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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流派的渊源之一,书中含有丰富的人本思想。

《周易》中一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是“阴”、“阳”,自然现象中,天为阳、地为阴;

动物中,雄为阳、雌为阴;

人类社会中,君为阳、臣为阴,总之,客观世界中的一切,都是由相互对立的阴阳所组成。

阴阳作为两种性质的事物,具有相吸作用。

当阴、阳的交感处于平衡时,事物处于“变”的阶段,当阴、阳消长失去平衡时,事物处于“化”的阶段,即事物将发生质变。

换言之,当事物发展到极点时,就会产生整体的质变。

《周易》的阴阳交感之说,充分体现出“平衡”、“和谐”的原理,这也正是发展的基础。

“和谐”有天道和谐、地道和谐、人道和谐,而人道和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此,《周易》提出“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的人本管理理念。

反观现代组织的管理,系统论把组织看作是由人组成的协作系统,组织的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的人际关系,组织与外界其他机构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围绕着实现组织目标这一管理宗旨,恰恰《周易》的阴阳平衡,人道和谐思想,是今天管理界遵从的合作—互利—双赢—发展模式的根本出发点。

《周易》中另一经典思想—比卦,体现出早期的人本管理思想,也是东方文化的智慧结晶。

比卦是一种对自然现象理解后,按卦象要求排列的一种古老的形式。

从其远古的操作过程可以得知,首先,比卦强调人与人发自内心的相亲相辅,围绕一个核心,亲密合作、团结稳定、和谐发展;

其次,比卦强调人与人亲密合作的基础并不是无原则的和谐与平衡,亲近的关系也应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上;

其三,比卦强调“外”、“贤”,即应当广开才路,在广纳人才的同时必须重“贤”,避免“比之匪人”,即避免用小人与坏人;

除此之外,比卦还强调“显比”,即光明正大、扬善惩恶,管理中要设立崇高的目标,有利于团队合作,用人中要光明正大地树立楷模,同时惩戒违规者。

二,道家哲学中的人本思想

老子开创的道家学说,以黄老之学为发展,以庄子学说为融合,最终以人本管理思想作为道家学说的精粹。

道家学说的核心思想为“道”,这里的“道”并不是有形的道路,也不是研究和处理问题的实在的方法,而是一种揭示事物之间必然联系的本质之道,是一种无形的、不变的、不可名的恒道。

道家学说就是以道贯彻天、地、人为核心,以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和心灵平衡的自然以及天、地、人合一体为目标,并以成道为终极关怀的学说。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关于人的地位

现代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进行管理,这个管理的真话,在西文的企业管理界是经过一二百年的摸索才认识的。

泰罗的科学管理未曾认识,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也只是认识到了人际问题的重要性,却没有上升到是人在支配企业的理论高度。

在中国的管理智慧中,老子早在二干多年前就提出: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道德经》第25章)在这里,老子无疑是把人放在了与“道”、 

“天”、 

“地”同等的地位,并且在遣词上,对域中四大中的人的重要性加了砝码,从而阐明了人的地位,强调了对人的尊重问题。

“我无为,而民自化”——关于人的使用

老子对于用人有着许多精辟的论述,在《道德经》的第57章,老子提出: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白宫;

我无欲,而民自朴。

”倡导以无为的方式管好人用好人。

在《道德经》的第68章中,他又提出:

“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与;

善用人者,为之下。

”从而提出以谦下的态度用人的思想,表明了管理者对所用之人应该尊重。

老子用人思想的总体特征是自然无为,方式是让民自化。

为什么要让民自化呢?

首先是因为: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第5章)认为政令繁多反而会遏制事物发展的生息,从而加速失败,不如持守中道。

其次是因为:

“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所。

夫代大匠所者,稀有不伤其手者矣。

”(第32章)认为代专管杀人的人杀人终必伤及自身。

按照庄子的发挥,就是不可越俎代府。

再次是因为:

“太上,……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随,百姓皆谓:

我自然。

”(第17章)意即:

“最好的统治者往往悠闲自得,很少发号施令。

事情办成功了,百姓都说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

”由此既可使管理者摆脱繁杂的日常事务的干扰,又可体现员工自身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成就感。

“不尚贤”、 

“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关于人的激励

老子关于人的激励的思想独树一帜。

在《道德经》的第3章中他讲到: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责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主张不推重贤才,不珍贵难得的货物,不炫耀可以引起贪欲的财货。

这样可让人不争权夺利,不因贪心而为盗,不扰乱人民清静的心思。

《道德经》的第12章中也有相关的论述: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收猎,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 

《道德经》的第44章中,老子又进一步讲到:

“名与身孰亲?

