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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人口理论的发展
1、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先生，认识到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他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经济理论。
他说：
“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必须要有计划。
这两件事必须同时进行，否则要给经济带来很多困难。
”[3]
2、毛泽东的人口主张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中国人口的认识，总体上讲他认为人多不是坏事，1973年7月，毛泽东又建议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各地区亦相应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牵动亿万个家庭的计划生育活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4]
3、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出台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国内专家基本上是秉持马尔萨斯和“人口爆炸学说”的观点，在1980年前后提出了“生一个孩子正好”的口号。
4、现阶段对人口政策的争论
我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
人口政策又有了新一轮的讨论。
人口计生系统的许多官员，还有部分专家学者鉴于我国人口总量仍然庞大，人均资源紧缺，继续主张严格控制人口以适应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才能实现中国人口总量的零增长。
概述上述人口理论方面的观点，是为了明晰现行政策制订和评估的理论依据，以便我们持有理智的态度。
因为各种理论毕竟是理论，它们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和客观环境，经过实践的检验后已经清楚地表明，人口主张的提出，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也都带有客观环境和历史背景制约下的局限性，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置人口理论于不顾，但也不能片面地对某种理论产生迷信，一定要结合客观实际进行思考和分析。
二、人口及政策的变动--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及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这是国家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规定.具体生育政策则是由各省制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虽有区别，但简而言之是“一个半”政策，即一般夫妇只能生一个，而诸如农村夫妇第一胎是女儿、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第一孩是非遗传的病残儿童等特殊情况，才能经批准生育二孩。
根据2019计划生育新政策的规定,只有符合以下几种2019计划生育新政策,
才可以申请才育二胎,具体中国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如下:
（一）只有一个子女,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
劳动力的;
（二）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并且只有一个子女的。
（三）婚后五年以上不育,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四）再婚夫妻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
（五）从边疆调入本市工作的少数民族职工,调入前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六）兄弟二人或者二人以上均系农村居民,只有一对夫妻有生育能力,又只生育一个子女,其他兄弟不收养他人子女的;
（七）男性农村居民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书面表示自愿赡养老人的（女方家姐妹数人只照顾一人）;
（八）远郊区县农村居民,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或者一方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
（九）在深山区长期居住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生活有实际困难的，另外,有其他特殊情形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需经市计划生
育行政部门批准，依照中国2019计划生育新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不少于四年,或者女方年龄不低于二十八周岁，第十九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二）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农业人口,下同）,已生育一个女孩的,但一方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一方从事工商业一年以上以及双方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除外;
（三）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四）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女方父母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女儿,男到女家落户,并赡养女方父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只适用于姐妹中一人）;
（五）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六）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是少数民族并具有本省两代以上户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七）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八）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九）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丧偶并已生育两个子女的;
（十）已生育一个子女,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鉴定机构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为了保证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贯彻，从而达到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生育政策在基层强有力地得到推行。
首先是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制度得以确立，即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计生目标管理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等，从省级政府一直到行政村（居）和各企事业单位，每一级都有计生考核的具体目标。
其次是避孕节育方法、意外妊娠补救措施的大力推行，计生系统形象地概括为“一环二扎三引产”，这些措施在实际推行中非常严厉，对抑制人口数量增长十分有效。
三、对现行生育政策的分析与思考
人口结构遭遇困境。
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计划经历了由完全放开→适度节制→计划生育的过程，人为的产生了1949-1957年、1963-1970年和1980-1987年的三波婴儿潮。
这三波婴儿潮拉动了自80年开始的30年人口红利，但也带来了未来人口结构变化的两大困境:
①人口红利拐点陡峭化。
首先，劳动力供给由于1990年开始的新生儿锐减大幅下滑；
1950-1970年第一、二次婴儿潮的人逐渐步入退休年龄。
劳动人口将“入不敷出”，拐点可能在2019年。
②老龄化加速。
未来20年中国老年化进入“加速陡峭坡”，2019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30%。
四、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的具体建议
