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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要“合儒”，就要读儒书，接触中国的士大夫，于是就开启了新的文化交流的时代。
利玛窦先后两次进入北京。
第一次进京时，由于中国当时和朝鲜正受到倭寇的干扰，中国出兵朝鲜，进北京城比较紧张，他就返回来了。
第二次在万历皇帝执政时他成功进京，并献给万历皇帝一幅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的画，这是当时中国最早能看到的西方油画。
在利玛窦最后老死于北京时，当时的首辅大臣叶向高就说：
别的不说，仅《几何原本》就足以给他一块墓地。
于是皇帝就决定给他一块墓地，这个墓地现在就在北京市党校的院里。
大家到北京去参观的时候，那个地方要去看看。
我们回到学术上来说，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编写了一个字典，即《葡华字典》。
中国的双语字典很早就有，我们在丝绸之路上就有回纥文，其他少数民族也各有自己的语言。
但第一次和欧洲语言接触以后的字典是他编的。
这部字典至今还没有出版，十年前在澳门出了手稿，现在我们正在和葡萄牙、意大利的专家重新校订。
这部字典也是世界史上第一部中国和欧美语言的字典，这在语言学上的贡献是很大的。
当时放在明代画家程大约编的《程氏墨言》里，出版了四幅天主教的板画，这是板画第一次进入中国。
在介绍每一幅板画的时候，都有一个注音系统，这就成为我们今天汉语拼音的起源。
我们知道，中国字很难认，中国长期以来没有拼音系统。
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中国开始形成自己的语音注音系统，叫做反切。
由一个字的声母，和另一个字的韵母，读出第三个字音。
但仍然是用字来读字，读起来还是很复杂。
真正用现代罗马注音这种形式起源于利玛窦，所以他是汉语拉丁文注音的发明者。
利玛窦这些传教士在语言学上的贡献，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字典，把拉丁文外国的词汇翻译成中文，中国就有了新的词汇。
之前中国的词汇很多是来源于佛教，像“禅”、“世界”等。
我们近代以来的很多新词汇，是从日本学习西学以后传过来的。
而利玛窦的字典，也给中国汉语增加了很多词汇，如亚细亚、欧罗巴、南极、北极、北归线、南归线等等。
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最早的语法。
汉语原来是没有语法的，汉语的名词可以做动词，可以做形容词，而汉语语法却是传教士发明的。
他们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我们上初一、初二时开始学的平面几何，这就是《几何原本》。
中国人把它的原作者翻译作丁先生（克拉维先生），他是德国人，后来在罗马天主教当助教。
当时欧洲《几何原本》最好的注释者编的教科书，被利玛窦的老师翻译成中文，而译者就是中国十大科学家之一，晚明科学家徐光启。
他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这对中国学术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几何原本》除了介绍数学系统以外，它实际也开始把一些逻辑系统介绍进来。
数学在进行证明的时候都有三段论：
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这叫形式逻辑。
因此徐光启在介绍《几何原本》时说，它不仅用于数，如果你懂得其方法，可用于工（业）、农（业）、兵（军事）等方面。
就是说它是一个理性的思维方法，这对中国思维逻辑的进步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另一个重大贡献，是给我们中国提供了第一个世界地图。
大家知道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首都出发，本来是为了寻找中国。
马可・波罗的书当时说，有一个国家叫契丹，财富堆积如山，遍地香料。
当时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兴起的奥斯曼帝国，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加伊朗，包括现在的巴勒斯坦到利比亚都属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把持着中国和欧洲的交通，而欧洲人吃牛肉时很需要的香料在欧洲很贵，他们要找香料，结果发现《马可・波罗游记》里香料产地的记载。
