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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俗观之，可谓名世之士矣。

」③

这些评论决非无根之言，今以王安石本人之诗为证，《王文公文集》卷３８《扬雄三首》，其一曰：

「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

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

」欧阳修《赠王介甫》诗说：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後来谁与子争先。

」④王安石答诗说：

「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⑤欧阳修

①《朱子学提纲》第１３页。

②《困学纪闻》卷８。

③《罗豫章先生集》卷６《遵尧录》六《韩琦》。

④《欧阳文忠公全集》卷５７。

⑤《王文公文集》卷５５《奉酬永叔见赠》。

称誉王安石诗如李白，文比韩愈（一说为谢）。

王安石的答诗说自己「学作文章力已穷」，「终身何敢望韩公」，但「传道义」之壮心，仍期望能有「窥孟子」之成就。

其《孟子》诗：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①简直就将孟子引为千古知己了。

宋初至庆时，儒学者治经，但不认为《孟子》是儒家之经典。

王安石执政时，熙宁四年（１０７１）二月，始以《孟子》和《论语》作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②实际上是将两书升格为与《易经》、《诗经》等相近的儒学经典的地位。

王安石罢政後，深受王学影响的宋神宗，於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十月，「诏封孟轲为邹国公」。

③翌年五月诏：

「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於兖国公（颜回）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於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

」④孟子为公，荀子等三人为伯，孟子「配食」，其他三位「从祀」，於是孟子的亚圣地位事实上便得以确立。

尽管如此，宋儒中非议孟子者，仍不乏人，北宋有李觏、司马光、晁说之等人，南宋有适等人。

刘安世在门人所辑《元城语录》卷上说：

「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略同（先生呼温公则曰老先生，呼荆公则曰金陵）。

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职为意，是所同也。

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尔。

」宋哲宗元初，司马光为反对科场改革而上奏说：

「神宗皇帝深鉴其失，於是悉罢赋诗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

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

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

……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此其失也。

司马光此段议论的宗旨有二。

一是指责王安石不当以《三经义》等「一家私学」，强制儒学者们接受，作为「科场程试」中取黜的标准。

二是指责王安石不当在「科场程试」中，「黜《春秋》而进《孟子》」。

所谓「废六艺而尊百家」，实乃大其辞。

「废六艺」其实只是指《春秋》不列入「科场程试」，「尊百家」其实只是指尊《孟子》。

他在此奏中建议：

「《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

」⑤司马光的主张遭到纯仁的反对，他说：

「《孟子》恐不可轻，犹黜六经之《春秋》矣，更乞裁度。

」据说司马光对纯仁之说「欣纳之」。

⑥宋哲宗亲政後，变法派重新上台，王学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提高。

宋徽宗崇宁时大力推崇王学，当时所颁《故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诏》说：

①《王文公文集》卷７３。

②《长编》卷２２０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

③《长编》卷３４０元丰六年十月戊子。

④《长编》卷３４５元丰七年五月壬戌。

⑤《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５４《起请科场子》。

⑥《长编》卷３７１元元年三月壬戌。

「道裂於百家，俗学弊於千载。

士以传之习，汩乱其聪明，不见天地之纯全，古人之大体，斯已久矣。

故荆国公王安石，由先觉之智，传圣人之经，阐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训释奥义，开明士心，总其万殊，会于一理。

於是学者廓然如睹日月，咸知六经之为尊，有功于孔子至矣。

……内圣外王，无乎不备，盖天降大任，以兴斯文，孟轲以来，一人而已。

」①褒词评价如此之高，确乎实现了王安石生前「窥孟子」的宿，将他尊奉为孔孟之後的又一圣人。

王安石一时成为继孟子之後，又一个得到「配享」孔子地位的儒学大师。

孔孟之称，业已得到大多数儒学家之公认，而晁说之在《孔孟》一文中仍提出异议，他说：

「孔孟之称，谁倡之者？

汉儒犹未之有也。

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欤？

其学卒杂於异端，而以为孔子之俪者，亦不一人也，岂特孟子而可哉。

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

世有荀孟之称，荀卿诋孟子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统，闭约而不解，未免为诸子之徒，尚何配圣哉。

」②南宋初，晁说之「告老」，宋高宗说：

「是尝著论非孟子者，孟子发明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

程颢和程颐兄弟之学，原是北宋一个较小的儒学流派，其影响最初远不能与王安石之王学相比。

程颢和程颐反对王安石变法，程颐本人又受司马光的举荐和提拔，但他们尊崇孟子，却与司马光迥异。

程颢、程颐与王安石同样尊崇孟子，但对孟子以後道统的继承，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释。

