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考辨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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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详见《启蒙》”。
《周易本义·
筮仪》中有“卦变别有图,说见《启蒙》”之注。
朱熹属蔡元定起稿之《易学启蒙》,初刊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
是时《周易本义》尚未成书
(1)。
朱熹既然让读者参看《易学启蒙》所列之《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和《卦变图》,则证明《周易本义》原本没有这些图。
这即是说,此九图不当为《周易本义》所应有,而应该是《易学启蒙》之图。
然而,今见明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和清《周易折中·
易学启蒙》,有《河图》、《洛书》,有六横图而无“伏羲”大小二次序图,有《伏羲八卦图》与《伏羲六十四卦图》而无“方位”之名,有《文王八卦图》而无“文王八卦次序”图,有三十二幅变占图而无“卦变图”。
即从图象异同看,《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今见《易学启蒙》有其五图,而不见有三“次序”图和一《卦变图》。
朱熹言“伏羲画卦自然次第”,是“从两仪、四象加倍生来底”。
《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是以黑白方块象一阴一阳替代原卦爻符号作图,而“两仪”至“六十四卦”六横图则以原卦画符号作图。
我们读《文公易说·
杂问答·
答袁枢》可知,当袁枢得到初版《易学启蒙》,即就所列易图提出“河图洛书是后人伪作”、“不当以大衍之数参乎河图洛书之数”、“七八九六不可为四象”、“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黑白之位尤不可晓”、“专为邵氏解释”等问题。
其中所谓“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与“黑白之位尤不可晓”,即是指以黑白方块所作《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而言。
“乾则三位皆白,三阳之象也;
兑则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阳而上一阴也;
离则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阳而中一阴也;
震则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阳而上二阴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阴阳之象也。
盖乾、兑、离、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间两仪之象也;
乾、兑、巽、坎之中爻皆白,离、震、艮、坤之中爻皆黑,两卦相间四象之象也;
乾、离、巽、艮之上爻皆白,兑、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间八卦之象也”、“一画为仪,二画为象,三画则为卦,则八卦备矣。
此上若旋次各加阴阳一画,则积至三重再成八卦者,方有六十四卦之名。
若径以八卦遍就加乎一卦之上,则亦如其位而得名焉。
方其四画、五画之时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由朱熹此辩可知:
袁枢所得《易学启蒙》中有“黑白之位”二“次序”图。
此二图正是今见《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之《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从《答袁枢》提及“卷首旧图”之语
(2),可知其图正是指“黑白之位”二次序图而言。
由此可以断定,此九图原为初版《易学启蒙》之图。
正是朱熹征求了各方面意见之后,于再版《易学启蒙》中去掉了“黑白之位”大小二横图,改画作六横图,以三十二幅变占图取代了《卦变图》,又删去了《文王八卦次序》图并对其它图名有所更改(改称《伏羲八卦方位》为《伏羲八卦图》;
改称《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为《伏羲六十四卦图》;
改称《文王八卦方位》为《文王八卦图》)。
二、九图乃朱熹编纂之图
《四库全书总目·
易图明辨提要》:
“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竑《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考,多相矛盾,信其为门人所依附。
其说尤明,则朱子当日亦未尝坚主其说也。
”然而,此说多有不确。
“朱子于《易》,有《本义》,有《启蒙》,与门人讲论甚详,而此九图曾无一语及之。
九图之不合《本义》、《启蒙》者多矣,门人何以绝不致疑也?
《本义》之叙画卦云:
‘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
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
’初不参邵子说。
至《启蒙》,则一本邵子。
而邵子所传,止有《先天方圆图》。
其《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以《经世演易图》推而得之。
同州王氏、汉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图,《启蒙》因之。
至朱子所作横图六,则注《大传》及邵子语于下,而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
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孰受而孰传之耶?
乃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图,其《八卦图》后来所推,六横图朱子所作。
以为皆出邵氏,是诬邵氏也”,由王氏此说,可知其是不曾读《答袁枢》而发议论。
又《朱子语类》与《文公易说》多云“伏羲画卦”,仅《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六十六,即有“只是一动一静,便是阴阳,伏羲只因此画卦以示人”、“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伏羲画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虑”、“伏羲当时画卦,只如掷珓相似,无容心。
《易》只是阴一阳一”、“方伏羲画卦之时,止有奇偶之画”、“伏羲当时偶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等十余处。
焉能谓“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
事实上,我们参考《文集》与《语类》则发现,恰是许多讲学语录,特别是给友人的信件中,均体现出九图的构建思想。
岂可谓其“当日亦未尝坚主其说`”?
