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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文学受前代文学深刻影响:

宋初诗歌的白居易体、晚唐体、西昆体。

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开创创造“宋调”的先驱者。

黄庭坚“领略古法生新奇”。

2、宋代文学独辟蹊径,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度繁荣后的必然发展。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破体”现象符合历史规律。

转型时期:

传统诗、文和宋兴盛的词,已经成熟定型,艺术重心已准备转向另一方面,即小说、戏曲等。

第二讲宋词的繁盛及其原因

词起源于隋唐之际,是配合隋唐燕乐歌唱而兴起的一种新型音乐文学形式,在宋代大盛。

一、宋词的繁盛:

1、创作成果的繁荣丰硕(作家作品数量空前、词集大量涌现);

2、作家队伍的整齐壮大(名家辈出、作者广泛、个体数量创作多、专业词人涌现);

3、词体词调的成熟完备。

(形成词体基本特征:

每个词调都有调名;

分片;

韵味无定,因调而异;

采用长短句,句法参差多变;

字声组合方式较复杂,除了平仄,有时还须讲四声阴阳。

二、宋词繁盛的主要原因

1、从文学内部因素看,词体文学的发展繁荣,与唐代诗歌盛极而衰的诗体发展趋势有关,也与唐五代词曲折演进的艺术积累有关。

(一方面,宋之前古代诗歌高度发展为宋诗词发展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但宋之前高度发展使宋文人在诗方面难以超越。

另一方面,从民间发展的词体文学经过唐五代人的发展刺激文人创作。

2、从词体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看,宋词发展繁荣与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密切相关。

(宋发展繁荣外部条件:

音乐文化基础和适宜消费娱乐的土壤)

3、宋代词人创作主体在文化生活和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也是促成宋词繁荣的重要因素。

第三讲

1、北宋前期的台阁雅词与柳永词

(1)北宋前期词坛总貌

宋词第一代词人群体与代表作家:

台阁文人为创作群体的雅词一派:

晏殊、范仲淹、欧阳修词中俚俗一派:

柳永、张先——承前启后

与唐五代词比较,在体制、主人公形象、场景和物象描写、抒情取向

进一步确立了唐五代词以来以小令为主的体式,柳永大力创制慢曲,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以女性形象为主,但范仲淹、欧阳修出现了白发将军、戍边征夫、文章太守、薄宦老夫等,尤其是柳永词中寒士、浪子词人形象,男性士大夫抒情形象进入词与红粉佳人平分秋色,柳词形象主人公从美型化、非我化向个性化转变。

从闺房绣户移向自然山水、都城市井进而延向边塞风光、士大夫日常生活。

仍以表现爱情的渴望与失落为情感主调,但在表现生命本体的忧思上有较大突破和进展。

(2)温润闲雅的“珠玉词”(991—1055)

晏殊词特色:

1、产生于贵族士大夫歌宴游乐的场合,具有上层士大夫酒筵应歌的性质。

2、往往以精细闲雅的笔触,抒写馆阁大臣富贵悠游生活中的闲情与闲愁。

3、具有雍容闲雅、温润秀洁、珠圆玉润的风格品质。

其一,雍容闲雅的富贵气象。

(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营造出和熙闲逸的气氛,表现出“太平宰相”,从景物映衬太平盛世,而非金玉点缀。

在富贵闲适的生活中常能以诗人敏锐察觉到生命的不圆满、人生无常、时光流逝的普遍感触,融入自己对人生哲理深思、闲雅、情思。

)其二,精细深湛的描写艺术。

(精深淡雅的文笔,拟人、譬喻的修辞,景物中渗透主观感受,情景交融。

品尝季节转换变化,流露出生命流逝的淡淡闲愁。

)其三,温润谐婉的优美声韵。

(双声、叠韵、叠字、用调声调谐婉,仄声,仄韵,好用去声字、韵。

(3)承前启后的“子野词”

张先(990—1078)字子野又名《安禄集》张三中:

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

张先词史地位:

