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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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民主的自治，自己确定自己的需求的优先级，并按此顺序分配社会资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这样才能摆脱资本家和官僚的枷锁。

哈耶克们认为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在曼德尔看来民主集中的计划将成为工人阶级的“通向自由之路”。

亚历克·

诺夫的著作在80年代曾对我国理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曼德尔的批判中，联系当前我国的实际，一定会得到有益的启发！

　　阿历克·

诺夫在其《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并与建设社会主义无关。

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目标──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要有力地回答诺夫的观点，就必须遵循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形成时所采用的同样方法。

换言之，我们不应当从想要实现的最终理想，或是规范目标出发，而应当从正在旧社会的母体中成长的新社会的基本要素出发，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运动法则和内在矛盾出发。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什么呢？

劳动的日益相对社会化，不断追求劳动的强度和效率，无情地夺取新市场；

节约劳动的技术变革所造成的压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资本的日益积聚和集中；

利润率不断下降；

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度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资本的日益国际化，以上所有这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关的运动法则，导致了这种最终结果。

1、劳动的客观社会化

　　劳动的客观社会化意味着什么呢？

它首先意味着劳动过程本身与我们所消费的产品的生产和选择之间的日益相互依存，对于一个14世纪中等人口的欧亚国家来说，这种相互依赖最多也只涉及到几百人，而在今天它却可能包括几百万人。

劳动的客观社会化，还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因为它包含劳动组织计划迅速发展，在工厂内部，一旦实现了工业化，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便不再是市场，而是计划了。

工厂越大，这种计划的范围和规模也就越大。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计划便超出了工厂的范围，而达到了公司的水平，即在通常的情况下，达到了包含许多任务厂实体的水平。

而随着当代世界上超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发展，计划已经成了国际性的。

从法律上讲，常常包括许多公司。

　　这种长期过程的结果，便是相对于直接分配劳动力来讲，由市场分配的劳动力迅速减少，无论从政府对经济的日益增长的干预，福利国家的出现，还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中，都不可能找出劳动力市场分配下降的根本原因。

尽管所有这一切有助于这种最后结果的形成，但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逻辑，及其积累和竞争的长期发展。

当然，直接分配劳动，可能伴随着货币方面的簿记——就像俄国，中国，以及东欧那种官僚计划经济体制中所出现的那样，但这并不能使之等同于市场分配。

当通用汽车公司在X工厂中生产卡车配件，在Y工厂生产车身，而在Z工厂组装卡车时，进行货币成本计算的计算机输出数据，总是包含有配件的运费，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X工厂将配件“卖”给Z工厂。

　　销售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随之会出现一系列反映实际财产，即金融利益的决策过程。

决定车身生产数量的，并不是市场，而是计划中的卡车数量，车身制造厂不会因为向组装厂发运了“过多”的车身而“破产”。

自然从所有这些过程都局限于中间产品这一点上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即这些产品没有达到最终用户（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使用“用户”一词，而不是“消费者”一词，因为用户有可能是另一家工厂，或者政府，工厂可能购买机器，而政府也可能购买军火）。

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求助于一些非市场机制，这不仅仅体现于生产领域，而且也体现于流通领域。

资本统治下，劳动的经济社会化，总是伴随着或交织着非市场劳动力分配的政治形式的发展，这种事实只会使整个过程的矛盾更具有爆炸性。

“计划”

　　我们一直在使用“计划”一词，但这一概念本身却有必要加以更精确的表述，计划并不等于“完美”，“科学”，或“人道”地分配资源，它仅仅意味着“直接”分配（即预先分配），既然如此，它同市场分配是对立的（事后分配）。

计划分配与市场分配，是资源分配的两种基本形式，他们本质上是不同的──即使他们有时候被混合于一种不稳定的和杂乱的过渡形式中（不一定自发再生），他们具有根本不同的内在逻辑。

他们也派生出不同的运动法则，他们在生产者和生产组织者之间的推动力量不同，并通过不同的社会价值表现出来。

　　在历史上，两种劳动分配的基本形式，都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存在过。

因此，两者都是相当“可行”的，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应用过，产生过完全不同的结果。

