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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渡镇穿越时空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在F基地所在的大系统内,“大石洞”一度曾与“东风”、“马兰”齐名。

仍回到进入F基地的这条公路吧。

也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条今天仍然少有人走的国防公路,在云南的历史地位仅次于滇缅公路,虽然其长度仅有后者的十分之一。

据载,F基地组建之初,选址在新疆库尔勒。

然而,1969年8月,在新疆塔城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苏军为报当年3月在黑龙江珍宝岛遭我重创的一箭之仇,悍然偷袭我边防巡逻部队,使我遭受严重损失。

在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形势下,组建仅两年多的F基地被迫另行选址。

1970年7月4日,奉中央军委电令,F基地开始自大西北万里转场大西南,在滇北重建反导武器试验场。

毫无疑问,刚刚兴起的共和国“空天之盾”,需要寻找一条新的生路。

F基地转场之时还没有这条公路,近万人及数百台车辆、近千部机械装备,是先后搭乘24批专列自黔西进至滇东嵩明的杨林火车站,而后走古老的马帮道艰难进入滇北的新场区的——这正是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时一军团“兵临贵阳逼昆明”的路线;

而柯渡镇则是中革军委“调虎离山袭金沙”的中军大营。

F基地的先驱者走红军的老路进入柯渡,同时要开辟一条直通昆明的新路,于是军委总部调来了几个工兵团和汽车团,承担筑路和靶场建设、营区基建等重任。

同时,云南省动员昆明、曲靖、楚雄所属17县民兵2万多人,编成3个民兵团参加施工;

不久又抽调省交通局下属公路工程第4团加入,施工人力达到3万多人。

当时,以2名军人配属100个民兵,编成一个筑路连,分发炸药和机械车辆等,划分路段“承包”,这正是当年滇西民众修筑滇缅公路的模式。

据说,此前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曾向周恩来总理反映:

“云南太苦了,老百姓负担很重,这条路可否不修?

”总理简单作答:

“这条路必须修,且要修好!

回味着总理这句话,我仿佛能看到他紧蹙着眉头,将目光投向1935年4月29日在柯渡镇为红军寻找生路那个夜晚。

据载,1935年4月25日,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自黔西进入云南的东大门曲靖。

28日,军委纵队从曲靖西屯、面店一带出发,经马龙的鸡头村、王家庄一线,率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均进驻寻甸境内。

由于红军各路大军连日向滇中疾进,迫使滇军主力不敢离开昆明,而后面的追军又无法及时赶到。

这一情况表明,敌人已经无力阻止红军北渡金沙江,加之金沙江两岸空虚,军委首长抓住这样的时机,果断决定各路红军立即向金沙江推进,准备抢渡金沙江进入川西。

宏观历史叙事,总会略掉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

比如,初次进入云南的红军,此时手上只有一份云南省略图,图上滇东北地名、路线都不很准确,特别是金沙江各渡口位置均未标明,军委首长怎么就敢贸然将3万大军引向可能背水作战的兵家“死地”呢?

开国空军少将吕黎平,此时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参谋。

多年以后,他在回忆中道出了拥有地图对于长征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4年10月21日至25日,红军从江西于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而后渡过信丰河(桃江),使8.6万人顺利进入湖南,正是因为事前对突围地带进行了图上作业和实地勘察之后,才选定的突破口。

但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到达临武、蓝山地域后,向湘江西进途中,因处在湘粤桂三省交界区,没有大比例尺地图。

在敌人重兵追击下,殿后的红三十四师进入江华县境内萌渚岭山区,无法撤出渡过湘江,最终深陷敌军重围损失殆尽;

师长陈树湘受伤后被俘,苏醒后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慷慨就义。

据吕黎平回忆,红军进入滇东后的几天,因为没有精密地图,仅靠询问向导搜索前进,每天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经常要走弯路。

这使得上下都为之忧虑,迫切需要搜集大比例尺地图,以迅速找到过江的渡口,摆脱紧追而来的敌人。

我不是宿命论者,但难以解释的是:

恰好1935年云南省测绘完成了第一套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

而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进入云南后也是两眼一抹黑,云南省主席兼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派人给担任前敌总指挥的薛岳送地图,恰好就被红军给“打劫”了。

