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死希特勒纳粹统治下德国贵族拯救世界计划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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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Lé
onBlum）、大工业家弗里茨·
蒂森（FritzThyssen）、博吉斯拉夫·
博宁上校（BogislawvonBonin，国防军参谋军官，因为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指示部队撤退而被捕。
正是冯·
博宁设法打电话与冯·
阿尔文斯莱本的上级联系，才有了营救行动）、亚历山大·
法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nhausen）上将、英国特工西吉斯蒙德·
佩恩·
贝斯特（SigismundPayneBest）、著名的抵抗分子法比安·
施拉布伦多夫（FabianvonSchlabrendorff），以及行刺希特勒的抵抗分子冯·
施陶芬贝格伯爵的亲眷。
没过几天，美军赶到，这群犯人得到解放。
阿尔文斯莱本自己也被美军俘虏，但因为他两手清白，很快获释，战后做生意、管理庄园、做慈善，1982年去世。
但一直到1964年，他当年的壮举才为公众所知。
他在一封信中表示，他作为基督徒，救人一命，义不容辞。
阿尔文斯莱本是一位贵族军人，他尽忠职守，与纳粹政权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在那样的黑暗社会里，除非移民跑路，谁能与纳粹政权完全撇清干系？
），但他有自己的良心底线。
他不是直接反对纳粹的抵抗分子。
这样的人，在德国军人，尤其贵族军人当中，不算少数。
电影《巴黎烧了吗？
》海报一个有名的例子是迪特里希·
肖尔铁茨（DietrichvonCholtitz）上将。
他出身西里西亚地主贵族家庭，在二战中以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和“铁石心肠”闻名。
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后，希特勒任命这个“铁石心肠”的人为巴黎地区指挥官，指示他死守巴黎到最后一枪一弹，并执行焦土政策，彻底摧毁巴黎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包括炸毁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名胜。
迪特里希·
肖尔铁茨然而冯·
肖尔铁茨不肯盲目忠君，拒绝逾越底线，最后将巴黎完好地交给了盟军。
他被誉为“巴黎的救星”。
后来这段故事被写成了经典的纪实文学名著《巴黎烧了吗？
》，还于1966年被改编为电影。
九月密谋上面讲的都是并非抵抗分子的贵族军人，在良知驱使下拒绝作恶。
而有不少贵族军人，坚决地站到纳粹政权的对立面，以生命抗争。
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克劳斯·
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GrafvonStauffenberg），他于1944年7月20日用炸弹行刺希特勒，不幸失败，当夜即牺牲。
他的英雄壮举在战后德国家喻户晓，多个城市立有他的纪念碑或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与广场。
战后西德国防军的一处兵营被命名为施陶芬贝格伯爵兵营。
每年7月20日，西德政府（及两德统一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都举行纪念活动，国防军军人郑重宣誓，以纪念施陶芬贝格。
他的故事还被多次搬上银幕，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2004年德国明星塞巴斯蒂安·
科赫出演的电影《施陶芬贝格》和2008年汤姆·
克鲁斯出演的《行动目标希特勒》（Valkyrie）。
汤姆·
克鲁斯版施陶芬贝格电影其实抵抗集团（很大一部分人属于贵族）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有很多次，施陶芬贝格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次。