哥伦布就带着西班牙国王致契丹大汗的信出发，经过航行穿过大西洋，到了今天的海地，哥伦布就说：
到了，这就是契丹。
今天《哥伦布航海日记》我们已经出版了，可以看到他三次出海，到临死时他还说他找到的就是契丹（即中国）。
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时，欧洲大航海时代的一个阶段已基本完成，因此第一次有了一个全球和世界的概念。
新大陆、欧洲、非洲、大洋洲……这些对于中国来说是开天辟地的。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天圆地方，没有想到地球是圆的，也没有想到世界有这么大。
利玛窦人很聪明，他在地图上画了很多中国难见而又吸引人的动物，这个地图给人一个空间的概念，因为人最基本的思考是时间和空间，也就是中国原有几千年的天圆地方的空间概念，被彻底的击碎了。
这个观念实际上就是全球的概念，这对中国的冲击很大。
当时利玛窦的房间里第一次挂地图，很多知识分子在地图面前站了整整一上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些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个冲击是思想上的，以中国为中心、万国朝拜的第一泱泱大国的观念有所动摇。
知道世界之大，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员，当然它在中间。
利玛窦在画地图的时候，一看中国在很偏远的地方，他很聪明（地球是圆的，怎么转都行），就把中国放在正中间的地方。
他的这个《世界地图》目前全球只剩13幅，我国图书馆只有一幅1603年的摹绘本的彩图，南京博物馆有一幅全图，辽宁沈阳有一幅1603年利玛窦的学生，工部侍郎李之藻画的摹绘图，这些图都是非常珍贵的。
作为中国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知识，是一个视野的开拓。
另外，他出了很多中文书，《畸人十篇》讲天地、人生、生命，用哲学思考，十篇都是和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谈话。
我们知道中国的宗教观念比较薄弱，不是说没有宗教，但除道教是本土之外，我们的主干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以世俗关怀为主体的。
这个文化从中国文化到孔子节，大体完成了从苍天到人生的转变，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关于世俗生活，人与人和人与天的关系。
所以说未知生，焉知死，死后世界也考虑，但考虑不多，敬鬼神而远之。
神也敬，但比较远，不是置于现实生活中最核心的问题。
他开始介绍西方宗教的概念，这就是他最著名的书《天主实义》。
书名可见他的古文写得之好。
朱维铮先生六、七年前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了利玛窦的中文著作。
大家可以去阅读，这是非常好的书，充满了智慧。
利玛窦一共有二十三部著作，有十四部收入四库全书，他关于天文、地理、数学这些书统统被收入四库全书。
当年纪晓岚编时就取其技，尽其意，凡是介绍西方文化宗教的统统放人存目。
改革开放以后，山东齐鲁出版社也把存目全部出版。
当时能收入四库全书，说明它实际的影响，都认为至少科学这部分是好的。
利玛窦也不是一个凡人，他非常超群，在意大利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很能背书，各种史料他倒背如流。
他在南京时去见建安王，当时很多官宦子弟都要参加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最主要就是强文博记。
他当场就能把《论语》、《中庸》全背下来，在场的人都很吃惊，都说你教教我们，他就写了一个《西国记法》，实际上是讲记忆术。
他还写了一本《交友论》，说明友道的重要性。
中国历史上也有友道，但地位比较低，也符合中国的特点。
关键这本书介绍了从古希腊以来，所有哲学家关于友谊的论述。
通过介绍友谊把希腊关于友谊的思想也介绍到中国。
利玛窦的大部分著作，按我们前面的说法叫做“西学东渐”。
他只有一部著作“中学西传”翻成了西文，这部著作叫《天主教传入中国史》。
