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语文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时评11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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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老奶奶不肯卖了，拖着小车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中。
老太的女儿李阿姨称其母亲有退休工资，生活完全没问题。
至于出去卖卖鞋垫，就是个兴趣爱好。
这也不是一两年了，20多年都是这样。
显然，这不是因为生活所困而出来卖鞋垫的，完全是出于一种爱好，一种劳动人民的本色。
有很多从事过体力劳动的老人，在他们或她们退休之后，无所事事感觉到难受，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干脆出来找点事做做，发挥自己的余热，为社会做点小的贡献。
这位老奶奶可能就是属于这一类型，尽管已是93岁高龄了，但仍然闲不住，尽自己所能出来找点事做，这也是老年人的一种乐趣吧。
有的人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也有的在家找一找其它的事做做，目的就是让自己的晚年生活不空虚。
对于这种情况，无需要指斥子孙，顺老人的意，让老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是种孝顺，只要身体许可，都不为过。
但人们感觉到，这么大年纪的老奶奶，在寒风中拖着个小拖车卖鞋垫，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冲别的，就冲着老奶奶这么大的年纪，给她一点帮助，也是应该的吧。
一时爱心冲动，引发了捐助潮，吓坏了老奶奶，使这场爱心捐助遭遇到了尴尬。
这不是爱心过剩，是人性最善良的本性。
虽然中间有一些小插曲，但我们仍然要为这些善良的人点个赞。
但我们要说，这场“闹剧”最受伤的是老奶奶，自尊心、尊严受到了伤害，真是躺着也中枪。
她连说“我有老保”拒绝他人捐献，就是在维系自己的尊严。
从她的内心来说，她出来做事并不是为了钱，别人做的鞋垫她拿来卖，说不定还有故事，是在帮助做鞋垫的人呢，这也说不准。
现在好像演变成了她用年纪来“骗”捐助一样，搞的她好狼狈，只得“落荒而逃”。
爱心无价，同样尊严和自尊也是无价的，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
在自尊和金钱面前，有的被金钱击倒而选择了金钱，而有那么一些人，视金钱为“粪土”，把尊严看作至高无上，因而，我们在捐助时，要有针对性地选择，不要让金钱玷污了他人的尊严，伤了他的自尊。
我曾遇到一个在乡村工作了三十年的中学教师，不幸患上白血病。
他的在农村做体力活的弟弟，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要捐献骨髓，可昂贵的医疗费让全家望而却步。
学校及时为他捐献爱心，可他要命的自尊就是不愿接收，他觉得农村教师收入本来就不高，不能麻烦大家，有困难自己杠着。
学校策划好的募捐也因此而流产，最终，大家只能以看望的名义，丢了几个营养费，才勉强接受。
捐助是善事，但也不能勉强，捐者自愿，受者安心，这场捐助才算完美。
献爱心是好事，但不能让受捐者难堪，更不能伤了受捐者的尊严，只有这样，爱心捐助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传播出正能量。
（两匹马）
斯涵涵
今上午，因固安英才中学班级安电表，该校一千余名高中生前往县政府讨说法。
学生称，10月份学校向每位学生收取1400元材料费和水电费，并在各班安装电表，没电了各班自己交。
该校负责人称，学校有装电表，目前学生已回校上课。
（11月30日京华时报）
新闻很短，但一千余名高中生前往县政府讨说法，说明此次水电费事件已经酿成了不小的风波。
高中虽然不属于义务教育，但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生活基础设施是每个学校的责任。
无论学校姓公还是姓私，都要按照物价部门的价格标准，按照与家长签订的合同来收费，岂能胡来？