（一）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控制
（二）生育政策需要城乡统一
（三）全国范围内普遍准许生育二胎
五、结论
目前，我们面临的不仅是人口数量问题，人口安全的压力或者说巨大挑战日益显现出来，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我国人口问题特别是人口结构面临的
重大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男女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少儿人口绝对数呈大幅度下降趋势，“人口红利”出现挑战等，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突出矛盾；
另外还有人口素质不高，啃老族涌现、独生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依我看，现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已经完成，必须利用这一契机，认真扎实而不是遮遮掩掩地对我国的现行生育政策开展政策评估。
参考文献：
1、《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9月3日经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
3、张维庆等：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读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9年。
4、XX县人口普查办公室：
《浙江省XX县2019年人口普查资料》（内部资料），2019年5月。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发〔2019〕8号文件。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19〕22号文件。
9、《2019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篇二：
当前社会民生热点难点问题分析
当前社会民生热点难点问题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框架最初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进入21世纪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把社会建设纳入四大建设之中，而且摆在突出的位置。
社会建设要是从大处着眼来讲，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经济基础、政治保证、文化支撑;
要是由小处入手，就是从四位一体的扁度重点加强社会建设。
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形成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这四大理论。
党的十七大提出六大民生任务:
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是针对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文化管理之外的整个社会的管理。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民生建设概念和社会建设概念在进一步扩展，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六大任务，还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及人口方面的工作也纳入进来。
为什么在新世纪要如此鲜明、如此高调的把社会建设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我认为主要是中国发展出现了阶段性特征的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还不仅仅是和改革开放前相比。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发现中国发展出现的很多阶段性特征不仅不同干改革开放前，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可以大体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从短缺经济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改革开放初期什么都短缺，所以对经济实行规模性扩张，迅速生产大量生活必需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
到现在为止，国家统计局统计的300多种产品基本上都供求平衡，一部分供大于求，还有一部分生产其剩·
但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短缺一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短缺。
我们今天所说的民生问题，已经不是温饱层次上的民生问题了，上学难、就医难、出行难等都涉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理论上讲不是完全靠市场机制就能满足供求的，这需要政府建立公共财政，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由于这一重大变化，党和政府才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
二是从平均主义到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二大、十三大报告都在讲打破平均主义，当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是大锅饭，所以提出打破大锅饭，拉开收入差距，引进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收入差距的扩大逐步跨越了合理的区间。
最近几年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趋势还在朝巷继续扩大的方向发展，所以任务不再是拉开差距，而是控制差距.
三是从低成本劳动到产业结构升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我国在资本和技术上并没有多大优势，靠着劳动力的无限低成本供给，我国的产品走向了全世界，我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现在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从理论上计算，农村还有2亿剩余劳动力，但能够转移出来的多数在30岁以下，而现在农村里剩下的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了，农业已经成为老年人的产业。
现在南方乃至全国都出现了民工荒的问题，这种趋势会推动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基本内容就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
四是经济增长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扩大国内消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特点是高投入、高出口、高增长，外贸顺差一直被发达国家当作问题来向我国发难。
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也看到，这种模式是很不稳定的，一碰到国际风波的冲击就会出现巨大波动。
在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出口曾连续11个月负增长，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在今后二三十年还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必须扩大国内消费。
一个大国不能像东南亚那些小国一样，把增长的筹码押在出口上，像美国、日本这些人口大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30%左右，而我国一直高达将近60%，所以扩大国内消费和解决一系列的民生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
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分配问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解决劳动关系问题、扩大国内消费等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一一公共产品，这些都和当前的民生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民生问题非常重要。