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主张不可让人们争名夺利,要知道满足,知道适可而止,方可保持长久平安。

老子关于人的激励的思想,给了我们新的启示:

首先, 

“不尚贤”,有助于树立人人为才的观念。

祟尚贤者,往往只利于抓住少数先进分子,而不利于抓住大多数,因为多数人的存在得不到足够重视,他们的主体地位得不到首肯。

“不尚贤”的思想与儒家的“执两用中”的管理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挫其锐,解其纷;

和其光,同其尘”——关于人的组织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是采取分工还是合工?

是运用竞争还是合作?

老子在<道德经》第56章中指出:

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他这里所说的“玄同”即“道”。

他认为“不露锋芒、消除纷争、蓄敛光耀、混同尘世”就是道,就是一种规律。

这种规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体现为合作创造高效率。

“道生之,德蓄之”——关于人的培养

现代企业组织是一种学习型组织,企业管理者必须注重培训员工,让他们终身学习,以提高其自身素质。

关于人的培养问题,老子在《道德经》的第51章中提出: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

”这里虽然论述的是万物的生长方式,但万物包含人事,因此可又具体理解为人的培养方式。

关于人的培养方式,老子认为首先应当“为道”,以道来培养人。

那么“道”是什么?

“道”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规律,也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法则,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也就是科学文化知识。

因此,企业员工的“为道”也就是要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

老子认为, 

“为道”之时先要“知不知”,即知道自己有所不知,这是前提。

“为道”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行不言之教”,让管理者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起表率和示范作用。

其二是“处虚极、守静驾”,每个人都必须在虚静的学习状态中才能达到明了“道”,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

关于人的培养方式,老子认为也应当“积德”,以德来涵养人。

老子认为:

“治人事天,莫若啬。

夫唯啬,是谓早服。

早服谓之重积德;

重积德则无不克;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莫知其极,可以有国。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第59章)老子不仅强调了积德的重要性,同时他又提出积德的根本途径是修身,他认为: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修之于家,其德乃馀;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之于邦,其德乃丰;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第54章)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对于人的培养,不仅要提高企业员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要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

而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就是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不断提高其自身修养。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关于人的保护

关于人的保护,老子也有重要的思想。

他在《道德经》第27章中指出: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是谓袭明。

”意即圣人总是善于拯救人,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

总是善于拯救物,所以没有被遗弃的物。

这就叫做内藏着的智慧聪明。

老百姓对于领导者的选择,要看他是否珍视生命,若能做到“贵以身为天下”和“爱以身为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

这些主张是老子人本思想的进一步体现,表明管理者必须珍视人的生命,必须以人为最根本的关怀。

三,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

孔子的管理思想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文对孔子的管理思想的探讨,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指出孔子的“爱人”与“知人”观;

二是论述孔子关于管理者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正己”后才能“正人”的见解;

三是阐述孔子要求管理者推己及人,笃信好学的观点。

孔子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管理哲学,至今仍具有适合时代发展的内在生命力。

“爱人”与“知人”

《颜渊》:

“樊迟问仁。

子曰:

‘爱人。

’问知。

‘知人’。

”孔子的意思是说,要达到仁的境界,首先要泛爱济众,要达到知的境界,就是要了解他人是贤能的人之后,还要举荐他。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的中晚期,那时候人们对人自身的价值,并没有多大的认识,甚至把人活埋,为王公贵族殉葬。

孔子在那时就能提出“爱人”的主张,这是很了不起的。

他从仁的角度,告诫那些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的统治者,应“节用而爱人《学而》”。

要求自己的学生“泛爱众《学而》”,如果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表明他们离仁不远了。

仁是儒学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

”也就是说,只有具有高尚品德的仁者,他的言谈举止,才符合仁的标准,才能按照仁的准则,对他人做出是喜爱还是厌恶的判断。

不仅要“爱人”,还要“先之劳之《子路》”。

孔子告诫子路,希望他能为民表率,始终兢兢业业,不避辛劳。

子贡问他,如果有一个人,广泛地施惠于民,又能周济众人,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仁人吗?

孔子答道:

“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雍也》”孔子高度赞扬能施惠于百姓的人,认为这些能周济他人的人不仅是符合了仁道的标准,他们其实已达到了圣人的境界;

连尧舜这样深受儒家赞扬的圣人,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孔子不仅仅提倡“爱人”。

他还重视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保护。

也就是他提倡的“知人”观。

樊迟不能理解老师话的意思,所以孔子进一步解释说: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

樊迟还是不明白,子夏告诉他,只有选拔了正直的人才,才能使“不仁者远矣。

”《为政》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哀公问曰:

‘何为则民服?

