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学研究述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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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学研究述略

苏轼文学研究述略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来国内苏轼文学研究的进展。

根据各个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将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并着重介绍了九十年代学者们运用新方法，从新的角度对苏轼人生观、文艺观及其诗、词、文赋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的主要成果。

　　关键词苏轼文学研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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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一直是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

据粗略统计，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到现在，国内各报刊发表的苏轼文学研究论文数量可以千计，涉及面相当广泛。

在资料搜集、笺注、考辨、鉴赏、评论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

本文就其研究的主要情况分阶段简述于下。

　　一、本世纪二十年代——１９４９这一时期沿袭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对苏轼诗词的风格、特色以及渊源等问题都有所涉及。

如张尊五《东坡文学》（《国专月刊》１９３７年５月）详细评述了苏轼诗词的风格特色、渊源、流派及影响，其《东坡行实录》（《国专月刊》１９３７年４、５月）记述了苏轼的生平事迹，材料详实，体现了重材料、述评相结合的特色。

赵宗湘《苏诗臆说》（《国专月刊》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分析了苏轼的风格是“豪放奔肆，婉约清丽兼而有之”，认为“东坡受李杜之影响较深，韩刘之关系为浅，此外陶渊明韦苏州王右丞诸家，予东坡之助力亦大”。

严恩纹《东坡诗渊源之商榷》（《文史杂志》１９４５年第１期）认为苏诗渊源于韩愈、刘禹锡、李白、白居易、杜牧。

张尊五《东坡文学》认为苏诗的来历以陶李及佛经（华严维摩圆觉之经）为最显著，并将苏轼与李白作比较。

　　关于苏词的论文也颇多，一些研究者对苏词“短于情”、“不协音律”的观点表示了质疑，充分肯定了苏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梅诚《苏东坡词的研究》（《中日文化》１９４１年５月）认为论文学成就苏词的地位在诗文之上，不受“词为艳科”的约束。

张尊五《东坡文学》认为苏词变婉约为正宗词风，开辟了词的新气象，并比较了柳永与苏轼词的风格特色，认为苏词为北派之祖。

夏承焘《东坡乐府笺序》（《词学季刊》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认为“其词横放桀出，尽覆花间旧规，以极情文之变，则洵前人所未有，撷其粗迹，凡有数创”：

“一、杜韩以言论为诗，苏轼推波以及词”；“二、好摭经典入词”；“三、化用前人诗文入词”；“四、词前详序”。

　　论及苏轼散文的文章较少，陈起昌在《唐宋八大家文章论序》（《国专月刊》１９３５年７月）中论述三苏之文时说：

“三苏长策士之文，而东坡兼于庄子。

夫策士之文，游说之柄，务在快利以干时君，故三苏之文，尽奔腾纵放之能，而沉着浑厚，几乎或尽。

然而笔力盘空，纵横畅达，则亦文章一体，不可废也。

”

　　虽然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较少，约５０篇左右，却为当代学者继续深入进行苏轼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就苏轼作品的思想性展开了一场讨论。

黄昌前《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文学研究》１９５８年４期）认为：

“苏轼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向旧党呈书献策，这种态度是反动的”，肯定了苏轼的一部分作品，但又认为“在他的作品里看到更多的是咏花、饮酒、闲游之作，听到的多是对人生的感慨和没落的哀鸣”，与人民距离很大。

马茂元《评〈苏轼词选〉》（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２８７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从政治着眼，“苏轼反对变法主要是一个认识不足的问题”。

他之所以向‘新法’挥拳，则仍然是从同情人民出发”，并指出“作为一个文学家苏轼来说，我们不能孤立地、抽象地谈他的艺术成就，而是应该把他放在文学发展历史特定的条件来考察其有无进步的作用”，“苏轼的人生态度除了虚无色彩而外，还有积极乐观的一面，不容忽视”。

复旦大学中文系１９５５级中国文学批评史宋元小组《关于苏轼的文学理论批评》认为：

“他（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的诗、词、散文的创作都达到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高的成就。

