛与覆灭。

临安城最终褪去了神奇的金色，然而却并非因为高高在上的帝王从深深的宫禁中发出的一道道圣旨，而是在入侵者残酷的铁蹄践踏之下。

值得回看的，是究竟临安城里金色的服饰应该为这城池的覆灭背上“服妖”之罪名呢？

还是城池本身的覆灭再不能庇护人们对金色服饰的癖好......第二个群落：

《时尚的急先锋——宫廷女子和贵族妇女们》上文提及南宋的帝王们明确的知晓，宫廷及贵族女性，历来是时尚的急先锋，她们、还有一些特殊的著名人物、公认的风流人物和美貌的妓女，一起左右着风尚，天下仿效、举国跟随。

有时后妃中的一个人的偏好就足以达到天下划一的影响力。

“奇装异服，朝兴于宫廷，暮仿于市井，不几月而满天下。

”陈舜卿《都官集》?

《女子作男装》不仅仅今天，过往许多时代，整个社会在拥有更多财富、享受更大的自由后，服装上就表现为多元化，其中就包括出现女性穿着男性服装，或男性服装偏女性化，形制上有接近和混同处。

这并非是说在这样的时期，女性就更趋男性化或男性变得女性化，而是男女两性都相对在着装选择上更宽松更大胆，有一些女性会尝试男性服饰，而也有一些男性会选择更精致的、女性化的、甚至是女性特有的服饰。

这类新时尚，在当时，总是大胆奇异甚至违背常理，针对这样的新风尚，就有很多的故事和反对的声音。

传说和记载中女子着男装的始祖或者说“第一人”是末喜（妹喜），夏桀的王后，她还同时享有中国“祸水”第一人的桂冠。

她试图对政务发言，这得到了桀的容许，但在末喜当着群臣发表她的政治见解甚至是决断的时候，她穿着贵族男子的服饰。

妹喜因爱带男冠，而被贬为“服妖”——不合道德的穿着是预示王朝灭亡的恶兆，史家评论夏因此而亡国。

此一以服饰标明僭越皇权的殿军人物，就自然是慈禧太后。

签了《辛丑条约》，太后结束了逃难之旅，回到了北京，换下了农妇的乔装，（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清代开国，以之前所有封建王朝都从所未见的野蛮进行了满族服饰的“推广”，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要走向尾声的时候，列国军队围于城下，太后和皇帝，竟然是扮作汉人老妪和伙计的模样，仓皇逃出了紫禁城......），太后重新换上了大清朝的礼服，然而整个大清朝也只有她这一位太后可以穿这样的礼服，上面绣着象征皇权，过往只有皇帝礼服上可以有的十二章纹饰，这恐怕是清代最严重的服饰违制，也是最后的女性对皇权的僭越。

中国古典社会这一头一尾两个“个案”，很适合作“服妖”的批判，妖起则国亡，这两位企图僭越政治领域的女性，都被冠以导致灭国的罪名。

当然，除了被认为是罪责过错的对男装的僭越，关于女子男装，有几种特殊情况被认为是特殊情况下的权且和需要，如女扮男装出征、出仕，除了从军的花木兰、出仕的黄崇嘏，还有位征战天下、建功立业的平阳昭公主。

这是一位从活跃于唐朝的建国却最终消失于历史载记中的公主——高祖李渊三女、太宗李世民之同母胞姐，平阳公主。

“娘子军”一名，即有她所带领的这支有女人做主帅的军队而得名。

她无论在唐朝的建国过程中，还是在其后的边关防守中，都可说“功盖天下”，她的夫君进了凌烟阁，而她却一身戎装，默默于远离都城和奢华之外的边关。

她去世的时候，高祖李渊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坚持以只有有功的武将才享有的军礼为这位建下奇功的女儿送葬，也只有这样似乎违礼的礼，才恰恰贴合这位戎装公主的一生。

于是唐朝除了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还有这么一位唯一由军队为她举殡的女子。

女驸马、女将军之外，“不得不”男装的还有戏曲舞台上的女扮男装者，宋元明几代，女性艺人在戏曲舞台上既扮女装也扮男装，除了艺术的需要，更多是谋生的需要，即“强化竞争实力，取得艺术的生存权”。