像水电费，这是开办学校的基本费用，学校肯定早就将其纳入了成本核算并体现在了学费中，如今再收水电费，明显属于乱收费，严重违背了合同。
如果学生的说法确凿，那么校方有必要说明，为何要在各班安装电表？
向每位学生收取1400元材料费和水电费，依据何来？
有没有开具收据？
教师员工是否也同样缴纳？
为何引发众怒？
1400元材料费和水电费对每个学生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汇集起来更是巨额数字，收费之前，若无相关讨论、审核、批准环节，难免引发负面猜想。
此外，如果学生浪费用水，造成水电成本加大，校方应该加强管理，强化节水教育，而不是将管理成本一股脑强制摊派到每个学生身上，更不能依仗强势地位，把学生当做追逐利润的羔羊。
为了规范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行为，各地三令五申，规定学校和教师在为学生服务、代办有关事项的过程中不得获取任何经济利益，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回扣，但学校乱收费的现象频仍，严重侵犯了学生权益，败坏了教育风气。
目前，虽然该校已退回了多收的费用，但这显然是碍于舆论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而且，从新闻报道来看，乱收费在该校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今年9月，固安英才中学所属的小学部，曾因违规收取每名学生1060元的资料等费用被查处，教育主管部门责令英才中学立即停止违规行为，限时全额清退违规所收费用。
同时要求立即整改，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既然整改的要求已下，为何事隔两月，该校还会再次爆出乱收费之事？
真想弱弱地问一句：
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到底是怎么做的？
学校是教书育人、授业传道之所，高中生又介乎成年与未成年阶段，个性张扬、容易冲动，教师及管理者的不当决定，极可能导致孩子们的不当行为。
虽然该校负责人称，学校有装电表，目前学生已回校上课，寥寥数语，意图“按下不表”，但通过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固安英才中学的“水电风波”已经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有关部门应当紧急介入，深入调查，答疑解惑，严厉追责，莫让这笔水电费成为又一笔糊涂账，错失了树立法律威严和普及公民教育的最佳契机。
（斯涵涵）
禄永峰
28日，正值周末，3岁的女孩阳阳（化名）跟着父母到成都崇州街子古镇玩耍。
在一个杯子专卖店里，阳阳摔裂了一个杯子，店主喊赔25元。
这对父母认为店家“强买强卖”，爸爸一巴掌打在阳阳脸上，说“杯子不要，把孩子赔你”，头也不回转身就走了。
在分离9小时后，民警和好心人将小女孩送回在成都的父母身边，父母依旧只是埋怨店家讹钱，对女儿漠不关心。
（11月30日《华西都市报》）
转眼间，3岁小孩摔裂一个杯子，因为赔偿问题陷入异常尴尬之中，“杯子不要，把孩子赔你”，令人愕然。
由此可见，日常购物中因为不慎损坏商品，如果买卖双方各执一词，不能尽快达成赔偿事宜，事态就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对单方或者双方权益不利，甚至因此造成更大损失。
何况，表象之下，若有不良商家故意设套，让消费者落入赔偿陷阱，这岂不是让消费者陷入尴尬和愚弄境地？
因此，一旦不慎损坏商品，相关部门在维护双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之下，在损坏商品赔偿中引入第三方协商评估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
厘清真相，才能客观公正的推定责任。
因此，购物中损坏商品，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
如果责任全在于消费者，该赔偿的还得赔偿，至于赔偿多少，依照什么标准赔偿，这些都可以充分协商。
