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美学视角.docx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美学视角.docx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美学视角.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美学视角.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美学视角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美学视角

白爽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辽宁省沈阳市邮编110034）

[摘要]：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下，翻译与美学的结合注定要成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方向。

把美学分析运用到翻译中去，有助于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美学特征的等值。

本文在回顾美学和翻译的历史渊源基础上，对中国当代翻译美学家和他们的翻译美学理论做回顾和梳理，旨在为翻译美学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翻译理论；美学研究；翻译美学

翻译是讲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

如果追溯翻译的渊源，也可上溯到几千年前的古代社会，翻译与族际交往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尽管翻译源远流长，但翻译理论的研究缺大大落后与翻译实践活动。

最近几十年，国外翻译界开始利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视角对翻译进行有益的探索，开拓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人文科学发展使得某些学科间的界限已日渐模糊了，翻译与美学的结合，也必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趋势。

在美学思潮的影响下，从美学角度研究翻译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译学探索与美学联姻，是我国译论的突出特色。

事实上，中国传统译论中所散发出来的哲学、美学与翻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试图以美学为切入点对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作回顾和梳理。

一、翻译与美学

1、译学的美学渊源当代哲学和美学对语言问题空前关注，当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以及由于当代美学思潮影响而产生的新的文学现象，使得当代美学思潮与翻译理论的交织成为必然。

[1]虽然翻译美学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翻译理论学派”[2]，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西方译论的双重角度论证美学和翻译具有颇深的渊源。

在中国传统译论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

中国传统译论大约始于1700年前的佛家论经书翻译，早在汉代佛经翻译，支谦就批评当时的翻译“其辞不雅”，道宣还提出过翻译须“风骨流便”，他们分别涉及翻译中的辞章美学与文艺美学，开创了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源头。

清末严复首创“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将翻译中的辞章美学推向极致。

之后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以及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等等，都把传达文学作品的审美效果和满足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作为译者奋力追求的目标。

这些译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的译学理论与翻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林语堂的《论翻译》一文。

在该文中作者明确提出了“忠实，通顺，美”的翻译美学标准。

他说得很清楚：

“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美术。

”他还写道：

“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

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

凡译艺术文的人，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

”可以说，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基础就是美学，无论是翻译理论的术语，还是翻译研究的方法都受美学的影响，体现着美学的特点。

而当代的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是对我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由此可见，美学思想无疑是当代中国译论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一般认为，西方译论始于公元前古罗马的知名哲学家、政治家和修辞大师马库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106-43BC）和随后的古罗马抒情诗人和讽刺大师昆塔斯•霍拉斯（QuintusFlaccusHorace,65-8BC）。

西塞罗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文化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哲学和政治思想上，西塞罗主要受到希腊先哲柏拉图（Plato,c427-347BC）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把柏拉图的理念关僵化地用在翻译和翻译研究上，而只是汲取了柏拉图古典美学观的优长，这正是西塞罗不失为古典译论大师的可取之处。

霍拉斯是西塞罗译学主张的忠实继承者，他从艺术的基本观点出发来谈翻译，赞美行文的自然气势，他本人又是古罗马著名的抒情诗人，倡导斯多噶式的淡泊美和泰勒斯的自然美。

西塞罗和霍拉斯的翻译主张是西方美学译论的“初始之光”对拉丁文化在欧洲的普及，功不可没。

西方古典哲学——美学译论的继承者以杰罗姆（SaintJerome,347-420BC）和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354-430）。

杰罗姆是古罗马圣经的研究者，他在欧洲翻译史上的功绩是将《旧约全书》译成拉丁语，他的译本被誉为《圣经通行本》即天主

教教廷所承认的唯一文本。

他是西塞罗译风的继承者。

奥古斯丁的功绩在于他提出了“美是适宜”、“秩序”、“和谐”、“一体性”等美学命题。

奥古斯丁在欧洲美学史上是跨世纪的过渡人物，在译论上也是如此。

之后英国的德莱顿早在17世纪就已明确提出翻译是艺术；20世纪20年代时意大利的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一书中明确指出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作；到6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吉里・列维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应该是使读者从译作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与原文相应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对文学翻译的分析与研究也应该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入手。

从中西方翻译理论史不难看出，多数不同的翻译理论之下,都蕴藏着同时代美学思潮的因子。

[3]

2、什么是翻译美学

美学和翻译的结合，称之为翻译美学。

翻译美学是一门科学，是翻译理论与文艺美学、古典美学及现代美学有机结合的产物。

方梦之在《译学辞典》中，把翻译美学定义为：

“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化中的美学问题。

”[4]

通过对翻译和美学基本定义的分析可以看出：

翻译美学是探讨审美客体、审美主体以及主客体与接收者的关系；翻译审美各层次的再现手段以及翻译的美学多维化标准；通过探索研究提高译者同时驾驭两种语言互译中的美的鉴赏能力，进而真实表现两种文化交相辉映的丰富内涵与深厚的底蕴。

二、翻译美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近年来，中国翻译界出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

有人提出中国翻译理论不应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坚持中国特色，就会陷入“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