军人抵抗集团也很早就成形了。
我们从头讲起。
1938年9月，国际形势高度紧张，希特勒威胁要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不惜动武。
国防军的许多高级军官和外交部官员相信德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一旦开战德国将会失败。
本着救国的精神，他们开始密谋，打算发动政变，冲入总理府，杀死或者劫持希特勒，推翻纳粹党政府。
这就是所谓“九月密谋”（也叫奥斯特密谋）。
汉斯·
奥斯特的最终军衔为少将密谋的核心人物是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外军处（AmtAusland/Abwehr）的汉斯·
奥斯特（HansOster）中校。
参与这个密谋圈子的人层次很高，包括路德维希·
贝克大将（LudwigBeck，曾任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
哈尔德（FranzHalder，现任陆军总参谋长）、威廉·
卡纳里斯（WilhelmCanaris，军事情报局局长）等大佬。
埃尔温·
维茨莱本元帅是抵抗运动的重要成员密谋者当中的贵族有埃尔温·
维茨莱本（ErwinvonWitzleben，第三军区，即柏林与勃兰登堡军区的总司令）、沃尔夫·
海因里希·
海尔多夫伯爵（WolfHeinrichGrafvonHelldorf，柏林警察局长）、保罗·
哈泽（PaulvonHase，当时是第50步兵团团长）,弗里茨—迪特洛夫·
德·
舒伦堡伯爵（Fritz-DietlofGrafvonderSchulenburg，柏林警察局副局长）、汉斯·
多纳尼（HansvonDohnanyi，司法部官员）、卡尔-海因利希·
施图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vonStü
lpnagel，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长）。
就连新任陆军总司令瓦尔特·
勃劳希契（WalthervonBrauchitsch）似乎也积极参与了密谋。
或者说，即便他不是参与者，但发现了之后也没有告发。
按照他们的计划，一旦希特勒命令军事动员，他们就在柏林发动政变。
首先由汉斯—于尔根·
布鲁门塔尔伯爵（Hans-Jü
rgenGrafvonBlumenthal）率领可靠的部队杀入总理府，杀死或控制希特勒。
随后逮捕纳粹党领导人，建立新政府。
然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害怕战争，在谈判中向希特勒让步，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让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
战争（暂时）没有爆发，希特勒大获全胜，在国内赢得极高威望，“九月密谋”无疾而终。
“九月密谋”的不少成员后来在二战期间加入抵抗运动。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包括贵族，将会为抗争强权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刺杀希特勒被本文开头的冯·
阿尔文斯莱本解救的犯人之一，法比安·
施拉布伦多夫（1907—1980）也是著名的刺客。
他是黑森选帝侯威廉一世的后代，年轻时学法律，后来从军。
作为抵抗运动主要领导人汉宁·
特雷斯科（HenningvonTresckow）上校的副官，他很早加入抵抗运动。
1943年3月13日，希特勒视察东线战场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冯·
施拉布伦多夫将伪装成两瓶酒的定时炸弹送上了希特勒的飞机。
然而飞机起飞之后，炸弹并未按时爆炸，后来发现是因为货舱内温度过低，炸弹失灵。
次日，冯·
施拉布伦多夫冒着极大风险飞回柏林，想方设法换回了炸弹酒瓶，没有露馅。
塞巴斯蒂安·
科赫版施陶芬贝格电影海报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之后，抵抗运动几乎被一网打尽，冯·
施拉布伦多夫也被逮捕，虽然遭受毒刑拷打，不肯招供。
1945年2月3日，他在接受庭审时，法庭大楼遭到美军轰炸，法官被炸死，审判不了了之。
随后冯·
施拉布伦多夫被辗转多个集中营，最后被冯·
阿尔文斯莱本营救。
战后他成为律师和法官，还著书立说，讲述二战期间德国军人抵抗运动的故事。