除了参与政治，这些着男装的女子，不论主动被动，何尝不带着进入“男性领域”以及某种斗争抗衡的意味呢？

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于当时社会上更具普遍性性的女子男装，唐代在整个古代社会中显得尤其突出，着男装出行、带着猞猁骑马狩猎、打马球......男装方便，仅仅是出于便捷，也说明唐朝上层社会的女性，更多的走出家门，参与各种活动，她们在整个社会风貌的图卷中频频显现身姿。

尚武和开放，被认为是唐代流行女子男装的大背景。

大量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提供了一幅广阔而丰富的画卷，让我们看到唐代着男装频频闪现身姿，这是过往和以后再没有出现过的情形，也因此，许多学者都倾向于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透露出了唐代与众不同的性别意识，并且指出即使在唐朝，以考古学提供的证据，这一现象也是在天宝之后戛然而止。

女子出行遮蔽之俗开始松弛，正是武则天时期，唐朝女子的胡服和男装，大体也是从则天朝开始时兴，又一同在安史之乱之后，同时从社会中逐渐消失了，社会衰弱而禁锢加强，也是规律性的显示在服饰制度上。

唐代前期，上面这位因军事上特殊贡献，而以军礼安葬的平阳公主之外；

就是穿着武官的服饰在宫廷宴会上起舞的太平公主，自然还有以传统男性帝王登基的则天皇帝。

并且，随着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这逐渐的不再是特殊女性的偶尔行为，而逐渐演变成从贵族女性到平民女子都时兴的风尚，五代人记载说此风到了开元年间，已经达到了“士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

”这种风气从宫廷中开始流行，进而影响了社会中上层，士人家庭妻子从头到脚穿着与男子一样的的装束，男女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在着男装这一点上，贵族妇女、宫廷女子仍旧是此一特殊时尚的引领者，或可理解作，这一风尚真正能影响到整个社会，是一些试图进入被划定为男性领域——无论是外出活动还是政治舞台——的特殊女性们所带领出来的风尚。

自觉或不自觉的，是女性对自己生存状态及生存空间的拓展。

一个女子选择穿男装，是怎样一种表达？

它在古代、在今天，是否有着同样的寓意？

女性之“服妖”究竟是否有自由和权力的意味在里面？

关于唐代女性着男装，其中是否有一种不同以往的心理变化或者性别意识，学者们的观点可说大相径庭。

荣新江在《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中认为这是“唐代女性乃至整个社会与南北朝甚至唐以后不同的性别意识。

”，“从性别角度来看，唐朝前期的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

”孙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因壁画中着男装宫女常属于附庸位置，不是“主角”，于是认为就考古学证据来说，唐代基本是宫中服杂役的宫女和官宦人家的俾女，为劳动出行方便而常着男装。

认为女性权力的觉醒或对传统的挑战等等的分析并不能成立。

而实际上，如果把女子男装放回到整个历史背景中，依靠丰富的文献记载，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等等的变化，甚至是女性服饰在其它方面都显现出更具开放性的动态来考察，而不是少数保存下来的皇家墓葬壁画的话，那么，我们仍旧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唐代前期，在平阳公主、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等一系列女性活跃于唐代的建国历程和政治舞台的时代，社会对女性、女性对自己，这所有的认知，一定发生了丰富而微妙的变化。

学者们甚至认为武则天称帝也仅仅是武则天个人介入权力斗争和热衷于“搞政治”，她本人大体并不会特别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多少考虑。

而实际上，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统治者，面对一个与自己性别完全不协调的社会体系，恐怕根本不可能避开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思考。

正如武则天实际上表现出的，无时无刻都在自觉着自己的女性身份。

作为一个女性统治者，如何在完全不支持自己的历史堆积出的话语中自圆其说，如何向天下说明自己皇权的正统性，确立自己的继承人，如何传承下去......我想，女性的身份，和作为一个女性如何能在原本属于男性的“游戏场”中待下去，恐怕不知费了武皇帝多少思量。

然而，时代给予了她机会，也覆灭了更多的可能性，武皇帝如同潜在冰川之下，苦苦寻找冰层的出口，却最终只能以一块无字的巨石做了脚注。

“......表明自己不同于一般女性的社会面貌......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这恐怕是唐朝前期女性盛穿男服的另一个原因。

”——《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每一个试图进入政治领域的女性，不约而同的，都将目光探向了男装。