但他的世界观中存在较复杂的矛盾。

在政治上，他一定程度同情人民痛苦，有改革弊政的要求，但又反对王安石比较激进的新法。

他的基本思想属于儒家，又出入佛老。

他有儒家关心现实、积极入世的一面，但也有中庸调和的保守观点。

他借助于佛老思想使自己观察问题比较开朗通达，却又带有严重的消极虚无主义倾向”，“这些观点在他思想中相互冲突着，又相互渗透、制约、影响着”。

廖仲安、高怀玉《论变法与苏轼作品评价的关系》将苏轼对变法的态度分为三期：

（一）宋仁宗嘉ｙòｕ＠①时期主张改革，但比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主张保守；

（二）宋神宗熙宁时期反对变法；（三）宋神宗元丰—宋哲宗元ｙòｕ＠①时，要求废除青苗法后又反对废除免役法，不能改变他充当旧党顽固派助手的立场实质。

苏轼的政治观点基本是顽固、保守的，但又是矛盾的。

马赫《略论苏轼的诗》（《文学遗产》１９５７年增刊５辑）认为，苏轼从小受到了正统儒家思想影响，“使他产生了对于封建秩序和儒家教条所装璜起来的封建历史的无限崇拜和信托”，而“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难，又通过苏轼的政治活动和曲折多难的生活渗入到苏轼的思想中，使他对于自己所处的现实产生了一种以复古为原则的幻想式的改革要求和对于黑暗的憎恶”。

　　一些学者分析了苏轼作品的艺术性。

程千帆《苏词札记》（《光明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３日）认为苏词自成一家，有意造成与柳永相对立的新风气，使词境空前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音律对词的束缚。

程毅中《东坡词的意境》（《光明日报》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８日）分析苏词的特点除表现在思想感情的放纵奔流外，还有结构的跳跃，语言的倾泄，也包括音律的解放，认为苏词以写情为主，有诗的优点，而无诗的缺点。

关于苏诗的艺术手法，程千帆《苏诗札记》（《光明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日）认为苏诗擅用侧面讽刺手法，表达对农民苦难的同情；以清新的笔墨描写农村平静愉快的生活，其豪迈不羁的心灵、热爱生活的性格和以消极形式表现积极内容的战斗方式，都在他清新流畅、“触处生春”的语言中得以充分表现。

马赫《略论苏轼的诗》分析了苏诗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高度结合的艺术风格和代表了宋诗特征的表现手法。

　　建国初期的古典文学研究融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评价作家作品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这段时间发表的苏轼研究论文约有１００多篇。

　　三、１９６６——１９７９文革开始，苏轼文学研究走入低谷，苏轼及其作品遭到不公正的批评，如《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红旗》１９７４年第四期）、《揭露苏轼尊儒反法的两面派嘴脸》（《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４年第四期）、《北宋尊儒反法的反动政客》（《湖北文艺》１９７５年第二期）、《“三绝碑”—苏轼之流尊儒反法的一个见证》（《湖南日报》１９７４年９月６日）等一系列文章中苏轼成为保守派、投降派、两面派。

　　１９７８年王水照《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文学评论》１９７８年第３期）第一个在“文革”以后为苏轼“正名”，同一时期马积高《评论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文学成就》（《湖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３期）、朱靖华《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兼驳罗思鼎的谬论》（《历史研究》１９７８年第７期）、顾易生《苏轼的政治态度及有关作品》（《文艺论丛》１９７８年第１１期）、宁可《苏轼对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贡献》（《四川师大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４期）、刘乃昌《试谈有关苏轼评价的几个问题》（《开封师院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２期）、朱大成《苏轼思想初探》（《沈阳师院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１、２期）、曾枣庄《论苏轼政治主张的一致性》（《文学评论》丛刊１９７９年第７期）、匡扶《苏轼的政治思想和他的政治态度》（《甘肃师大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４期）等大量文章重新对苏轼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另一部分文章对苏轼作品的艺术特色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如项楚《论庄子对苏轼艺术思想的影响》（《四川师大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３期）对苏轼艺术思想的渊源进行了探索。

