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经学略说》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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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今观之，篇繁重而卷简便，然古代质厚，用简者多。

《庄子》云：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五车之书，如为帛书，乃可称多；

如非帛书，而为竹简，则亦未可云多。

秦皇衡石程书，一日须尽一石。

如为简书，则一石之数太多，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尽（古一石当今三十斤，如为帛书，准之于今，当亦有一二百本）。

古称奏牍，牍即方版，故一日一石不为多耳。

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

《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

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

郑康成谓六经二尺四寸，《孝经》半之，《论语》又半之是也。

《汉书》称律曰“三尺法”，又曰“二尺四寸之律”。

律亦经类，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简。

惟六经为周之官书，汉律乃汉之官书耳。

寻常之书，非经又非律者，《论衡》谓之短书。

此所谓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

西汉用竹简者尚多，东汉以后即不用。

《后汉书》称董卓移都之乱，缣帛图书，大则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可知东汉官书已非竹简本矣。

帛书可卷可舒，较之竹简，自然轻易，然犹不及今之用纸。

纸之起源，人皆谓始于蔡伦，然《汉书·

外戚传》已称赫蹄，则西汉时已有纸，但不通用耳。

正惟古人之不用纸，作书不易；

北地少竹，得之甚难；

代以缣帛，价值又贵，故非熟读强记不为功也。

竹简书之以漆，刘向校书可证；

方版亦然。

至于缣帛，则不可漆书，必当用墨。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舐笔和墨。

则此所谓图，当是缣素。

又《仪礼》铭旌用帛。

《论语》子张书绅。

绅以帛为之，皆非用帛不能书。

惟经典皆用漆书简，学生讲习，则用版以求方便耳。

以上论经之形式及质料。

《庄子·

天下篇》：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列举六经，而不称之曰“经”。

然则六经之名，孰定之耶？

曰：

孔子耳。

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

学校教授，即此四种。

孔子教人，亦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又曰：

“《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

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恆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

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

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五礼著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嘉，而不及军礼。

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

《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

孔子曰：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

又古律亦官书，汉以来有《汉律》。

汉以前据《周礼》所称，五刑有二千五百条，《吕刑》则云三千条。

当时必著简册，然孔子不编入六经，至今无只字之遗。

盖律者，在官之人所当共知，不必以之教士。

若谓古人尚德不尚刑，语涉迂阔，无有足处。

且《周礼·

地官》之属，州长、党正，有读法之举，是百姓均须知律。

孔子不以入六经者，当以刑律代有改变，不可为典要故尔。

六经今存五经，《乐经》汉时已亡。

其实，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

礼，今存《周礼》、《仪礼》。

或谓《周礼》与《礼》不同，名曰《周官》，疑非礼类。

然《孝经》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亦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

”由《孝经》、《左传》之言观之，则《周官》之设官分职、体国经野，正是礼类。

安得谓与礼不同哉？

春秋时人引《逸周书》皆称《周书》，《艺文志》称《逸周书》乃孔子所删百篇之余。

因为孔子所删，故不入六经。

又《连山》、《归藏》，汉时尚存（桓谭《新论》云：

或藏兰台），与《周易》本为同类。

以孔子不赞，故亦不入六经。

实则《逸周书》与《书》为一类，三易同为一类，均宜称之曰经也。

今所传之十三经，其中《礼记》、《左传》、《公羊》、《穀梁》均传记也。

《论语》、《孝经》，《艺文志》以《诗》、《书》、《易》、《礼》、《春秋》同入六艺，实亦传记耳。

《孟子》应入子部，《尔雅》乃当时释经之书，亦不与经同。

严格论之，六经无十三部也。

史部本与六经同类。

《艺文志》春秋家列《战国策》、《太史公书》。

太史公亦自言继续《春秋》。

后人以史部太多，故别为一类。

荀勖《中经簿》始立经、史、子、集四部，区经、史为二，后世仍之。

然乙部有《皇览》。

《皇览》者，当时之类书也，与史部不类。

五俭仿《七略》作《七志》（《七略》本仅六种：

一、六艺；

二、诸子；

三、诗赋；

四、兵书；

五、数术；

六、方技），增图谱一门，称六艺略曰经典志，中分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四门，有心复古，颇见卓识。

