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失败原因讲课讲稿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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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设计责任交给投标人是体育场馆建设的重要特点，但在“鸟巢”招标过程中，北京市政府先行招标选定了设计方案，造成设计上对体育场赛后商业运营考虑不足，
限制了项目公司在赛后对“鸟巢”商业效率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招标时过于看重融资能力，赛后运营管理能力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中信联合体内部缺少利益协调机制。
此外，国家体育场的“定位”加上公众对PPP模式认知不清，直接影响了赛后运营效益。
在PPP执行过程中，PPP模式与现行的一些制度存在矛盾。
例如，按照现在会计准则计提折旧，让“鸟巢”的盈利计算成为一个难题。
在30年的运营期内，运营方事实上是在为北京市政府投入的20亿元的折旧额“埋单”，根本无法实现分红。
“鸟巢”经营权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责任有限公司重新主导后，逐步实现了现金流的平衡，值得充分肯定。
“但是政府收回‘鸟巢’经营权，违背了PPP模式初衷，对我国今后大型体育场馆PPP模式的推广存在不利影响。
从案例看导致PPP项目失败的主要因素
我们选取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实施的PPP项目中13个失败的案例，这些项目主要涉及高速公路、桥梁、隧道、供水、污水处理和电厂等领域，基本涵盖了我国实行PPP模式的主流领域。
从这13个案例失败原因的汇总分析，我们认为中国PPP项目的失败主要是由以下风险造成的：
一、项目唯一性
是指政府或其他投资人新建或改建其他项目，导致对该项目形成实质性的商业竞争而产生的风险。
项目唯一性风险出现后往往会带来市场需求变化风险、市场收益风险、信用风险等一系列的后续风险，对项目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开工未满两年，在相隔仅50公里左右的绍兴市上虞沽渚的绍兴杭州湾大桥已在加紧准备当中，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当地政府对桥的高资金回报率不满，致使项目面临唯一性风险和收益不足风险。
鑫远闽江四桥也有类似的遭遇，福州市政府曾承诺，保证在9年之内从南面进出福州市的车辆全部通过收费站，如果因特殊情况不能保证收费，政府出资偿还外商的投资，同时保证每年18%的补偿。
但是2004年5月16日，福州市二环路三期正式通车，大批车辆绕过闽江四桥收费站，公司收入急剧下降，投资收回无望，而政府又不予兑现回购经营权的承诺，只得走上仲裁庭。
该项目中，投资者遭遇了项目唯一性风险及其后续的市场收益不足风险和政府信用风险。
福建泉州刺桐大桥项目和京通高速公路的情况也与此类似，都出现了项目唯一性风险，并导致了市场收益不足。
二、法律变更
主要是指由于采纳、颁布、修订、重新诠释法律或规定而导致项目的合法性、市场需求、产品/服务收费、合同协议的有效性等元素发生变化，从而对项目的正常建设和运营带来损害，甚至直接导致项目的中止和失败的风险。
PPP项目涉及的法律法规比较多，加之我国PPP项目还处在起步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很容易出现这方面的风险。
例如江苏某污水处理厂采用BOT融资模式，原先计划于2002年开工，但由于200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颁布，项目公司被迫与政府重新就投资回报率进行谈判。
上海的大场水厂和延安东路隧道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均被政府回购。
三、审批延误
主要指由于项目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花费时间过长和成本过高，且批准之后，对项目的性质和规模进行必要商业调整非常困难，给项目正常运作带来威胁。
比如某些行业里一直存在成本价格倒挂现象，当市场化之后引入外资或民营资本后，都需要通过提价来实现预期收益。
而根据我国《价格法》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规定，公用事业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这一复杂的过程很容易造成审批延误的问题。
以城市水业为例，水价低于成本的状况表明水价上涨势在必行，但是各地的水价改革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公众阻力和审批延误问题。
例如，2003年的南京水价上涨方案在听证会上未获通过;
上海人大代表也提出反对水价上涨的提案，造成上海水价改革措施迟迟无法落实实施。
因此出现了外国水务公司从中国市场撤出的现象。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泰晤士水务出售了其大场水厂的股份，Anglian从北京第十水厂项目中撤出口。
四、政策决策失误冗长
是指由于政府的决策程序不规范、官僚作风、缺乏PPP的运作经验和能力、前期准备不足和信息不对称等造成项目决策失误和过程冗长。
