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浪花到大海分析茹志鹃小说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毕业作品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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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错了的故事》
【ABSTRACT】RuZhiJuanistheContemporaryChinesefamouswriter,sherepresentedwithshortstories,notonlyinartcreationisrich,andtheboldexploration,deliberatelyinnovation.Inherdecadesofwritingcareer,isboundedbythe"
cultural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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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RuZhiJuan;
Novel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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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tation;
《Thelilies》;
《Theclipwaswrongstory》
一、引言
在我国当代文坛上，茹志鹃是一位深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
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素来为评论界所称道。
她不仅创作丰富，而且勇于探索，刻意求新，致力于在创作道路上对于艺术风格的探索和发展。
她的创作大体可以以“文革”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微笑到沉思”是著名评论家黄秋耘对茹志鹃小说创作道路的精辟概括。
本文根据茹志鹃的创作试对茹志鹃小说的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
从处女作《生活》开始，四十几年来，茹志鹃在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勤奋写作，笔耕不辍，奉献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她也一直致力于艺术风格的探索，“几十年来，她顽强探索、孜孜追求，努力采撷生活中的美，着意塑造平凡而高尚的人物形象，奋力开掘从一朵浪花到大海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创造、发展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1]
到1958年发表的《百合花》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茅盾曾经称赞她的作品“清新俊逸”，肯定了茹志鹃的艺术风格。
十年浩劫前，她曾经出版了《高高的白杨树》和《静静的产院》，这两个短篇小说集，包括了茹志鹃自解放后17年中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
作家在经历了十多年复杂动乱的生活后，事业和思想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过十多年的沉思和严肃的探索获得了新的感悟和认识。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她又重新拿起笔，以新的特有的姿态和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以饱满的热情和探求的精神连续创作了《出山》、《冰灯》、《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家务事》、《一支古老的山歌》等有影响力的小说。
其中《剪辑错了的故事》更是荣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奖。
如果说《百合花》的出现是作家独特风格形成的标志，那么《剪辑错了的故事》就是茹志鹃创作风格突破和发展的标志。
二、选取浪花——微笑看待生活
有人评价茹志鹃是一位手擎百合花的风格作家。
这用来概括茹志鹃前期小说的风格是十分贴切的。
那时她的作品的基调是色彩柔和、调子优美，质朴隐秀、委婉细腻的。
她在“文革”前的作品善于从“小处着眼”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从极其平凡的生活中挖掘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
她擅长通过细节描写和对人物进行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来塑造许多平凡而又伟大，可亲可敬的普通人物形象。
她的作品朴素自然却往往能拨动读者的心弦，激发读者心灵的真挚情意，令人深思。
她的小说根植于现实生活，因而虽然选取的是生活中的一朵浪花，描写的也是普通人物，但作品却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能唤起人们对人和生活的美好信念。
茹志鹃热爱生活，她总是微笑着面对生活观察生活，这也是她挖掘生活中美的东西用于创作的前提。
正如她自己所说的：
“生活赋予了我一双单单属于我自己的眼睛。
我就是带着这双眼睛去看我周围的生活的。
这是一双带着幸福的微笑，非常单纯的、热情的、信赖的眼睛。