我们可以找到“专制式”和“民主式”两种计划。

只有对班图村落中那种前殖民地时期的计划视而不见的人，才会否定后者的存在；

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的计划；

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以常规，风俗，传统，魔法，宗教及无知为基础的计划——一种由形形色色的求雨者，骗子，文盲支配的计划，最糟糕的是，我们还可能找到一种由军事将领指定的计划，因为每支军队都得预先分配资源，同样也可以找到由技术专家，甚至科学家，劳动者，或者非利益专家组织所制定的计划。

但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所有这些计划都是通过某一社会实体的周密选择来直接、预先地分配资源（包括劳动）。

在相反的另一极，是通过市场的客观法则来分配资源，时候调整校正由私人作出的决策。

　　同样，事后分配资源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也以不同形式存在过，从理论上讲，可能存在一种带有“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但在实际上，这种经济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

可能存在着一种被垄断力量所歪曲的市场经济，垄断力量可以操纵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因此也可能在长期内控制价格。

市场可以与形形色色的独裁和专制形式并存——如18世纪的专制主义，19世纪的沙皇制度，甚至还有20世纪各种军人政权和法西斯专政；

然而，它们也能与先进的议会民主形式结合，就像在本世纪后半页那样——虽然这些议会民主形式只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150个国家中的不到20个国家。

　　市场经济同样也可能把生活水准降低，从而加深人民群众的苦难，18世纪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在东欧，这种情况要延伸到20世纪，而在南半球，至少有一半居民今天仍然过着这种生活。

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也可以极大地改善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条件，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30年和战后西方国家那样，然而在所有截然不同例子中，起主导作用的虽然是市场法则——即由销售和收入（在资本主义条件是利润）所决定的对资源的事后分配。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在从小商品生产向小工厂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过渡时期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张。

这是在19世纪中叶自由放任时期。

以后纯粹的市场分配原则，便越来越同大工厂和企业内部合理计划安排生产的内在要求相互冲突。

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论》中明确地阐述了这种矛盾“在所有起决定性的生产领域和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新生产方式获得的支配权越大，那么它也就把私人生产降至越不重要的地位。

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就越明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直接对抗。

”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也论证过从这种根本的对抗中可以引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运动法则，即从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的合理性与整个社会的不合理性同时发展的趋势中引出这个法则。

　　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制度，在结构上是相关的──事实上，很大程度上等于两种对立的、针对需要调整产出的方法，因为每一个社会最终都是倾向于消费的──如果没有生产者的消费（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便根本不会有任何产出，劳动乃至人类生存。

现在只有两种基本的能使当前产出符合需求的方法，或者是在一开始便给出这种需求，由任何一个社会实体来组织能满足需要的产出；

或者是这些需求基于一种未知和不定的状态，通过“有效需求”的费用由市场揭示。

当前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统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

有效需求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受社会调节和干预的限制，尤其是在逆循环经济学与福利政治学的时代。

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了一股强烈反对凯恩斯理论与对策，以及恢复市场及商品市场的文明价值地位的思潮，这种变化也深深影响了左派。

今天社会主义思潮的主体（比马克思主义还要古老，但被马克思科学系统地加以表述过的社会主义）仍代表了对商品生产及市场本身的批判。

将霍布斯，洛克和斯密派生出的一系列理论假设非神秘化的深远历史过程，正处于一种被不加选择地抛弃地危险之中。

因为不仅保守的学者和政治家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及欧洲共产主义者）现在正重新发掘并将毫无科学根据和经验实证而仅仅是盲从和迷信的资产阶级原则，溶进其社会主义思想之中。

这种思想变革的逻辑和一般结论是：

人们已经不相信合理计划的可行性，而接受了（即使不是崇拜）市场。

因为市场正击中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问题。

当前辩论的真正危险并不在于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之后的短期内，应当多大程度地依靠商品交换，而在于社会主义的目标的本身（建立一个可能花上一个世纪才能建成的无产阶级社会）是否值得去实现，为什么值得实现。

对于从巴贝夫，圣西门到恩格斯，卢森堡的许多思想家来说，这一向是个根本问题。

对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来说，它依然是一个中心问题（尤其当我们阅读阿历克·

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时）。

　　这使我们面临着一种困境，同样也给试图回答阿历克的人及其它“市场社会主义”的赞成者带来了困难，他们希望分析和校正苏联，东欧和中国过渡经济失常局面，这本是一种正统和必要的当务之急。

