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变化与新举措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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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历留学生为194821人，占59.34%。
虽2013年留学生人数增速下滑，同比只增长了3.58%，但2014年开始回升，较2013年增长4.59万人，同比增长了11.09%，2014年来华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总计164394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43.60%。
（二）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逆差正逐年扩大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仍处于进出口失衡的状态，贸易逆差严重，且呈现逐年扩大的状态。
据教育部统计，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39.96万人，增长比例为12.21%；
2013年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1.39万人，比2012年增长了3.58%；
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较2013年增长了11.08%。
反观来华留学生数据，2012年来我国留学的人数达32.83万人，增长比例为12.12%；
2013年共有35.66万人来华留学，同期增长8.6%：
2014年共有37.71万名留学生来到我国进行交流学习，比2013年增加2.05万人，增长比例为5.77%（以上数据均不含港、澳、台地区）。
2014年，来我国留学的留学生人数（即出口量）占世界总留学生人数的比例仅有8%，而出国留学的人数（即进口量）则占世界留学生近15%，两者之间相差近一倍，足以显示出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巨大贸易逆差。
（三）来华留学生生源主要以亚洲为主，东南亚人数逐渐增加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的输入国与亚洲重要的留学国家，越来越多国家的学生开始选择在中国留学深造、成家立业。
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统计显示，仅2014年就共有203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人员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775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学习机构学习，人数达到377054名，亚洲是全球六大洲中来华留学人数最多的大洲，其中，亚洲各国留学生人数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59.80%。
从全球教育水平看，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尚处于发展中，但随着教学质量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学生的影响力逐步提高，东南亚国家中，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来我国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2014年，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36%左右。
（四）网络教育资源公开化，远程教育快速发展
现阶段，世界各国仍有学生受经济条件、家庭观念的制约，无法亲身到其他国家学习，但随着全球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将国家之间紧密相连，使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的远程教育作为新兴教育方式在国际得到快速发展。
当前，在国内通过建设网络精品课程与在线教育平台等网络教育资源，将教学课堂与学习资料公开化，促进远程教育发展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03年，教育部为扶持国内35所大学建立示范性软件学院，共投入10亿资金并开始启动“精品课程建设”项目，至2014年，我国高等教育官网上国家级精品课程有3862多门和欧洲各国的4000多门公开课。
同时，由清华、北大等18所知名高校一起建设发布了首批“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建立了我国高等教育国内外远程教育网络资源库。
此外，2012年5月，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首先加入了edX的教育平台，其后又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2所中国知名高等院校共同建立了“在线课程共享联盟”，共同发力推动了网络教育远程资源的公开化，并将进一步与国际网络远程教育接轨。
二、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现新变化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中产阶层不断扩大，出国留学人数呈上升趋势
自从2012年我国经济进入可持续的新常态发展道路以来，经济发展速度虽放缓，但总体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58.80万亿元，较2012年同期增长7.7%;
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63.65万亿元，较2013年增长7.4%，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已经由旧常态的高速经济增长正逐步走入经济新常态的道路之中。
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之下，我国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指个人财富位于一个范围区间的一群人。
以美国为例，中产阶级是指个人财富在5万美元和50万美元之间，及人民币17.63-176.3万元间）人数也随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不断的扩大。
据瑞士信贷银行最近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显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达到1.09亿人，虽然只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但却超越美国的9200万人和日本的6200万人，成为全球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产阶级的扩大，使我国出国留学的人数不断增加，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产阶层广泛分布在国家的各个领域之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等方面，并且其中大多数人对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以及与国际化接轨的新生活方式表现出积极接受的态度，因此，中产阶级支持并鼓励子女出国求学。
第二，在经济方面，中产阶级具有较高且稳定的经济收入，消费水平较高，具有超前的消费意识，以上的这些特征保证了中产阶级能够支付起子女出国求学的高额花销。
第三，中产阶级的自我意识较强，目标明确，在各个方面皆能体现其主体性，因而中产阶级为确保子女在日渐激烈的就业中具有优势，会提早为子女规划未来发展路线，送子女出国求学。
（二）发达国家针对我国出台的留学生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的增长
我国大量的出国留学生，给留学国家带去了大量的流动资金，且留学生中大多是综合能力较强的尖子生，因此，我国的留学生在外国很受欢迎，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基于此，各个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留学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此吸引中国留学生。
如近年来，英国多次调整和放宽对中国留学生的留学政策，并大力开展留学宣传活动，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举行“英国教育展览”。
而以严谨著称的德国政府认为，拥有大量高素质人才是国家经济快速良好发展的基本保证。
为了吸引大量中国留学生前往德国学习、工作及研究，德国针对我国留学生专门制定了绿卡计划，并推出特别的法规加以保障。
其中规定，中国的优秀人才只要得到德国科技企业的聘任，政府就会发出五年的工作签证。
此外，获得签证的中国居民的配偶和子女也可以一起去德国共同学习、工作和生活。
再以中国留学生热衷的美国为例，美国自从9·
11事件之后，一度缩紧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的入境签证，而这样的举措却给希望吸引我国留学生的前往就读的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发达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美国意识到我国留学生大幅减少时，美国高校的教授和校长联名呼吁白宫政府放宽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且在此之后，白宫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中国留学生在美留学工作及研究。
