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我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日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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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多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入学的大学生。
1985年5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总领事馆成立，并举行首届年会。
那时，我因为在欧洲没能出席。
1986年5月24—25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年会我参加了，还竞选上第二届的理事会理事，开始参与学会的组织工作。
1987年6月在密歇根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上，我当选为第三任会长。
在我的任期，发起国内主持经济改革的政府官员与国外经济学人的对话，扩大了学会资助的财源，创建了学会的顾问委员会。
后来又和田国强等参与组建财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协助单伟建等创建《中国经济评论》（ChinaEconomicReview）的编辑委员会。
我1997年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之后，逐渐淡出留美经济学会的组织工作。
在美国研究、生活三十余年，我感到美国的思想自由比欧洲小得多，但是珍惜在西方和世界学术大家对话的机遇。
我深知个人再聪明勤奋，也改变不了社会。
所以始终注意联络志同道合的学人，共同努力。
问题是单靠奖学金和打工搞地区活动还行，搞全美学生组织的第一关就是筹款。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得以成立，初创的功劳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于大海。
他从福特基金会筹到几千美元，用来补贴各地学生到纽约开会的机票。
于大海、杨小凯，钱颖一又争取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支持，提供开会的场地和食宿。
杨小凯当时是位奇才。
文革期间他是中学生，因发表激进的“中国向何处去？
”的大字报入狱十年，狱中他自学数学和经济学，出狱后翻译经济控制论，受到普林斯顿大学华裔经济学家邹之庄先生的赏识，虽然没有读过大学，直接到普林斯顿做研究生。
杨小凯的数学基础并不好，但是经济学研究基本问题的雄心极大，他试图解决英国经济学家AllenYang提出的劳动分工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框架不兼容的问题。
他后来得到芝加哥大学教授Rosen的欣赏，并把他的论文发表在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上，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
我在学术上和杨小凯一直有争论，因为我也研究劳动分工，但是走的不是新古典的优化路线，而是普里戈金的演化路线。
我们是和而不同的好朋友。
如果说于大海在筹款与注册上为学会的运行立了开创之功，对留美经济学会的会章设计贡献最大的应当数杨小凯。
杨小凯和于大海一开始就坚持经济学会必须是学术组织，不得参与政治。
会章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代表学会发表非学术见解。
这让我觉得他俩的立场富有远见、非同寻常。
陈平教授与茅于轼教授
当时，我们坚持会章以学术为宗旨的理由有三。
第一，学会会员多数认同经济学是科学，不应成为意识形态。
个人可以直接从政，不必打经济学的旗号。
第二，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政治改革因有争议而非常谨慎。
虽然留学生中不少人关心政治，但是多数人厌倦“文革”的政治挂帅，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抱有极大希望，不愿意让经济改革被新一轮的政治斗争所取代，学经济学的学生尤其如此。
在这一点上，留美经济学会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组织相对更具共识。
第三，学会财源不能自立，分散财务风险要求学术独立和政治中立，否则立即会中断某方资助。
这是非常现实的学会生存问题。
我也因此得以理解，三十年代海外留学生组织政治分立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和学生组织接受单方援助有关。
经济学会的会长工作量极大，风险极高，当选者在会员中有很高威信。
为了防止元老利用苦劳换功劳换权威，杨小凯提出两个办法，第一，限制会长任期，会长不得连任，理事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第二，给会长发适量的劳务津贴。
第一届会长于大海为500美元，第二届会长钱颖一为600美元。
虽然钱数远低于实际付出劳务的影子价格，但是形象上是为学会服务的公仆，可以降低会长的道德权威。
第二条规定不久就发生效力。
因为学会竞选时不时出现西方许诺式的人物，宣布个人可以拉来赞助和不要补助。
幸好多数会员对夸口许诺的真实性十分警惕，更关注会长人选本人的学术操守。
杨小凯的深谋远虑，对经济学会的稳定性起了很大作用。
您是如何成为学会第三届会长的？
第三届经济学年会于1987年6月11—12日在密歇根大学召开。
密歇根大学的理事，来自复旦大学的刘琍琍，在筹款上获得巨大成功，她筹得28000美元，把年会搞得有声有色。
她原打算竞选会长，人气很高。
另一位竞选会长的人物是北大物理系出身的纽约大学商学院硕士生汪康懋，他当过第二届理事。
汪康懋是另一种类型的怪才。
他的想象力和投机才能让人难辨真假。
我记得他的许多言论中有两个特别出格的主张：
其一，中国可以学拉美国家大量借债，钱借多了，不用担心还不起，因为放债人怕借债人。
其二，通货膨胀无害论；
中国的价格改革无需担忧通胀，因为通胀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他同时给中美政府首脑写信，收到感谢回函，就要求在学会刊物上发表，以此证明他是经济和金融学的专家。
