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晓军 重读《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28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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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中某些严重的事件。
抗战相持阶段严峻的形势下，党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加强党性修养，以保证全党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否则“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2]
1941年在中国抗日解放区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使中国变成其兵站基地，将主要力量用于敌后根据地，进行连续的“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由对外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他们在全国各地制造反共摩擦，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封锁解放区。
又加上华北各地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导致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而这时，“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3]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决定因素，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发挥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在艰难的环境下能否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严峻现实。
这需要共产党员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好、团结好广大人民群众；
这需要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
”[4]面对日本法西斯、国民党里面的反共顽固分子、汉奸和其他反动势力对我党的分裂瓦解，“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
”[5]因为没有“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
”[6]
王明错误思想导致统一战线中出现的严重事件和党内分散主义的偏向，以及党的历史教训，“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7]使我党深刻认识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到处宣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
他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
1937年十二月会议后，王明控制长江局的工作，其错误思想形成一定的市场，严重影响了全面抗战路线和一系列方针策略的贯彻执行。
特别是项英等新四军领导对王明言听计从，“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常的程度。
”[8]项英等不按照党中央指示行事，致使新四军政治工作遭到严重损失，并成为皖南事变失利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
”[9]皖南事变后，中央认真分析经验教训，指出“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应该警惕，引以鉴戒。
”[10]“要加强干部的政治认识，阶级立场与党性，要反对一切不团结的现象”，党中央教育干部要相信党，相信中央，对于“一切自以为是，轻视上级与漠视中央的观念都应纠正。
”[11]要求那些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成员，必须深刻地反省检查。
以为皖南事变为转折和契机，中共中央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思考。
针对“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12]等不利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违反党性的分散主义倾向，分析了“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13]的严重危害性，进一步提高了党内对增强党性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同时对党的历史上张国焘的叛党事件，党中央进行了认真反思，指出“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
”[14]所以全党“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象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15]每个共产党员要引以为戒，增强党性，坚定政治方向，准备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不要半途开小差。
抗战中期党组织快速发展与壮大，新党员的激增带来大量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等违反党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所以必须加强对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教育，促使他们从思想上入党。
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全民族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党的威望迅速增长，党的组织很快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党员从1937年的4万人猛增至1940年的80万人。
八十万党员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
在增加的新党员中（包括部分干部），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家庭。
由于战争环境所限，党内教育显得比较薄弱，许多新党员新干部对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向，缺乏应有的认识；
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缺乏识别能力；
对于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大是大非问题还缺乏了解。
许多新党员身上存在“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而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革命发展的进程中往往成为党内不正之风滋长的重要原因。
即使在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一些年轻党员仍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服从中央命令。
陈云在《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中写道：
“竟有这样多的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观念如此薄弱，实在是相当严重的现象。
”[16]所以，“加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教育”，[17]“克服不好的倾向来团结我们内部”，[18]消除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入党问题，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决定》成为延安整风时期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之一
1941年3月中央对党性问题的专题讨论和《决定》的通过，标志着我们党把党性锻炼和修养当作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也是党对自身内部关系认识达到高度成熟和高度自觉的一个标志。
1941年3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党性问题。
会上王稼祥作了关于党性问题的报告，报告分四部分：
包括党内独立主义的错误；
这种独立主义的危险性；
这种错误的来源；
如何纠正这种倾向。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等，针对张国焘、王明等人的问题，对如何加强党性先后发言。
毛泽东指出：
“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使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
”[19]陈云在会上讲到：
“关于党性问题，下层虽有违反党性的，但头子愈大，危险愈大，军队愈多，危险愈多”，[20]并指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就是表现党性和非党性。
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王稼祥“对党性问题认真作了调查研究，同王若飞合作，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并经一些同志修改，于1941年7月1日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发出。
”[21]《决定》共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决议》分析增强党性的必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面前仍然是伟大而艰巨的革命事业，为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要求全体党员和党和各个组成部分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
其次，《决定》列举了当时党内存在诸如政治上的自由行动，组织上的自成系统，思想认识上的个人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
再次，《决定》提出了纠正错误的办法，要求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现象，要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对屡教不改者，必须加以纪律制裁。
《决议》要求所有党员干部都必须加强党性锻炼，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以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
同时指出从中央委员到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悉心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决定》是党中央就党性问题专门向全党提出来的，它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建立一个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对完成抗日战争伟大历史使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决定》是根据当时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特别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皖南事变而出现的极为复杂的局面，以及党的队伍中在思想、组织和作风上出现的问题所作出的重大决策。
《决定》的通过和发出，说明党中央在对党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后，把党性建设做为抗战中期党建的根本问题来抓。
同时也说明党对自身内部关系认识更加成熟，对自身肌体的建设更加自觉。
《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追求超越，不断保持先进性的历史见证。
任弼时对《决定》的宣传解释，使广大党员增强了党性，坚定了信仰，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延安党员干部中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促进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元化领导。
中央通过《决定》后，为了宣传解释这个《决定》，任弼时于1941年下半年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并于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为题的报告。
在报告和大纲中任弼时重点阐述了中央为什么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什么是党性、党性的标志、如何增强党性等问题。
任弼时分析了党中央之所以提出增强党性的党内外的社会历史原因，强调党内缺乏党性的倾向和表现是严重的和危险的。
任弼时在党内较早较全面论述了“党性”这个范畴，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
[22]任弼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共产党员党性的标志，并把“思想”摆在党性标准的首位，指出“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
”[23]同时，他把党性问题同组织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
”[24]任弼时还辩证地论述了服从组织与抵制错误领导的关系，强调在实际斗争中进行党性锻炼的重要性，提出对党的高级干部、领导机关的干部与普通党员在党性要求方面应有所区别。
任弼时在宣传和解释《决定》，将《决定》的精神化为全党的具体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准确地把握《决定》精神，对如何认识党性、增强党性和自觉锻炼党性作出的较为系统的阐述，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使他们对党性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为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决定》的大力宣传为延安整风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使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中。