当然，社会管理提出的不只是民生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安全稳定问题，大家也知道最近中东和北非出现了新的革命，这对我们是一个警示，社会问题解决不好整个社会稳定都将很难保证。
就业和劳动关系
失业率过高往往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我国进行了这么多年的改革，在经济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社会管理方面还有很多漏洞，比如对失业人员的管理。
现在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监测市场变化的需要，因为它只统计城镇户籍人员的失业状况，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这个数据就无法反映。
金融危机以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没有什么变动，2019年是4.0%，2019年是4.2%,2019年是4.3%,2019年是4.1%，我们的目标是控制在4.6%以下。
现在国际上通用的是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包括了所有的从业人员。
在农民工没进城以前，城镇登记失业率还是比较准确约，失业的第一个高峰在改革开放初期，是由知识青年返城造成的。
失业，的第二次高峰是1997年到2019年，当时国有企业改制出现了大规模的职工失业下岗，在5年中全国将近有3000万职工失业下岗，今天垄断国企能够获得发展的优势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国外学者不理解什么叫下岗，后来他们明白了那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无工作状态。
有些学者通过自己的调查和研究绘制出我国的调查失业率曲线，用于描绘市场就业的变化，但这些数据不是国家统计局连续调查得来的，只是不同的学者通过不同的调查得出来的，所以也不太准确。
一个大体的趋势是调查失业率始终是高于登记失业率的，而且越是市场就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就越大，失业问题不是那么显著的时候这两个指标就比较接近。
最近我国就业市场出现一些变化。
一是大学生就业问题。
在农民工就业形势好转甚至出现民工荒的时候，大学生就业形势在不断变得更加严竣。
这个问题一方面和大学扩招有关，2019年到2019年，高校毕业生从114万增加到600多万，就业率也从90%下降到68%。
大学生就业严峻主要是因为大学生都想从事白领工作，但现阶段我国的经济结构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为主，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大学生不屑于做，农民工做不了，全国短缺几+万人。
国家现在在调整大学的教育政策，把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并重，另外增加职业硕士的培养。
二是劳动关系问题。
比如2019年的富士康连续跳楼自杀事件，对这一事件各种评价都有，有人说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有人说是企业管理问题。
实际上这个事件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就是劳动力成本在逐步提高，这些民工有了新的要求，因为农民的生活也在提高，出来打工起码要比在家乡生活好一点，而我国这些出口企业大都是利润很薄的企业，人民币的升值又抵销了一部分企业利润。
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把人民币升值50%的话，那我国所有的出口产业几乎都要破产。
所以老板利益和工人利益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罢工，有的媒体在报道时编了一个新词叫集体停工事件，现在很多省份都要求在这方面应该明确立法，允许工人有这方面的权力，否则这个事情就会出现无序的状态。
广东省总工会正在制订相关的条例，在不伤害他人、不扰乱公共秩序、不堵塞交通、不砸毁机器等条件的前提下可以给工人一定的权力，进行有序罢工，对这方面的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快创新和推进。
收入分配与扩大消费
我国的改革进行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内部讲，收入分配问题是没有解决好的最大的问题，现在群众的很多不满以及造成很多问题的深层原因都是源于这个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但我们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到人均国民产出倍增的时期，比如从1978年到2019年，人均GDP从300多美
元增加到800多美元，但最近几年每两三年人均GDP就增加1000美元，2019年是1000美元，2019年是2019美元，2019年是3000美元，2019年达到将近4000美元，但与此同时人均收入没有出现倍增。
收入增长慢于产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和企业拿的多，居民拿的少，所以居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持续下降。
这个问题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收入过低二按照学者的测量，全国的收入差距中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解释整体差距的40%-60%，就是说绝大多数差距是城乡差距，而城乡差距主要是农民的收入太低。
在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只有2%、3%的.人，而且收入一般都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我国的农民还给大家的是穷人的感觉，这是因为我国农民还是过多。
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农业产出增加值占整个GDP的10%左右，但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主要收入靠农业产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8%。
现在我国城镇化水平是48%，这已经把那些进城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计算在城市人口里了，也就是说这48%并不是完全的城市化水平，里边有一部分人是半城市化的，.户籍、生活还没有完全在城市里。
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分享的GDP蛋糕只有10%左右，所以现在需要大量的反哺。
我们必须发展现代农业，把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传统农业以外，使人地比进一步提高，才能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但这需要快速的城镇化能够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
现在，从宏观指标看出现了国内消费不振的现象。
从1985年到2019年，居民消费率从52%下降到了35.4%，这个数字不但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属偏低。
美国的消费率占70%，日本占65%。
为什么我国不敢和美国撕破脸皮，因为我国的出口要依赖美国的市场，中国生产那么多产品自己消费不了，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大市场的话中国也不可能持续发展。
美国3亿人一年消费10万多亿产品，我国13亿人一年才消费1万多亿。
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即居民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也在下降，原因是由于生活预期不稳定，大家越来越倾向于存钱。
在国外看来，中国国内消费水平低是一个悖论，中国不是没有钱，现在是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再者，政府也不是没钱，从1994年到2019年我国税收总量从0.5万亿增加到7.3万亿，年均增长18%以上，而同期我国GDP每年增长10%左右。
不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不一样，有人这样形容:
“上边喜气洋洋，下边哭爹喊娘”，基层财政比较弱，现在乡镇特别是农业区域的财政，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基本上没有进项，要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
另外，老百姓手里也比较有钱，从1994年到2019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从2万多亿元增加到26万多亿元，年均增长也是18%以上，就是说整个储蓄增长也是远远快于GDP增长的。
对于老百姓手里有钱的说法还得具体分析，这个钱虽然总量在增加，但是不是平均分配呢?