汉宁·
特雷斯科（1901—1944）不是抵抗运动中地位最高的，却是最坚决、最活跃的，他组织了多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还起草了政变的“瓦尔基里”计划。
后来根据该计划，施陶芬贝格伯爵行刺了希特勒。
盖世太保认为，冯·
特雷斯科是行刺的主谋。
抵抗运动领导人汉宁·
特雷斯科冯·
特雷斯科出身勃兰登堡贵族军人世家，他的家族有三百年的从军历史，为普鲁士军队提供了21位将军。
他在一战期间表现精彩，据说他的长官曾说：
“将来你要么会当参谋长，要么会因为反叛而被绞死。
”后来算是应验了。
特雷斯科起初因为纳粹党撕毁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而对其颇有好感，但1934年纳粹党血洗冲锋队并杀害两位贵族将军库尔特·
施莱谢尔和斐迪南·
布雷多，就让他对纳粹党的幻想破灭了。
30年代先后发生了冯·
勃洛姆堡和冯·
弗利契案件，让他愈发敌视纳粹党。
勃洛姆堡元帅原为国防军总司令，但反对希特勒的外交和战争政策，这时有人发现他新娶的第二任妻子曾是妓女，希特勒便以公开丑闻相威胁，迫使他辞职。
维尔纳·
弗利契（WernervonFritsch）男爵原为陆军总司令，希特勒希望削弱陆军中过于强大的贵族势力，便利用冯·
弗利契是同性恋的丑闻，迫使他辞职。
希特勒利用这两个案件大大削弱了传统的贵族军官团力量，借机撤换了一批不够可靠的人，用他的亲信取而代之。
但没过多久就发现，针对冯·
弗利契的同性恋指控是捏造的，指控他的假证人很快被灭口。
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
贝克愤而辞职。
弗利契虽然被洗脱罪名，但希特勒拒绝让他官复原职，仅仅让他当一个炮兵团的荣誉团长。
虽然希特勒借助这两个案件改组了德国陆军，使其成为自己的鹰犬，但因为这两个案件走到希特勒对立面的军人，尤其改组军人，不止冯·
特雷斯科一个。
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虐待犹太人行动，更让冯·
特雷斯科觉得纳粹党是反人类的魔鬼。
在向亲近的上司埃尔温·
维茨莱本倒苦水的时候，他提出想辞去军职。
但冯·
维茨莱本劝他留在军中，因为将来等到清算纳粹党的时候，大家会需要他。
自杀炸弹刺客冯·
格斯多夫男爵早在1939年夏季，冯·
特雷斯科就告诉他的亲戚冯·
施拉布伦多夫（上文讲到的刺客）：
“责任和荣誉要求我们竭尽全力推翻希特勒和纳粹党，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德国和欧洲，使其免于陷入野蛮。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冯·
特雷斯科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任职。
看到屠杀犹太人的恶行，他找到集团军群司令费多尔·
博克（FedorvonBock）元帅，说：
“决不能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现在必须行动！
我们在俄国有力量了！
”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很多军官，如鲁道夫—克里斯托弗·
格斯多夫男爵（RudolfChristophFreiherrvonGersdorff）、菲利普·
伯泽拉格尔男爵（PhilippFreiherrvonBoeselager）及其兄弟格奥尔格、卡尔—汉斯·
哈登贝格伯爵（Carl-HansGrafvonHardenberg）、海因里希·
里恩多夫—施泰因奥特伯爵（HeinrichGrafvonLehndorff-Steinort）等，都是反希特勒的抵抗分子，他们也都是贵族。
一时间，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成为抵抗运动的中枢神经。
1941年9月，冯·
特雷斯科派遣自己的下属和同谋者法比安·
施拉布伦多夫去柏林联络其他的抵抗分子。
这是前线军队第一次开始发起抵抗密谋。
施拉布伦多夫继续担当前线抵抗分子（冯·
特雷斯科为首）和后方抵抗分子（路德维希·
贝克、汉斯·
奥斯特等，包括九月密谋的很多人）之间的联络员。
奥斯特把陆军总部的高官弗里德里希·
奥尔布里希特（FriedrichOlbricht）将军争取过来。
弗里德里希·
奥尔布里希特被抵抗运动内定为政变成功后新政府的陆军部长抵抗集团的计划是，冯·
特雷斯科的小组将行刺希特勒，然后奥尔布里希特等人在后方发动政变。