例如青岛威立雅污水处理项目由于当地政府对PPP的理解和认识有限，政府对项目态度的频繁转变导致项目合同谈判时间很长。
而且污水处理价格是在政府对市场价格和相关结构不了解的情况下签订，价格较高，后来政府了解以后又重新要求谈判降低价格。
此项目中项目公司利用政府知识缺陷和错误决策签订不平等协议，从而引起后续谈判拖延，面临政府决策冗长的困境口。
相类似的在大场水厂、北京第十水厂和廉江中法供水厂项目中也存在同样问题。
五、政治反对
主要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公众利益得不到保护或受损，从而引起政治甚至公众反对项目建设所造成的风险。
例如大场水厂和北京第十水厂的水价问题口，由于关系到公众利益，而遭到来自公众的阻力，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和公众利益也反对涨价。
六、政府信用
是指政府不履行或拒绝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而给项目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危害。
例如在长春汇津污水处理厂项目中，汇津公司与长春市排水公司于2000年3月签署《合作企业合同》，设立长春汇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同年长春市政府制定《长春汇津污水处理专营管理办法》。
2000年底，项目投产后合作运行正常。
然而，从2002年年中开始，排水公司开始拖欠合作公司污水处理费，长春市政府于2003年2月28日废止了《管理办法》，2003年3月起，排水公司开始停止向合作企业支付任何污水处理费。
经过近两年的法律纠纷，2005年8月最终以长春市政府回购而结束。
再比如在廉江中法供水厂项目中，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廉江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合同》，履行合同期为30年。
合同有几个关键的不合理问题：
问题一，水量问题。
合同约定廉江自来水公司在水厂投产的第一年每日购水量不得少于6万立方米，且不断递增。
而当年廉江市的消耗量约为2万立方米，巨大的量差使得合同履行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
问题二，水价问题。
合同规定起始水价为1.25元人民币，水价随物价指数、银行汇率的提高而递增。
而廉江市每立方米水均价为1.20元，此价格自1999年5月1日起执行至今未变。
脱离实际的合同使得廉江市政府和自来水公司不可能履行合同义务该水厂被迫闲置，谈判结果至今未有定论。
除此之外，遇到政府信用风险的还有江苏某污水处理厂、长春汇津污水处理和湖南某电厂等项目。
七、不可抗力
是指合同一方无法控制，在签订合同前无法合理防范，情况发生时，又无法回避或克服的事件或情况，如自然灾害或事故、战争、禁运等。
例如湖南某电厂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原国家计委批准立项，西方某跨国能源投资公司为中标人，项目所在地省政府与该公司签订了特许权协议，项目前期进展良好。
但此时某些西方大国（包括中标公司所在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对中国主权形成了严重的实质上的侵犯。
国际政治形势的突变，使得投标人在国际上或中国的融资都变得不可能。
项目公司因此最终没能在延长的融资期限内完成融资任务，省政府按照特许权协议规定收回了项目并没收了中标人的投标保函，之后也没有再重新招标，从而导致了外商在本项目的彻底失败。
在江苏某污水处理厂项目关于投资回报率的重新谈判中，也因遇到非典中断了项目公司和政府的谈判。
八、融资
是指由于融资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健全、融资的可及性等因素引起的风险，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资金筹措困难。
PPP项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招标阶段选定中标者之后，政府与中标者先草签特许权协议，中标者要凭草签的特许权协议在规定的融资期限内完成融资，特许权协议才可正式生效。
如果在给定的融资期内发展商未能完成融资，将会被取消资格并没收投标保证金。
在湖南某电厂的项目中，发展商就因没能完成融资而被没收了投标保函。
九、市场收益不足
是指项目运营后的收益不能满足收回投资或达到预定的收益。
例如天津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中，天津市政府提供了许多激励措施，如果由于部分规定原因导致项目收益不足，天津市政府承诺提供补贴。
但是政府所承诺补贴数量没有明确定义，项目公司就承担了市场收益不足的风险。
另外京通高速公路建成之初，由于相邻的辅路不收费，致使较长一段时间京通高速车流量不足，也出现了项目收益不足的风险。
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和福建泉州刺桐大桥的项目中也有类似问题。
十、配套设备服务提供
指项目相关的基础设施不到位引发的风险。
在这方面，汤逊湖污水处理厂项目是一个典型案例。
2001年凯迪公司以BOT方式承建汤逊湖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期两年，经营期20年，经营期满后无偿移交给武汉高科（代表市国资委持有国有资产的产权）。
