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学派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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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探索并提出新理论；
强调历史研究中理论的重要性；
广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智慧；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强调了中国内在因素的重要性等。
但另一方面，笔者作为求知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疑惑和想法，主要不是关于史料考证的，而是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多个方面，拟在本文中提出，希望得到上述有关专家及其他经济史学专家的赐教。
一 称反对以西方模式套中国，却仍未摆脱套用西方模式的窠臼
首先是关于研究规范的疑惑。
加州学派的每一位学者都强调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坚决主张不能用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来套用中国。
彭慕兰认为，从1400年到1800年，不同的国家“沿着在很多方面并行的路线发展”，但是，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历史学家告诉人们的历史是，“一个单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余部分以不同方式做出‘反应’”，而《大分流》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人们能够同样容易地找到根据，缩小18世纪的西方与至少是欧亚大陆其他一些地方之间的鸿沟”。
②李伯重说：
“以往国际学界中把英国模式普遍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支配。
时至今日，西方中心论者依然坚信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必然之路。
”③高登斯通认为，当前历史学界只是以西方为中心强调“胜利者”的历史，忽视“失败者”的历史。
④加州学派的学者们希望在研究范式上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反对用英国模式套用中国，但事实上，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并不彻底，或者说有自相矛盾之处。
我们会注意到有两个基本论点的得出，就是他们将英国模式套用中国所致。
其一是“斯密型成长论”。
李伯重多次引用费维恺的理论总结。
费维恺认为，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主要有“广泛性成长”、“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三种。
第一种方式是近代以前主要的经济成长方式，第二种方式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早期”，而第三种方式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在成长动力方面，第一种成长方式是外延式扩大，主要通过同类型生产单位（例如农户）数量的增加；
第二、三种成长方式都有内涵性扩大，但第二种方式主要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而第三种方式则由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推动。
⑤
应该说，把经济成长方式总结为以上三种，只是费维恺的个人体会，其中“库兹涅茨型成长”特别令人怀疑。
库兹涅茨是创造GNP（后来的GDP）概念和在国民收入统计工作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⑥他的GDP统计可以包括任何发展阶段，何以仅仅与工业革命相对应？
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和学派很多，除了斯密的理论，还有著名的熊彼得的创新理论，李嘉图、马歇尔的相关理论等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在凯恩斯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基础上向不同方面加以拓展而产生的多种理论，有像罗斯托那样研究历史过程的，有像库兹涅茨那样把经济史和经济分析的研究成果同丰富的数量资料结合起来，对一个国家的增长过程进行经验研究的，有像索洛和丹尼森等研究经济增长源泉的，更有各种抽象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纯理论分析。
⑦此外，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是独树一帜的，人们常用他的理论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⑧索洛将长期的经济增长归功于技术的进步作为外生的变量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之后阿罗提出了“干中学”模型把技术进步当成了增长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保罗，罗默在经验证据上研究发现知识的进步和研究开发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开创性地把知识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即内生增长模型，解决了过去经济学回避的规模报酬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
⑨
把丰富的经济增长理论仅归结为“斯密型”和“库兹涅茨型”已有削足适履之憾，而将“斯密型成长”的西方模式套用到明清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更有不无牵强的感觉。
斯密的理论，似不宜抽象地简单地定义为分工、专业化和商品贸易的理论，而应有其更为丰富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和特定的针对性。