1942年冬，奥尔布里希特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刺杀行动开始了。
1943年3月，希特勒访问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冯·
特雷斯科计划在他用餐时让多名军官同时枪击希特勒，但他的上司，集团军群司令冯·
克卢格元帅虽然同情抵抗运动，但阻止了他，理由是时间还太早，人民不会理解；
并且希姆莱不在场，所以希特勒死后，党卫军和国防军之间可能发生内战。
特雷斯科采用了他的备用计划，也就是本节开头的冯·
施拉布伦多夫的定时炸弹袭击。
遗憾的是，这次袭击失败了。
一周后，中央集团军群在柏林的一家军事博物馆办展会，展出缴获的苏军旗帜和武器，希特勒计划要和希姆莱与戈林一起去参观。
鲁道夫—克里斯托弗·
格斯多夫男爵奉命去现场讲解。
他主动向冯·
特雷斯科报名，要携带定时炸弹，与希特勒同归于尽。
他的炸弹引爆时间是10分钟，不料希特勒临时改了行程，在博物馆只待了8分钟。
于是暗杀计划再次破产。
格斯多夫在最后关头成功地解除了炸弹的引信，救了自己和博物馆内其他人的命，而且没有引起注意。
随后，阿克塞尔·
德姆·
布舍（AxelvondemBussche）、埃瓦尔德·
克莱斯特—施门金（EwaldvonKleist-Schmenzin）和埃伯哈特·
布莱滕布赫（EberhardvonBreitenbuch）等贵族军人和官员，也进行了一系列刺杀希特勒的尝试，都失败了。
因为希特勒再也不去前线视察，很少去柏林，大部分时间待在东普鲁士的狼穴或巴伐利亚的贝格霍夫，并且安保措施越来越强。
1943年4月，汉斯·
奥斯特及其副手汉斯·
多纳尼等人的抵抗小组被侦破，奥斯特被软禁。
这对冯·
特雷斯科是又一重打击。
特雷斯科不知疲倦地劝说高级将领，如冯·
博克元帅、冯·
克卢格元帅和曼施泰因元帅，加入抵抗运动，但都没有成功。
他还在这些高级将领身边安插了抵抗分子作为参谋军官，以影响和争取他们。
克卢格一直同情抵抗分子，但始终下不了决心。
曼施泰因直截了当地拒绝背叛希特勒，但也没有将冯·
特雷斯科的“谋逆”告发。
这时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提出了一个新策略。
后备军（Ersatzheer，陆军的一部分，驻在国内，包括指挥与行政机关、训练单位和卫戍部队）有一个紧急预案叫“瓦尔基里”计划（OperationWalkü
re），为的是防备盟军的空袭造成国内法律与秩序崩坏，或者国内的数百万奴隶劳工与战俘起义。
奥尔布里希特提议借助“瓦尔基里”计划，在杀死希特勒之后，让后备军控制各大城市、解除党卫军的武装并逮捕纳粹领导人。
特雷斯科花了很大力气来修改“瓦尔基里”计划。
他的妻子艾丽卡和秘书玛格丽特·
奥芬（MargarethevonOven）伯爵夫人负责打字，制作命令文件和宣言书等。
这些文件在战后被苏军缴获，2007年才公布，证明了冯·
特雷斯科是抵抗运动的灵魂人物。
最有名的一位刺客施陶芬贝格伯爵1943年10月，冯·
特雷斯科被调往前线担任指挥官，没有条件继续领导政变。
他结识了施陶芬贝格伯爵，后者接过了计划和执行刺杀行动的使命。
施陶芬贝格伯爵被任命为后备军参谋长并做好行刺准备的时候，西方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
施陶芬贝格问冯·
特雷斯科，德国眼看就要战败，刺杀和政变是否还有意义。
特雷斯科敦促他执行刺杀，并且哪怕刺杀失败也要发动政变。
他说，德国内部必须要有公开的反对希特勒的行动，以昭示天下，德国人并非都是纳粹。
他还告同志玛格丽特·
奥芬和菲利普·
伯泽拉格尔男爵，每天有1.6万人被纳粹屠杀，即便为了阻止这个，也要杀掉希特勒。
在刺杀几天前，冯·
特雷斯科告诉一位朋友，他觉得成功的希望不大，但即便如此，也必须行动。
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伯爵刺杀希特勒失败。
特雷斯科在前线用手榴弹自杀。
他给冯·
施拉布伦多夫留下的遗言是：
现在全世界都会诽谤我们了，但我今天坚信不疑，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死敌，也是全世界的死敌。
再过几个小时，我在上帝面前解释自己的所为和所不为的时候，我能够为自己反对希特勒的斗争辩护。
上帝向亚伯拉罕承诺，只要索多玛还有十个义人，他就不毁掉索多玛。
我希望为了我们的缘故，上帝不会毁掉德国。
特雷斯科抵抗集团的成员很多是贵族和军人精英，他们的人脉极广，能够接触到纳粹党核心和希特勒，所以他们从事抵抗的时候，活动空间肯定比其他人（比方说共产党）更大，机会也更多。