《决定》成为延安整风中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思想武器之一，引起全党对党性问题的广泛而深入思考。
《决定》促进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党在政治上的更加成熟和自立。
《决定》通过后连同8月1日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件，成为延安整风运动“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学习文件。
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各级党组织中，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
《解放日报》发表《加强党性锻炼》的社论，阐述了《决定》的精神实质。
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入到对这个文件的学习中去。
陆定一在1942年5月13日《解放日报》上写道：
“去年七月以来，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及其他决定，最近毛泽东同志关于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的报告，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
”[25]彭真也指出：
“中央决定必须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
”[26]随着学习和思考的深入，广大党员干部对党性的认识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不断升华。
王若飞谈道：
“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去年听了毛主席改造学习的报告，及读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开始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来省察自己的党性。
”[27]广大党员干部响应中央号召，纷纷展开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纠正自身或他人身上存在的各种非党性的倾向。
在此期间，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和我党领袖的著作，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从理论的高度把握党性问题，从而分清了是非，弄清了思想，提高了觉悟，大大增强了党性修养。
《决定》的通过和宣传，为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做了思想上充分的准备，使党员干部端正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加强了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全党上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决定》的通过和宣传也为培养党的骨干力量，促进党的三大作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内确立，以及保证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我党、我军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决定》是新时期加强党性修养的珍贵资源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
”[28]党性修养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党性修养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党员的党性锻炼。
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千千万万具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我们党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
今天，重新学习《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保持党的先进性仍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中国面对机遇与挑战，“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巨的革命事业”，[29]更需要党员干部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建设一个团结一致、坚强有力的党来领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1941年，在抗战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中央作出《决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广大党员提高认识，明白大局，认清使命，团结奋斗。
使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从抗战大局出发，不计较局部和个体的得失，遵照党的统一部署，勤奋工作，英勇杀敌。
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紧要历史关头，《决定》促进了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使全党紧密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听从党的指挥，认真执行党的决议，从而为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1世纪初，中国又处于一个关键历史时期，能不能实现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富强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课题。
“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前无古人，又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充满挑战和风险。
”[30]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和新世纪党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从事关党和国家盛衰兴亡的全局去认识党性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把党性教育摆在更高更重要的位置，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
正如当年任弼时阐释《决定》时所讲：
“今天特别要求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也就是为着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就是要使我们的党成为坚固的整体，能够担负起当前的任务。
”[31]新时期艰巨的使命、繁重的任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32]牢固树立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使命感和责任心。
广大党员只有增强党性、加强团结、顾全大局，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才能增强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以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昂的斗志，满怀信心地组织和带领群众，把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推向前进。
新时期党员数量更加巨大，身份趋于复杂，“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使我们党内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思想。
”[33]所以必须通过加强党性教育，纯洁党员思想，使他们思想上入党，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1941年《决定》发出时，全党已发展到80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
他们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而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革命发展的进程中往往成为党内不正之风滋长的重要原因。
我们党作出《决定》，加强了党性锻炼，保持了党的纯洁。
正如刘少奇所说：
“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34]今天，全国党员总数已高达七千多万，新党员大量涌入，新阶层中党员得到发展。
“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
这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战。
”[35]应当看到新时期有些党员入党动机不纯，投机思想严重；
有些年轻党员没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政治上不够坚定；
一些老党员思想上出现了新困惑，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党员由于忽视党性修养，党性观念渐趋淡化，终致经不起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而丧失党性，蜕化为腐败分子。
这些都说明新时期牢固确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自觉进行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优良特性来改造党员的重要性。
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是要抓好党的自身建设。
今天，我们重温《决定》，“对照这个决定中所指出的各种不良倾向，虚心地、诚恳地、切实地检讨自己的言论行动和思想意识。
若果发现自己尚有某样毛病时，便要毫不迟疑地立刻改正它”，[36]对于我们加强党性修养，严格自律，重视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追求在思想上完全入党具有深刻的警醒与启示。
新时期党员队伍中出现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严重影响了党的发展，降低了党的威信，提醒我们“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章和法纪学习教育，加强党员干部党性锻炼和思想道德修养。
”[37]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是鲜明的、具体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与坚决克服各种非党性错误倾向，注重党员党性锻炼是分不开的。
其中“《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一文件，特别在整顿党风的学习中，是有其特别重要意义的。
”[38]今天，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的自发性、盲目性等负面效应，使得唯利是图、弄虚作假，金钱至上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滋长蔓延，使得共产党员的革命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受到冲击与侵袭，使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有些党员党性观念淡薄了，共产主义信念动摇了，先锋队意识淡化了，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衰减了。
有的党员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甚至置党中央的号令于不顾，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极少数党员干部经不住金钱、权力和美色的诱惑，腐化变质；
有的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
如《决定》所说，“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不可终日的危险，但在某些个别部分中，确实是存在着的严重危险。
”[39]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
”[40]所以，新时期忽视在党员身上出现的党性不纯的倾向，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
因此，必须要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上增强党性建设，大力改进党风、学风和文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反对奢侈浪费，强化党员的党性，用坚强的党性来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进一步增强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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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该论文是作者主持的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10YJA710010）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
房晓军，男，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莱阳人，1964年12月出生，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通讯地址：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编：
25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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