斯密写《国富论》是在1776年，那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虽然大机器生产尚未普及，但工场手工业已经普及，英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近代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距象征其确立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1688年光荣革命已有88年之久，诺思（North）和温格斯特（Weingast）揭示了1688年光荣革命对导致安全的产权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制度变迁不仅包括对王权单方面剥夺所有权的限制，而且还包括建立足够强大的独立司法体系以限制国会的恣意妄为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违约能力。
⑩斯密称他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天赋自由体系”，他写《国富论》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粉碎支配着当时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府势力的重商主义观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殖民主义，反对政府特许的垄断，引导英国和世界各国向普通人命运的“最大程度的改善”前进，也就是呼吁给人们经济自由，让劳动、资本、货币和产品自由流动。
（11）分工、专业化等只是斯密对现实的总结，还谈不上是他自己的独立创造。
而他的独立创造的思想核心便是经济自由。
这种适合英国的理论完全不适合同时代中国的实际。
王国斌说，黄宗智拒绝用斯密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变化。
（12）笔者以为，黄宗智的拒绝是有道理的。
（13）他至少坚持了自己的理论逻辑，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决不抽象地套用西方模式。
而加州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却要通过一个抽象的表述（斯密型成长），把英国标准套用到中国来。
其二是“地下和海外”说。
加州学者都把琼斯和雷格莱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的理论支点。
琼斯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推迟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是因为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从而获得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
而雷格莱则指出：
英国之逃脱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靠的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
以煤为新的热能来源而以蒸汽为新形式的机械动力，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率，这是欧洲一些地区的工业化，在19世纪变得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工业化大相径庭的主要特征。
（14）这是彭慕兰《大分流》的主题。
实际上他是用欧洲或英国的“地下和海外”作标准来衡量中国，中国不具备“地下和海外”的条件，所以与西方分流了。
这仍是以英国为参照坐标。
彭慕兰的《大分流》并没有发掘新的第一手史料，其为学界所推崇的原因之一就是观点的新奇，认为使用煤和发现殖民地这样在历史长河中看似细小的差异，居然导致欧洲与非欧洲地区如此大的不同。
用前人所收集的数据得出出人意料的结论。
但是“煤和铁”的观点，在雷格莱之前，马克斯·
韦伯早已提出。
他在《经济通史》第27章提到工业技术发展的观点时指出：
“若不是劳动工具方面的这次革命，发展未始不会停顿下来，而最具有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也就不会出现。
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由煤和铁决定的。
”（15）
韦伯尽管强调煤和铁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但他是在技术革命的层面这么说的，并没有认为这对一个社会发展和转型能够起到至高无上的最关键作用，却是强调了“需求的大众化”，强调了“合理的劳动组织”和资本主义精神。
（16）韦伯的这些观点是大家熟知的。
但彭慕兰却认为“煤和铁”是决定中英分流的因素，以此解释中国的落后。
二 批判“西方中心论”，仍须坚持历史评价的普遍标准
较早美国学者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反对“西方中心论”，说持“西方中心论”观点的美国学者都“坚持认为19、20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
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世史的一切可能”。
（17）柯文的“中国中心论”是说要找出中国近世发展变化的内因。
加州学者尽管并不接受“中国中心论”的提法，但实际的立场则可能比柯文走得更远。
弗兰克认为，即使像柯文这批主张强烈的“中国中心论”者，更不用说几代“西方中心论”者，都“没有认识到，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按：
指中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
弗兰克根据自己的统计，“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而这些白银则“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
（18）
以吸纳金银的多少来衡量一国的国力，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观点。