是宋词坛上最为长寿的,经历了由晏殊、欧阳修到柳永、苏轼的过渡。

张先对宋词的贡献:

张先词介于晏欧台阁雅词与柳永市井新声之间,反应着宋词嬗变的轨迹。

他的小令,有传统的含蓄美,但又不同于南唐及晏欧诸家,而是别有韵致;

他突破台阁小令的局限,试作慢词又有异于柳永、苏轼,独具个性。

1、张先善于锻炼字句,下字用语生新而精确,尤其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独具匠心,往往通过物影来表现景物的动态美和朦胧美,在情景交融中细致入微的刻画主人公的内心活动。

2、张先突破台阁小令的局限,以小令手法试作慢词。

显示出由小令向慢词转变的轨迹。

张先用慢词形式进行创作,慢词题材扩展。

3、张先第一个打破了士大夫以诗为媒介的唱和酬赠传统,大量用词来赠别酬唱,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张先是第一位留下依韵、次韵作品的词人。

这类唱和词开始独立书写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与感情,风格趋于瘦硬,标志着词体在文人心中地位提高,促进了填词风气的盛行)

4、率先在词中用题序,将日常生活引入词中。

(4)柳永词的新变

1、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乐章集》

2、柳永生平对柳永的生卒年研究对词研究有重要影响。

柳崇——柳宜——柳永初名三变,与其字“景庄”相谐,“君子有三变”;

后改名永,字“耆卿”,期望长寿安康之意。

“柳七”自家兄弟或本家兄弟排行第七,其兄柳三复、柳三接。

柳永卒葬《喻世明言》赵香香、谢玉英、陈师师

3、柳永词对宋词的贡献:

教材+

(1)丰富词调,焊接令、慢。

其一,改制唐五代士大夫文人词小令,或翻作小令新体,或衍为长调慢曲。

其二,改制唐宋教坊长调旧曲,重新度曲填词。

其三,或加工提炼市井“新声”,或倚“新声”填词,或自创新调。

(2)拓展题材,抒写自我。

其一,闺情词、妓情词(采用写实手法,用逼真语言灵活的展现男欢女爱的生活场景,全方面多角度的表现下层女子的爱恨情愁,呈现的是柳永的浪子情怀和从俗的审美追求。

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市民生活情趣,浪子词人柳永及其俗词产生的文化意义:

以词人自居,以疏狂自傲。

居京华,宿秦楼谢馆;

游吴越,寻花衢柳陌。

传统文化的惜时心里指向,在柳永身上表征为良辰美景、偎香暖玉的依恋,表征为及时行乐的放荡。

《乐章集》中狂荡不羁的生活和作风的铺排描写,即是柳永疏狂的内在精神的宣泄,是柳永追求世俗享乐的人生价值观的张扬。

柳永浪子式的及时行乐、追欢买笑的人生价值观并不值得赞赏,但支撑其浪子心理与行动的背景却值得我们深思探讨。

柳永浪子的社会角色,在当时并非孤立的、偶然的个人现象,而是柳永内在精神与外在文化环境契合的必然产物。

顺承晚唐五代而来的宋初旖旎靡丽的城市文化环境和迅速膨胀的“享乐心理”“恋情心理”,为柳永疏狂、率真的内在精神提供了最好的宣泄机遇和表现提供了最好的宣泄机遇和表现园地。

柳永浪子角色的形成,首先体现了城市文化的审美阐释。

特殊的疏狂自傲禀性与世俗享乐心理的交合,使他在蓬勃发展的都市文化中随俗自乐;

科举落第之后,都市世俗文化更成了他精神寄托的王国,词场教坊为他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用武之地。

于是,“浪子”柳永成为科举分化寒士的“仕”、“隐”之外的又一典型的文人范式。

从此以后,带有“浪子”色彩的与城市世俗文化、科举文化胶着的“教坊才子”、“书会才人”不断涌现。

其二,羁旅行役词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以来以自觉意识写羁旅行役词。

有的写在自然山水之间的登高望远;

有的写佳节宴饮;

有的写客中早行;

有的写水上行舟;