又有《汉志》不收而今亦归入经部者，纬书是也。

纬书对经书而称，后人虽不信，犹不得不以入经部。

独王俭以数术略改为阴阳志，而收入纬书，以纬书与阴阳家、形法家同列，不入经典，亦王氏之卓识也。

自《隋书·

经籍志》后，人皆依荀勖四部之目，以史多于经，为便宜计，不得不尔。

明知纬书非经之比，无可奈何，亦录入经部，此皆权宜之计也。

兵书在《汉志》本与诸子分列。

《孙子兵法》入兵书，不入诸子。

《七志》亦分兵书曰军书，而阮孝绪《七录》（依王俭为七部，不分经、史、子、集）以子书、兵书合曰子兵，未免谬误。

盖当代之兵书，应秘而不宣，古代之兵书，可人人省览。

《孙子》十三篇，空论行军之理，与当时号令编制之法绝异，不似今参谋部之书，禁人窥览者也。

是故当代之兵书，不得与子部并录。

向、歆校书之时，史部书少，故可归入《春秋》。

其后史部渐多，非别立一类不可，亦犹《汉志》别立诗赋一类，不归入《诗经》类耳。

后人侈言复古，如章实斋《校雠通义》，独龂龂于此，亦徒为高论而已。

顾源流不得不明，纬与经本应分类，史与经本不应分，此乃治经之枢纽，不可不知者也。

汉人治经，有古文、今文二派。

伏生时纬书未出，尚无怪诞之言。

至东汉时，则今文家多附会纬书者矣。

古文家言历史而不信纬书，史部入经，乃古文家之主张；

纬书入经，则今文家之主张也。

古文家间引纬书，则非纯古文学，郑康成一流是也。

王肃以贾、马之学，反对康成。

贾虽不信纬书，然亦有附会处（《后汉书》可证），马则绝不附会矣（马书今存者少）。

至三国时人治经，则与汉人途径相反。

东汉今文说盛行之时，说经多采纬书，谓孔子为玄圣之子，称其述作曰为汉制法。

今观孔林中所存汉碑，《史晨》、《乙瑛》、《韩敕》，皆录当时奏议文告，并用纬书之说。

及黄初元年，封孔羡为宗圣侯，立碑庙堂，陈思王撰文，录文帝诏书，其中无一语引纬书者。

非惟不引纬书，即今文家，亦所不采。

以此知东汉与魏，治经之法，截然不同。

今人皆谓汉代经学最盛，三国已衰，然魏文廓清■纬之功，岂可少哉！

文帝虽好为文，似词章家一流，所作《典论》，《隋志》归入儒家。

纬书非儒家言，乃阴阴家言，故文帝诏书未引一语。

岂可仅以词章家目之！

自汉武立五经博士，至东汉有十四博士（五经本仅五博士，后分派众多，故有十四博士）。

《易》则施、孟、梁丘、京，《书》则欧阳、大小夏侯，《诗》则齐、鲁、韩，《礼》则大小戴，《春秋》则严、颜（皆《公羊》家），皆今文家也。

孔安国之古文《尚书》，后世不传。

汉末，马、郑之书，不立学官。

《毛诗》亦未立学官。

至三国时，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皆立学官，此魏文帝之卓见也。

汉熹平石经，隶书一字，是乃今文。

魏正始时立三体石经，则用古文。

当时古文《礼》不传，《尚书》、《春秋》皆用古文。

《易》用费氏，以费《易》为古文也（传费《易》者，汉末最盛，皆未入学官。

马、郑、荀爽、刘表、王弼皆费氏《易》）。

《周礼》则本为古文。

三国之学官，与汉末不同如此。

故曰魏文廓清之功不可少也。

清人治经，以汉学为名。

其实汉学有古文、今文之别。

信今文则非，守古文即是。

三国时渐知尊信古文。

故魏、晋两代，说经之作，虽精到不及汉儒，论其大体，实后胜于前。

故汉学二字，不足为治经之正轨。

昔高邮王氏，称其父熟于汉学之门径，而不囿于汉学之籓蓠。

此但就训诂言耳。

其实，论事迹、论义理，均当如是。

魏、晋人说经之作，岂可废哉！

以上论经典源流及古今文大概。

欲明今古文之分，须先明经典之来源。

所谓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者，《汉书·

艺文志》云：

礼、乐，周衰俱坏，乐尤微眇，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

又云：

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已，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