我任学会通讯的编辑时，以“非学术资料”为由拒绝刊登。
他就经常半夜打电话来唠叨，搞得我头痛不已。
他在年会竞选会长时用西方式的竞选方式拉票，宣称他如当选会长将不取分文，还要为学会募捐几万美元，想当第三届会长志在必得。
我去参加密歇根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年会时，并无竞选会长的打算。
因为我刚刚胃出血出院不久。
我虽然拿到物理学博士，继续在普里戈金研究中心做博士后。
我的经济学博士委员会中有经济学教授，他认为我的论文已经达到经济学博士论文的标准，只要补修点经济学研究生的学分，可以再拿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双博士将来很好找工作。
这时杨小凯和于大海来动员我竞选会长。
当时学会有一个传言，说领馆教育组官员对经济学会的政治倾向很不放心，希望经济学会保持不参与政治的立场。
此传言引发学会成员中的左右之争，首次出现政治分歧。
杨小凯和于大海希望我出来工作，稳定学会的学术导向。
我知道当会长的工作量挺大，不知身体能否吃得消。
但是，经不住杨小凯和于大海再三动员，我答应出来报名会长竞选，但是不去拉票，由会员投票决定。
我的竞选纲领很简单，要努力把经济学会从研究生的组织，提升到专业经济学家组织的水准，同时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刘琍琍得知我报名后主动退出会长竞选，转而竞选理事。
汪康懋挑战我的身体健康不适合当会长。
别的会员则挑战汪康懋的学术记录言过其实。
投票结果，我当选为第三届会长，理事以票数当选的排列是：
张欣，汤敏，刘琍琍，徐滇庆，韩晓跃，许小年。
我仿照西方学会惯例，设立学术顾问委员会，请有影响的前辈经济学家坐镇。
万一学会有人“走火入魔”，或者外来政治力量干预学术研究，年轻的会长理事如压不住阵脚，必要时请老先生出来说话，对年轻人应当有影响力。
于是我筹划顾问委员会的名单，一一亲自写信联系。
我希望的阵容是：
一要有影响的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可以提升学会的国际知名度；
二要有国内参与改革的老经济学家，可以表明学会支持中国经济改革的宗旨；
三要邀请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才能和国内的改革家对话。
学会有一位在大学任教的中年美国经济学家自愿报名做普通会员，他叫BruceReynolds，非常热心会务。
依据他的经验，学会最大的压力在筹款。
他建议还要邀请在美国经济学界善于筹款的经济学家当顾问，给学会增加人脉关系，我欣然接受他的建议。
第一批同意担任留美经济学会顾问的经济学家包括：
KennethArrow（斯坦福大学，获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HerbertSimon（Carnegie-MellonUniversity，获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obertLucas（芝加哥大学，获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WaltRostow（德克萨斯大学，经济史家），D.GaleJohnson（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元老），邹至庄（普林斯顿大学），马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童大林（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董辅秖（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DwightPerkings（哈佛大学，中国经济史学家），RobertDernberger（密歇根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专家）。
后来继任会长逐步增加的顾问还有：
LawrenceKlein（UniversityofPennsylvania，获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LeoniczHerwicz（UniversityofMinnesota，获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AbrahamCharnes（德克萨斯大学管理学家），以及蒋硕杰（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等。
顾问委员会对提升学会的专业形象，促进两岸经济学家的对话，加强国内政府机构与大学对和我们联合举办经济学研讨会的信心，邀请西方知名学者到我们在国内外举办的年会上讲演，提高学会的吸引力，帮助学会后来的学报进入国际评价体系，并最终以成员组织加入美国经济学会，提高会员的专业道德和眼界，都提供了很大帮助。
1988年初，华盛顿地区的学会成员通知我他们的筹款努力失败，并取消了承担年会的许诺。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海闻和许小年主动承担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年会的组织工作。
但是年会的资金从何而来？
这成了学会存亡的考验。
福特基金会的传统方针是提供启动的种子基金。
一旦启动之后，就逐渐断奶，逼受援者资金来源多样化，以减少受资助者的依赖性。
其对留美经济学会是这样，对后来林毅夫、易纲、海闻等创建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资助政策也是这样。
福特基金会已经对留美经济学会的运作与年会资助三年。
再要申请资助，没有新概念就难以成功。
恰在我苦思苦想之时，学会顾问、中国国家科委副主任与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到美国访问。
他从纽约打电话给我说，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人想加强两岸经济学界的联系。
马洪邀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在香港对话，没有回应。
估计不是对方没有经济学交流的愿望，问题出在政治的敏感和风险。
童大林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促进两岸经济学家的对话。
我立即想到一个方案，可以减轻台湾经济学家与大陆经济学家会晤的政治风险。