前面说过，王学的信奉者是将王安石尊奉为孔孟後的又一圣人。

程朱理学对孟子以後道统的继承，在宋朝各代又有不同的说法。

最初，程颐为其兄程颢写行状说：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未知其要，泛滥於诸家，出入於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後得之。

……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

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

」④

《河南程氏文集》卷１１《明道先生墓表》由程颐撰写，太师致仕文彦博题写，墓表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

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

道不行，百世无善治；

学不传，千载无真儒。

……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传之学於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正如邓广铭先生《关於周颐的师承和传授》一文中所作的精辟论述，程颢和程颐虽曾从

①《宋大诏令集》卷１５６。

②《嵩山文集》卷１３。

③《要录》卷１９建炎三年正月戊戌。

④《河南程氏文集》卷１１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伊洛渊源录》卷２。

学於周颐，①「决非周颐的学业的传人」，「後来之成为理学家（道学家），与周颐无丝毫干涉」。

②程颐强调孟子死後一千四百年，方有其兄「得不传之学於遗经」，而非从周颐学「得不传之学」。

程颢门人刘立之也说：

「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

先生杰然自立於千载之後，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

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阈者盖鲜，况堂奥乎！

」③按以上说法，自孟子後，道统中断，得孔孟真传者，唯程颢而已。

程颐死後六年，其子程端中为父亲八卷遗文写序说：

「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圣人虑後世不足以知之，载之六经，丁宁教告，纤悉具备，宜若人人见而知之，然自秦汉以下，泯没无传。

惟伊川先生以出类之才，独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学士大夫翕然宗师之，圣人之道蔽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复明。

」④程端中此处强调其父得圣人之真传，甚至没有提及伯父。

在程门弟子中，受学於程颐者最後更盛於程颢。

南宋前期，有陈公辅上奏攻击「伊川学」说：

「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

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

」⑤撇开其攻击之词，此奏无非是反映到南宋初年，理学已成为颇有影响的学派，但学者们所宗师者主要是程颐，「谓之伊川学」。

他们对儒学道统的解释是「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这与前引程颐和刘立之之说有异。

「颐死无传焉」，说明当时伊川学派仍处於群龙无首的状态。

吕稽中撰程氏门人尹墓铭也说：

「吾闻之先生矣，昔者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殁，圣人之道不传。

从千馀载之後，得不传之学者，伊川程夫子也。

」⑥尹死於南宋初，比陈公辅上奏时间稍晚，但上引两段文字的一致之处，正是有程颐而无①关於周颐的名字，《宋史》卷４２７《周敦颐传》作「敦颐」，《伊洛渊源录》卷１周颐《事状》说：

「姓周氏，名实，字茂叔，後避英宗旧名，改颐。

」《贵耳集》卷上说：

「周濂溪以舅官出仕，两改名。

先名宗实，因英庙旧名改，後名颐，又以光宗御名改。

」以上两说稍异，应以《贵耳集》之说为。

按周宗实改名周颐，乃他生前自改，而周颐改名周敦颐，乃南宋人为避宋光宗赵名而改，元人修《宋史》显然沿用宋讳，而未加考订。

②《邓广铭学论著自选集》第３１１页

③《伊洛渊源录》卷２。

④《河南程氏文集》目录。

⑤《要录》卷１０７绍兴六年十二月己未，《道命录》卷３《陈公辅论伊川之学惑乱天下乞屏绝》。

⑥《和靖尹先生文集》卷１０。

程颢。

与正统程氏门人之说不同者，则是胡安国、朱震等人。

胡安国上奏说：

「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

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发明之，而後其道可学。

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

……自嘉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

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

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於荀、扬之列。

」①胡安国在二程之外，又提出了邵雍和张载。

朱震上奏说：

「孔子之道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之後无传焉。

至於本朝西洛程颢程颐传其道於千有馀岁之後，学者负笈抠衣，亲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隐或见，莫能尽纪。

」②《宋史》卷４３５《朱震传》载其《汉上易解》说：

「陈抟以《先天图》传　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

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

穆修以《太极图》传周颐，颐传程颢、程颐。

是时，张载讲学於二程、邵雍之间。

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颐作《通书》，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

胡安国与朱震非程门弟子，他们所说孟子以後的道统，却被作为程门三传弟子的朱熹所吸收。

朱熹著《伊洛渊源录》，就是为确立孟子以後的道统，合计有周颐、程颢、程颐、邵雍和张载五人，但他本人就学於程门再传弟子李侗，所以仍以程颢与程颐兄弟作为孟子以後的道统正宗，《朱子语类》卷９３说：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後人去何处讨分晓？