但现实中往往有这么一种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在人为设置“消费陷阱”的实例中，其中一项就不乏个别商家有意作祟，让消费者陷入被动，最终大多消费者赔了钱，赌了气，只能自认倒霉。
如果这类商家的这种不良行为不能被相关部门“法眼”识破，让其受到应有惩罚和打击，那么他们或将就会变本加厉，变着法子侵害消费者正当权益。
当然，给损坏商品赔偿引入第三方协商评估机制，目的就是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工商、消协等相关部门介入，对买卖双方责任进行客观认定，根据双方责任推定进行赔偿，可以说是一种避免不公平、不公正、不客观的有效举措之一。
评估协商中，应该看经营者是否对易损坏商品进行了有效防护、是否在消费者挑选易损坏商品时进行了及时提醒、商品摆放位置是否安全以及被损坏的商品本身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乃至商家对商品标价是否合理等，这些因素理应一并对消费者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一旦发生意外损坏商品，消费者应冷静应对，需要先分析造成损坏的原因，再确定自己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份额；
其次要注意经营者索要商品的市场价格、修复价格是否合理；
双方无法自行和解时，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申请援助，为双方权益进行协商评估。
否则，类似一个杯子的“消费”现象多了，“意外”承担苦衷的不仅仅是消费者，还应该殃及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己任的市场监管者。
（禄永峰）
薛家明
今年4月上旬，一则《永州最牛村规民约》的网帖被网友疯传。
零陵区塘边村一段近1.5公里的普通村级路，财政各项补贴39.25万元，还强行向村民摊派集资51.6万元，总造价共90.85万元，平均每公里造价60.57万元。
这几乎成了最昂贵的村级公路。
更奇葩的是，村规民约对没交足集资的村民实施扣车、禁止婚丧通行。
乡镇主要领导竟然赞同村委会的做法。
（11月30日《三湘都市报》）
“村民不交修路款，对其家里的红白喜事进行封堵，拦截其家族和亲友车辆不准进村”“凡是已集资村民谁都有权拦截未参与者的车辆通行，村里及管理委员会将全力支持，造成一切后果村里集体负责”。
显然，这已不是最牛村规，而是“最痞村规”。
而在这背后则是规则制定者的戾气冲天，是乡村治理的无序化、荒漠化、地痞化，以及村民一双双无奈的眼睛。
村干部不顾法治，制定“最痞村规”，并以此要挟村民。
表面看是村干部霸道惹的祸，而实际上问题却出在上面。
新闻中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当村民因未交集资款被“不准出村”后，面对群众的报警，派出所长以“没有伤情，不属我管辖范围”为由离开。
而镇党委书记也对强制集资修路，以“农村工作不好做，不这么集资，路就修不起来”，表示理解。
显然，正是这些纵容和理解，造就了“最痞村规”的嚣张。
事实上，相关部门的纵容，绝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系统性的“视而不见”。
国办发〔2007〕4号文件明确规定：
“地方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筹资筹劳纳入村级财务公开内容，并对所筹集资金和劳务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
“筹集额严格实行上限控制，每人每年不得超过15元。
”可塘边村每人1000元集资，且总造价共90.85万元的“天价乡村路”，成为一笔糊涂账，谁也不去触碰。
试问，这不是系统性的“视而不见”的投名状么？
可见，“最痞村规”背后是系统性的监管失范。
而且这样的失范，绝不是个例。
由于部分乡镇干部对村民自治理解不深、不透，造成村庄管理的大撒把。
只要能完成乡镇的既定目标，村干部不论采取什么手段，政府机关都不会干涉。
相反，一些能够“镇得住”村民的干部，反而被认为是能干事、会干事，受到重用。
这也造成部分地痞、家族势力，趁机掌握权杖，鱼肉乡里，上演“最痞村规”这样的闹剧。
相信随着公众的关注，“最痞村规”缔造者和执行者，都会随之受到严惩。
但比消灭“最痞村规”更重的是，整治系统性的监管失范。
否则，“最痞村规”就会“春风吹又生”。