中国只生产少量的银，16世纪开始，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与铜钱形成双重货币体系，对民间而言，地域间的贸易结算需要使用价值高的白银，对政府而言，白银是一种稳定的流动性资产。
特别是1581年一条鞭法的实行，如果没有日本及南美白银的输入，以银缴纳江南等地的赋税是不可想象的。
（19）所以，中国吸纳大量白银改造了自己的货币系统和赋税制度，与国力在世界上的相对强盛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麦迪森的研究结果为加州学派的理论提供了数量依据。
按照他的计算，170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22.3%，仅稍落后于印度，1820年则上升至32.9%，居世界第一，而整个欧洲加在一起才占26.6%。
（20）尽管《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的译者说麦迪森“在数据处理上所采用的完全透明的方式，实际上为挑战者准备了条件”。
（21）但笔者穷尽全书，没有找到1700年和1820年中国及世界各国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又是按照怎样的原则处理的说明。
也可以说是完全不透明的，后来查了其网站，也只知道其1820年的数据除了大量引用珀金斯的农业数据外，（22）还使用了插值法（23）——即依据前后的数据猜测估算，有极大的随意性。
其实，这本书的主要价值也就体现在中国1700年和1820年这两组数据的估值上，之后的已有人估计，且越往后相对越容易。
笔者以为，这是两组作者至少需要花全书一半的篇幅来详加演示或“透明化”的数字，不管他是怎么做出来的，他总该向读者说明才是。
现在的结果是：
1820年的中国被戴上了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的皇冠。
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不应成为一种教条式的学术口号。
厉以宁认为，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因为这种历史观忽视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认为西欧文明的发展代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成果。
但是，那种认为提出“近代文明开始于西欧”或“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就是贬低西欧以外的国家的观点，“实际上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他指出：
“然而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西欧的荷兰、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所表现出的一种规律性，即由封建社会体制外的异己力量的出现和集结、体制外的权力中心的形成和壮大，最后导致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则是客观的事实。
指出这一事实的存在，同强调西欧中心或欧洲中心完全不是一回事。
”（24）
批评西方中心主义，一要明确内涵，二要仍留得一份评判历史规律的普遍的价值观和普遍的标准在，明确内涵很重要。
批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是一种观念的调整，就是要充分尊重过去所谓欧洲的外围国家或殖民地本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政治特征，研究它们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发展路径和社会形态。
但是，不能否定西欧是近代文明的起源。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先进和落后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各领风骚数百年就是历史真实。
承认“中国在1000年以前是世界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帝国”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
兰德斯（D.Landes）认为，“现代科学的绝大部分，尤其是17、18世纪人们所称的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突破，是欧洲创造的。
非西方科学不仅几乎毫无贡献（尽管欧洲人知道的东西并非全部），而且在当时没有能力参与进来，远远落后或转错了弯。
这根本不是共同的河流”。
（25）
既然中国不能自主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向近代社会转型，那么西方国家的冲击就是必然的，就是在西方国家之间，先进国冲击落后国，迫使后者转型的事例也不少。
先进国与落后国发生冲突后，先进国会把一些企业形式、市场形式和组织形式输入落后国。
至于输入后，这些移植过来的东西会有自己的演变路径和成长特点而不同于在母国时那样，那是必然的，这期间，落后国自身的因素当然会产生重要作用，所以会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回应”。
甚至不在先进、落后意义上的冲击，也会激起被冲击国家的“回应”。
在英国，外来的力量引起了17世纪的两次革命，最终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宪法基础的发展。
这两次革命，第一次是1639年到1641年与苏格兰的冲突引起的，第二次是1688年威廉三世入侵引起的。
（26）“冲击回应”说并不内在地必然与西方中心主义划等号。
吴承明在为王国斌《转变的中国》所写的序言中，婉转地提出了“普遍发展规律”的问题，（27）实际上是道出了对这个要害问题的疑虑。
我们不能因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就把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也抛弃了。
这无异于倒洗澡水把小孩子也一起倒掉了。
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科学、民主、社会转型、制度演进等，是我们衡量历史的标尺。
不应以多元性的存在就否定共同规律。