储蓄的增长多数还是掌握在富人手里，大概20%的富人掌握了全国60%的储蓄。
收入差距扩大是引起很多社会问题的一个深层原因，它和经济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必须扩大消费，经济发展才能够维持。
为什么解决收入问题与消费有关系呢?
这是因为一个家庭的消费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
要提高全国的消费水平，就要合理合法地把新增收入转移到中低收入家庭，这样才能把消费带动起来。
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都是和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相关的。
一是教育。
越是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所占家庭消费的比例就越高。
现在家庭对教育的投入简直是不计成本，在北京入托费就要几万块钱，小学择校费又是几万块钱。
教育投入在家庭收入中普遍占比太高，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在这方面做更多更好的工作，比如公共教育是否可以从9年增加到12年，让农民工、农民子弟能够免费读完高中，这会对提高我国整体国民素质有很大帮助。
二是医疗。
近几年我国医疗改革推进很快，但医疗费用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还是太高，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医药费支出的增加比食品支出的增加还要快。
三是住房。
越是高收入家庭的住房支出占比越高，这是不正常的，应该是低收入家庭买房子花钱多、占比高。
这个现象说明有很多房子集中在富人手里，不是作为消费存在的，而是作为投资存在的:
现在控制房价主要有两个阀门:
资金阀门和土地阀门，要想使房价快速降下来需要放松土地阀门，拧紧资金阀门，但现在两个都得拧紧，资金要拧紧，由于“18亿亩耕地红线”土地也得拧紧。
土地收入和政府财政、地方GDP
增长都是联系着的，我相信具体到每一个省市都不希望本地的房价降，但是这种预期造成了大家都觉得房价早晚还要涨，甚至还要涨好几倍，所以普遍认为买房最安全，大家都去买房的结果造成房价继续上涨。
现在调整收入分配还有一个主观认同的问题，就是国民对收入分配秩序的认同问题，我认为目前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调查、测量阶层认同时，把社会分成上、中上、中层、中下、下五层，然后让被调查者选自己属于哪一层，他们选的结果和他们实际的情况不太一致。
其他国家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都占将近60%，这和客观状况不是完全吻合。
日本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差距一直是比较小的，基尼系数一直比较低，日本有将近6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
巴西的收入差距比我国还大，但也有将近6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
当一个制度长期实行的时候，人们对这个制度就会慢慢产生一种认同。
香港的收入差距和北京差不多，但香港人对他们的收入分配状况基本认同，而北京人对收入差距的不满情绪要比香港人高很多。
我们2019年的调查显示，我国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还不到40%，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的占了将近55%，全世界都没有像我国这样的调查结果。
当时我们把这种现象概括为阶层认同偏下。
比如现在印度收入差距也很大，去过印度孟买、新德里的人都知道，如同纸糊的贫民窟和高高矗立的玻璃大楼并存，即便如此还有6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
而在我国，上至机关干部、下至普通群众有很多人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不是中央不想解决，而是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实在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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