’孔子对曰: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

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并要求季康子“举善而教不能”。

也就是说,不仅仅要选拔优秀的人才治理国家,还要去培养人才,人民就会相互勉励不断向上了。

本立道生、正己正人

儒家很注重自身道德方面的修养,这一种传统肇始于孔子。

孔子认为,只有使自己的品德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的道德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

何谓仁?

他认为能在天下推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的人,便可以称他为仁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恭则不辱,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意思是说,恭敬就不会遭受凌辱,宽容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诚信就会获得他人的信任,敏达就能办事成功,对人施恩就可以驱使别人。

可以看出,这五种修养,除了 

“恭”是为了使自己免受侮辱之外,其它都涉及到了管理层面的内容。

孔子认为仁是人生的基点,是言行的准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治国安民者的第一要求。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仁呢?

“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颜渊》。

”一个人要达到仁的境界,首先要约束自己,克制自己,使之合乎礼的要求,如果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就是仁了。

而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称他为仁人。

那么怎样才算克己呢?

孔子说: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为了修身,达到仁的高度,还要注意环境和朋友的影响,“里仁为美。

择不处仁,焉得知?

《里仁》”。

居住的地方要有仁德之风,民风不好的地方,智者是不会居住的;

《季氏》篇中又记载: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择邻与择友,都是为了修身达仁。

另外,要达到仁的境界,还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其言也訒《颜渊》”;

“节用而爱人《学而》”等。

一个人只有先提高了自身的修养,致力于自己的根本的建立,才能“本立而道生《学而》”。

孔子提倡修身的目的,在于正己,正己后方能正人,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修己以安人《宪问》”的观点。

《子路》中这样记载: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又说: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也就是说,正己是修身的目的,又是正人的手段。

治人者只有先管理好自身,以身作则,才有资格去管理他人。

那么正人者怎样才能正人呢?

推己及人、笃信好学

所谓推己及人,就是用自己的心思,来推想他人的心思,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

孔子希望学生根绝四种毛病,在对事物下判断的时候,不要主观臆测,不要武断,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凡事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子罕》),而应更多地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要推己及人,首先就应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的行事原则。

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加在别人的身上,因为别人也一样的不会喜欢。

相同的话还见于《卫灵公》篇中,孔子解释“恕”,认为恕的意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主张仁,主张“爱人”,反对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丑行。

《什么是管理》的两位作者琼·

玛格丽塔和南·

斯通提出,应在管理方面植入“移情”教育。

所谓移情,就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用别人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的方法。

因为只有站在他人角度,才能看到自己视角的局限性,才能了解自己的缺陷所在,才能避免“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事情的发生。

其次,应“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

孔子要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这种自律精神贯穿于儒家学说的始终,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生命力如此长久,正是因为孔子的言传身教。

孔子教育他的学生,凡事应先反省自身,他说: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里仁》”。

意思是说,看到了贤人就应该向他看齐,看到了不贤的人就应该自我反省,有没有和他相似的地方,然后加以改正。

只有那些“内省不疚”的人,才能“不忧不惧《颜渊》”。

他以是否自律为标准,划分君子和小人,认为君子要求自己,小人却苛求别人《卫灵公》。

曾子继承了他的观点,说: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学而》”。

孔子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地反省自身,才能达到完美人格的目的。

孟子学说以“性善论”而著名,性善论认为其一,人的素质,可以为善。

人的道德本性是善的,只要通过适当引导,就可以表现出来;

其二,仁义礼智,人所固有。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

其三,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人的本性之善,一经探求,便会得到;

一经放松,便会失去。

孟子的性善论与西方管理学说中的Y理论颇为相似,从Y理论的观点看;

人并非生性懒惰,要求工作是人的本能;

人需要适当的鼓励来担负责任;

适当的管理能使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统一;

个人可以进行自我管理;

人的智能只发挥了一部分,应对其加以完全性开发等,其人性假设,基本是梅奥的“社会人”。

而今天我们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大量应用的该理论,其本源就是二千多年前孟子提供的“性善论”。

这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突出体现。

荀子的性恶论虽然是针对孟子的性善论的,但其“恶”并不是凶恶、恶毒的意思,而是指引起争压、动乱、贫穷的人们无穷尽的追求欲望与自利本性。

荀子认为,恶为内因,善为外因,人的恶性是先天的,人的善性是后天的,而要使人性善,就必须要经过后天的教育、引导才能得到。

荀子学说向当时的统治者提出要治理好国家,就应该运用必要的礼仪规范对百姓加以适当的引导,使之向善、从善。

现代管理虽然从孟子的性善论出发,管理实践大量运用Y理论,但同时也并不舍弃东方智慧中的性恶论,管理过程始终不放弃控制环节,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流程也以培训、绩效考核、薪酬管理(物质激励)以及退出机制(末位淘汰等)为基本环节,兼顾了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双面思想理念。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精华在于以民为本的思想,为当时的国家统治、国家治理所服务。