从这个角度看，贵族身份对他们的抵抗颇有益处。
镇压政变几个小时之后，希特勒就说此次政变是“伯爵们和反动分子的俱乐部”的密谋。
看样子，希特勒此时已经把贵族视为自己的敌人。
其他方面的贵族抵抗者还有一些贵族组成了所谓“克莱绍集团”（KreisauerKreis），这也是一个反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小圈子，其成员大多为高级贵族和保守派精英，也有中产阶级和教会人士。
德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一些姓氏，出现在这个圈子里，比如赫尔穆特·
詹姆斯·
毛奇伯爵（HelmuthJamesGrafvonMoltke，1907–1945），他是普法战争时期的老毛奇元帅的曾侄孙。
“克莱绍集团”这个名字，得名自他们经常在冯·
毛奇位于克莱绍（今天波兰的克日若瓦）的庄园开会。
另一个名门之后是彼得·
约克·
瓦滕堡伯爵（PeterGrafYorckvonWartenburg），他的祖先就是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名将路德维希·
瓦滕堡（LudwigYorckvonWartenburg），他推动普鲁士脱离与法国的盟约，倒向反法同盟。
集团的其他贵族成员还有汉斯·
伯恩德·
赫富滕（HansBerndvonHaeften）、亚当·
特罗特·
祖·
索尔茨（AdamvonTrottzuSolz）、霍斯特·
艾因席德尔（HorstvonEinsiedel）、奥托·
加布伦茨（OttoHeinrichvonderGablentz）等。
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基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
主教、伯爵和抵抗分子冯·
加伦不过克莱绍集团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反抗希特勒，而主要局限于“清谈”和筹划未来的德国政府。
他们与西方盟国，尤其是英国有联系，向其报告德国国内情况。
1944，冯·
毛奇被捕，于是克莱绍集团瓦解，有些成员加入到施陶芬贝格的抵抗集团。
在宗教界，许多贵族对纳粹党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从1934年起，明斯特主教克莱门斯·
奥古斯特·
加伦伯爵（ClemensAugustGrafvonGalen）就不断布道，反对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用安乐死手段杀害残疾人、精神病人等人群的政府措施。
柏林的一位主教康拉德·
普莱辛伯爵（KonradGrafvonPreysing）力挺他。
1944年，天主教徒贵族官员斐迪南·
吕宁克男爵（FerdinandFreiherrvonLü
ninck）和尼古拉斯·
克里斯托弗·
哈勒姆（NikolausChristophvonHalem）因为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判处绞刑。
与狼共舞的德国贵族但是，与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样，地区、宗教信仰和贵族身份并不是决定德国人对纳粹态度的主要因素。
上述的贵族不同程度地参与对希特勒的抵抗，但也有很多贵族选择与纳粹党共谋，从中渔利。
贵族对民主制的敌视使得他们比较容易与纳粹党接近，而纳粹党的“血与土”（BlutundBoden）浪漫传说对贵族地主非常有吸引力。
根据纳粹的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
这让很多憎恶现代城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沉溺于乡村“美好往昔”的贵族十分开心。
二战初期德国的辉煌胜利，让很多贵族军人为之陶醉。
不少贵族本身就是反犹分子。
同时，反对平均主义的精英理念仍然牢牢掌控着很多贵族的头脑。
他们幻想在希特勒帝国获得新的显赫地位。
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贵族社团——德国贵族协会（DeutscheAdelsgenossenschaft）在1933年纳粹夺权之前就为纳粹党效劳。
希特勒上台之后，协会会长阿道夫·
本特海姆—泰克伦堡侯爵（Fü
rstAdolfzuBentheim-Tecklenburg，1889—1967）更是对希特勒奴颜婢膝。