”从学术上分析，中国翻译理论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正如中国的语法理论、中国的修辞学理论乃至中国的文学、美学、哲学理论之具有中国特色一样。

[5]中国的翻译研究在近些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我们对传统译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不断的思考；另一方面，我们在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翻译理论。

翻译研究处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时期，当代翻译美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中国学者从美学角度研究翻译，勇于探索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中国，翻译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形态已经被提出，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它独具风华，生机勃勃。

在汉外互译中，翻译美学理论的指导性意义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因此，翻译美学理论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三、当代翻译美学理论回顾传统译论经过佛经翻译和严复翻译的高峰发展到鲁迅、钱钟书、傅雷一代时，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品质。

到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翻译理论出现了滞化局面，没有什么突破。

中国传统译论的结晶是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为核心的一系列翻译标准和各类翻译技巧，其理论基础就是古典文艺美学。

当代翻译美学立足于中国传统译论，是对传统美学译论的继承和发扬。

在当代翻译美学中，传统译论的美学渊源得到了认识、分析和细致的梳理，并成为翻译美学理论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译论中一些有价值的命题，如意与象、神与形、意境、风格等命题被保留、提炼出来，在当代翻译美学理论中得到了更为科学的阐发。

当代翻译美学理论正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一种努力。

它在扬弃和继承中着力于开拓，开拓是对传统译论的精华的拓展和科学化改造。

1、许渊冲的翻译美学理论许渊冲是中国当代翻译家中的杰出代表，他翻译大量的中国古代诗歌作品，为传播中国文化，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许先生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他大量的文字翻译实践基础之上，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中的美学观念和艺术追求，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翻译思想。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美学主张在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诗歌翻译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其中“三美”（意美、形美、音美）是本体论，“三化”（等化、浅化、深化）是方法论，“三之”（知之、好之、乐之）是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

他的翻译理论总结了从孔子到钱钟书的美学思想，体现了鲁迅、王国维、朱光潜、郭沫若和傅雷等关于文学和文学翻译的美学主张，是对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凝聚着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结晶和话语特征。

许渊冲的翻译美学论，主要来源于许渊冲《翻译的艺术（论文集）》的《意美、音美、形美》、《再谈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和“三似”的幅度》、《扬长避短，发挥译文优势》、《谈中诗英译的变通问题》、《译文能否胜过原文》、《译诗

记趣》，这些论文是他对翻译美学论述

许渊冲的“三美”、“三似”观主要是在《意美、音美、形关》、《再谈意美、音美、形美》和《“三美”和“三似”的幅度》等中提出的。

其中《意美、音美、形美》主要谈毛主席诗词翻译，《再谈意美、音美、形美》主要讨论唐诗外译，《“三美”和“三似”的幅度》是《＜唐宋词选＞英、法译本的代序》。

在《意美、音美、形美》中，许渊冲认为，诗就是井然有序的绝妙好词，就是具备意美、音美、形美的文字，翻译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三美。

三美的基础是三似，即意似、音似、形似。

换言之，就是要求译诗尽力做到内容、音韵与形态上与原诗相似。

许渊冲看到，意美有时是由历史和联想的缘故造成的，译入语如果没有同样的条件，就难于达到意美；有时意美是由音美与形美造成的，也会给翻译提出挑战。

他得出结论说：

“要传达毛主席诗词的意美，可以选择和原文意似的绝妙好词，可以借用英美诗人喜闻乐见的词汇，还可以借助音美、形美来表达原文的意美。

”音美主要指节调、押韵、顺口和好听等语音效果。

他举了许多音似的译例、音美与音似基本一致的译例和音美与音似矛盾时如何处理的译例。

关于形似，他也举了许多译例，总之要力求大致相似。

关于三美的关系，他指出：

意美是最重要的，音美次之，形美又次之。

翻译时，要在传达意美的前提下，尽量传达音美，在传达音美的前提下，尽量传达形美，争取三美俱备。

许渊冲的《再谈意美、音美、形美》是《唐诗英译》的序言，主要针对唐诗英译在美学传递上的论述。

他认为翻译唐诗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传达原诗的“意美”，他强调是“意美”不是“意似”，因为他认为“意美”指的是深层结构，“意似”指的是表层结构。

翻译唐诗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传达原诗的“音美”，“音美”的传达在处理好诗的押韵、叠字、和节奏等问题。

翻译唐诗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传达原诗的“形美”。

形美的第一个问题是诗行的长短。

许渊冲一般将唐诗的七言诗行译成十二个音节的英诗诗行，将唐诗的五言诗行译成英诗的八音节或十音节诗行，对于其他长短不齐的诗行，视情况灵活处理，但总体上倾向于还原诗一个形体美。

形美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仗。

在这个问题上，他博采众长，综合考虑，灵活处理，尽了自己的能力。

最后他在文章末尾做了总结，认为：

“翻译唐诗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

但是，“三美”的重要性并不是鼎足三分的。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意美”，其次是“音美”，再其次是“形美”。

换句话说，押韵的“音美”和整齐的“形美”是必需条件，而“意美”却既是必需条件又是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