战事发生在曲靖以西8公里的关下村,时间为4月28日下午。

担任军委纵队打前站任务的作战参谋吕黎平和管理科长刘金定,率领先遣分队——侦察通信队,发现从昆明方向驶来一辆汽车,立即伏在路边向车轮开火,致使汽车抛锚。

众人端枪冲上去,俘虏了驾驶室里的一名军官和几名司机、押运员,并在车厢内发现十套十万分之一云南省地图,及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等好东西。

经审讯被俘军官,得到的口供是:

本人是薛岳的副官李某,奉命前来昆明向龙云请求支援地图和药品,拿到后即准备返回贵阳,却没料到红军进展神速而有此劫。

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委首长与红军总部直属机关即进至关下村附近,并决定在此地附近的三元宫宿营。

刘金定和吕黎平汇报缴获地图的情况后,毛泽东如获至宝,对二人大加夸奖,并打趣说:

要“感谢”龙云,是他解了燃眉之急!

这一夜,自然是首长们读图、掌控各路部队行军进程的不眠之夜。

我虽然已经多次重回故地,却没有到过曲靖,它位于F基地大本营所在的寻甸县境以东。

通过卫星地图检索确认,320号国道上的关下村车站附近现在立着一块纪念碑,碑文简单记述了关下村战斗始末,但不了解背景者恐怕难以体会这件事多么要紧。

4月28日夜,侦察科继续审问薛岳的副官,实在问不出什么来,就让他睡觉了,但29日早晨却发现他跑掉了。

刘伯承听科长毕占云报告后,不高兴地说:

看守人员睡大觉,岂有不跑之理。

刘伯承似乎没有特别生气,虽然明白跑掉的这个副官已了解红军动态。

当然,这可以解释为拿到地图、确认金沙江渡口位置后,红军首长们心里有了数;

而薛岳追军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

我曾比较系统地翻阅过云南省及所辖市区州县的文史资料选辑,其中有一篇文章的说法比较新鲜:

此前,龙云与朱德暗中早有联系,曾交换过密码本,对这次红军借道过境云南心里其实有底。

送给薛岳“礼物”的同时,已密电告知红军,双方共同演出了一出“双簧”给蒋介石看——这仿佛是三国时期张松献地图的翻版。

据我分析,这很可能是一种基于“事后心态”的想象,当不得真。

实际上,中央红军全部进入滇东后,中共中央曾于4月25日在富源营上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认为蒋介石对龙云把持云南向国民党中央闹独立早有记恨,但苦于无法插手云南。

此时,借追剿红军之机让中央军进入云南,正好达到控制目的;

同时又可驱使滇军与红军作战,削弱其势力。

而龙云害怕红军入滇抢其地盘,一方面企图借蒋之力将红军拦截消灭于滇东;

一方面又对中央军入滇存有戒心,因此在军事行动上未必能与中央军保持一致。

3月底,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命龙云派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率部东进“救驾”。

但当红军入滇后,龙云于4月26日急令紧随红军的三个旅停止追击,赶回昆明防守。

孙渡率部追至曲靖后,即转向昆明集中。

4月29日,中革军委于寻甸鲁口哨向各部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

“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向西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

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根据地。

为此,指定总参谋长刘伯承为渡江先遣队司令,负责组成渡江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军渡江。

决定红军兵分四路行动:

一军团抢占元谋龙街渡;

三军团抢占禄劝洪门渡;

干部团抢占禄劝皎平渡,军委纵队随干部团跟进,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殿后;

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在巧家至东川之间过江。

一军团从昆明东面和东北面绕过,兼有佯攻昆明,掩护其他纵队的任务。

鲁口哨,是从曲靖西进寻甸途中的一个小村。

从关下村至鲁口哨约30公里,从鲁口哨至寻甸县城约40公里。

28日夜至29日上午,就在这短短70公里行程中,红军确定了前进方向。

29日,红军各路以急行军速度,向金沙江方向推进:

一军团从马龙的红桥、寻甸的塘子一线出发,进入嵩明县境并攻克县城。

红军利用有线电话与昆明守敌通话,扬言要攻打昆明。

先头部队还进抵距昆明15公里的大板桥,沿途张贴要攻打昆明的标语,造成威逼昆明之势。

昆明守敌被红军的佯攻所震撼,不敢出城应战。

三军团从高田村一带出发,经七星桥攻克寻甸县城。

军委纵队和五军团则以急行军速度,从嵩明、寻甸交界地带超越一、三军团,进驻姚家村。

姚家村属寻甸县先锋镇,就在镇政府所在地东面两公里处,均在今天东西走向的77号县道沿线;