我建议由我代表留美经济学会出面，在我们的年会上组织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的经济学家加上留美经济学者与学生的“四方会谈”，研讨中国经济改革。
如果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能派出高规格的代表团，我就有希望在国外筹集资金。
童大林非常赞同这一建议，回国后就通知我，大陆可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名义派出代表团。
我写信和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蒋硕杰先生联系，也获得积极的反应。
据说您之后因替学会筹款奔波，结果积劳成疾，落下病根。
1988年夏天，我们四个人结伴回国：
包括我、于大海、徐滇庆和张欣。
我发现国内国企改革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农村的包产到户。
放松企业自主权使工人的工资大幅提高，引发通胀。
领固定工资与奖学金的公务员与学生对通胀不满，把问题归之于腐败，主张政治改革先行的呼声日渐增高。
主张渐进改革双轨制和休克疗法闯价格关的争论在经济学界也非常激烈。
于大海回国之初对回国参政的预期很高，不知为什么转为失望，并淡出了留美经济学会的活动。
张欣回国对新兴乡镇企业非常有兴趣，似乎参与投资。
我和徐滇庆则忙于广交改革朋友，争取对留美经济学会的支持。
体改委领导帮我组建了中方赴美的代表团，由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尚清任团长，团员包括当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后来负责财税改革的周小川（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创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晓彬，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张少杰、唐欣，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周其仁（后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在最后阶段，代表团的出国签证受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阻拦。
我多方打听才了解到首要阻力来自教委。
教委反对的理由是，孙尚清是部长级代表团，留美经济学会算什么级别，有什么资格和部级代表团平等对话？
要是开此先例，岂非承认海外学生组织的独立地位，以后如何管理海外留学生？
我利用所有可能的渠道宣传我们的使命，争取有关领导的支持。
由于天气炎热，心情焦虑，结果十二指肠溃疡复发，连牛奶也喝不下去，最后晕倒在科学院机关，被送到中日友好医院做手术，把胃切了三分之二。
那时，海闻和许小年已经动身到伯克利组织会场去了。
福特基金会的钱还未到位，因为代表团的签证未能放行。
我做完手术无心休息，天天在医院往外打电话托人。
最后在离会期前两周，代表团才拿到签证，徐滇庆赶快去福特基金会领钱汇到加州。
据说最后拍板放行的是最高国务会议，改革初年的举步维艰，可见一斑。
等到1988年7月15日年会在伯克利顺利开幕时，我已经连主持会议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中华经济研究院”派了第一研究所（大陆经济研究所）所长赵岗教授出席，他也是威斯康星大学中国经济史的教授，我在研究中国农业史时，和赵岗教授有许多共同见解。
大陆出来的代表介绍国内的改革激情飞扬，留学生的问题也是尖锐多样。
一改国内经济学界开会论资排辈的风气。
会议期间，美国方面的学会组织工作，全是我在德克萨斯大学的同学孙涤代我主持，会务海闻、许小年搞得井井有条。
我们本届理事会的筹款和会议规格也突破了前三届年会的记录。
我正打算松一口气，不料匹茨堡大学的老会员左学金出来发难，指责我这个会长没有按照民主程序报告会务。
许小年跳出来替我辩护，但是谁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平时发言滔滔不绝，年会高峰却低声少语。
假如我当时尚有余力，我会表态赞赏左学金的问责精神，借机介绍我们走过的道路和收获，表现本届理事会的责任心。
但是，我什么过程都不能说。
我一不能怪罪华盛顿地区筹委会的筹款失败，因为他们是义务劳动，筹款本身的不确定性很高。
我二不能透露代表团出国程序的复杂，让不理解国内改革的听众对中国改革失去信心。
我只能吞下苦果抱歉说我身体不好，以后再补书面汇报吧。
孙涤教授
大会选出了下届会长孙涤。
会后海闻和许小年热心地组织留学生陪代表团参观加州的经济和社会。
从此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逐步建立留学生与国内主持改革的政府部门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孙涤和张欣任会长时稳定了学会。
易纲任会长时首次把年会移到国内，在海南的年会请去了邹至庄、张五常。
我和休克疗法的鼻祖哈佛教授萨克斯（JeffreySachs）就渐进疗法和休克疗法的得失进行了首次交锋，并成为朋友。
徐滇庆任会长时把国企改革的研讨放到上海，尹尊生任会长时把研讨会带进了北京。
留美经济学会和国内改革部门的合作与信任，终于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会后我回到奥斯汀不久，又胃出血住院。
医生说我手术后没有休息，结果刀口处产生新的胃溃疡，从此成为我的病根。
代价一是放弃了拿第二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也放弃在国外寻找经济学终身教职的可能；
二是回国后放弃任何行政职务的机会。
后果是我专心研究经济学的基础问题，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意想不到的挑战者。
我的人生体验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自由和机遇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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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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