我们并不相信这些社会具有任何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也不相信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已经遍及这些国家的各个角落，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彻底地压抑过（现在变得实用）残存的市场关系。

但是，诺夫一书的要旨是经典定义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列入日程，从一开始就仅仅是一种空想。

换言之，诺夫的论述，不仅仅涉及过渡时期的具体经济问题，而且也触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苏联这个历史上落后，遭受战乱破坏和官僚暴政统治的国家的经验，常常被用来为反社会主义计划的古典论添枝加叶。

应当问这样一个问题：

难道苏联经济所遇到的某些问题，不正说明普及社会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吗？

相比之下，我相信能证明一点，即在大多数先进国家中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表明现在的物质、技术、和人力资源需要实行计划。

同时这些先进社会也表明大规模失业、妇女劳动力及少数民族受到极度剥削，以及政府和公司在保护生态方面的失误所造成的大量问题，都将有待于通过真正社会化及民主的计划所建立起来的全新的社会来解决。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为经济效率或是对无产阶级的盲目崇拜而反对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主张社会主义，如果仅仅因为那些主张官僚集权的苏联人错误地引证马克思的论述，就因此无视在马克思著作中达到完美的社会主义传统论点，这将是错误的，这样做就如同因为反动的资本主义分子引用人权原则，而我们就拒绝这些原则一样错误。

　　决策过多？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一看，阿历克为反对他所谓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计划经典概念而提出的某些经典论点。

基于对苏联经济的真正了解，他论证说在俄国，某一时期内可能会存在1200万种商品的生产，只有市场才能够起到合理安排这些商品生产的作用──决策的量太多，致使任何一个民主的生产者协会都无法处理，从这一论述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让我们首先把其中含糊不清的东西清除掉。

诺夫的数字中包括大量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此外还有专用设备，而普通公民是不会遇到也永远不会消费这部分产品的；

它还包含了同一种消费品的不同品种，在西方社会中，这可能意味着10种不同的清洁剂或20种面包，一般人只消费其中的一两种，而不是全部。

了解这一点，对认识诺夫所面临的困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事实上，先进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并不“分配”数以百万计的商品——无论消费品还是生产品，私人消费者在其一生中最多也只能购买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对于许多人来手这已经够夸张了）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费“数以百万”的、不同商品，或者根据“市场信号”来“选择”这些商品。

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及斯大林时代所推崇的那种观点（有一种“无限的消费需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有“无限的产品”）只不过是一种荒谬的幻想，你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消费无限的产品。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在地球上存留的时间确实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看一看生产品（包括中间产品），那么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量的中间产品根本不是通过市场来分配的，而是通过定货来生产的。

很显然，这种情况同样适合于今天大多数的重型机器产品。

当你去超级市场时，你所要买的绝不是涡轮发电机，你是通过非常精确的规格来订购这些产品的，即使它是由社会供给商调节的，但与“市场分配”绝非一回事。

各种供货商并不会制造出可供您选择的各种商品，他们只能生产一种被自发使用的产品。

没有市场机制的介入，这一过程也会照常进行，代替供货商之间的竞争，你将计算出不同生产单位的各类产品成本，并选择最廉价的供货商——假若所有质量以及技术方面的规格都符合要求的话。

　　由此我们便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

在当代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消费品还是生产品绝对不是按“市场信号”来生产的，都不是年复一年的波动，更不是每天都在波动，当代生产的主流，符合现行的消费模式，以及预先确定的生产技术，而后者很大程度上（即使不是全部），是独立于市场的。

这是怎样造成的呢？

它恰恰是劳动的日益客观社会化所造成的。

　　为什么那些很大程度上是预先知道的产品所所需要的资源分配，不能靠生产者联合体在计算机的协助下予以解决呢？

计算机可以同时处理“数以百万计”的方程式，当然，消费者的习惯不是固定不变的，技术上的长期变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消费品的核心结构（不仅仅从根本上改变产品的生产方式）。

一个世纪前的马车以及马车所使用的零件，都是标准产品。

今天汽车已经代替了马车，并随之带来了一系列后果（汽油、道路建设、零部件等等）。

100年以后在建筑上几乎不使用水泥、钢材、玻璃和铝材，在今天的民用建筑中，木材和砖瓦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