利玛窦来中国肯定不是为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肯定是为了中华归主。
战争、宗教、贸易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三大途径。
好比怛罗斯战役，中国二十万唐军被俘，我们四大发明才传到欧洲，因军中有工匠。
宗教也是人类文明交流很重要的一个渠道，这本书在欧洲引起很大的反响。
在马可・波罗以前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本书如此详细的介绍过中国。
《马可・波罗游记》介绍的那个国家叫契丹，当时欧洲不知道还有一个中国。
利玛窦为证实这个事，专门派一个叫厄文杜的人带着三名传教士从罗马出发，严格按照马可・波罗走陆路的路线来中国。
结果，走到甘肃凉州被抓住不让走，打人监狱。
他立刻给利玛窦写信，利玛窦看信后，立马派两个人赶到甘肃见到厄文杜，一周左右的时间他把他来的路线全部告诉利玛窦派去的人，说完就死了。
利玛窦就把这些话放在他书里的第十章，证明当时的北京叫汗八里，契丹就是中国……，证明了马可・波罗所说的那个富饶的契丹就是中国，这对欧洲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时的欧洲和中国之间有三、四百年的差距。
如《马可・波罗游记》里说，当时契丹人冬天都是用石头烤火，欧洲人不知道这是煤，说明中国人使用煤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
利玛窦在叙说时，对中国表示了很大的敬意，对中国的财富、中国的富饶、中国人的宽容，以及这个民族的平和、历史悠久也作了很好的评价。
虽不免有传教背景，但整体来说，这对开启欧洲西方汉学是很重要的贡献。
他把欧洲历史的记忆接续起来，使它形成对历史的一个整体回忆，这是很重要的。
说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是完全应该的。
可以说利玛窦不仅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宗教形态，同时也把欧洲的思想、文化、科技介绍到中国。
但学术界对这个评价也有争议，到现在才基本大体统一。
在文革前，何兆武就认为利玛窦介绍近代的科学技术没什么用，都是中世纪的东西。
即中世纪的思想、托勒密的地心说，不敢介绍日心说等等。
现在学术界基本认可，利玛窦在华时期，哥白尼的学说还没有完全在欧洲实行。
他的《几何原本》确实比较古老，但文化之间不能按照单纯线性思维来进行考虑，它虽然很古老不先进，但对你思维的改造是有好处的。
学术界现在对他的评价，大体认为他是一个和平的使者，当然这是与当时中国的背景有一定关系。
葡萄牙在南海跟中国打了三仗，都打得屁滚尿流，根本不是中国对手，那时候国家富饶，实力也很强。
当时欧洲有一个小学生，说要派他去巴西传教，他给他爸爸写了一封信说：
我不太愿意去巴西，我要到中国去，要到利玛窦说的地方去。
他爸爸回信问他为什么，他说：
中国穿的都是丝绸衣服，出门坐轿子，巴西那里鞋都不穿。
可见当时中国的富饶，当时丝绸衣服在西方只有贵族才能穿，但这个孩子说出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财富富饶的基本看法。
我们认为晚明很糟，但在世界史中去考察，那时中国的经济是很发展的。
中国晚明的时候，西方人打不过中国人，葡萄牙几次海战都失败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两大文明的平等的交流。
我介绍第二个人是汤若望。
因为利玛窦是一个开创者，这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是由一系列传教士完成的。
汤若望是顺治皇帝的“玛法”，是中德关系的奠基人。
汤若望到中国比较晚，那时候利玛窦已死。
他在明末清初时留在了北京，见到了李自成的部队，吴三桂引多尔衮进入北京时他还在，而且清初还在朝廷获得重要的政治地位。
这时因为清刚入关，多尔衮军队大约不到十五万人，他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力量。
有一个文人建议多尔衮，历代新朝都有历法，没有历法这个王朝就没有合法性。
正好汤若望崇祯年间已是钦天监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局局长），应该把他用起来。
多尔衮就留了下了汤若望。
汤若望曾与徐光启编《崇祯历书》，徐光启死后，又和李天经编《崇祯历书》，还没有完全发布到全国，清军就人关了。