所以,谓门人将《易学启蒙》旧图采入《周易本义》卷首则可,谓“门人依附”则不可。
《易学启蒙》虽是蔡元定起稿,然朱熹给友人信中皆将是书作自己著作看待。
如此,凡《易学启蒙》旧图与新图,皆当视作由朱熹牵头编纂。
《周易本义》虽不当有此九图,然图说之义却体现于诠释的文字之中。
释《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四八,天九地十”曰:
“此言天地之数,阴阳奇偶,即所谓《河图》者也。
”又释“大衍之数五十”曰:
“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乘地十而得之。
”又释“易有太极”一节之义曰:
“太极者,其理也;
”此则是语涉《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三图的文字,又加之让读者就《易学启蒙》看此三图之注,则知此三图并非门人依附而作。
《周易本义》释《说卦》“天地定位”一章曰: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
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
”这与《伏羲八卦方位》图说同义;
释“帝出乎震”一章曰:
“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谓后天之学也。
”这又是指《文王八卦方位》图而言。
此二图亦见于《易学启蒙》,则亦非门人依附而作;
释“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曰:
“起震而历离兑以至于乾,数已生之卦也;
自巽而历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
《易》之生卦,则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故皆逆数也。
”此则是以“一贞八悔”之贞卦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释“顺”、“逆”之义。
非见此二图,则难明其诠释之义。
又《易学启蒙》旧图之中有此二图,以此则知此二图亦非门人依附而作。
(是朱熹将朱震所列《伏羲八卦图》,即王湜、杨甲所列《先天图》,改称作《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
至于《文王八卦次序》和《卦变图》二图,亦是出于朱熹。
“熹盖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得其画卦之次第。
方知圣人只是见得阴阳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写之,初未尝有意安排也”(3),这里是朱熹自白创作“黑白之位”二伏羲次序横图之意;
“至于文王八卦,熹尝以卦画求之,纵横反复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
是以畏惧,不敢妄为之说”(4),这里朱熹自白以卦画求“文王八卦次序”而不可得之事,于是曰:
“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时未有文王次序。
三索而为六子,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个道理”(5)。
《文王八卦次序》图正是准《说卦》乾坤三索而为六子之义而作。
朱熹既有此说,则必有此图。
“《汉上易》卦变,只变到三爻为止,于卦辞多有不通处,某更推尽去方通”(6),“此《讼》卦变自《遯》而来,为刚来居二。
此是卦变中二爻变者。
盖四阳二阴自《遯》来者十四卦,《讼》即初变之卦”(7),“如《卦变图》刚来柔进之类,亦是就卦已成后用意推说,以此自彼卦而来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后方有此卦也”(8),此则是朱熹就《卦变图》说话。
“三爻变者有二十卦,前十卦为贞,后十卦为悔,是变尽了又反来,有图见《启蒙》”、“卦变独于《彖传》之词有用,然旧图亦未备。
顷尝修定,今写去,可就空处填画卦爻。
而以《彖传》考之,则卦所从来皆可见矣。
然其间亦有一卦从数卦而来者,须细考之,可以见《易》中象数无所不通,不当如今人之拘滞也”(9),此则是就《易学启蒙》旧图与新图说话。
我们以《易学启蒙》参证朱熹《答袁枢》、《答王遇》、《答郑仲礼》、《答程迥》、《答林栗》、《答虞大中》、《答叶永卿》等书信,即可知九图全为朱熹编纂之图,考其原当为《易学启蒙》初版旧图。
至于采入《周易本义》卷首,则很可能是始于吴革刊本(即《四库全书》之《原本周易本义》,刊于公元1265年,而朱熹于1200年去世。
所以,九图采入《周易本义》,当为朱熹离世之后事)。
三、九图辩证
我们说《周易本义》卷首九图是朱熹一手编纂,一是易置刘牧《河图》、《洛书》;
一是易名邵雍《先天图》;
一是准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与“震兑横而六卦纵”之说而出《伏羲八卦方位》与《文王八卦方位》二图;
一是推衍邵雍“加一倍法”之义而创为《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
一是准《说卦》乾坤三索而生六子之义出《文王八卦次序》图;
一是推衍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而出《卦变图》。