　　然而，这种变化最终大规模的出现，推动着它们的原动力并不来自市场和消费者，而主要来自发明家和生产单位联合体。

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到处奔走，要求福特公司给他们汽车，要求苹果公司给他们计算机；

相反倒会有不少的企业（马克思在熊彼特之前的半个世纪就已经指出：

这种由资本主义内在竞争和劳动——资本之间阶级斗争所决定的、不间断的技术变革和发明的必要性）不断地把新产品抛给消费者，以便造成一种对其产品的需求，使它们能够尽可能多地推销自己的产品。

2、稀缺与丰裕

　　正如诺夫所描述的那样，在一种先进的工业经济中，分配的绝对复杂性，只是幻想，谁也不能否认，民主社会主义的计划也会面临某些困难——有些可能预见到，而另一些则无法预见。

　　但是，从诺夫提出的技术含义上讲，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逾越的.他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批判，不仅针对他建立无阶级社会所使用的方法，而且也针对社会主义目标本身.因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赖以生存的前提（按诺夫的观点）──丰裕是不折不扣的空想。

下面便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

“让我们将丰裕定义为一种充足，这种充足可以在价格为零的情况下，满足人民的需求，没有一个人会不满足或是去追求别的更多的东西（或者至少是能再生产的东西）在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中，这个概念起着关键的作用。

丰裕消除了资源分配上的冲突。

因此从定义上讲，每一个人都拥有足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相互排斥的选择.....那么，也就没有理由认为形形色色的个人和组织，会相互竞争，以获得随意可得的东西。

让我们以苏格兰城镇的供水为例，显然它不是没有成本，在水库管道修建，水的净化，以及设备维修等方面，都投入了劳动，但由于水源充足，没有必要通过“规定价格”来限制水源利用，各种用途的水源供应都是大量而充足的，它绝对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市场化”，水的供给也不受任何“价值规律”或者利润标准支配，不存在因为水源而展开竞争，也没有因为水源而引起冲突。

如果其它物品也像苏格兰的水源那样，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那么人类社会就将形成一种新的姿态，追求财富的欲望将淡化，而财产权以及与财富有关的一切犯罪现象都将消失。

　　诺夫没有前提的推理

　　在诺夫关键性的论题中，有一大堆没有根据的前提，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所谓“丰裕”是指不存在资源分配的冲突；

接着，他又悄悄地把“资源分配”变成仅仅是消费者的需求。

因为假若苏格兰有50个发电站开始运转，那么当然不会有足够的水源。

换言之，诺夫不声不响的提出了一个假设条件：

充足是由特定时间、地点的需求决定的，而且只被它们所决定，其它一切条件均相等。

或者他把现存的消费习惯（以及生产模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和永恒不变的，然而他并没有使这种假设更加清楚。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先前所说的丰裕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社会主义行不通，这种断言就会被推翻。

在他的论点中，还有更深一层的矛盾，阿列克一方面指出，要么苏格兰居民保存足够的水源＂就必须用劳动力修建管道，水库，并进行维修活动。

既然劳动力的“相对稀缺”的，用于修建水管、水库的同一劳动力也可以用来生产任何其它的替代品──建立高尔父球场、发电站，甚至去造导弹，然而奇怪的是，总的来说，围绕“资源分配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苏格兰，水源可以“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分配，围绕所涉及的劳动力分配也不会存在明显的冲突。

所以，诺夫以及无数经济学家（更不要说社会学家，以及玩世不恭的哲学家）在资源普遍稀缺和人类具体行为模式之间的联系上，根本没有给予经典论证。

因为上述例子可以说明，假如满足某种条件的话，在特殊情况下，人们对某种具体商品所表现出的态度完全可能不带有财富欲望。

　　条件是什么呢？

为什么“价格配给”在苏格兰居民水源消费的例子中成了多余的呢？

令人吃惊的是，阿历克并没有提到经济方面的原因，尽管马克思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毫不困难地也同意这一点（这马上说明了为什么同样的原因不能应用于该地区发电站潜在的倍增情况），这是由于对每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说，对水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已经等于零，或者为负值，免费供水也许会导致一些轻微的浪费，然而该浪费却低于该特殊产品的“价格成本”（安装水表，雇佣控制人员，收取水电费等）。