”这种态度与她自身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茹志鹃年幼时就多磨难，丧母失父同孤儿无异，十几岁就随兄参加革命队伍。
童年给她留下的是生活贫困的记忆，而在她投身革命队伍后却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队伍的温暖，也正因为这种温暖让她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憧憬。
所以在她的创作中，我们能看到她对解放后新生活的歌颂，作品也多以歌颂为主题，并且这种歌颂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
（一）创作题材和主题
从创作选材和主题提炼上出发，茹志鹃前期的作品“选择的是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中的一支插曲”[2]，来反映生活的侧影和时代的风貌。
她一反当时盛行的只用黄钟大吕的调子来正面表现叱咤风云的场面的风气，而是截取生活中一些富有特征性的横断面，细致入微地镂刻伟大变革所引起的人民群众心理上的变化，以小见大，歌颂普通人民的美好心灵。
她的代表作《百合花》反映的是1946年解放战争的题材，但作者避开了正面惊心动魄的战场，而是选取了后方的包扎所里的一支小插曲。
这与大多数作家把战争生活写的轰轰烈烈不同，在她的笔下，看不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战场，只有在战斗生活角落里的小故事。
如果用绘画的一种技法来形容茹志鹃的这一创作，她用的就是工笔细描。
细细描绘了小通讯员的羞涩，新媳妇的俏皮大方，两人之间借被子的过程以及最后新媳妇为通讯员盖上新被子的动人情景。
小说中出现了大部分生活化的细节描写，日常生活场景更是重点展现，所以《百合花》虽然反映的是战争生活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除了《百合花》之外，茹志鹃前期创作的《如愿》、《静静的产院》、《春暖时节》、《高高的白杨树》、《关大妈》等都是截取生活的横断面，描写的是微不足道的“身边琐事”或“儿女情”，但却从中以小见大的揭示了时代变化对于家庭和人民精神面貌的影响。
茹志鹃通过对实实在在、努力跟上时代步伐的“小人物”的塑造，以及描绘平凡而富有生活特征的画面展示人物的精神时间，显示出深刻的社会内容。
从她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茹志鹃前期创作的小说主题很少涉及重大的社会矛盾，这与她的题材选择有很大关系，但不难发现，作家的作品充满积极向上的歌颂，为社会主义唱赞歌，是她小说创作的主旋律。
茹志鹃前期创作时正是全国沉浸在胜利的歌声中，神州大地朝气蓬勃，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她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而激动，她认为，“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社会风貌的新变化,新人,新事,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矛盾,这一切都使我热情难抑,心潮逐浪,我努力去认识,去挖掘这个时代的主题,这个时代中人们独有的精神风貌,这个时代特有的人与人的关系。
”在时代的感召下,茹志鹃以胜利者的喜悦心情,带着幸福的微笑观察现实生活,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和着时代的主旋律,真诚地唱出赞歌热情洋溢地讴歌新社会,新人物,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
《百合花》就是这一主题模式的代表。
小说虽然以战争为题材，也写了流血和牺牲，但通篇找不到戏剧性强烈的冲突。
人与人之间尖锐的矛盾也没有出现，而是着意歌颂了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人性美和军民之间的真情。
作者突出表现的是军爱民，民拥军的军民鱼水情。
《高高的白杨树》通过对两代人不同命运的描写,揭示了新旧生活的重大变化,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过去生活的追忆,以及对未来的渴望和追求。
作品中张大姐牺牲了,但是张大姐的愿望都已实现或正在实现。
就整个作品而言,它所展示的是一幅农村生活的壮丽图景,是一首新生活的赞美诗。
[3]
茹志鹃的《如愿》中的何大妈更是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鲜明的人物代表。
她渴望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把自己的劳动直接同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赢得社会的尊重。
同时她主动教育儿子放弃旧观念旧思想，这样的形象让读者看到了新思想伟大的生命力。
而《静静的产院》里的谭婶婶是一位淳朴善良性格内向的从旧社会过来的农村妇女，在推广新法接生和创建公社产院的过程中，是有功之人。
但是她不思改革，安于现状，对新事物缺乏热情。
最终她在荷妹和杜书记等人的教育下，扔掉了保守的包袱，接受了新事物，赶上了飞速前进的时代步伐。
这个人物的塑造和故事赞颂了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进取精神也给有过光荣历史的人们树立了继续努力的旗帜。
温柔年轻的少妇静兰是《春暖时节》的主人公，在文中她是一个将自己紧紧束缚在狭窄的家庭内，结果与具有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的丈夫产生隔膜的传统女性。
经过努力，她转变为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参加集体劳动，懂得生活更深意义的新时代的妇女。
而作者也正是借由描写这种转变来揭示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人们的影响。