今分图辩证之。
1.《河图》与《洛书》
北宋刘牧提出“象由数设”的主张,著《易数钩隐图》,自“太极”至“八卦”皆以数求象而为之图。
其“河图四象”为六、七、八、九黑白点数,先各取其三以为坎、离、震、兑,又以所余三、四、五、六配乾、巽、艮、坤之画,谓之“四象生八卦”。
是书所谓“河图”即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
六八为足,五为腹心”的九宫数,所谓“洛书”二图即是五行生数与成数的黑白点数图。
其后,李觏《删定易图论序》将刘牧“洛书”二图合为一图。
至南宋朱熹则主张当初圣人“伏羲”则黑白点图书所画的是“先天八卦”,而不是刘牧以数推衍的“后天八卦”。
于是以《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为“河图”、九宫数为“洛书”,并盛言如何以黑白点图书之数配“伏羲八卦”。
刘牧之前,一般视“河出图,洛出书”之说为祥瑞,谓圣人以此而神道设教。
汉儒中,则有直以八卦为“河图”、《洪范》本文为“洛书”者。
虽成书于哀、平之际的纬书中有以《河图》、《洛书》命名者,然其内容却与黑白点数无涉。
刘牧出于以数推象的本意,以黑白点数衍图而附会《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
此则纯系刘牧个人臆见,于古毫无根据,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易置图书”。
实际上,恰是朱熹、蔡元定为着以黑白点数配“伏羲八卦”,而易置了刘牧(和李觏)的黑白点图书。
朱熹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的依据,多站不住脚。
《系辞》仅言天地之数,并不言数的方位与五行属性。
又九数亦天地之数中数,何以知九数必为“洛书”而不可为“河图”?
张行成、魏了翁皆谓九圆十方,安知邵雍“图圆书方”之说不以九数为“河图”?
郑玄只注《小戴礼》,北周卢辨注《大戴礼·
明堂篇》:
“记用九室,谓法龟文,故取此数以明其制也。
”仅凭“法龟文”三字之注,又怎能指实九个黑白点数便是“洛书”?
陈师道《后山谈丛》言《关子明易传》乃北宋阮逸伪撰,又如何可作为驳斥刘牧的“证据”?
凡此数条托古的依据既不能成立,则朱熹黑白点图书实脱胎于刘牧,已很明白。
只不过易置其名称而已。
胡渭《易图明辨》引雷思齐《易图通变》之语,曰:
“若其后而至于以书谓图、以图谓书者,又妄人中之妄人也”。
以此语评价朱熹所谓的《河图》与《洛书》,似不为过。
2.《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周易本义》释《乾》卦曰:
“伏羲仰观俯察,见阴阳奇偶之数,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
见一阴一阳有各生一阴一阳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已成,则又三倍其画以成六画,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则是阐述卦画累加成卦之法,又释《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亦是阐述爻画累加成卦之法。
朱熹为了形象地表达这种爻画累加成卦的“加一倍法”,用黑白方块替代原本卦爻符号,创作了《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小二横图,列于初版《易学启蒙》卷首。
并针对袁枢之疑辨解曰:
“来教又论黑白之位尤不可晓。
然其图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耳。
”又曰:
“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写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晓矣。
其曰画前之易,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秘,非谓画前已有此图,画后方有八卦也。
”
“妄意两仪只可谓之阴阳,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别,而其序亦当以太阳、少阳、少阴、太阴为次。
盖所谓递升而倍之者”(10),由次说可知:
以一画为仪、两画组合为四象,实自朱熹始。
为着能“递升而倍之”,只有以“黑白之位”作横图方能“令人易晓”。
“盖四象第一画本只是前两仪图之一奇一偶,缘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为四,而初画之一奇一偶亦随之而分为四段耳”(11),此说亦是只适用于以黑块替换阴爻符号之图。
如果仍以传统卦爻符号作图分段,阳爻符号“—”分二分四分乃至分三十二,皆可视作二、四乃至三十二“阳爻”,而阴爻符号“--”分二之后即非二“阴爻”。
看朱熹所作《伏羲八卦次序》图,初以一画为仪,中以二画为仪,终以四画为仪,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初以一画为仪,成八卦时又以四画为仪,成六十四卦时又以三十二画为仪。
与其一画为仪、二画为象说矛盾,因而袁枢方谓二图“黑白之位尤不可晓”。
朱熹以纯理性说“伏羲”一阴一阳叠加生卦。
然而,阴阳乃物之性,无载体如何能加倍而生?