在这种情况下，给水确定价格是不合算的，稳定的，可预见的（倾向于下降）需求，乃是关键的有效经验数据，其它一切都来源于此。

　　但是，如果在全部资源的稀缺中，水源的充足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同样适用于相同条件下的其它产品和劳务呢？

苏格兰水源果真是唯一的一种需求弹性等于零或负值的物品吗？

这恰恰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陷入矛盾的地方。

因为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后资本主义机制的出现，需求弹性不足、能免费分配的商品以及劳务数量也会逐步增加。

让我们假设当60%或70%以上的消费品和劳务都这样分配，这种累进式的增长将会极大的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

　　在诺夫的结论中，还偶然出现一个预期理由，他在此处好像认为，“产权”不可避免的来自“稀缺”。

当然，稀缺既然造成了这样的权利，就有必要建立一套具体的社会机制，来促进、支持、捍卫生产数据的私人占有，割断广大劳动者同这种权利的联系，割断他们同自己生存基础（土地、水源、空气）之间的天然联系，这些反过来又同具体的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他们保卫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其它阶级保卫自己的利益对土地产权的“稀缺”已延续了数千年，因此，如果今天的苏格兰人民（英国，欧洲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能够民主的做出决定，不将产权授予那些利用水能的潜在投资者，任何经济法则也不会因为仅仅存在着稀缺而将公有水源变成私有水源。

那么处于对洁净的没有确定价格的水源的偏爱，他们可能不得不为消费者“支付”更加昂贵的能源“价格”（即在能源产业上所消耗的更大量的物质和人力），不过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作为消费者和公民来说这是正确的·

　　处于同样的原因，得出稀缺造成普遍的“人类追求欲”这种结论也是错误的，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普遍的追求欲望。

追求欲望是具体的，与其说同产品的总稀缺或者某一产品的稀缺有关，倒不如说同某一具体需求的相对密度更有关。

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也同样稀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汽车，许多司机（当然还有大多数汽车爱好者）都想得到一辆这种牌子的汽车。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此而加入一场狂热的角逐，他们不会计算着每一个便士，以便能以任何代价获得一辆稀缺的“罗尔斯”。

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一种对豪华汽车的追求欲望，当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也得不到这种汽车时，他们更不会精神崩溃，所以说追求欲望在“总稀缺”消失之前便早以不存在了──就像苏格兰人对水的追求那样。

这足以证明，最敏感的需求已经被满足了，或者在这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消费饱和状态，这便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它是完全现实可行的。

3、需求层次

　　为了回答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我们引用“需求的相对密度”这一概念。

这个概念对社会主义计划有几种含义，在今天的西方通过消费者对“有价格的商品和劳务”（如果存在着“非价格”商品的话）的不同行为，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需求密度。

但是这并不一定通过货币来间接衡量，它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比如说，通过分析在收入突然下降情况下（就像目前萧条期大多数人收入情况一样），具体消费模式的变化，某些广泛的特征将会清楚地表现出来。

因为其它开支将先于另一部分被削减，每一种消费品范畴内的某种产品都将被减少；

而另一些产品则会增加（例如消费更多的猪肉，减少对瘦牛肉的消费）。

在保健方面的开支要比在化妆品上的开支更不容易变化，这并不是随意作出的选择，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知识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资本的崇尚）在于，由于中产阶级进而广大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有关消费模式的大量经验和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在许多国家是类似的，这显示出一个客观的、在过去几十年中对几百万人都相同的选择顺序，一切对人类需求负责的讨论，都应当从这里开始。

　　这种讨论得出的是一种早在150年前由普鲁士统计学家恩格尔所提到的模式：

一旦经济增长使需求多样化，便会出现一种明显的需求等级，有基本需求和补充需求，也有对奢侈品的需求和边际需求，概括地讲（在这里我们随时准备接收经验数据，而不是抽象推测的纠正），我们要在第一类中归入基本食品和饮料，衣服、住房以及相关的居住设备（例如：

暖气、水电、卫生设备、家具），教育与保健，工厂的往返交通，在某一工作速度和强度下恢复劳动力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休息及娱乐。

这些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如果一个普通工资收入者想继续在某一个水平上工作所必须满足的需求。

这些需求还可以进一步分为生理上的最底需求以及历史道德上的补充需求，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它们的含义不同，它们的波动以及变化，不仅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有关，而且也与相互冲突的社会阶级的历史力量均衡改变有关。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