路基下有一条与公路平行的小河,叫做蟒蛇河。

先锋镇北面,是一座双峰大山,两峰分别叫做大黑山、馒头山(地图上标为斧头山),海拔均为2700多米,是寻甸境内的制高点。

对于F基地的军人和孩子来说,大黑山和馒头山是无比神奇的存在,每天早晨都能看到太阳从那里升起。

基地很多部队曾去那里爬山拉练,父亲所在的医院组织人员去那里采过中草药,孩子们则把能爬上大黑山当做“成人礼”来炫耀。

彼时的77号县道,可能是由寻甸县城通往柯渡镇的旧官道。

由先锋镇西行十几公里,途经一个可“赶街子”的可郎村,进至下沙朗村后转弯向北;

再沿河谷前行5公里左右,经过甸尾村,即进入南北狭长约6公里的柯渡坝了。

而77号县道以曲尺形半包围的这个区域,就是F基地的大本营所在地,包括基地本部“大石洞”、医院、通信总站、子弟学校等单位。

不过,当时军委纵队似乎没有走这条谷地里的官道,而是直接爬上大黑山,由制高点居高临下向柯渡坝推进的。

这当然符合军事行动的原则。

如此,红军就如同洪水般漫过了F基地的整个营区范围,沿着大黑山东麓的山梁进入柯渡坝——多年以后,一想到儿时采蘑菇、捡松果时走过的山路,可能曾经也被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走过,心里常常有点激动。

据柯渡镇的老人回忆,红军是从丹桂后山小路下到坝子来的。

那应该是4月29日傍晚时分。

丹桂,这个位于坝子最北端、柯渡河对岸的靠山小村,后来即因此进入了光辉史册。

如今,这里建有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主要包括中央红军总司令部旧址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中央首长驻地旧址,分别在村中的两户地主宅院内。

其中,红军总部驻的是汉族何姓地主的大四合院;

中央首长驻的是回族杨姓地主的两个并列打通的小四合院,军委二局的无线电台则设在这个院落侧面的一座广式阁楼内。

寻甸县的全称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柯渡镇内汉族、回族、彝族及苗族杂居的情形很典型,而丹桂村的村民主要是汉族和回族。

笔者曾简单梳理过云南回族的来源,大概有三支:

最早的一波应该是元代经略云南时随蒙古大军而来的色目人之后裔,此后是明朝将领傅友德、蓝玉和沐英南征时带来的回族将士后裔,而后是清朝“同治回乱”时被清军镇压、强制拔营聚集至此的各地回族。

历史上的民族恩怨三言两语难以道尽,但当红军进入柯渡镇的时候,此地的汉、回、彝、苗各民族已和睦相处了几十年。

比如红军总部和中央首长借驻的汉、回两姓地主宅院,相隔不到百米,应是当时该村有代表性的两户人家。

汉、回村民均以耕种、经商为业,生活习惯与风俗彼此尊重包容,呈现的是相安共处、共建家园的状态。

但刚刚进入柯渡镇的红军却不了解这些情况,于是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

一天,一名红军小战士误把火腿带入丹桂村南边的回回村(今回辉村)清真寺,引起寺内阿訇和穆斯林的不满。

红军首长知道后,马上带着这名小战士向阿訇赔礼道歉。

之后,朱德总司令闻讯从丹桂村赶到回辉村接见了阿訇,在嘘寒问暖之余,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命红军宣传员用紫土在清真寺墙壁上写下“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的大幅标语。

历经80年风风雨雨,这条红军标语竟然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党的民族政策可以追根溯源的重要物证。

“红军绝对不拉夫。

”是则当年红军写在丹桂村清真寺叫拜楼上的另一条标语,指向十分清晰。

但在红军驻扎柯渡镇的短短两天内,却有13名当地回族青年志愿报名参加了红军,被编成一个回民班,任命毕发斗为班长。

两天后,这个回民班即随红军踏上了长征之途。

后来,除班长毕发斗在腊子口战斗后因伤掉队返乡之外,其余12名战士自离开柯渡以后就一直杳无音讯,再也没有回到故土。

自4月29日晚至30日,军委纵队在柯渡驻了两天。

在这两天时间,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中央和红军首长主要办了一件大事:

调度、指挥各路红军渡过金沙江。

按预定方案,中央红军分四路从不同渡口渡江,居中路的军委纵队所选定的皎平渡自然最为要紧。

皎平渡位于柯渡镇西北方向,在寻甸县西邻的禄劝县最北部。

从柯渡镇出发,经鸡街后过普渡河,由翠华下禄劝县城后,又折向北进至茂山,再沿轿子雪山(属乌蒙山脉)东南山脚的团街、撒营盘、皎平,即进抵金沙江皎平渡南岸。

这是今日能走汽车的县级公路,行程至少在150公里以上;

当时红军可没法如此按部就班行进,必须翻山越岭抄近道直奔目标。

虽然已有地图在手,但仍须有部队探路、开路,特别是要把皎平渡渡口抢夺在手,这个任务落在了红军干部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萧应棠身上。

干部团是在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杨两个军校合编而成的,全团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另外还有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

学员除上干队以外,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连排级干部——一些朝气蓬勃和富有战斗经验的青年。

干部团随军委纵队行进,主要担任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任务。

多年以后,萧应棠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在柯渡受领任务的前后过程:

4月的云南,天气暖和得使人感到有些炎热,只穿一件军衣还不免汗流浃背。

白漂漂的水田里,一撮一撮的禾苗被风吹得摇摇摆摆,好像是欢迎我们的队伍一样;

两边小山上,红花绿叶,树木丛生,蜜蜂蝴蝶嗡嗡地飞来飞去,真是一个迷人的春天。

但是,这美好的风光,我们却连多看一眼都不能够。

我们不能停留,因为后面有十几万国民党军队在紧紧追着我们。

一天晚上,大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

半夜,我起来查哨,查到中央首长住的院子门前时,看见里面还有灯光闪动。

这么晚了,哪位首长还不睡觉呢?

正在和哨兵问话时,忽然从里面出来一个人,越走越近,到跟前才看清楚是周恩来同志。

我在黑暗里立定了,问道:

“副主席还没有睡觉吗?

”他说:

“还没有。

啊?

是你吗!

查完哨了吧!

来,跟我进来坐一会儿。

这里是一所地主的庄院,房子比较整齐。

副主席住的屋子里摆着几把古式的椅子和一张古式的桌子,桌上摆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和几样简单的文具,另外还放着一个小纸包。

墙上挂着一张大地图,看来,副主席是在研究进军路线。

在暗淡的灯光下,副主席的脸上显得又黄又瘦,眼睛也不如以前那么奕奕有神,唉!

首长们也拖得够受的了。

坐下了以后,副主席问我:

“你们五连还有多少学员?

”我回答说:

“在遵义、土城战斗中伤亡了一些,现在还有一百二十多人。

”接着他又问到我连的行军情况、学员情绪、武器装备等情形,我都一一地作了回答。

副主席沉吟了一会儿笑着说:

“你们五连在遵义、土城时打得很好,以后千万要保持这个光荣啊。

”说完打开桌上的纸包要我吃饼干,这是警卫员给他预备的夜餐。

我说:

“首长吃吧!

我晚饭吃多了,现在还肚子胀呢。

”副主席把纸包推到我面前,再三要我吃。

我只拿了小半块,一边嚼一边等着副主席问话,但他一直没有说什么,最后说:

“好吧!

不早了,休息去吧。

从副主席屋里出来,我心头猜疑不定,副主席这样详细地了解我连的情况,是一般的调查呢,还是在挑选什么重要任务的对象?

想到这里,心里怦怦直跳,后悔刚才没有大胆地问个明白。

第二天,部队没有出发,学员们都有抓紧时间做些清洁卫生和粮食补充等工作:

一些人围着院子中央一口大锅煮虱子;

一些人弄了些稻谷在推米;

有些人在补衣服;

还有些人在擦枪、磨刺刀。

我和一些学员坐在房檐下打草鞋,一面打,一面听着大家叽叽咕咕在那里谈论。

有人说:

“后面敌人追得那么急,我们倒停下不走了,你看奇怪不奇怪!

”他一说完,就有人答腔:

“这有什么奇怪的,一个是等着跟他们打一仗,再不就是前面有大任务,需要准备。

”又有人插嘴问:

“你说有什么大任务?

是攻打昆明呢?

还是抢渡金沙江?