因此，纪检部门更应以雷霆扫穴之势，对“最痞村规”的庇护者，予以严惩，以肃清“最痞村规”滋生的土壤。
而放在更大的层面，相关主管部门更该反思，在村民自治制度中，上级部门应该站在哪，管到哪，才是村民自治与政府管理的最佳契合点。
也唯有找到这个契合点，并坚决执行，“最痞村规”才不会卷土重来！
（薛家明）
然玉
11月29日，北京、上海、温州三地同步举行了针对00后的财商测试，这场测试由某专业金融服务机构的实验室组织，包含测试题和线下实验两部分，测试结果出乎意料，参与测试的00后们表现出极高的财商，不仅有基础的金钱概念，甚至不乏有人懂得理财、拍卖、甚至众筹！
在本想测试小朋友是否会“月光”的实验中，结果竟然有三成小朋友反而赚钱离场。
（11月30日《北京日报》）
“00后财商惊人”，这场小范围的、颇有游戏意味的测试，最终得出了令人兴奋的结论。
的确，现在的孩子们财富意识、理财观念发育迅速。
尤其相比于父辈们，更是表现出一种长足的进步。
此一现状，既是由成长的大环境浸染使然，也与学校教育的有意引导不无关系。
一个日益形成的共识是，财商教育至关重要！
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孩子成长为财务自由的公民之后，能否进行负责任的经济行为！
这场以小朋友为对象的财商测试，更多应该被视作是对“财富知识”和“理财意识”的测试。
它首先检测的，是孩子们对现代社会常见的财富概念是否知晓，比如说股票、众筹、拍卖等等；
除此以外，也考察了孩子们是否有起码的“消费克制力”以及“储蓄习惯”等，这些其实都是最基本的“经济理性”……而如我们所见，被抽样参加测试的“00后”，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由此或许可以说，城市阶层的下一代们，在未来的财富竞争中，已经占据了不错的起点。
诸如此类的财商测试，所对应的乃是，当下“财商教育”日益被重视的现实。
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所谓的财商教育，到底该如何展开？
孩子们所处的成长阶段，注定了对他们进行财富知识的灌输，只能是点到即止；
同样，过早开展仿真式的模拟理财训练，也并不可取——如今很多时候，我们的财商教育，恰恰在这两个方面时有误区。
故而，亟待重申的一点是，所谓的财商教育必须始终基于孩子年龄段和心智特性，而不能动辄以成人视角、成人思维生搬硬套。
理想状态下，针对小朋友的财商教育，更多应该是自然而然、潜移默化的。
不需要刻意教授太多的专业财富知识，更不需要刻意训练专门的理财技巧。
重要的是，要引导孩子们具备做出选择、承担后果、掌握命运的能力。
所有这一切，原本都可以日常场景中实现。
典型的例子就是“零花钱游戏”，很多家庭用这个办法，来让子女“就有限零花钱的分配”做出决策，这其实是最有效、最本质的财商教育。
不少家庭在对子女进行财商教育时，往往表现出一种莫名的急迫感和刻意性。
这既是由于现代意义上的财商教育尚且笼罩着一层神秘光环，也是因为中国家庭一贯缺乏财商教育的经验。
当财商测试、财商教育，日益呈现出成人化、专业化和技术化的趋势，我们就尤其需要慎重。
说到底，“财商”除了有经济学、金融学的基因，还应该有生活经验、个体智慧的成分。
只有充分平衡好这两个部分，才能为下一代的财商成长创造最合适的条件。
（然玉）
张燕
近日，国务院正式审议2016年重点工程，其中烟台到大连海底隧道施工方案正式出炉。
烟台到大连的海底隧道是指烟台蓬莱至旅顺之间的海底隧道，归属铁路总公司管理，整条隧道全长123公里，火车设计时速为250公里，运行速度能达到220公里/小时，届时从烟台到大连最多只需要40分钟。
（11月30日《齐鲁晚报》）
有必要澄清的是，烟大海底隧道即便列入国务院审议的2016年重点工程名单，也不意味着这一工程就将在2016年上马。
审议的目的正是确定最终的工程名单，烟大海底隧道能不能成为2016年重点工程还不确定。
近些年来，烟大海底隧道的规划建设引发过多次关注，有支持者，也有认为目前暂时没到建设时机者。
作为一项投资可能比三峡工程还大的工程，规划建设当然应该慎重。
一项大型工程开工前的各项流程和手续很多，实事求是地说，烟大海底隧道最多列入2016年重点工程前期工程名单，不太可能在2016年开工建设。
不否认，无论是现有的铁路还是公路，从大连半岛绕行山海关到山东烟台，确实距离较远、花费较高。
正因此，在渤海海底建设隧道，联通大连和烟台，至少从设想上说是非常合理的。