这三篇小说都是茹志鹃以小见大的典型作品，小说题材和内容有所不同，但在小说主题却是一致的，都是对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赞扬，都是对社会主义生活的歌颂。
（二）人物形象
茹志鹃前期创作中出现的的人物，很少出现传奇性的大英雄，也很少写被批判的或者反面人物，多是普通的男女劳动者。
相对而言，人物形象比较单一，主要的人物大多数是女性形象。
《阿舒》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天真、幼稚而又纯洁的阿舒，一个“不懂人事不知愁”的姑娘，但是在她当了生产队会计后，她开始思考人活着的意义，认识到了干部应该全心全意为群众工作迅速得到成长；
《春暖时节》中一个典型的温柔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静兰在意识到自己以前狭窄的思想后，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生产中，通过集体劳动使她懂得生活更深的意义，培养了主人翁的思想感情；
淳朴、善良、性格内向的谭婶婶在意识到自己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是不行的，勇敢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毅然地扔掉保守的包袱，积极地学习和接受新事物，追赶新时代的步伐，还有何大妈等等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在作家笔下活灵活想出现在读者的眼前，而且我们都能发现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能找到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善良的，富于牺牲精神的，勇敢坚毅的。
这是茹志鹃前期作品刻划人物形象的基本特色。
虽然这些女性形象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不能否认她们拥有共同的特质。
最明显的就是《百合花》中的新媳妇，性格比较单纯，表面上看起来温顺、忍耐，但内心却表现刚强。
在描写人物时，茹志鹃善于通过人物的行动、语言、肖像描写以及心理刻划来塑造人物性格，线条柔和、细腻。
其中她又着力于人物的心理刻划，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触描写了作品中的各类人物，擅长描写普通妇女的内心的情感变化。
细节描写是茹志鹃在塑造人物性格和表现人物性格时最常用的艺术手法。
在前期的作品中，她往往通过提炼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和场景，把人物的内心活动写的细致入微并真实可信。
《百合花》中小通讯员枪筒插花，肩膀上四次出现破洞的细节的出现，展示了一个单纯、天真、腼腆、热爱生活由勇于牺牲的人物形象。
这样的细节描写是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个性鲜明。
矛盾称赞“作者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
[4]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是茹志鹃创作的特色。
《百合花》中枣红色的被子面上绣着素雅的百合花，除了表明新婚少妇的身份外，还象征着纯洁无瑕的劳动人民的感情。
《高高的白杨树》中则把白杨树作为大姐高尚品格的象征，而未正面出现过的主人公——“我”所怀念和寻找的大姐，则是顽强追求理想和情操的象征。
（三）小说的情节结构
茹志鹃“文革”前的作品除了摄取题材和选择人物与众不同外，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上也有其个性。
以《百合花》为代表的前期作品，一般都是单线索的，情节比较简单，以情节的发展为顺序，是一种单纯、明快、缜密的传统式结构。
她的小说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
被公认为茹志鹃代表作的《百合花》、《如愿》、《静静的产院》、《春暖时节》等都没有什么意外惊人的事件。
但是作家精巧的艺术构思，细致严密的剪裁组织，却使得平凡的事件有疏有密、灿然可观。
虽然文章篇幅短小，但是起承转合，应有尽有。
茅盾说：
“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又富于抒情的风味”。
[5]
（四）作品语言
从作品的语言看，作家前期的作品语言，简炼、自然、流畅、含蓄、纯静、优美、委婉、清丽、明快。
因为前期作品中茹志鹃是怀着真挚的感情，讴歌新人新事新风尚，所以塑造的多是美好的人物形象，根据人物形象塑造和感情表达的需要，作家多采取抒情的笔法，使用浓郁的抒情语言。
因此在这段时期的作品语言可以说情浓意密，如画如诗。
三、站在浪头——沉思观察生活
世事沧桑，岁月如流，当年以百合花风格蜚声文坛的茹志鹃经历了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十多年的艰难和苦痛使得许多微笑着的人都皱起了眉头。
她不再单纯的用微笑着的眼睛看待世界，她的目光变得更加敏锐，视野更加开拓，观察也更加深刻。
她严肃的思考，无畏地面对现实，她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勇敢的去挖掘、剖析、鞭笞一些阻碍前进的东西。
用她自己的话说：
“过去十七年中,我写歌颂的占绝大部分,经过文化大革命,我脑子复杂一点,也看到有一些东西需要鞭答,也想拿起鞭子抽它两下子。
”茹志鹃还说过：
“风格与作家怎样在生活中吸取养料大有关系，风格是从吸取养料开始的。
”一位作家的风格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能随主观愿望任意转移的。
十年浩劫是的社会现实更加复杂，在这种复杂的现实情况下，茹志鹃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不再简单化的看待生活了。