《崇祯历书》是中国历法上的重大转变，第一次取消了回回历，代之西洋历。
用西洋历以后，整个西洋的测天体系进入了中国，这是一件大事。
因为清朝入主，汤若望挖掉“崇祯历书”几个字，改为《西洋历书》。
1644年9月1日在古观象台测日蚀，当时有西洋历、大统历、回回历同时测。
结果取胜的是西洋历。
这是汤若望被留下很重要的原因。
回回历从元代传人中国的时间比较长，天文历法需要不断修历才会准确，从元到明这么多年，回回历已不如西洋历准确，但阿拉伯文化对中国历法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汤若望很关心部属。
当时他们冬天要站在观象台上看星星测天时，没有皮大衣。
他就跟顺治皇帝说：
给我们每个人弄一件皮大衣吧。
过年的时候钱比较少，他又说：
给涨点钱吧，顺治也给涨了钱。
他和孝庄皇后有很好的联系，孝庄皇后有一次可能是发烧感冒，就派丫鬟去南堂找汤若望。
其实汤若望也不懂医，于是宗教人扮巫师，给她一个牌子说：
给你主人挂到脖子上过两天就好了。
回去后挂两天真好了，可能这病本来就该好了，于是孝庄皇后就觉得汤若望神了。
行医是所有宗教很重要的传教手段。
后来汤若望在历局时差一点被杀掉，是孝庄皇后保护了他。
他和顺治皇帝关系非常之好，好到顺治皇帝去了他那里八次。
因顺治皇帝很小，见到这么一个外国老头，中文说得好，天文地理都懂，而且还懂中国。
顺治皇帝很尊敬他，所以叫他“玛法（即爷爷）”。
一个中国皇帝叫一个外国老头“爷爷”，这是中国很少有的事。
汤若望这么做的时候也有争议。
我在耶稣会档案馆看到将近两千页他和别的修会吵架的档案材料，因为传教士要守贫绝色这是基本条件，传教士是绝对不能当官的，一辈子只为传播福音。
可汤若望当了官，后来顺治觉得他挺可怜也没有孩子，顺治非要给他一个小孩。
他没办法，只好养了一个孩子。
他有了孩子，当了官还拿钱，所以别的传教士指责他违背了传教士的规则。
汤若望对中国最大贡献就是历法。
西方历法从托勒密的地心学说到哥白尼的日心学说，经过了第谷、开普勒到哥白尼三个阶段。
当时为什么崇祯帝用了第谷体系呢？
这是因为当时在欧洲开普勒体系都还不完备，而第谷体系是计算最为稳定的。
虽然还在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摇摆，但作为数学计算已非常成熟。
汤若望的第一件事肯定就是得把天测准，测准他才能保住位子。
说他不首先给中国介绍先进的科学，因为那时欧洲哥白尼还没有进入计算系统，用第谷体系是对的。
汤若望最大贡献，就是完成西历在中国的应用，也就是中国从清初开始所使用的历法和欧洲是一模一样的。
随着历法的转变，整个数学计算系统也发生了变化。
中国原来的天文历法运用系统以数学模式为主，改为第谷体系以后，以几何图形计算为主，对促进我们自然科学有一定价值。
由于汤若望和顺治皇帝关系好，他升官速度特别快，顺治给他一家三代人都封了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例。
我介绍的第三个是康熙的近臣――南怀仁。
顺治皇帝死后，这时鳌拜掌权。
他接受了监制回回历那些人的意见，认为西洋历不可用。
把汤若望的人全部撤消，把汤若望、南怀仁等打人死牢。
康熙卧薪尝胆终于把鳌拜干掉之后，他就开始关心杨光先教案，而翻这个教案最重要的人就是南怀仁。
南怀仁是比利时传教士，1659年随卫匡国来到中国，人华后和吴尔铎、李方西在陕西传教。
后因汤若望年迈，就把他调到北京和汤若望一起生活。
清初历狱时，汤若望已经七十多岁了，在狱中又得了中风说不出话来。
所以，所有的辩护都是南怀仁做的。
因这个案件涉及清内部政治力量的斗争，康熙上台后把所有汉文文件全部烧掉。
但十三年前，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组找到了当时审理教案的全部口供。
才知道南怀仁之所以成功，是抗议说要试一试。
而在古观文台试了三次测天，都是西洋历取胜回回历，这样历局才翻案。
在此之前，当时准备第二天杀汤若望的时候，当天晚上北京发生地震。
孝庄皇后出面干涉鳌拜他们说：
这是顺治的宠臣，你不能杀。
所以汤若望免于一死。
康熙上台以后才把这个案给平了。
从此，中国的天文历法经过清初这次的历局斗争，回回历彻底退出中国历局舞台。
这个历局的钦天监监正，一直到晚清都是由传教士掌握，最后几年才换成中国人。
钦天监翻案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南怀仁跟汤若望不一样，南怀仁没有做清朝的官，他坚决不要俸禄，也不穿清朝的官服，他只按副监的职务拿钱，也不结婚。
当时康熙皇帝很奇怪，怀疑他年青气盛。
就派太监到南堂去观察他的动静，结果发现没有什么问题，康熙就对南怀仁的道德品格很敬重，并重用他，他也努力的做。