孔子後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

孟子後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

今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见在史策者，便直是说梦。

只有个韩文公依稀说得略似耳。

」但他也极口称赞周颐的《太极图》和张载的《西铭》，说：

「自《孟子》已後，方见有此两篇文章。

宋朝理学大盛，是始於宋孝宗时，这主要应归功於朱熹，他的学识成就超迈前人，是个集大成的儒学大师。

适对当时理学的兴盛有生动的描述：

「昔周、张、二程考古圣贤微义，达於人心，以求学之要。

世以其非笺传旧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

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①《要录》卷１０８绍兴七年正月癸酉，《道命录》卷３《胡文定乞封爵邵张二程先生列於从祀》。

②《要录》卷１０１绍兴六年五月辛卯，《道命录》卷３《朱内翰论孔孟之学传於二程》。

③以《汉上易集传》表参校。

④《朱子语类》卷９４。

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

」①由於朱熹对理学发展有着最杰出的贡献，他身後自然也被列入理学的道统，按其门人黄所说：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後，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

」②

朱熹不仅从理学道统上推崇孟子，他所撰的《四书集注》，无疑是对崇扬孟子学说的最大贡献，「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於学官」。

③他强调说：

「《语》、《孟》工夫少，得效多；

六经工夫多，得效少。

「《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

明确了学习《四书》是通经的捷径。

宋宁宗时，理学一度被贬为「伪学」，到宋理宗时，始尊崇理学，於宝庆三年（１２２７）下诏说：

「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

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

」⑤元年（１２４１），宋理宗又下诏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後不得其传，至我朝周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

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

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

接着，宋理宗「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

封周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四人为伯，御「《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

⑥王安石在北宋末已由「配享」降为「从祀」，至此被逐出孔庙。

⑦王学和程朱理学是宋代两个影响最大的儒学流派，互争雄长，至此以王学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两大学派消长的过程中，孟子在儒学中的地位却不断地提高，因为两大学派都尊崇孟子，以孟子的後继者自命。

宋代两位最大的崇孟功臣正是王安石和朱熹，尽管其学说观点是互相排斥的。

自宋以下，只有明太祖对孟子民贵君轻，杀暴君如诛匹夫一类言论极度反感，他一度撤去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命令儒臣删定《孟子节文》。

但到明成祖时，又重新尊崇孟子。

孟子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大力阐发孔子学说，以孔孟之称，对孟子可谓当之无愧，也是宋

①《水心文集》卷１３《郭府君墓铭》。

②《宋史》卷４２９《朱熹传》。

③《宋史》卷４２９《朱熹传》。

④《朱子语类》卷１９。

⑤《宋史》卷４１《理宗纪》。

⑥《宋史》卷４２《理宗纪》。

⑦《宋史》卷１０５《礼志》。

儒对中国经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当然，因孟子与孔子时代不同，有个别说法不尽一致，也因而遭到若干宋儒的非议。

但是，此类非议毕竟以偏概全，不可能，也不应当动摇孟子亚圣地位之确立。

孔子倡导「仁」，孟子在「仁」的基础上，大力阐发「义」说。

由於宋朝政治、经济等背景，义利之辨，後来成为宋儒争辩的一大命题。

尽管宋儒对义、利的含义及其相互关联，持说各异，但推崇孟子之「义」说，确是时代之需求。

这是崇孟的重要背景。

两宋时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兴盛期，名儒辈出，群星灿烂。

当然，任何时代都不免有假借某种学说，包括孔孟学说，以欺世盗名者。

但是，两宋时期也确有一批又一批通经宿儒，他们在孔孟学说的熏陶和教诲下，怀抱经世济时之宏大志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特别在民族危难之际，不惜以身殉国，表现了崇高的气节。

孟子曾在《孟子·

滕文公下》中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无疑是一个极高的道德标准，而不少宋儒也确是身体力行。

南宋末年，「辛苦遭逢起一经」①的文天祥有绝命词说：

「孔曰成仁，孟子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後，庶几无愧。

」②古代的「圣贤书」，其中包括《孟子》，对中华民族的发展，精神文明的进步，确实曾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却又是多灾多难的民族。

近百馀年来，业已落伍了的中华民族饱受凌辱，其优秀儿女为着本民族的进步，支付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但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的史实证明，中国人决不甘心永居他人之後，中国也决不会永居他国之後，不管前进之路如何艰难，中华民族完全复兴的日子终将到来。

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但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免失之偏颇。

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份。

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

当中华民族处於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

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於落後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

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

既不要自傲，更不能自卑，这就是中庸之道。

在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包括孔孟学说的精华，必将以其久远而顽强的生命力起着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①《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４《过零丁洋》。

②《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９刘岳申《文丞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