这个构想已经有很多年，但因为建设成本、技术难度、实际经济价值等原因，构想始终只是构想，一直没能付诸实施。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大连及周边地区、烟台及周边地区而言，经济、物流和客运往来越来越大。
中国快速铁路里程突飞猛进，各类高难度的桥梁、隧道数不胜数，建设烟大海底隧道至少从技术上看，问题应该不大。
最近几年，东北经济增速滑坡明显。
从国家层面而言，支持东北振兴，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是很正常的。
而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可以拉动投资、刺激相关产业、解决更多就业，另一方面也确实为东北和山东半岛经济往来构建高速、快捷、相对便宜的交通物流网络。
但建设烟大海底隧道，首先投资巨大，其次还要考虑环境影响和技术问题。
再次，建设的必要性到底大不大，以及仅仅建设海底快速铁路隧道，还是同步建设海底公路隧道，都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和科学论证。
而哪怕是按照最起码的估算，烟大海底隧道的投资金额也比当年三峡工程还高。
回溯一下就知道，当年三峡的建设往长了说，讨论了近一百年；
往短说，也有几十年。
而最后拍板，从程序上讲可谓经典，由全国人大投票来决定。
因此，毫无疑问。
烟大海底隧道这样如此大的工程，当然不能想当然，说建就建。
不否认，山东、辽宁地方政府、官员和当地人大代表，从自己地区的角度考虑，希望建设烟大海底隧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通过新闻我们还看到，作为科学机构的中国工程院，以单位名义上报国务院希望建设烟大海底隧道，这样的举动不能说不合适，但是也值得思考。
毕竟，中国工程院内部肯定意见也有不同，烟大海底隧道存在地质安全（地震影响）隐患、设计运力可能目前远高于实际需求，近期建设的必要性存在争议——这些问题，中国工程院的科学家们不可能没有考虑过。
烟大海底隧道的规划建设，对于科学家而言首先是个科学问题，而且也是经济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作为中国行政级别最高、地位最显赫的科研机构之一，中国工程院，应该实事求是、讲求科学、讲求程序。
个别院士从其专业角度出发，以“院士”的名义去呼吁建设一个工程可以理解，但如此大型工程的科学规划建设程序和经济必要性论证，绝对应严格。
（张燕）
想包点儿饺子，很多消费者都习惯到超市买现成肉馅儿。
不过，也有大爷大妈们不放心，担心买到问题肉。
针对这种担心，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超市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标注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规定超市不得将购进的生鲜肉类预先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包装销售或直接散装销售。
（12月1日《新文化报》）
禁止超市预制肉馅，初衷无疑是善意的。
在消费者的眼皮底下制作肉馅，既可避免超市以次充好，蒙骗消费者。
也能解除疑虑，提振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但每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禁止超市预制肉馅，会造成顾客时间成本和消费负担。
试想，顾客要买1斤肉馅，而店员绞出的1.2斤，而恰巧又没有其他消费者购买，怎么办？
超市必然会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到顾客身上。
因此，禁止超市预制肉馅，也因“不方便”公众而深受质疑。
甚至有网友揶揄，“香肠不仅把肉绞了还弄熟了，是不是也禁止生产和出售呀？
”。
的确，既然香肠可以不在顾客的眼皮底下加工，那么肉馅为何必须要可视化进行？
可能有人会说，香肠从生产到进入超市，需要经过多道检验，而肉馅则是直接面对消费者，两者在安全监管上不可同日而语。
而这，不恰是食安部门转嫁监管责任的表达么？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是监管部门永不褪色的责任和义务。
相关部门并没有推卸的理由和接口。