有的写孤馆难眠、孤独失意等。

柳永的羁旅行役词对宋词创作的开拓之功:

第一次把千古登临、山程水驿的文化传统引入词体创作,把秋士不遇、岁月易逝的文人情怀纳入慢词创作,同时在山水登临之景、羁旅宦游之程的描述中融合着相思思归之情、伤春悲秋之绪,在孤独自伤的蹇运寒士歌吟中又交融着对世俗文化的深切怀恋。

其三,歌颂升平盛世,描绘承平气象其四,咏物怀史花间词怀古多用小令,柳永多用慢词

(3)铺叙衍展,回环往复其一,手法上,以赋入词——铺叙手法。

其二,结构上,回环往复——结构程式化。

注意片与片之间的承接转换紧凑绵密,尤其善于用领字来勾勒与点染。

结合具体作品,论述柳永慢词的结构艺术。

(1)情景交融,虚实兼写。

(2)铺叙与点染,紧密结合。

(3)章法严谨,层次分明。

(4)雅俗兼备的语言艺术。

2、东坡词苏轼(1037——1101)

诗词、散文、书画堪称典范,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精辟之见,自成一家之学,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典型代表。

“苏海”之称

苏轼对还乡归隐的向往,不同于求道高人的修炼逃世,不同于真隐征士的流循避世,不同于放荡名士的佯狂处世,不同于怀沙屈子的决绝弃世;

其终极境界,并不在于真正的归隐于超越,而在于现实社会之中、贫贱富贵之外的完善自我、圆满人生的“心安”。

苏轼的“心安”根基于以独善方式行兼济之志的人生哲学,以平衡、自由和安适的感觉和心态,表现为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宠辱不惊,安于所遇,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境界和品德,蕴含着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与世俗观念、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取向。

在苏轼的思维空间和文化实践中,还乡归隐之念经过了“壮心”—“忧心”—“倦心”的心路历程,最终流归“心安”的港湾。

苏轼找到了以一变应万变的获取个体心理自由的“法宝”,做到了以有序的心态去对待无序的政治风云和自身命运,这标志着一个根基于以独善方式行兼济之志的人生哲学,运用“遇物而应”以变应变的方式,达到“心安”的人生目的的具有整体性的思维结构的建立。

在苏轼的思维空间和文化实践中“心安”不仅仅是一种品德和心态,而且是融合着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一种有序的文化境界,标志着苏轼以独善方式行兼济之志的人生哲学为根基,运用以变应变的处世之道,达到“心安”的人生目的的具有整体性思想结构的形成,是苏轼之所以成为一个典型的文化个体的重要依据。

3、苏轼文学创作分期

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800多篇散文,数量之巨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质量之优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

历经了北宋仁、英、神、哲、徽宗五个朝代,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反复多变,党争此起彼伏,仕途坎坷不平,除了嘉佑、治平年间初入仕途,两次在朝任职,两次在外做官,两次被贬,主要经历而言,“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

按生活经历分成初入仕途及两次“在朝—外任—贬居”,分七段,按照思想和艺术特点分任职和贬居两个时期。

思想上有儒与佛老思想因素消长变化的不同;

艺术上有豪健清雄和清旷简远、自然平淡之别。

《谪居三适》表现早上、中午、晚上小事小物小灵感,把岭南风光风物写进诗词中。

4、苏轼对词的卓越贡献:

第一,在观念上,破除了诗尊词卑、诗庄词媚的传统见解,把词与诗相提并论,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与艺术价值。

第二,在内容上,进一步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藩篱,“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创作视野,开拓了词的境界。

第三,风格上,丰富多彩,既有纵放遒劲、壮怀激烈的豪放词,又有缠绵幽怨、情辞妩媚的婉约词,还有洒脱旷达、抒发逸怀浩气的清旷之作,清新明丽、洋溢乡土气息的韶秀之篇。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豪放清旷之风,此类作品往往气象雄浑,境界阔大,最能显示词人的胸襟和性格,代表着宋词风气的转变。