她说：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带着一种比较真诚的、天真的、纯洁而又简单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我看一切都是很美好,都应该歌颂⋯⋯而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我的脑子比较复杂了,社会上的许多事情也复杂了,看问题不那么简单化了,年纪也大了几岁,的确像小苔所讲的,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向每个人都张开美丽的翅膀。
”[6]面对更加复杂的现实，茹志鹃改变了过去颂歌的风格，重新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通过不同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生活中的尖锐矛盾，无情鞭挞了当时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严肃谴责了十年浩劫后某些人的不良思想作风。
六十年代初，许多评论家指出茹志鹃的不足，“选取大题材，把人物放在尖锐的斗争中，并用强烈的色彩烘托，用粗线条勾勒，恰恰是（至少目前是）作者的短处。
她的能力不能运用自如的发挥出来。
”为此，茹志鹃也曾表态：
“我也要克服自己的不能把人物放在尖锐矛盾中去发展的这一缺点。
”经历了十多年的苦痛，茹志鹃做到了，她用自己的作品对那些提出她的缺点的评论家作了回答。
茹志鹃后期创作的作品在题材上不满足于生活中的小浪花、小插曲，而是开始触及到那些具有重大社会现实意义的主题。
（一）选材和主题
茹志鹃后期的代表作《剪辑错了的故事》一改过去的选材角度，作家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大处落手，摄取反映生活中重大问题的题材，揭示了社会的矛盾斗争。
《剪辑错了的故事》中的老寿和老甘不再是浪花式的人物，他们都是站在浪头的人物。
小说描写了同在战争硝烟中患难与共的一对老战友老党员在大跃进时期的不同变现，一个是公社书记（后提升为县委书记）老甘，一个是生产队队委、梨园管理负责人老寿。
他们是老党员老战友，但是一个成了甘木公社的甘书记，虽好大喜功虚报功绩不顾人民死活，却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楷模是旗帜，另一个对甘书记的错误做法愤懑抵制的老党员老寿则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样的两个人物本身就具有矛盾性，而且随着故事的展开，尖锐的斗争和冲突也随之而来。
这样的题材和矛盾冲突是茹志鹃前期作品所没有而又想追求的东西。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篇小说几乎是短篇小说领域里第一篇正面接触、重新认识“文革”以前的某些历史教训的小说。
小说用艺术的形式尖锐地涉及了大跃进这一历史现象的评价问题，反映了那个时期一些人大搞“左”倾，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的严重错误。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主人公之一老寿的意识活动提出了尖锐而严肃的问题，“现在的革命好像掺了假，革命有点像变戏法，……为什么变戏法，变给谁看？
……看来戏法还是变给上面看的，这、这革命到底为了谁呀！
”这些问题是值得一切真正有党性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人去思考的。
这篇小说的背景作家选择的是我国历史上的大跃进运动，是当时全国人民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
而这显然与茹志鹃前期作品的选材有了很大的差别，从小到大是作家小说创作选材的一大变化。
《草原上的小路》茹志鹃关注了经历“文革”后被解放的老干部，写了一些干部官复原职后对自己曾参与制造的冤案却无动于衷，只求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后现实生活的矛盾以及青年一代如何选择生活的道路等问题。
“我怎么想起写《草原上的小路》？
生活中有很多感受,‘四人帮’被粉碎后,党在为很多老干部落实政策,也为一些知名人士落实政策,在我的生活中也接触了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小人物,他们也有需要落实政策的问题,那么,我觉得也有责任为不被人注意的小人物讲讲话。
而往往这个小人物的冤案倒不一定是‘四人帮’时代的。
另一种感受,也就是说一些老干部,的确,当‘四人帮’压制他们的时候,他们感到很痛苦,而他们解放了以后,需要他们解放那些小人物的时候,他们却是很犹豫的,不是那么坚决的。
于是乎从生活来的感受,平时接触的年轻人,各种各样的年轻人构成了《草原上的小路》的基本调子。
”[7]在小说中，茹志鹃鞭挞了没良心的官僚主义者石一峰和他的儿子、庸俗的功利主义者石均的灵魂，也塑造了小苔“思考的一代”这样一个意蕴深邃耐人咀嚼的形象。
《儿女情》提出了一个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消失时，我们要向谁交割？
难道“向一个‘不成器’的儿子，还带上一个‘妖精’，献上自己的整个世界。
”[8]这是摆在一些老同志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也是很难处理好的问题：
“儿女关”怎么过？
而这篇小说为当时许多的老同志敲响了警钟。
小说中的田井是一个好干部，平易近人，公道能干，劳动观念强，可这样的一个革命老将却过不了“儿女关”陷于封建思想“望子成龙”的泥淖。
她的儿子和未来的媳妇都是十足的小市民，脑子里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
他们从阶级观点看是与母亲田井对立的。
但是田井仍然向这样的人“交割世界”。
那么毫无疑问，如果老一辈革命家都如同田井一样，那么党和国家很快就会变色。
《一支古老的歌》则把眼光放在了革命队伍中干部人事的问题上，提出了像屈雍那样在其位不谋其政，有他无他一个样，整天在局里喝茶、看戏，办事情拖拖拉拉没有效率的官员是党和人民不需要的。
茹志鹃大胆地提出了党和国家的干部行政机构臃肿的现象，强调干部队伍进行调整改革势在必行。