是孔子时《礼》、《乐》已阙，惟《诗》、《书》被删则俱有明证。

《左传》：

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

周礼尽在鲁矣。

可见别国所传《易象》，与鲁不尽同。

孔子所赞，盖鲁之《周易》也。

《春秋》本鲁国之史，当时各国皆有春秋，而皆以副本藏于王室。

故太史公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而修《春秋》，盖六经之来历如此。

《礼记·

礼器》云：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郑康成注：

经礼谓《周礼》，曲礼即《仪礼》。

《中庸》云：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孔颖达疏：

礼仪三百即《周礼》，威仪三千即《仪礼》。

今《仪礼》十七篇，约五万六千字，均分之，每篇得三千三百字。

汉时，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合淹中所得，凡五十六篇，较今《仪礼》三倍。

若以平均三千三百字一篇计之，则五十六篇当有十七万字，恐孔子时经不过如此。

以字数之多，故当时儒者不能尽学，孟子所谓“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

至于《周礼》是否经孔了论定，无明文可见。

孟子谓“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是七国时《周礼》已不常见，故孟子论封建与《周礼》不同。

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

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信“诗三百”是也。

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

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

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

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

盖不歌而诵谓之赋，例如后之《离骚》，篇幅冗长，宜于诵而不宜于歌，故孔子不取耳。

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

风、雅、颂之逸篇为春秋时人所引者已不少，可见未删之前，太史公三千篇之就为不诬也。

孔子所以删九德之歌者，盖水、火、金、木、土、谷，皆咏物之作，与道性情之旨不合，故删之也。

季札观周乐，不及赋、比兴，赋本不可歌，比、兴被删之故，则今不可知。

墨子言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夫可弦必可歌，舞虽有节奏，恐未必可歌，诵则不歌也。

由此可知，诗不仅三百，依墨子之言，亦有千二百矣。

要之诗不但取其意义，又必取其音节，故可存者少耳。

《书》之篇数，据扬子《法言》称：

昔之说《书》者序以百。

《艺文志》亦云凡百篇。

百篇者，孔子所删定者也。

其后，伏生传二十九篇（据《书序》则分为三十四篇）。

壁中得四十八篇。

由今观之，书在孔子删定之前已有亡佚者。

楚灵王之左史，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今《三坟》不传，《五典》仅存其二。

楚灵王时，孔子年已二十余，至删书时而仅著《尧典》《舜典》二篇，盖其余本已佚矣。

若依百篇计之，虞、夏、商、周凡四代，如商、周各四十篇，虞、夏亦当有二十篇。

今夏书最少，《禹贡》犹不能谓为夏书。

真为夏书者，仅《甘誓》、《五子之歌》、《胤征》三篇而已。

《胤征》之后，《左传》载魏绛述后羿、寒浞事，伍员述少康中兴事，皆《尚书》所无。

魏绛在孔子前，而伍员与孔子同时，二子何以知之？

必当时别有记载，而本文则已亡也。

此亦未删而已佚之证也。

至如周代封国必有命（如近代之册命），封康叔有《康诰》，而封伯禽、封唐叔，左氏皆载其篇名，《书序》则不录。

且鲁为孔子父母之邦，无不知其封诰之理。

所以不录者，殆以周封诸侯甚多，不得篇篇而登之，亦惟择其要者耳。

否则，将如私家谱牒所录诰命，人且厌观之矣。

《康诰》事涉重要，故录之，其余则不录，此删书之意也。

《逸周书》者，《艺文志》言，孔子所论百篇之余。

今《逸周书》有目者七十一篇。

由此可知，孔子于书，删去不少。

虽自有深意，然删去之书，今仍在者，亦不妨视为经书。

今观《逸周书》与《尚书》性质相同，价值亦略相等。

正史之外，犹存别史（《史》、《汉》无别史，《后汉书》外有袁宏《后汉记》，其中所载事实、奏议，有与《后汉书》不同者，可备参考。

《三国志》外有鱼豢之《魏略》、王沈之《魏书》，不可谓只《三国志》可信，余即不可信也），安得皇古之书，可信如《逸周书》者，顾不重视乎？

《诗》既删为三百篇，而删去之诗，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章，子夏犹以问孔子，孔子亦有“启予”之言。