第四,在形式上,无论是词的表现手法、艺术技巧,还是语言、音律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增强了词这一新诗体的表现功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风貌。

《卜算子》拟人、象征手法,借物咏怀,虚实结合。

高洁自许、超凡脱俗、失意沦落、惊恐忧畏、孤独寂寞、凄凉哀伤。

二安:

易安、幼安青州居住:

归来堂,易安居士。

文学创作:

诗歌:

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言简意丰,刚健豪迈,不让须眉。

散文:

南宋前期有大量纪实文字记录了北宋灭亡时各种人物的惨痛经历,最为著名《金石录后序》,晚年做《打马图经》并《序》,又作《打马赋》,虽为游戏文字,却语涉时事,表达了爱国情怀,另有《词论》。

词:

人称“易安词”“漱玉词”,文学修养,大胆的创造精神。

她的创作内容,他在北宋和南宋时期生活的变化而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

(咏史诗、忧国伤怀诗)

在《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强调了词与诗的区别,特别突出了词在艺术上的独特性。

《金石录后序》通过此书内容和成书经过叙述了作者从嫁与赵明诚为妻到写作此序为止三十四年之间的忧患得失,倾吐了对亡夫刻骨铭心的深切怀念,同时又将个人的遭遇与国家的兴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显示着南渡前后兵荒马乱的时代面貌,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

在艺术上,此文也极有特色:

把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叙事委曲详尽有情致,议论简洁痛快有魄力;

描写细腻传神,善于于琐屑处极意摹写,善于从侧处落笔;

感情真挚强烈,其中既有快乐的追忆,也有痛苦的哀思,既有生离的凄楚,也有死别的悲凉,富于浓郁的人情味;

文笔优美,词华流溢,清丽婉绝,不愧为情文并茂的佳作。

内容多写自然美景与闺阁生活,也抒写离别相思,讴歌爱情。

前期主要表现一个少女、少妇悠闲风雅的生活词调明亮轻快;

后期表现她晚年的凄凉身世和寂寞愁苦,词调沉郁凄怆、悲凉哀婉,触景生情,托物寓意,委婉而深沉的抒发故土之恋、家国之恨。

李清照是南北宋之交最杰出的词人,也是中国国代文学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

她的词向来被视为“婉约正宗”,在后世被推崇为当行本色的典范。

其词作能自出机杼而不依傍古人,时人称为“易安体”艺术特色以下方面:

以女性的身份塑造抒情主人公多愁善感、缠绵凄婉的自我形象。

《摸鱼儿》陈皇后遭遇比喻自己,阻碍自己抗金流言蜚语。

3、词宗周邦彦和北宋中后期词坛

(1)北宋中后期词坛概述(教材)

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二代词人群:

一是以苏轼为领袖;

二是以周邦彦为领袖;

主要表现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

多种风格情调并存共竞的繁荣期。

(2)周邦彦对词的贡献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存词200余首,有《清真集》,又名《片玉集》。

清真词题材:

恋情词、羁旅词、写景词、咏物词。

主要艺术成就:

1、发展词乐,创新词调,格律严谨精密,达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境地。

2、善于铺叙,长于勾勒,发展了慢词的铺叙技巧。

(1)对景物、心情从各个角度反复摹写,达到层层递进与深入的渲染效果。

(2)善用逆笔,讲求迂回曲折、跌宕转折的结构形式。

3、善于融化前人诗句,浑然天成,开创了一种富艳、典丽的语言风格。

周邦彦的词史地位:

既是北宋婉约词派的集大成者,又是南宋格律词派的先驱,在两宋词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1)宋初宗唐三体

1、白体宋初唱和风气影响下效法白居易作诗而形成的诗歌流派,代表作家有徐铉、李昉、王禹偁等,多写流连风景的闲适生活,诗风浅切清雅。

王禹偁的诗歌出于白体又有所突破,平易流畅,简雅古淡,独树一帜。

宋初盛行君臣唱和、馆阁唱和风气。

(崇文政策)