欧洲国家的近代化进程也各有不同，但它们的历史成功经验，使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若干发展规律，这样至少使经济史的国与国比较有一个坐标。
我们不可能把虚无当坐标，也不可能把落后当坐标。
三 一种主张资源起决定作用的唯生产力史观
资本主义，或者说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系列变革的积累，而决不是工业革命中的几项发明创造，决不是用干巴巴的几个GDP数字或其他经济数字就能解释清楚的。
布罗代尔说得好：
“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硬说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
”他指出，“一件真正的‘增长’（有人爱说真正的‘发展’，不过用词无关紧要）必定以不可逆转的方式使许多部门的进步互相联系，互相支持，一起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成功的工业革命包含着一个普遍的增长过程，也就是全面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归根到底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从结构到体制的彻底改变’”。
（28）
我们之所以认同这样的历史观，是因为它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本质真实，它告诉我们历史的进步决不是偶然的，也决不会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加州学派的学者们却挑战这样的历史观，在进行18世纪中英［欧］经济史的比较时，只看一些具体的数据，而不问制度变迁、生产方式、意识形态、金融发展等一系列准备，把生产力抽象化、数字化。
在这方面，彭慕兰的《大分流》很有代表性。
彭慕兰说，他本人和李伯重等“不仅都对清代经济成就有比较积极的评价，而且与前几代学者相比（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自由主义者），更少强调明确的生产关系决定经济结果的能力；
我们不是把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注重不同制度的组合可能取得相同的结果”。
（29）根据彭慕兰对18世纪欧亚经济史的比较，“迟至1750年，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即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使用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中仍存在着一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
（30）按照他的分析，中国和英国的历史，本来是很相似的，就好像一条河流一样，直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大分流”，而之所以分道扬镳，不为别的，就因为英国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和海外殖民地，而中国没有。
中国发展慢是正常的，欧洲因为新大陆的“生态横财”和矿物能源开发而发展得快，却是“令人感到惊异”的，不正常的。
（31）
彭慕兰强调地理位置和各种偶然性的重要性，至于“欧洲的科学、技术和理念趋势不是唯一合适的解释，所谓的经济制度和要素价格方面的差异似乎更是毫不相干”。
（32）相关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别更是无从谈起了。
实际上，这个资源至上的唯生产力史观是一个十分抽象和经不起推敲的命题。
如果没有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如果没有企业制度、国际贸易制度、金融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进步，如果没有社会转型的成功和建立制约王权的民主政治制度，何以利用“鬼田”［按：
琼斯语，指欧洲人在美洲所使用的土地］，何以开采煤矿？
中国缺乏“鬼田”，而煤矿储藏却是丰富的。
只是当时还无法勘探明白。
这种资源条件只可能在一系列相关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条件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才会转化为现实。
它不可能孤立地显示出来。
农村家庭手工业是加州学派的学者们集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们都反对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认定中国农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的“斯密型成长”在“大分流”前不亚于欧洲。
王国斌对中、欧在制度、生产方式和历史演进路径方面的种种差异回避不谈，认为“从手工业行会控制下的城市生产向农村家庭手工业的转变，一般被认为是突破‘封建控制’的一个标志”。
（33）他在这里偷偷地把欧洲模式运用到中国来，言下之意是中国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发展是像欧洲一样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王氏的这种说法一方面掩饰了西欧城市本身的进化，西欧城市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也在突破行会限制而发展，（34）他不说西欧城市资本主义工场的发展，似乎是为了让中、欧农村家庭手工业看起来更相像。
其实也并不然。
欧洲农村工业化一般是包买商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早期企业形式，它是城市工业化的基础准备的重要方面之一。
而18世纪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不具备这样的制度条件。
四 忽视制度和科技文化的基础
在加州学派中，较少涉及制度和文化等这些本来在一个社会，特别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彭慕兰的《大分流》第二部分中，对制度这些在目前经济学和历史学认为对一个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只是粗略地谈论到，并且认为中国的市场比欧洲更接近新古典的市场。