由此可见，逸诗仍有价值。

逸书亦犹是矣。

盖古书过多，或残缺，或不足重，人之目力有限，不能尽读，于是不得不删繁就简。

故孔子删《诗》、《书》，使人易于持诵，删余之书，仍自有其价值在也。

崔东壁辈，以为经书以外均不足采，不知太史公三代三纪，固以《尚书》为本，《周本纪》即采《逸周书》《克殷解》、《度邑解》，此其卓识过人，洵非其余诸儒所能及。

六经自秦火之后，《易》为卜筮，传者不绝。

汉初北平侯张苍。

献《春秋左氏传》，经传俱全。

《诗》由口授，非秦火所能焚，汉初有齐、鲁、毛、韩四家。

惟毛有六笙诗（自秦焚书，至汉高祖破秦子婴，历时七年，人人熟习之歌，自当不亡）。

礼则《仪礼》不易诵习，故高堂生仅传十七篇（高堂生必读熟方能传也）。

《周礼》在孟子时已不传，而荀子则多引之（荀子学博远过孟子，故能引之），然全书不可见。

至汉河间献王乃得全书，犹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补之。

《尚书》本百篇，伏生壁藏之，乱后求得二十九篇，至鲁恭王坏孔子宅，又得五十八篇，孔安国传之，谓之古文。

此秦火后六经重出之大概也。

经今古文之别有二：

一、文字之不同；

二、典章制度与事实之不同。

何谓文字之不同？

譬如《尚书》，古文篇数多，今文篇数少，今古文所同有者，文字又各殊异，其后愈说愈歧。

此非伏生之过，由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立于学官，博士抱残守缺，强不知以为知，故愈说而愈歧也。

《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之太史公，太史公以之参考他书，古文家不然，太史公采《逸周书》可证也）。

何谓典章制度之不同？

如《周礼》本无今文，一代典章制度，于是大备。

可见七国以来传说之语，都可不信。

如封建一事，《周礼》谓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而孟子乃谓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与《周礼》不合。

此当依《周礼》，不当依孟子，以孟子所称乃传闻之辞也。

汉初人不知《周礼》，文帝时命博士撰《王制》，即用孟子之说，以未见《周礼》故。

此典章制度之不同也。

何谓事实之不同？

如《春秋左传》为古文，《穀梁》、《公羊》为今文。

《穀梁》称申公所传、《公羊》称胡毋生所传。

二家皆师弟问答之语。

《公羊》至胡毋生始著竹帛，《穀梁》则著录不知在何时。

今三传不但经文有异，即事实亦不同，例亦不同。

刘歆以为左氏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不同；

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后。

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

以故，若论事实，自当信《左氏》，不当信《公》、《穀》也。

《诗》无所谓今古文，口授至汉，书于竹帛，皆用当时习用之隶书。

《毛诗》所以称古文者，以其所言事实与《左传》相应，典章制度与《周礼》相应故尔。

《礼》，高堂生所传十七篇为今文；

孔壁所得五十六篇为古文。

古文、今文大义无殊，惟十七篇缺天子、诸侯之礼。

于是，后苍推士礼致于天子（五十六篇中有天子、诸侯之礼）。

后人不得不讲《礼记》，即以此故。

以十七篇未备，故须《礼记》补之。

《礼记》中本有《仪礼》正篇，如《奔丧》，小戴所有；

《投壶》，大小戴俱有。

大小戴皆传自后苍，皆知十七篇不足，故采《投壶》、《奔丧》二篇。

二家之书，所以称《礼记》者，以其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故谓之《礼记》。

记，百三十一篇：

大小戴八十二篇，小戴四十九篇。

今大戴存三十九篇，小戴四十九篇具在，合之得八十八篇。

此八十八篇中，有并非采自百三十一篇之记者，如大戴有《孔子三朝记》七篇，《孔子三朝记》应入《论语》家（《艺文志》如此），《三朝记》之外，《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哀公问》等，不在《三朝记》中，则应入《家语》一类。