在所谓“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指纳粹政权将整个公众和私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都“和谐”起来，建立协调并加以绝对控制）过程中，纳粹政权吸收和控制了国内各种社团组织，驱逐其中的犹太人成员，并安插纳粹党员。
德国贵族协会也受到了这样的对待，不过它显得格外恭顺听话。
德国贵族协会的巴伐利亚分支在希特勒上台前与纳粹党保持距离，但在1933年之后也迅速归顺中央。
只有德国南部与西南部的少数贵族继续对纳粹党持冷淡态度。
一般来讲，年纪较大的贵族对纳粹党更为冷淡，而他们的儿孙，即年轻贵族，更趋向于与纳粹党合作，很多人甚至成为热情的纳粹分子。
虽然从地区上讲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差别，但粗略地讲，传统的南德贵族（更接近哈布斯堡帝国、敌视普鲁士、信奉天主教）与北德贵族（更接近普鲁士，大部分信新教，在普鲁士军中服役，或者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占据大庄园）还是不大一样，前者较少亲近纳粹。
当然，这是泛泛而谈，不能一概而论。
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
马林诺夫斯基（StephanMalinowski，1966—）的研究，典型的贵族纳粹分子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下层贵族，年轻，男性，信新教，没有自己的庄园，从军”。
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入党肯定对自己的职业成长有很大好处。
军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国家机关和国企里清洗掉了许多犹太人，留下了空缺位置，这对需要打拼自己天地的（较贫穷的）年轻贵族来说，都是天赐良机。
也许还有人渴望在东欧获得土地。
这些因素，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贵族变成热忱的纳粹分子。
换句话说，理想主义者恐怕是少数，而个人利益是主要的驱动因素。
贵族纳粹分子亚历山大·
韦特克很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生活困窘的贵族，在纳粹党的新德国找到了上升的路径。
是党给了他们新生，他们也因此对党死心塌地。
举个例子，亚历山大·
韦特克（AlexandervonWoedtke）出身波美拉尼亚贵族，家族的庄园在一战后负债累累，难以为继。
1929年，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将祖传的土地卖掉。
随后，他就加入了纳粹党，攀升到党卫军旗队长（与陆军上校平级）的位置，1943年在波兰的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担任警察局长，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镇压和遣送。
数万犹太人从他的手里经过，被送上死路。
另一个更有名的例子是埃里希·
巴赫—齐勒维斯基（ErichvondemBach-Zelewski，1899—1972），他出身东普鲁士的卡舒布贵族（卡舒布人是一个斯拉夫民族，很大程度上德意志化了。
注意，在普鲁士贵族当中，波兰和其他斯拉夫血统的人极多），但家境贫困，早就失去了祖传的庄园。
父亲死后他和几个姐妹被好几家人收养。
他1930年入党，1931年加入党卫军，很快平步青云，官拜党卫军上将，在二战中参与镇压犹太人和反游击作战，尤其是1944年8月镇压华沙起义，可谓罪行累累，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老纳粹。
像冯·
韦特克和冯·
巴赫—齐勒维斯基这样在纳粹党、冲锋队或党卫军中攀升到高位的贵族很多。
党卫军的干部约20%是贵族。
冲锋队的干部有12%是贵族。
贵族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一般不会从小兵干起，他们的贵族身份往往能让他们一进来就成为干部。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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