更何况，让民众“目测”肉馅安全，并不是好声音。
试想，群众能够识别血脖肉以此充好，能够辨别病死猪么？
当场绞馅，只能是换取自我安慰，而至于肉馅是否安全，还是一笔糊涂账。
而且，后段监管的缺失，必然会助长超市投机取巧，让问题肉破窗。
显然，这是各方都不乐见的。
与肉馅制作“可视化”相比，食品安全部门该推动的是食品可追溯。
比如，果蔬要标注收获采摘日期、产地、所施用农药等；
肉馅标注制作人、原料肉成分、来源等，并加强监管，确保准确性，即使消费者看不到制作过程，也不会满腹狐疑。
从这个层面看，肉馅“可视化”不如食品可溯化。
食安部门与其禁止预制肉馅，给人监管“大撒把”的嫌疑，还不如强力推行食品的可追溯。
唯有如此，才能让消费者买着放心，用着舒心，从广告语升级为铮铮誓言！
张 燕
8月至10月进行的陕西省委第三轮巡视发现，陕北榆林、延安两市都存在超职数配备干部且数量较大问题。
榆林超职数配备干部数量较大，全市共超配3657人，其中市管县级干部314人，县区干部3064人，市直部门279人。
延安截至2015年9月底，全巿共超职数配备干部666人，其中县级79人，消化任务比较艰巨。
（12月1日新华网）
确实，对于地级市而言，如此多的超职数配备干部数量确实惊人。
但也正是因为人数巨大，可以说到了不整治不行的地步，当然也因为太多，处理消化的难度巨大。
最近一两年来，从上至下对超配干部进行清理、消化，规模和决心之大超乎以往，有理由相信中央对此工作不会放松。
因此，那些对消化超配干部工作不够重视，等待观望，整改消化进度较慢的地方，不该有幻想。
媒体报道出类似榆林、延安有如此多的超配干部，既是向公众披露重要公共信息，也是一种监督和批评。
首先，这两地消化超配干部的进度不够理想，当地相关要自查原因，拿出诚意及决心，要有消化处理的时间表，让公众和上级满意。
同时，要督促以上两地消化超配干部，必须有合理的激励奖惩机制，要让当地主要官员有动力有压力，必须积极起来。
在中央前所未有的整党、整风、整官决心面前，榆林、延安的超配问题虽然严重，但接下来一定会有进展。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超配干部问题反弹，还必须建立长效机制。
众所周知，超配干部过多，不少时候是副职配备超标造成的。
还有的是正常的编制之外，临时成立了一些机构，于是新增了不少干部。
我们看很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副职只有一名，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有我们自己的问题，至少应该有更严格的副职数量规定。
数量规定不难，有些规定我们并不缺乏，运动式的整治也会有效果。
回溯起来，政府机构精兵简政也不是一两次了，但最后都出现了反弹的问题。
归纳起来主要是因为：
公务员退出机制至今没有建立完备，官员能进不能退，不安排副职往哪安排呢？
甚至一些地方，各级官员、上下级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利益、荣辱关系，不给予官职无法保证地方政治稳定。
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的副职扎堆，表面都有人大授权，但人大授权却无法体现民意，甚至彻底违背民意。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超配干部数量的问题，值得深思。
不得不说，现行官员授权制度和公务员机制必须改革。
否则靠中央的三令五申和红头文件，显然不行，整治过后又会反弹。
一定级别的官员，应该由民意机关来任免，也就是应该由人大选举产生。
很明显，一种靠层层授权，而非直接体现民意的任命体制，人大形同虚设。
人大的存在，不过是体现权力合法性的点缀。
一些地方，上级觉得下级可靠，就可以提拔，就可以给予副职甚至正职。
由此，还导致了很多权力寻租腐败。
要从根本上解决超配干部数量的问题，要从官员授权程序着手。
应按照相关规定，做实官员任免程序，发挥人大等机构的作用，而不是由一把手说了算。
同时，需要加快公务员进出机制改革，减少一些“人情”任免。
于当下而言，对于超配干部严重的地区，已经消化和待消化的超配干部数量很大，如何平稳安置这些干部，既要靠决心也要靠政治智慧。
（张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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