要之，乃《论语》家言，非《礼》家言也。

大戴采《曾子》十篇，《曾子》本儒家书。

又《中庸》、《缁衣》、《表记》、《坊记》四篇，在小戴记，皆子思作。

子思书，《艺文志》录入儒家。

若然，《孔子三朝记》以及曾子、子思所著，录入大小戴者，近三十篇。

加以《月令》本属《吕氏春秋》（汉人称为《明堂月令》），亦不在百三十一篇中。

又，《王制》一篇，汉文帝时博士所作。

则八十八篇应去三十余篇，所余不及百三十一篇之半，恐犹有采他书者在。

如言《礼记》不足据，则其中有百三十一篇之文在；

如云可据，则其中有后人所作在。

故《礼记》最难辨别，其中所记，是否为古代典章制度，乃成疑窦。

若但据《礼记》以求之，未为得也。

《易》未遭秦火，汉兴，田何数传至施、孟、梁丘三家。

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不脱，与古文同。

故后汉马融、荀爽、郑玄、刘表皆信费《易》。

《易》专言理，惟变所适，不可为典要，故不可据以说《礼》。

然汉人说《易》，往往与礼制相牵。

如《五经异义》以“时乘六龙”谓天子驾六，此大谬也。

又施、孟、梁丘之说，今无只字之存。

施、孟与梁丘共事田生，孟喜自云：

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

而梁丘曰：

田生绝于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

是当时已起争端。

今孟喜之《易》，尚存一鳞一爪。

臆造之说，未足信赖。

焦延寿自称尝从孟喜问《易》，传之京房，喜死，房以延寿《易》即孟氏学，而孟喜之徒不肯，曰：

“非也。

”然则焦氏、亦氏之《易》，都为难信。

虞氏四传孟氏《易》，孟不可信，则虞说亦难信。

此数家外，荀氏、郑氏传世最多，然《汉书》谓费本无书，以《彖》、《象》、《文言》释经，而荀氏据■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解说经意，是否为费之正传，亦不可知。

郑《易》较为简单，恐亦非费氏正传。

今学《易》者多依王弼之注，弼本费《易》，以文字论，费《易》无脱文，当为可信。

余谓论《易》，只可如此而已。

此外，《古论语》不可见，今所传者，古、齐、鲁杂糅。

《孝经》但存今文。

关于典章制度、事实之不同者，须依古文为准。

至寻常修身之语，今古文无大差别，则《论语》、《孝经》之类，不必问其为古文或今文也。

十四博士皆今文，三国时始信古文。

古文所以引起许多纠纷者，孔壁所得五十八篇之书，亡于汉末，西晋郑冲伪造二十五篇，今之孔氏《尚书》，即郑冲伪造之本。

其中马、郑所本有者，未加窜改；

所无者，即出郑冲伪造。

又分虞书为《尧典》、《舜典》二篇，分《皋陶谟》为《益稷》。

《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已亡，则补作三篇。

既是伪作，不足置信。

至汉人传《易》，是否《易》之正本不可知，后则王弼一家为费氏书。

宋陈希夷辈造先天八卦、河洛诸图，传之邵康节，此乃荒谬之说。

东序河图，既无人见，孔子亦叹河不出图，则后世何由知其象也。

先天八卦，以《说卦》方位本离南坎北者改为乾南坤北，则与观象、观法而造八卦之说不相应，此与《尚书》伪古文同不足信（伪古文参考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河洛参考胡氏《易图明辨》）。