2、晚唐体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由于宋人常常把贾岛、姚合看成晚唐诗人,故名。

代表作家有惠崇、怀古等九位诗僧,林逋、魏野、潘阆等隐士和莱国公寇准,多写山林隐逸之趣,诗境清幽狭小。

3、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以杨亿所编的《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作家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馆阁文臣,师法李商隐诗的绵密富丽,多咏史咏物,追求辞藻,好用典故,文字绮丽而语意轻浅。

(2)梅尧臣与欧阳修、苏舜钦等人一起,自觉不自觉地迎合了时代要求。

1、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写日常生活琐事的题材取向,体现了宋代诗人的开拓精神。

梅尧臣诗歌艺术风格多变,以平淡为主。

2、苏舜钦诗歌特点:

语言直率自然,意境开阔,风格雄豪奔放。

 

(3)欧阳修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

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人一个。

1、欧阳修的诗论主张:

(1)从儒学诗教原则出发,提倡诗的美刺劝诫作用。

(2)“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是对“发愤著书”说,“托诗以怨”说,“不平之鸣”说的深入发展。

(3)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把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

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比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

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

2、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存诗860多首,对于宋诗的发展,欧阳修有开拓之功。

题材内容上:

1)对民生的深切关注,对国家时事的直接批评,带有理性反思的深刻性,构成其政治社会意识表现的重要方面,如《边户》《食槽民》《答朱案捕蝗诗》《答杨子静祈雨长句》《喜雨》《春雨》《百子坑赛龙》《集禧谢雨》《喜雪示徐生》《原弊》《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重读徂徕集》等。

2)表现仕宦经历,抒发自己坦荡的胸怀和旷达的精神。

如《别圣俞》《哭圣俞》《琵琶亭》《戏答元珍》《晚泊岳阳》《游琅邪山》《题滁州醉翁亭》《幽谷晚饮》《幽谷泉》《丰乐亭游春三首》《别滁》《黄溪夜泊》等。

欧阳修的感怀诗,充分的展现了诗人多番起落的宦海生涯中的心路历程。

无论是身处高位,还是蹉跎仕途,诗人都不曾颓废丧志,而是以宽容的心胸、旷达的态度面对人生路途中的风雨。

欧阳修的这类诗歌感情上更加外显、更加真挚、纯正、深沉,从中可以看到他达观的人生态度,这为后人全面理解欧阳修的性格及为人提供了真实生动地记录。

反映民风民俗,如《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时节同荆俗,民风载楚谣”;

《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游女髻鬟风俗古,野巫歌舞岁年丰”写夷陵之风俗;

《夷陵书事寄谢三舍人》“紫箨青林长蔽日,绿丛红橘最宜秋。

道涂处险人多负,邑屋临江俗善泅。

腊市渔盐朝暂合,淫祠箫鼓岁无休。

”不仅叙写了夷陵独特的风习,还描摹出此地如画风景。

描写日常家居生活琐细物象,体现了他对日常生活中幽细琐碎的具体事物的敏感细致的观察。

有的写文物,如《日本刀歌》“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

”《葛氏鼎》“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模古质非今侔。

器大难用识者不,以示世俗遭掫揄。

对茶酒饮食、古玩器物的描述和鉴赏。

如《眼有黑花戏书自遣》,以“眼有黑花”的“花”字为中心,紧扣“春”字,因眼花之小题而大作,驰骋遐想,以游戏之笔而排遣愁闷。

本来都是极其平常的事物或者非常具体的物品,诗人却对它们尽情的刻画,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表现,这体现了他从多方面开拓诗歌的题材和表现范围的创作倾向,这对于宋代诗人的创作和宋调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艺术表现上:

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为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以文为诗:

其一,学习韩愈把散体文的写作方法融入诗中,以散文布局的方式来安排诗意、糅合内容,把叙事与抒情、议论结合在一起,表现出起承转合、委婉而平易的艺术风貌,这是欧阳修诗歌最显著的特征。