一些基本主张如“民者,君之本也”“群者,舟也;

庶民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民为政本”“爱民、富民、教民”思想都是现代组织管理最根本的教科书。

四,墨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

墨子的墨家学说虽复苏较晚(从先秦的兴盛到汉武帝独尊儒学、罢黜百家,至明清晚期逐渐复苏),但墨学中丰富的管理思想仍吸引着大量哲学家、管理学家等学者的兴趣。

其兼爱利人、尚同思想、尚贤思想均为管理学界遵从的基本理念,而其中“兼爱利人”思想作为墨家学说的精华,为我们的管理提供了指导性原则的借鉴。

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

所谓“兼”,本意为一只手拿两只稻穗,引申为同时涉及几种事物,所谓“兼爱”,就是普遍平等的爱,不分老少、不分贵贱、不分血缘亲疏和上下等级的无差别的爱,即博爱。

兼爱是“仁”的体现,是普遍性的人本主义本质。

墨家认为,“兼即仁矣,义矣”,“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若明。

”意为真正的仁爱一定要爱人如爱己,把每个人都看成是与自己一样的主体,而不是像牛马那样仅是供人使用的工具。

墨子的兼爱是以人的平等思想为基础的,这在当时封建制与奴隶制的交替混乱、弱肉强食、相互残杀的时代背景下,是极为可贵的。

墨子认为,人与人应当相爱,因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是以仁者非之。

”即凡是天下的灾祸、篡夺、埋怨、仇恨,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不能相爱,因此有仁德的人都指责人们不相爱。

而兼爱之所以能消除灾祸、篡夺、埋怨、仇恨,是因为“兼相有”的结果导致交相处,即互利。

只有“兼相爱”,“视人若己”,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才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可以增进相互间的理解与沟通,缓解甚至消除冲突,其结果就能合作互利。

墨子的这一思想与现代管理讲求的换位思考——沟通与协调——互利双赢的指导原则颇为接近,也可以说,这一“兼相爱”的根本性以人为本理念恰能取得管理中的效益最大化结果。

“兼相爱,交相利”的行为准则运用在组织中,则能化解冲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创建优秀的组织文化;

运用在国家治理中,则能创设一个仁爱环境,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如墨子所言:

“若使天下兼相爱,人若爱其身,恶施不孝?

犹有不慈者乎?

”“其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相互爱护,同时相互给予利益,就能改变丑恶的时弊,只有用兼爱的原则来治理国家,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墨子从修身、爱他人,到利他人、为他人,其实质,是把管理学意义上的人本思想动态地表现出来了,也就是人本管理,通过确立人在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倡导关爱、尊重、合作的精神,以组织目标为引导,最终达到同仁间互利,合作团队互利,人与组只互利的目标,以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

五,兵家学说中的人本思想

近年来,企业间商战的激烈使得各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把注意力投向了对中国兵家学说的研究和探索。

在商场如战场、商战如兵站的市场竞争中,凝结着中华智慧的《孙子兵法》成为了商战的教科书。

因为研究结果发现,兵法与企业管理之间存在着颇多的相通性,兵法中的一些内在机理、原则、方法在企业管理中具有普遍适用性。

兵法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强调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因为战争中敌对双方的较量是势不两立的,为了消灭敌方,保全自己,军事家或作战指挥往往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圣人所贵,人事而已”、“间与天地之间,莫贵与人”。

著名的兵家代表人物孙膑鲜明地提出了“人为贵”的思想,认为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受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但人的因素是首要的、决定性的,是与天地对应的根本性制胜要素。

古往今来,取得竞争优势的国家都是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取得军事竞争胜利的军队也是优秀将帅、忠心士卒云集的一方;

取得市场竞争成功的企业同样是杰出管理者、优秀核心员工和敬业一线员工的合作团体。

兵家学说以人为主体的理念同时为我们提供了选人机制、用人机制的管理要点。

在选人机制 

上,《孙子兵法》提出择人任势,“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即善于作战的人能利用形势去寻求胜利,而不苛求部下,所以能根据才能选择贤才而且善于利用形势。

《武经总要》诠释了择人任势:

“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才之勇怯,艺能之精粗,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敌也。

”其中体现了兵家以人为本的选才标准;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智,即智谋才能,用兵作战应靠谋略制胜,因此胜人一筹的智谋是兵战用人的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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