又其屡屡对友人说,是因“康节之说”而得其画卦次第,此乃是对邵雍“加一倍”卦之生变方法的误解。
《观物外篇》语录:
“老子知《易》之体者也。
”而朱熹却说“康节尝言老氏得《易》之体,非也”(12)。
显然,二人对《易》之体有不同看法。
在强调“观物”的邵雍眼中,“太极既分,两仪立矣”,是“一气分而天地判”(一生二),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为“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二生三)。
“道为太极”、“太极一也”,天地为两仪,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六十四卦象万物。
如此在邵雍看来,《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所述乃《易》之体,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有合,因而有是说。
而朱熹却以太极为“一理”,一阴一阳为“两仪”,阴阳二画排列为“四象”,阴阳三画排列为八卦,阴阳四画排列为“十六卦”,阴阳五画排列为“三十二卦”,阴阳六画排列为六十四卦。
其说“《易》之体”是个阴阳“加一倍法”模式。
“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又更都无道理”、“有是理即有是气,气则无不两者,故《易》曰太极生两仪。
而老子乃谓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说二生三,便是不理会得”(13),由朱熹如此评介,即见其“唯理”与邵雍“唯物”之不同。
朱熹每每对人说,邵雍“一分为二”之说是自“太极”说到六十四卦。
然而,《观物外篇》“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
故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易》六位而成章也”这段语录,是继“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
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之后而立言,是以“卦之生变”述说以《乾》为祖的六十四卦(万物)衍化过程,因而有“乾为一”、“一生二为夬”、“二生四为大壮”、“四生八为泰”、“八生十六为临”、“十六生三十二为复”、“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之说,此即“《易》六位而成章”,并非说爻画累加成卦。
邵雍既然主张“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之说,则必不以四爻排列为“十六卦”、五爻排列为“三十二卦”;
既然主张“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为“二生三”之八卦,则必不以不成物象之二画排列为四象。
朱熹不知邵雍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图(即《易学启蒙》之《伏羲八卦图》)和《先天图》(即《易学启蒙》之《伏羲六十四卦图》)是由“卦之生变”而来,而教人曰须先将卦作一横图(14),用《伏羲八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横图中分拗转而围成二圆图。
正是朱熹以所作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以将横图中分拗转围成圆图之后,左方起《复》至《乾》为“顺”,右方起《姤》至《坤》为“逆”,因而《易学启蒙》曰:
“如横图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数也’”。
此“圆图又只一半逆”,实因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致。
3.《伏羲八卦方位》图与《文王八卦方位》图
《伏羲八卦方位》图说:
“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
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
后六十四卦放此。
”《文王八卦方位》图说:
“邵子曰此文王八卦。
乃入用之位,后天之学也。
”此处所谓“邵子曰”并非直接称引。
“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
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
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这些《观物外篇》语录方是邵雍的本意。
虽有说无图,然而“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
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缩,莫不由乎此矣”这一语录却说得明白,乾坤定上下之位,并非“乾南坤北”。
在邵雍观物的眼中,《说卦》“天地定位”一节所言,是天位于上,地位于下,日东出,月西降,东南多泽,西北多山,这即是当初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所作之八卦方位,因而有“明伏羲八卦”之说。
朱熹则从平面二维角度理解“乾坤纵而六子横”说,谓“乾南坤北”,实与邵雍本意相悖。
乾坤乃天地,天地定上下之位,不可能定南北之位。
邵雍谓《说卦》“起震终艮”一节,是“明文王八卦”,曰: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
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
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