至今日治《书》而信伪古文；

言《易》而又河洛、先天，则所谓门外汉矣。

然汉人以误传之说（今文家）亦甚多。

清儒用功较深，亦未入说经正轨，凡以其参杂今古文故也。

近孙诒让专讲《周礼》，为纯古文家。

惜此等著述，至清末方见萌芽，如群经皆如此疏释，斯可谓入正轨矣。

经之由来及今古文之大概既明，须进而分讲各经之源流。

今先讲《易经》。

初造文字，取法兽蹄鸟迹；

画卦亦然。

《易·

系辞》云：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今观乾、坤二卦：

乾作■，坤作■。

《抱朴子》云：

“八卦出于鹰隼之所被，六甲出于灵龟之所负。

”盖鸟舒六翮，即成■象，但取其翮而遗其身，即成■象。

于是或分或合，错而综之，则成八卦。

此所以言观鸟兽之文也。

抱朴之说，必有所受，然今无可考，施、孟、马、郑、荀爽皆未言之。

重卦出于何人，说者纷如。

王弼以为伏羲，郑玄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而太史公则以为文王。

伏羲之说，由于《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

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三易均六十四卦，杜子春谓《连山》，伏羲；

《归藏》，黄帝。

王弼据之，故云重卦出于伏羲。

然伏羲作《连山》黄帝作《归藏》，语无凭证，故郑玄不从之也。

神农之说，由于《系辞》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盖取诸《噬嗑》”二语。

以神农氏已有《益》、《噬嗑》，故知重卦出于神农。

然《系辞》所谓“盖取”，皆想象之辞，乌可据为实事？

夏禹之说，从郑玄之义蜕化而来。

郑玄《易赞》及《易论》云：

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

孙盛取之，以为夏有《连山》，即兼山之艮，可见重卦始于夏禹。

至文王之说，则太史公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一语而为是言。

要之，上列诸说，虽不可确知其是非，以余观之，则重卦必不在夏禹之后，短中取长，则孙盛之说为可信耳。

至卦辞、爻辞之作，当是皆出文王。

《系辞》云：

“《易》之兴也，当文王与纣之事耶？

”又云：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太史公据此，谓“西伯拘而演《周易》”。

故卦辞、爻辞并是文王被囚而作，或以为周公作爻辞，其说无据。

如据韩宣子聘于鲁，见《易象》而称周公之德，以此知《易象》系于周公，故谓周公作爻辞。

然韩宣子并及鲁之《春秋》，《春秋》岂周公作耶？

如据“王用亨于岐山”及“箕子之明夷”及“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祭”诸文，以为岐山之王当是文王。

文王被囚之时，犹未受命称王。

箕子之被囚奴，在武王观兵之后，文王不宜预言明夷，东邻指纣，西邻指文王。

纣尚南面，文王不宜自称已德，以此知爻辞非文王作，而为周公作。

然《禹贡》“导岍及岐”，是岐为名山，远在夏后之世。

古帝王必祭山川，安知文王以前，竟无王者享于岐山乎？

箕子二字，本又读为荄滋（赵宾说）。

且箕子被囚，在观兵以后，亦无实据。

《彖》传“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并未明言箕子之被办囚奴，且不必被囚然后谓之明夷也。

东邻、西邻，不过随意称说，安见东邻之必为纣、西邻之必为文王哉？

据此三条，固不能谓爻辞必周公作矣。

且《系辞》明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而不及周公之时。

孔颖达乃谓文王被囚，固为忧患；

周公流言，亦属忧患。

此附会之语矣。

余谓：

据《左传》，纣囚文王七年，七年之时甚久，卦辞、爻辞，不过五千余字，以七年之久，作五千余字，亦未为多，故应依太史公说，谓为文王作，则与《系辞》相应。

文王作《易》之时，在官卜筮之书有《连山》、《归藏》，文王之《易》与之等列，未必视为独重。

且《周易》亦不止一部。

《艺文志》六艺略首列《周易》十二篇；

数术略蓍龟家又有《周易》三十八卷。

且《左传》所载筮辞，不与《周易》同者甚多。

成季将生，筮得大有之乾曰：

“同复于父，敬如君所。

”秦缪伐晋，筮遇蛊，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

”皆今《周易》所无，解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