但一期工程建成后，配套管网建设、排污费收取等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导致工厂一直闲置，最终该厂整体移交武汉市水务集团。
十一、市场需求变化
是指排除唯一性风险以外，由于宏观经济、社会环境、人口变化、法律法规调整等其他因素使市场需求变化，导致市场预测与实际需求之间出现差异而产生的风险。
例如山东中华发电项目，项目公司于1997年成立，计划于2004年最终建成。
建成后运营较为成功，然而山东电力市场的变化，国内电力体制改革对运营购电协议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是电价问题，1998年根据原国家计委曾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华发电在已建成的石横一期、二期电厂获准了0.41元/度这一较高的上网电价；
而在2002年10月，菏泽电厂新机组投入运营时，山东省物价局批复的价格是0.32元/度。
这一电价不能满足项目的正常运营；
第二是合同中规定的“最低购电量”也受到威胁，2003年开始，山东省计委将以往中华发电与山东电力集团间的最低购电量5500小时减为5100小时。
由于合同约束，山东电力集团仍须以“计划内电价”购买5500小时的电量，价差由山东电力集团自己掏钱填补，这无疑打击了山东电力集团公司购电的积极性悼。
在杭州湾跨海大桥、闽江四桥，刺桐大桥和京通高速等项目中也存在这一风险。
十二、收费变更
是指由于PPP产品或服务收费价格过高、过低或者收费调整不弹性、不自由导致项目公司的运营收入不如预期而产生的风险。
例如，由于电力体制改革和市场需求变化，山东中华发电项目的电价收费从项目之初的0.41元/度变更到了0.32元/度，使项目公司的收益受到严重威胁伸。
十三、腐败
主要指政府官员或代表采用不合法的影响力要求或索取不合法的财物，而直接导致项目公司在关系维持方面的成本增加，同时也加大了政府在将来的违约风险。
例如由香港汇津公司投资兴建的沈阳第九水厂BOT项目，约定的投资回报率为：
第2-4年，18.50%；
第5-14年，21%；
第15-20年，11%。
如此高的回报率使得沈阳自来水总公司支付给第九水厂的水价是2.50/吨，而沈阳市1996年的平均供水价格是1.40/吨。
到2000年，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亏损高达2亿多元。
这个亏损额本来应由政府财政填平，但沈阳市已经多年不向自来水公司给予财政补贴了。
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要求更改合同。
经过数轮艰苦的谈判，2000年底，双方将合同变动如下：
由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买回汇津公司在第九水厂所占股权的50%，投资回报率也降至14%。
这样变动后沈阳自来水厂将来可以少付两个多亿。
其实对外商承诺的高回报率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官员的腐败联系在一起，在业内，由外商在沈阳投资建设的八个水厂被誉为“沈阳水务黑幕”。
以上是从案例中总结而来的导致PPP项目失败的主要风险，从对这些风险和案例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项目的失败往往不是单一风险作用的结果，而是表现为多个风险的组合作用。
第一，政府政策承诺变异。
政府作为经营性公共服务的发起者，会以一定的优惠条件（政策、税收以及用地）吸引更多的资金投资者以多元投资渠道参与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上。
案例中政府承诺提供商业土地资金承兑以及政府还款初步列入市财政预算支出两种保障。
然而，某个项目的进展程度是根据政府意愿以及社会压力推动的，在投资过程中政
府会出现政策反复的现象:
1）预算还款承诺变异。
D县处于东北经济发展较慢区域，通过政府协商争
取省级基础设施项目可以促进本县发展，所以前期D县政府承诺将得到市级人大年度财政预算决议作为资金保障。
经报批上级部门，省、市级人大都不能提供相应的财政预算决议，增信级别降低为县人大决议。
而作为金融机构来说，目前的合作模式是要求政府能够提供资信较高的诚信方案，以便能够实现投资达到共赢。
所以，在实质性谈判中县级人大决议不能满足金融机构的增信评估要求，前后不一致的承诺导致了前期的资本方谈判停滞，延缓了整体的合作进展。
2）土地承诺保障变异。
目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拉动地方经济发展，而现阶段东北经济整体上增速缓慢，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压力较大，D县土地使用价值和土地评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估计，土地是否能够进一步升值或者快速实现转让仍不确定，加之政府承诺的土地区域从县内商业用地置换到高铁站附近用地，政府承诺前后不一致和可信度较低的行为加剧了合作的困难性，埋下了合作破裂的伏笔。
第二，企业初衷约定变异。
按照上述约定，z公司为基础设施项目实行预先垫资，待项目合同签订，Z公司对基础设施项目开始施工建设，同时由合作双方共同出资组建项目运作公司，负责项目建设管理工作。
为了保证自身利益得以最大化，z公司在合作过程中设计“完美”退出机制，改变了PPP项目的伙伴关系的初衷设想，自身行为发生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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