平三藩、统一台湾、抗击沙俄侵略，这三件大事中，南怀仁做的事是铸“红衣大炮”。
红衣大炮可以说是康熙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这是他的功劳。
正因为如此，南怀仁几次给康熙写信，希望对天主教比较平等的对待。
康熙最后基本同意天主教在中国可以自由传教，一共有黄金时间大约二十四年。
这与南怀仁的功劳分不开的。
中国古观象台的仪器，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被德国人拿走了四件，李鸿章上台以后把它给要了回来。
现在古观象台保存的测象仪器，是西方传教士长期为中国作出的重要贡献。
《新制灵台仪象志》记录了天文台是怎么建的，仪器怎么使用，每一个仪器的作用是什么都有说明，这是南怀仁很重要的一本书。
他还给康熙画了一个很重要的《坤舆全图》。
西方传教士把画地图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每代传教士都不间断的绘制世界地图。
在康熙年间有三十二位传教士为地图服务了二十多年，从东北的漠河一直到西藏，画了一个中国全图《皇舆全览图》，这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模本。
我有次在中国现代文学所做讲座，舒乙先生跟我说：
你可能讲的是实话。
我父亲（老舍，正红旗）有一次参加政协会议的时间在外抽烟，毛主席走他到身边说，我最佩服康熙皇帝。
老舍问为什么？
他说：
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会外语，据说他会三门外语，我学英语都还没有学好。
第二个，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是康熙那时候打下来的。
清晚期虽然比较糟糕，但没有清朝就没有中国的东北和西北。
在十八世纪全世界扩张最快的帝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
这是舒乙先生告诉我的。
最后我们再说说传教士传人的其它东西。
比如艺术，西方艺术传人也是重要的一块。
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也做到钦天监。
他乐感极好，曲子听一遍就能弹出来。
康熙特别的吃惊，就开始关心西方的音乐。
就出了一本书叫《律吕正义》，其中总序中这样评价徐日升：
“有西洋博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者，精于音乐。
”《律吕正义》实际上是关于音乐的书，这对中国的音乐发展很重。
另外，德理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教士，他也受到康熙的喜爱。
他做了奏鸣曲，中国第一次传人的奏鸣曲是他传进来的，这个手稿还在国家图书馆北堂书屋存放着。
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了五线谱，有了和中国不太一样的音乐形态。
这对于今天来说这是很普遍的事，从文化交流上说是却是很重要的。
西方绘画艺术传入中国也要从利玛窦说起。
在利玛窦献给神宗的礼物中就有“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二副”，这是传到中国最早的西洋画。
还有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他来到中国画了一幅铜板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铜板画这种技术也是传教士带过来的。
马国贤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他走的时候带了四个小孩（教徒），回到欧洲拿坡里，办了欧洲第一个中国研究院――圣学院。
然后从中国请两个老师教这些中国孩子学中文，还有一些外国的神父教他们一些神学。
中国文化或今天的孔子学院好像遍及全球，但第一个在外国教汉字的是马国贤办的拿坡里的东方学院。
他把西方铜版画传到中国，同时把中国文化传到欧洲，是很有贡献的。
康熙时期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王致诚，德国人艾启蒙。