这样的题材与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息息相关，不可谓不大。
[9]
一九七九年茹志鹃同志曾经讲过“过去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非常天真非常纯洁的眼光
来看社会主义,歌颂那些美的东西。
我觉的这是一个方面,这是应该的,如果连这一点热情也没有,这个作家也难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了。
但是另一方,还是要看到别的一些不那么美的东西,坏的东西,对这些也必须要充满热情地去鞭打它。
”与“文革”前的作品相比，茹志鹃在后期的创作中除了继续发挥前期创作的长处，对题材的拓展和对主题的深化外，不再一味地带着微笑观察生活，去为社会主义唱颂歌，而是在经历了变化后的社会生活面前用冷峻深沉的目光去剖析复杂的现实，她的作品主题由单一地歌颂生活转为歌颂与鞭挞并存，通过揭露虚假丑恶的事物来讴歌美好的情操。
例如：
《一支古老的歌》中在茹志鹃的笔下的屈雍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整天无所事事虽是干部却没能真正做好干部的形象，这是作家揭露的黑暗的或者作家想要鞭挞的，但是作家笔下的这个屈雍，却被《松花江上》的歌声重新点燃了革命的热情，而这就是茹志鹃的高明之处，她挖掘出了老革命家们保持革命的理想、情操，她通过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让读者看到更多的希望和美好。
这是作家的进步，一味唱赞歌或者一味写黑暗都是对社会缺乏深刻理解的表现，而作家在后期的创作中却在明快中显出厚实，是自身创作的一大进步。
从作品的人物形象上来看，与前期作品相比，后期的作品人物形象的类型变得丰富，人物形象的刻划也变得更加复杂。
在茹志鹃前期创作的作品中，人物形象是比较单一的，而且多为妇女形象，但是作家在经过多年思考，观察生活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感知事物的方式也悄悄改变，不再一味的歌颂，而是更加全方位的看待事物。
因此，从后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形象的类型多样化了，妇女形象小说中仍有存在，但是党的干部、男女知青等各种符合生活面貌人物形象也都出现了。
这些新形象的出现都是茹志鹃在后期创作中进行新的探索和追求的结果。
随着人物形象的丰富，也就使得茹志鹃在对人物的刻划上变得更加复杂。
《剪辑错了的故事》没有同作家前期作品中一样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肖像等传统的表现手法来描写人物，而是对人物的内心直接披露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故事中的老寿和老甘不像《百合花》中的小通讯员、新媳妇那样单纯。
就拿老寿来说，作家没有采用透过外在活动来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让老寿的意识流动来展现他的性格特征。
《剪辑错了的故事》中老寿的内心从困惑到斗争，再到沉默，这是一个复杂而激烈的思想变化过程。
他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党员,在革命战争中,他怀着对共产主义幸福的憧憬，全力支援人民军队。
时间过渡到“大跃进”年代,他对党的一些干部搞浮夸风,欺上瞒下的作法开始怀疑!
他认为“现在好像掺了假,革命有点像变戏法·
”他去找他心目中的党的领导干部老甘,要求老甘关心人民的疾苦,结果却是老甘批评了他,认为他不听话跟不上党的步伐。
受了批评的老寿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难道自己真的有了二心？
杀了头也不能有这个心啊！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忠于党的老党员的形象出现在眼前。
而在后文中，与老甘不同，老寿没有离开土地和人民，他心里还是记挂着党和人民，在听到要砍掉梨树时，他“心里像插了把刀”,于是,愤怒地喊出了人民的呼声：
“上面有文也得听听老百姓的！
”显然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老党员与当时“大跃进”的氛围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他被戴上攻击“大跃进”的帽子，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沉默了,但仍在梦幻中反抗。
茹志鹃在典型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以辛辣的笔法刻划了一个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
像老寿这种性格复杂的“立休式”人物,在作家的后期作品是不乏其例的。
[10]还要注意的是，作家在《剪辑错了的故事》的人物塑造上抛弃了自己擅长的细节描写而采用作者直接大量的叙述来展现人物。
前面提到茹志鹃前期作品犹如工笔细描，那么后期的创作就是粗线勾勒。
[11]人物形象类型的多样化和人物性格的复杂化,标志着她在创作的探索过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能否认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就是这个新阶段的里程碑。
（三）情节结构
茹志鹃的小说创作因为思想内容和主题的变化，再加上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变化，也引起了艺术变现形式上的发展变化。
从情节结构上看，与《百合花》为代表的前期作品中传统的结构相比，以《剪辑错了的故事》为代表的后期作品的结构显得别具一格。
茹志鹃在艺术构思上进行探索，她改变了前期作品中以情节发展为顺序的单纯结构，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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