”这一问,没人作声了,都拿眼睛朝我看,我说:

“上级没指示,谁知道是干啥呢。

下午,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

衣服洗的洗了、补的补了,粮食袋子又鼓了起来,枪支刺刀又擦得闪闪发光。

学员们三三两两地跑来问我怎么还不走,我心里本来着急得不得了,这一问更问得烦躁,便跑出去转转,打听打听消息。

这个村子倒不大,有个二三百户人家,绿茵茵的水田围着一所所竹篱茅舍,显得十分清静;

老百姓的生活还不错,比贵州要强得多。

根据服装上看,少数民族数目还不少,只是每家除一些老幼妇孺以外,年轻男女差不多都跑光了;

不用说,这又是国民党搞的鬼——打仗打不过我们,净会编造谣言。

在一所空无一人的小学门前,我在被风刮得乱飘的纸片当中看到一张云南省地图,心里一喜欢就捡了起来。

过去打仗总是靠上级指方向,靠向导带路,连个东南西北也摸不大清;

有一张地图,虽然简单,也比没有强多了。

根据图上看,我们要北上抗日,金沙江是一定要过的。

金沙江,这又是我们的一道难关,敌人防守的严密是不用说的了,如果强渡的话,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战。

回来的路上,在中央机关门前走过时,看见人来人往,匆匆忙忙,像是在开会。

虽然其中有我认识的干部,但也不好意思问。

到各连去转了转,人家也是莫名其妙,看样子,在我们长征路上,又出现什么新的重大问题了。

第三天上午,听说敌人追兵日益迫近,已经开始采取包围形势了,但还是没有命令作任何行动。

每个战士的心情,都越来越不安。

中午,我突然看见传令兵朝我们连走来,我赶忙迎上去问:

“团长叫我们吧?

”传令兵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真的了,心里一高兴,拉着李指导员就往团部走。

团部屋子里坐满了人,除我团的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以外,还有认得的和认不得的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屋子里弥漫着旱烟叶子味,看样子正在开会。

见我们进去,陈团长以命令的口气说:

“中央决定我军北渡金沙江,并决定我团担负抢夺渡口的任务,我团也决定以二营为先遣支队,并以你们五连为前卫连。

你们的任务是:

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迅速地抢夺渡口,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准备好了马上出发!

”他说完了又指着旁边一个穿黑衣服的同志说:

“中央派一个工作组和你们一同前去执行任务,这是组长李同志,由他统一负责。

”我们和李同志握握手,简单地商量一下出发时间,便回到了连里……

阅读这段文字时,我的心里是那样亲切和温暖,因为萧应棠在柯渡镇这两天休整的时光,恰如F基地刚刚进驻柯渡的情景。

彼时,基地本部“大石洞”营区和医院尚未建成,全体军人均分散借住在柯渡镇附近的老乡家里,做饭时互相送饭菜给对方。

在从昆明通往F基地的国防公路修通以前,滇北是极为封闭的地区。

尽管柯渡回民素有行商的传统,但那时赶着马帮翻山越岭到昆明要走五六天,很多人一生也没有到过省城。

但是,柯渡人却牢牢记住了当年那支仿佛从天而降的红军。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常常盯着父辈们军帽上闪闪的红星,探问他们与当年戴着同样红星的那支队伍的渊源,父辈们总是自豪地说:

“我们就是那支红军部队啊!

”于是,老乡们开始奔走相告: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那时,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的文艺青年。

在繁星满天的夜晚,父亲常常吹起笛子,母亲就会唱起那首刚刚流行起来的著名电影歌曲: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红军经过柯渡的那个春天,正是映山红开遍原野的季节!

据载,4月30日,军委纵队、五军团和三军团全部进入柯渡地域,做抢渡金沙江的准备。

一军团则向元谋龙街行动,沿途连克禄劝、武定、元谋三县城,以U形路线迂回进军300余公里,将各路追敌吸引过来,这就使军委纵队、三军团有可能实现秘密渡江。

5月1日,军委纵队经鸡街入禄劝县境,顺利通过了普渡河铁索桥,当晚抵达小仓街(今翠华镇)。

同日,干部团前卫第5连和中央前卫侦察组,于傍晚赶到皎平渡口,搜索到两条旧船,并于当晚渡过金沙江,消灭了对岸的川军守敌,控制了渡口。

以此记述反推,萧应棠连领受任务从柯渡出发的时间,似为30日下午。

但按萧应棠的记述,本连应是29日晚宿营丹桂,30日休整准备一整天,第三天即5月1日傍晚衔命出发,经过一整夜又一整日不眠不休的连续行军,于5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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