这个活动的区间，传统上是属于男性的，参与其间的都是拥有权势的男性，其服饰，用意皆在象征权威、标明地位。

这些女性着男装进入这一空间，一方面恰因为作为女性本没有同等的权利，所以需要趋同于男性成员；

另一方面，这类服饰本身在设计上也总是倾向于增加威严和强化权力。

相对的，女装则不仅仅从美观上着眼，而是被要求凸显时代对女性的要求，譬如柔顺、缓慢、纤弱。

如此形象的女性，应该是静默的、被动的，总是微微低着头，随时努力缩小存在感......今天的社会，无论有千百种匆忙和粗糙，却毕竟是更为自由和宽泛的，尤其在着装上。

颜色鲜艳、精致的修饰、紧身等等过去被认为女性化服饰的特征全无保留的可以出现在男性的服饰设计上。

女装在日常装和制服上，跟男装趋同，女性即使直接穿着男装，也不再是件令人侧目的事情。

一位女性经理人穿西装长裤和当年太平公主穿男子戎服是否有共同之处？

这或许总是部分女性的行为，然而常常正是这一部分人，古往今来，他们特殊的经历和情感，特殊的动机和选择，带动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风貌。

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大多数”，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特别的“少数”，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机缘下，做了特殊的斗争，以特异艳丽的服饰，在历史里迸发出鲜亮的火花。

她们或多或少给予了，传统社会那些在礼制重重重压下的妇女们，多一丝的自由吐纳和生长生活的空间，至少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也是极其可贵和让人肃然起敬的。

?

晚唐褒博装束有些商人颇有一套生意经，很善于利用这种消费心理，即民间女子对宫廷和上层妇女出于羡慕进而效仿的行为，他们会贿赂太监，把自己制成的新样式拿给宫人们穿，以此带起新的“时髦”，京城、天下都来效仿，销售额节节攀升。

这里，我们将实视线在晚唐的仕女图上，来看看这群特殊的贵族女性，如何作为时尚的弄潮儿，以或曼妙或奇异的装束凸显了一个绮丽又充满动荡的时代，她们带领着大唐仕女，从崇尚窄小修身变作褒博宽肥，并一路影响了五代和北宋的女性服饰。

在后世画家作下的一副副画卷上，如《簪花仕女图》、《宫乐图》等，我们看到正当晚春，盛唐的好时节已过，但宫廷中的牡丹和玉兰却开得正好。

有宫中的女子正在赏花和游玩，她们雍容于花丛中取次经过，皆大袖宽裙，作“实世宽装束”，薄如蝉翼的纱衣在晚霞的光彩承托下泛着谈谈的光，长长的拖在身后，两袖皆有四尺多长，重重叠叠的华丽织物色泽如此限量，裙摆堆积出的皱褶格外的好看，女子高高的发髻上一支碗口大的粉色重瓣牡丹似乎正要垂下泪来......好一派春光正烂的画卷。

“几个贵族妇女云髻高耸，博鬓蓬松，头戴各种不同折枝花朵，簪步摇钗，作浓晕蛾翅眉。

衣着薄质鲛绡或轻容花纱外衣，披帛也用轻容加泥金绘，内衣有的作大撮晕缬团花。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的画面，是后世画家为大唐仕女设的一帧定装照，而在真实的场景里，想必也是难得一见。

但这不要紧，这些特别的元素无论如何都在那个时代横空出世、因缘具足的出现在了女性的世界里。

安史之乱以后，胡服受到谴责，胡风渐渐退去。

唐代女子的服饰，以天宝为分界，天宝前，是贴体合身的翻领小袖或男式圆领衫子、卷边小口红白条纹波斯裤、靴子；

天宝后，官服转成常服，贵族妇女衣裙渐渐越发阔大广博：

衣袖四尺，衣服拖地四五寸，并越来越袒露，高髻越梳越高，各种头饰缀满发髻，袒露与宽博的装束一路风行直至五代和北宋。

仅管宽博装束所费衣料太巨，过于奢侈，宫廷仕女和贵妇热衷这样的风尚，其她妇女也必定就多有仿效者，这使得帝王和他的助手们不得不对此风尚予以约束，倡导节俭的文宗把他的女儿从宫廷宴会上赶了回去，因为延安公主的衣裾超乎寻常的宽大，驸马也跟着被罚了俸禄；

李德裕也在地方上下令妇人把四尺的衣袖都改回一尺五，裙子曳地四五寸的减去三寸......可是这些限制，惹得怨气冲天，最后也不了了之，大唐仕女的衣衫一路宽博，雍容华贵，炫丽的不似人间，离着现实经济的考虑越趋越远，于是这种宫廷对实际生活的远离，正成为后世道德家批判的要害：