雷履平、罗焕章《苏轼词的风格》（《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３期）认为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性的，豪放不流于纤弱，但总的倾向是豪放为主，“苏轼心目中的豪放是和法度并行不悖的，只有在法度的条件下，出新意、寄妙理，做到句句警拔、自然高妙，才能算作豪放”，对“豪放”作了新的诠释。

这一时期的文章有９０多篇。

　　四、１９８０——１９８９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２日—１７日在苏轼故里四川省眉山县举行了第一届苏轼学术讨论会，开创了苏轼研究的良好开端。

这次苏轼讨论会上新成立的苏轼研究学会，决定今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讨论会，编辑出版《苏轼研究集刊》、《苏轼研究资料丛书》，进一步推动了苏轼研究向纵深发展。

十年中各类刊物发表的有关论文约为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的三倍，有关苏轼研究的专著陆续出版，如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１９８２年出版）、朱靖华《苏轼新论》（齐鲁书社１９８３年出版）、刘国ｊùｎ＠②《苏轼文艺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颜中其《苏轼论文艺》（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谢桃枋《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年出版）；有关苏轼作品集选注、评传大量出版，成果可观，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乃昌注《苏轼选集》（齐鲁书社１９８０年出版）、王水照选注的《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陈迩冬选注的《苏轼诗选》（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及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颜中其《苏东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王水照《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等，苏轼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五、１９９０年至今从新角度、用新方法进行古典文学研究，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力求在这一领域有所开拓，苏轼研究也展开了新的一页。

这一时期研究者借鉴了西方文艺学理论、美学、心理学理论，对苏轼的心态、人格力量、文化性格及审美意义进行了探索，苏轼思想中儒、释、道融合的人生观对其艺术创作的影响成为议论的热点。

从文体上说，对苏轼的诗、词、文、赋各方面研究互相融合，注重其文学作品与其他文艺形式的关系，如书法、绘画、蒙太奇等等。

不再只把苏轼作为文学家或政治家来研究，涉及到了苏轼的改革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学术思想，以及苏轼与药学、苏轼与烹调、苏轼与旅游、苏轼与民俗学等方面内容，形成了研究的开放性格局。

下面就九十年代以来有关苏轼文学研究的一些观点略述如下。

　　正如张海鸥《用现代文化意识阐释苏轼》（《文学遗产》１９９６年４月）概括王水照先生苏轼研究历程时期所说：

“六十年代视苏为文艺全才，七十年代偏重于政治的苏轼，八十年代复归于文学研究，九十年代则拓及文化研究。

”这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整个苏轼研究状况的写照。

而“王水照先生又总站在研究的前沿，率先突破种种局限，往往开风气之先”。

１９８９年《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文学遗产》１９８９年５月）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此文揭示了苏轼人生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通过“出入”、“生死”两大人生课题，阐明苏轼思想中儒释道多种因素之阶段性的消长，及其丰富而独特的人生体验，又细致入微地剖析了他的狂放谐适四种文化性格，及由之构成的完整性格系统，认为涵泳着此种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的文艺创造，才是苏轼留给后代最珍贵的遗产。

最近出版的《苏轼论稿》这一专著（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出版）汇集了作者４０余年苏轼研究的论文共１６篇，２５余万言，对苏轼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包括综论、思想、品评、谱学。

（一）对苏轼人生观和文艺观的研究

　　苏轼多元的人生观及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对其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近几年研究者对此各持不同看法。

如蒲友俊《超越困境：

苏轼在海南》（《四川师大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认为，苏轼乐观豁达的生存方式和审美态度，使他能战胜在偏远穷荒的海南儋州的种种迫害和磨难，登上诗歌创作和文学思想的顶峰。

陈晓芬《佛教思想与苏轼的创作理论》（《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６期）认为，“佛教思想以它涉及宇宙构成的宏观内容，以超脱常俗的认识方式和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的某些规律更能沟通”，“苏轼一向崇信佛教，与僧人交往密切，又熟读各种佛经，深通佛理，因而佛教思想给予他的创作许多的启示”。

刘石《苏轼创作中与佛禅有关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