依照作者的逻辑，如果中国的市场更像新古典的市场，那么政府就应该对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更少干预，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
但是作者接下来说：
“但农业工人大批移民在18世纪从来没有太大的可能性。
中国政府没有兴趣为其臣民的海外掠夺提供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援助”，认为这是中国不能移民获得殖民地的原因之一。
（35）但是只要略微涉及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国在明代开始，政府就开始禁止海外贸易，在人口流动方面也多加限制，对于一个市场的前提之一就是自由贸易和人力资源的充分流动，如果这些都可以被当时的政府控制，与作者假设的接近新古典市场就相差甚远。
兰德斯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甚至在出现了社会革命的情况时，都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对生产技术的重要影响，谈及中国为什么落后和没有科学发展的原因，认为首先就是中国缺乏自由的市场和产权的保证。
政府控制了主要的资源，如盐和铁这些对前工业社会的至关重要的资源。
接着用TimothyBrook中的资料，说明明代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
作者从一个科学技术史的角度发现，中国甚至在18世纪之后，都缺乏有效的制度以保证对于发现和学习过程中的积累。
中国科技的发展不像欧洲一样是积累型的进步，而是时而前进，时而倒退，更有些发明被遗弃。
（36）彭慕兰一直强调煤的发现对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甚至在“加州学派”内部的研究的证据中也可以看出这个观点的片面，如高登斯通文章中也提到英国从大量森林的砍伐到煤炭的使用，并不是马上转变的，因为英国当时煤层较深含有大量的水，无法开采，只有在发明了真空抽水机后才解决了采煤的问题。
蒸汽机也是到了冷凝机产生之后才得到广泛应用，而造船业因为使用钢铁造船之后，才不需要大量的木材。
（37）这里都暗含着科学技术才是更深一层的基础，而这些在中国明清时期并不具备。
而且从中国历史记载来看，中国在宋代煤的生产就有很大的发展，侯家驹在其《中国经济史》中就论述到宋代相州一煤矿遗址已被现代考古工作者发现。
（38）黄宗智反驳彭氏的观点，认为他本末倒置了工业需要和煤使用落后的关系。
黄氏引用了蒂姆·
赖特（TimWright）的研究表明，中国煤炭储藏丰富，也不是彭慕兰认为的交通问题导致煤不能在长江三角洲广泛使用，如张之洞设立汉阳铁厂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似乎比英国能更早的进入工业革命，关键的问题其实在于为什么中国缺乏机械和科技等研究和推广的制度保障，而不在于表面所反映的煤的使用或是其他单纯的技术方面。
（39）余英时则认为，思想的自由和进步对于人们转变观念，创造新的生产方法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
（40）而这个问题却是“加州学派”没有回答且刻意回避的。
在“加州学派”的学者当中，王国斌尽管超越了彭慕兰的视线，强调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的因素，但是王氏一再强调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通过列举，作者认为，中国与西欧共处在一个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的周期循环。
”“在斯密型动力的推动下（劳动的区域分工和市场的绝对优势），创造出更大规模的经济。
当然，实际的生产组织差异很大。
”（41）这点其实很关键，然而作者没有意识到，整个工业革命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首先是生产组织的变化。
如诺思在其所做的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产业革命中取得的进步是通过组织的变迁使市场规模扩大，并导致了专业化和分工的交易成本降低。
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间的制度不同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的时期是决定性的。
诺思认为，人们通过制度规范人类行为，通过组织来进行复杂的社会交往，要理解人类发展的进程，就需要了解制度如何塑造出能够实现人类持续合作的组织。
（42）青木昌彦指出：
“制度是人力所为，虽然绝非任意设计或随意执行的产物。
更进一步说，制度分歧一旦发生，即使两国随后面临同一技术和市场环境，他们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仍然可能会相差甚远，其结果取决于各自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
（43）格雷夫专门研究了同一时期中世纪地中海交易中，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在解决代理问题时，由于对于诚实交易上不同的预期（文化信念）而导致的不同反应，以及后续制度发展轨迹中的影响。
（44）但这些完全被“加州学派”所忽视。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作用在“加州学派”的理论里面，成为一个隐而未现，避而不谈的谜。
诺思、威尔斯（JohnJoseph.Wallis）和温格斯特在《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中提出一个经济史中的基本问题：
“少数国家为何在18-19世纪早期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或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在过去三百年内未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证明没有哪一个因素完全能够解释经济发展，无论是资本积累，人力资本，资源禀赋，还是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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