在一种壮美的虚幻中，潜伏于王朝各处的危机被重重奢靡的织物所遮挡消弭在统治者的视线之外去了。

第三个群落：

士人中国的士人或者文人，他们的身份和使命直接指向的恰恰并非“文化”和“文学”，而是政治，对于政治的实践和讨论，关于政治的学问和设想。

所有关于士人的理解都必须在这一理解之上才能完成。

如此，才能明白他们如何在过去长久的古代社会中格外受到尊崇，并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自先秦起，诸子即在讨论政治之时，涵盖了大量对衣冠制度的讨论，并身体力行，尤其儒家。

他们给中国人的审美确立下了一个标准，即内外兼顾，甚至是质重于文。

没有内在之美作依托，对外貌和服饰的过度修饰是不可取的。

儒家坚持理想中的周代制度，不同的场合穿适当的衣服，不同的身份也要各有匹配的服饰，作为间色的紫色不应该替代正色朱色成为君子的服饰颜色，穿着黑、白、黄等不同颜色的皮袍都要配上同色的罩衣......涵盖服饰制度的儒家思想中浸透着“礼”的精神，这是儒家据以治天下的根本。

儒家关于服饰的主张，对中国社会和文人影响最大，一种严谨、庄重、自持的士大夫风貌，直到今天，也是对男性成员最强有力的着装指南，大方、中庸、内敛、整洁、严肃等等仍被认为是最主流和得体的。

老庄则更以自然和人的天性为皈依，他们在对人类社会的反省过程中，更渴望关照人的内心，而放弃刻意的雕琢。

记载中的老子是周王室的守藏史，最明了周代的礼制，传说中孔子正是要去向老子学习这些知识。

然而老子却在对礼制的思辨中，洞悉了其中疏离质朴而流于形式甚至蛊惑人心使之迷失的一面。

而庄子更是倡导和描述了一种虽然素简，有时甚至非常随意，但却充满了行云流水般风度的雅的格调。

这种老庄风度，被后世无数文人，包括魏晋名士们所沿袭，尤其是在作“出世”姿态之时，如对社会和政治有所批判之时，或表达自己远离权力漩涡决心隐逸之时，或自标高洁要与庸常划清界限之时......出仕和隐逸的不同策略给了历代处身于尖锐矛盾中的文人一些周旋喘息的空间和据以立身的支撑。

墨家出生于工匠阶层，讲求一种实用和经济的原则。

无论在婚丧等制度，还是服饰起居上，墨家都有一种劳动者的本色，衣服以实用功能为主，防寒蔽体之外，摈弃无谓的繁琐和浪费。

这种务实精神在先秦的民间、在今天的中国大众中，从未远离，一代代农村的子弟，实则是在这样一种朴素节约的教养下长大，又进入城市，这种教养告诉他们怎样穿衣，也告诉他们怎样立身和创业，并如何教育他们的子弟。

当时的诸子百家，儒家代表的是一种继承和维护原有传统的诉求，可称之为保守派，而其他各家理论的提出，某种意义上是针对着儒家，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和主张，类似一场多方大辩论，辩题广泛，涉及到管理社会的一切方面，服饰就是重要议题。

无论道家的“野”、还是墨家的“简”，他们关于服饰的主张，其实都是对儒家的那种“讲究”提出了反对和批判。

这样一个各种思想争鸣的春秋战国，不仅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门人们作派形象各异，各自学说流行的封国也是各行其是，服饰风尚各不相同，且不断推陈出新，有坚持周代制度的，有追求奢华之美的，有粗服短褐的，也有曾被唾弃的间色大行于世的......先秦的时代已经遥远，然而似乎那个争鸣的时代一直像一个强有力的心脏，往文化的血管里源源不断的供给营养，后代的文人因此也呈现多元的面貌，我们看到汲汲以求的孔子和一路不以为然的隐者，看到了李白和杜甫，也看到魏晋放诞名士和陈朱道学先生......而对于服饰，直到今天，我们似乎仍能看到诸子的教诲，为各种人群和不同心态的个人提供了不同的选择方案。

我们大可以唯“美”是图，也可以体面庄重、或者不拘小节，或者以经济实用为宗旨，屈子的奇装异服也不失为一种有深度的坚持个性......古典时代，一方面服制的不断制定和约束是一种常态，然后在各种历史契机，不断被僭越和破坏，亦是一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