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兑艮为偶,以应地之方也。
王者之法其尽于是矣。
”朱熹“乃入用之位”之说,即据此而发。
至于以“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为“后天之学”,亦是朱熹的界定,并非邵雍本意。
邵雍曰:
“先天之学,心也;
后天之学,迹也。
”又有诗曰:
“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要著功夫。
”准此,凡有文字卦画之迹者,皆当属后天之学范畴。
《说卦》“天地定位”一节与“起震终艮”一节,皆有文字之迹,皆是“今之周易”内容,必属后天之学无疑。
准此二节之义所出之《伏羲八卦方位》图与《文王八卦方位》图亦是后天之学图。
邵雍所创《先天图》本身有卦画之迹,其图亦是后天之图,只是因其可用来反映“有物先天地生”的道——心《易》,所以有是名。
朱熹谓“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15),分别以《说卦》两节文字为“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显然不是邵雍本意。
邵雍分《说卦》两节内容为“《易》之本”与“《易》之用”,皆是指《周易》体用而言,从无将“伏羲八卦”界定为“先天八卦”之说。
“至如邵氏以此图为文王之学,虽无所考,然《说卦》以此列于天地定位、雷以动之两节之后,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
则邵氏分之以属于伏羲、文王,恐亦不为无理。
但未晓其根源,则姑阙之以俟知者,亦无甚害。
不必率然肆意立论而轻排之也”(16),由朱熹此言,既曰“姑阙之以俟知者”,又曰“不必率然肆意立论”,则知其将此二图反复列于《易学启蒙》之不慎。
4.《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此图即是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卦图》之《伏羲八卦图》。
图说:
“右伏羲八卦图,王豫传于邵康节,而郑夬得之。
”其后杨甲《六经图·
大易象数钩深图》与王湜《易学》列之,称为《先天图》。
邵雍三十七岁移居洛阳之后,对弟子张岷讲学,称此图为“先天图”。
前此于共城将此图授予王豫时称之为《伏羲八卦图》(据邵伯温《易学辨惑》说,是郑夬贿王豫仆而窃之。
朱震则自郑夬书中录出)。
朱熹之所以改称此图之名,是因为有以《先天图》中间空处为“太极”的主张(17),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
邵雍主浑天说,以“天圆地方”相函之图为“太极”全体,而朱熹则主张“母生子”说,以一○为太极。
正因如此,方要将《先天图》内方图“取出放外”。
正是出于这一主张,方改称六十四卦方圆合一之图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邵伯温述其父学曰“止有一图,以寓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18)
。
王懋竑亦指明,邵子只有先天一图,六横图乃朱子作。
朱熹谓“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19),则是指此图而言。
在朱熹看来,《先天图》是从六十四卦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并谓圆图有些子造作模样(20)。
正是因为他有此偏见,方会有如此困惑:
“《易》逆数也,似康节说方可通。
但方图则一向皆逆,若以圆图看,又只一半逆。
不知如何?
”(21)
《观物外篇》:
“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
“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这是邵雍就《先天图》六十四卦圆、方之图说顺逆之数。
圆图象天之运行,以“一贞八悔”之贞卦“逆数之”,起震历离兑、乾、巽、坎艮以至于坤的阴阳消长之数为六,是一“○”型模式,因而有“逆知四时”之说。
方图形地之生化,以“一贞八悔”之贞卦“顺数之”,起乾历兑、离、震、巽、坎、艮以至于坤的自下而上顺生之数为八,因而有“天之阳在北,地之阴在南”之说。
朱熹则本横图乾一至坤八之数为“逆数”,待中分拗转而成圆图时,自然是“又只一半逆”了。
邵雍以象天之圆图说四时流转,岂能既顺知二时又逆知二时?
显然,朱熹的“∽”型模式与邵雍本意相悖。
“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
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
”这是邵雍就《先天图》象天之圆图释《说卦》所谓“顺”、“逆”之义。
此处所谓之“左旋”与“右行”,是“图皆从中起”(《乾》与《姤》之间为“午中”,《坤》与《复》之间为“子中”)。
右行之逆即今顺时针方向,左旋之顺即今逆时针方向。
《乾》、《坤》为诸卦之祖,《乾》逆爻序五变而得左方三十二卦,《坤》逆爻序五变而得右方三十二卦。
以“卦之生变看”,“逆天而行”起巽至坤与起震至乾,皆先见子女而后见父母,故曰“皆未生之卦”;
“顺天而行”起乾至震与起坤至巽,皆先有父母而后有子女,故曰“皆已生之卦”。
可见,邵雍所谓之“左旋”与“右行”皆是一“○”型模式。
而朱熹囿于“横图一向皆逆”的局限,以“∽”型模式说顺逆,自然“圆图又只一半逆”了。
圆图“阴阳消长之数”为起震一而积坤六,岂可谓只是一半逆?
邵伯温谓《先天图》中寓有“卦之生变”。
“乾为一”、“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这些《观物外篇》语录所述正是“卦之生变”。
以乾为祖,三变而八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兑,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兑之中爻得离、震,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