当时清宫满人把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都画成图画，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特别是郎世宁，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一年，历经三朝，创作了近百篇反映清中前期社会生活的作品。
中国绘画从本质上来说是文人画，大写意。
要靠你自己心理感受与画之间的互动去体会，一般老百姓是读不懂中国文人画的。
它实际上是画家自己精神上的东西，特别是山水画，阅读者本身要理解它，才能享受到这种美感。
而西方绘画是以写实为主的，它开始有了焦距，远近，凹凸、光、明暗这种区分。
西方绘画艺术传人中国，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因为在郎世宁身边就有叫焦炳真的画家，而焦炳真画的《春风图》、《耕织图》，传教士帮他做了一些修改，就开始有了明暗，焦距，整个都变了，而且开始有更细腻的人物头像的刻画。
其实直到晚清时，宫中是很西洋化的，中国最早的手摇计算机已经传人宫中，但宫中的人拿来算命；
当时望远镜也到了宫中，但拿来看八月十五的月亮；
中国第一部照相机使用的人是慈禧；
中国第一个骑车的也是宫中人，他们只为享乐，没有作为社会产品来使用，也没有把它作为科技来普及，这是中国人的问题。
艾启蒙是三个西洋画师中很重要的一位。
一百二十幅《功臣像》是为清建国以来的一百二十个功臣逐个画的。
很可惜，八国联军时全被抢跑了。
中国目前只有两幅，故宫有一幅，天津博物馆有一幅，现在有八十幅在德国。
这《功臣像》画中的几十幅可能是艾启蒙画的，还有一部分是其他传教士画的。
传教士内部矛盾很大，是充满派别斗争的修会。
虽然他们都信奉天主，但他们中有国家、派别的利益，当时，法国传教士和葡萄牙传教士之间矛盾很大。
王致诚是法国耶稣会士为平衡郎世宁作为葡萄牙传教区的势力而被派到中国来的。
王致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很重要，他最大的贡献是他画的《圆明园》。
他到圆明园以后觉得受到很大的启发，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园林，九曲回廊、小桥流水，因为中国人的审美和欧洲人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是复制自然，原理是越自然越好。
而欧洲是喜欢几何图样的，它的复制方法和我们不同。
我们讲非对称，它讲对称。
你到凡尔塞宫，左边一棵树，右边一定也是一棵树，都是几何图形工工整整的。
所有欧洲国家的园林都是如此，与圆明园的审美意像完全不同，这对他的冲击很大。
于是，王致诚写了一封近两万字的长信寄回欧洲，还画了一幅图，告诉中国的园林另类的审美意象。
结果，当时欧洲人觉得真好。
直到今天你去欧洲参观的时候，还会留有十八世纪“中国热”时候的建筑，这就是中国园林的影响。
王致诚在介绍中国园林西传有很大的贡献。
再讲中国文化的西传。
当时传教士不仅把西方的文化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
费正清说过一句话：
他们是在一个双行线上，一方面，他们把西方的文化介绍到中国；
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西方；
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
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魅力就在于，它是在世界范围内讨论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由于那个时代中国比较强大，我觉得双方是处于“初恋”状态。
传教士介绍的西方特别好，中国的徐光启也认为西方很好。
其实，当时欧洲是很糟糕的。
当传教士把中国介绍到欧洲时，欧洲人也疯狂觉得中国特别好。
当时中国经济力量确实比较好，但问题也挺多的。
就像初恋一样，是都只看优点的时候。
但这个意义在于，从晚明开始，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已经不只在本土，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这时中国的第一本书被翻译成欧洲语言，就是传教士高母羡翻译的明代伦理学格言《明心宝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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