由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我国的留学生受到各国的极大重视，各国出台的相关政策在极大程度上吸引着我国的学生出国留学、求职，因而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三）我国出台一系列留学优惠政策且留学收费标准较低，吸引了大量学生来华留学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认为，大力吸引国外的留学生，可以较好的平衡当前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逆差。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之下，让我国也能较好的参与到全球化人才竞争之中，享受到全球智力共享、留学经济等“留学红利”。
基于扩大来华留学规模所带来的一系列优势效应，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来华留学相关政策制度的优化与调整。
2010年，教育部实施了《留学中国计划》，该计划在来华留学的发展思路、目标措施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主要涵盖了发展目标、主要任务、指导思想、工作方针等二十项内容。
此计划包括了来华留学生在我国生活、学习、保障就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和扩大了来华留学生的权益。
此外，我国目前在确定来华自费留学的留学生学费时，依然沿用早些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调整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的通知，及其附件“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
由于收费标准出台时间较长且当年我国国内的物价较低，使来华留学生的学费上限为3万人民币／学年，远低于国际普遍水平。
由此，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吸引和鼓励来华留学政策再加上低廉的留学费用，成为了吸引大量的留学生来华求学的主要动力。
（四）国家高度关注、高等教育水平提升以及网络技术的成熟，使跨国远程教育迅猛发展
自从提出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模式以来，政府越来越重视我国高等服务贸易的发展，尤其加大了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关注度。
在2014年年底，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了“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提出重视来华留学也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
在这样的高度关注之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得到持续改善，在师资水平、教育投资、监管管理上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以2014-2015年和2015-2016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为例，2014-2015年我国共有3所高校进入os世界大学排名的前一百强，其中清华大学第47名，北京大学第57名，复旦大学71名；
2015-2016年我国则共有4所高校入围QS世界高校排名的前100强，且排名顺序都有所提升，其中清华大学第25名，北京大学第41名，复旦大学51名，新入围的上海交通大学则排名第70名。
由以上数据表明，我国高校的教育水平正在不断的提升，部分高校正逐步进入世界顶级高校之列。
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的网络技术的日益成熟，跨国远程教育依托高校的教学资源优势迅猛发展。
三、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新举措
（一）增强在亚洲高等教育领域的投资，注重“一带一路”效益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高等教育贸易呈现出一系列的新变化，亚洲已逐渐成为来华留学的主要生源地，越来越多亚洲国家的学生开始选择在中国留学深造、成家立业。
而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我国经济面临着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型问题，而大量的国际化人才则成为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
“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大部分都是我国之前贸易涉及较少的区域，想要开拓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就应以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及发展状况的人才为落脚点。
以跨国企业的发展状况来看，跨国经营中应以当地人才为主，基于以上要素，我国应依托丰富的教育资源和经济基础，利用分布在134个国家的495所孔子学院，扩大其影响力并加大对亚洲区域的教育服务贸易的投资、建立“一带一路”教育基金。
同时，还要利用孔子学院在国外向往中国文化的学院，形成带动效应，吸引大量“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的留学生来华留学，并结合为其设立的专项留学资金，培养沿线国家日益增长的懂中文的各类专业人才，进一步扩大中国教育的优势与影响力，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二）提高高校教育水平，促进高校国际化发展
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改变我国高等教育贸易逆差的扩大的现状，首先，要改变我国高等教育单一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的体制，并从多方面拓展教育投资的来源，如通过与企业或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来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和增加教育资源；
或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发行一些教育债券，开展教育募捐来增加学校财政收入，从而加大高校的教育投资。
其次，各高校要积极建设一流的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在一定范围内设立教育基金和教育专项金库，从多方面调动高校师生积极地研究基础理论和创新科学技术，避免老师及学生因资金短缺而停止学术研究的情况发生。
还有要利用高薪吸引国外优秀的教师，同时鼓励国内教师出国学习，参加国际会议，从多方面提高教师整体的知识水平，扩大学术储备，改变单纯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促使我国高校国际化水平提高。
（三）放开高校来华留学生的学费定价权，规范并完善留学生市场
目前，我国的高校尚不能自主确定留学生学费，而是根据国家早些年年颁发的《关于调整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的通知》及其附件来进行收费。
以此为标准，北京大学2014年本科留学生的学费上限为：
文科生2.6万元，理科生3万元，这样的收费标准远达不到高校培养留学生的支出费用标准。
我国相关部门应弱化政府在贸易市场中的职能，从增加高等院校办教育的自主性，并建立完善的新型教育管理和评估机制，参照国外大学招收留学生的收费方法，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将留学生的高等教育服务放入市场机制中，放开各高校对华留学生的学费制定权，从而充分调动各大高校招收来华留学生的积极性。
只有自主，自愿的招生才能从根本上逐步的扭转目前贸易额逆差的状况，才会令高校有足够的动力提升其教育质量。
同时，政府应设立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并治理留学机构与中介，建立高校间平等独立的竞争环境，引导高等学校发展高等教育贸易，维护建构良好的服务贸易市场，保障教育服务高校的合法权益，规范留学生市场。
如制定高等服务贸易的基本原则、市场准则、贸易救济、学历认证等方面的法规，不仅要明确留学生的权益，而且要规定外籍教师的义务，从学生与教师等各方面都要完善相关的法律与法规。
（四）优化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制度，加快与国际教育服务接轨
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由于起步较晚，国际化水平较低，导致在贸易过程中存在很多陈旧繁杂的规章制度及贸易漏洞，而这些都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优化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制度，加快与国际教育服务接轨，是保障高等教育顺畅进行的重要步骤。
基于此，一是要简化留学生审核程序，完善服务体系，我国相关部门可以对资料详细的留学生提供绿色签证审核通道；
二是增加留学人员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生活服务以及积极对留学生的创业和就业进行帮助、扶持，为留学人员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
三是加强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的宣传，应多加利用电视、广播、网络以及新型的手机终端等形式来拓展对外宣传，提升我国高等教育；
四是充分重视来华留学生所带来的“人才红利”知名度，出台相应法规制度，允许来华留学生在我国留学期间进行实习或勤工俭学，并吸收在国内外的优秀外国留学生在我国创业或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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