如《猛虎》《巩县初见黄河》《哭曼卿》《忆山示圣俞》。

其二,适当运用散文常用的助词、介词入诗,造成诗歌浑浩古茂的韵致,或顺流而下的流利风调。

在诗句中使用助词“已……而”“初谓……既又”“乃知”“又”“奈何”“嗟”“岂顾”等,容易造成语气急剧转折,强化正反对比,增加诗句的跌宕摇曳之致,给人以古朴重拙之感。

句尾用感叹词,可以增强感喟语气,深化吟唱之趣。

其三,在古体诗中有意插入与诗歌句法的习惯节拍不同的散文句法,改变诗歌沿袭已久的句脉,造成一种放任不羁、奇崛拗峭的气势。

有的诗甚至通篇用散句,俨然是拆成诗行的散文。

以议论为诗:

往往先从自己身边日常的切身的感受入手,对具体事物的描摹也绝非局限于细事琐物的本身,而是通过物象到意象的升华,形成广阔的思维涵盖面,从多种时空的联系中引发对社会或国事的关注,在日常家居生活中也寄寓深刻的人生哲学,即使短小的绝句诗,也极多的显现出浓郁的理性色彩,如《画眉鸟》。

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革新宋初诗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宋诗宋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苏轼与元祐诗坛

北宋中后期,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社会日益动荡,各种矛盾加剧,社会面貌在加速滑向衰颓,诗歌艺术却加速迈上峰巅。

政治上的新旧对抗引发的激烈辩论与思想交锋,以及儒学复兴以来的诸多学派的对峙与论辩,却又恰恰成为人们思想活跃的加速剂。

诗人的个性与创造精神得到了空前的自由的发抒和拓展。

王、苏、黄、陈为代表的北宋后期诗坛,不仅显示了宋诗史上的艺术高峰,而且是一个在整个宋诗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决定着宋诗史面貌的关键性的重要阶段。

(1)王安石陈师道自学

(2)苏轼诗歌

1、苏轼的诗论

(1)重视诗歌创作和客观现实的关系,重视了诗歌创作的目的、动机以及诗作的意境、情趣和现实意义。

其一,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诗人应有所感触。

其二,认为诗歌创作应有所作为而作。

其三,重视诗人对待社会现实的态度问题。

其四,重视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问题,把诗歌因反映现实而产生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同诗人对现实的观察、体验以及诗人的生活经验和审美能力密切联系在一起。

其五,重视诗歌的“奇趣”和“味外之味”,即诗歌所蕴含的回味无穷的思想情趣和意境。

(2)认为诗、画有共同的艺术规律,主张形神兼备。

(3)主张多张艺术风格的自由发展与结合。

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与韩愈诗风相近;

他论诗并尊李白、杜甫;

晚年推崇陶渊明、柳宗元的致远宁淡。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

一是东坡把陶潜诗风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二、曾被东坡称为“诗人以来,一人而己”的杜甫,至此己让位于此前声名并不显赫的陶潜。

由于苏轼忠君思想的淡化,作为“诗人以来,一人而己”的大诗人杜甫,其地位也必然下落,而陶潜的处世态度以及诗歌风貌因东坡而极显。

2、苏轼诗歌题材内容

写景诗,包括游览、山水、田园诗;

咏物诗,包括咏月、梅花、酒及其他杂咏;

感怀诗,包括述怀、怀古、感旧;

应酬诗,包括酬答、题咏、寄赠、送别、庆贺等;

游仙诗

(1)批判现实,反映民生疾苦、时政得失,数量不多,表现了苏轼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如《荔枝叹》《许州西湖》等直接暴露;

更多的时候采用侧面讽刺手法,如《山村五绝》。

(2)将平凡、常见的生活内容升华进入诗的境界。

(3)苏轼挥洒自如的在各种题材里表达他的人生感受,将儒释道融汇成的人生哲理诗歌化,并塑造成中国文人的理想品格。

理趣诗《题西林壁》《和子由绳池怀旧》。

3、苏轼的艺术特征

苏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集中代表了“宋调”的特点。

东坡体:

苏轼继承并发展了欧阳修等开创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尤其以技巧为诗、以才学为诗,挥洒自如,以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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