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寿险业承保利润周期根源探析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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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恢复保险业务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保险市场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在保险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持保险业,特别是非寿险业发展的稳定性便成为保险业界人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Enezian(1985)证实了美国非寿险业承保利润的周期性,随后许多学者如Cummins(1987)、Chen等(1999)证实了其他发达国家以及一些亚洲国家承保利润的周期性(见表1)。

承保利润周期的存在导致承保业务发展的波动性,如果不知道承保利润周期出现的根源,就可能做出有悖于这一周期的决策,影响公司的投资策略、发展规划等。

例如,在承保利润的高峰期,保险公司如果继续增加投资,扩大供给,那么在下一阶段,承保利润逐渐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保险公司可能会出现流动性不足;

同时,由于扩大供给,保险公司会损失不必要的承保成本,导致经营的不稳定性。

因此,如果对承保利润周期有清晰的认识,找出承保利润周期存在的根源,或者顺应这一周期,或者熨平这一周期,保险公司就能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从而维持长期的稳定发展。

  随着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深入,一些学者也逐渐开始这方面的研究。

王波(2006),张琳、朱园丽(2007),冀于娜、郑海涛(2009)均证明了我国非寿险业中车险的承保周期为5-6年。

但是,对于承保利润周期产生的根源却存在较大分歧,胡三明、吴洪(2007)指出车险业承保利润周期仅与真实GDP有关,而张琳、朱园丽(2009)指出滞后损失率和滞后保费增长对当期保费增长影响非常显著,其他因素如真实GDP等对保费的增长没有影响。

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增加赫尔芬达——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Index,HHI)、是否有重大法规制度调整和巨大损失产生等指标分析保费的变化,进一步探寻中国非寿险业承保利润周期存在的根源,以便于管理者和监管机构能够制定适宜的应对措施,促进非寿险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承保利润周期理论分析

基于承保利润周期客观存在的事实,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许多学者都在探寻承保利润周期存在的根源。

到目前为止,产生了许多解释这一现象的观点,归结起来,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

恶性竞争(Cummins等,1987)、费率厘定方法(Venezian,1985;

Cummins等,1987)、承保能力约束(Winter,1994)、利率波动(Chen等,1999)、经济周期(Lamm-Tennant和Weiss,1997;

Grace和Hotchkiss,1995)、数据收集迟滞、续保迟滞、监管迟滞和会计规则(Cummins等,1987)等。

总体而言,各国影响承保利润周期的因素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由于国情不同,因此结论也存在差异性(见表2)。

 

针对国外研究成果,本文结合中国实际,对实证模型加以修正,具体如下:

  

(一)没有考虑股票指数

  因为我国保险公司能够投资于股票市场只是近几年的事情,从1985年至今考察股票指数对承保利润周期的影响,意义不大。

  

(二)增加衡量中国保险市场结构的HHI指标

  国外关于承保利润周期的研究主要针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非寿险业发展历史长、水平高,多数国家的保险业属于垄断竞争。

在这种保险市场上,虽然存在一定的垄断势力,但是竞争也是充分的。

而在我国产险市场上,2009年初前4家产险公司的市场集中度达到71.59%,前8家产险公司的市场集中度达到82.61%,HHI为20.56%。

根据美国学者贝恩的市场垄断程度分类方法以及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布的市场结构分类标准,目前我国产险市场呈现出垄断程度较高的寡占Ⅱ型结构。

  (三)增加标识政策性因素长期和短期影响的虚拟变量

  我国保险市场结构的形成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政策性原因及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造成的,带有较强的行政强制色彩。

它经历了完全垄断到寡头垄断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承保利润必然会发生波动。

同时,许多政策法规不断出现,它们滞后于保险业的发展,并且存在一个循序渐进的实施过程。

不平稳的利润与政策法规的阶段性产生、实施相互作用,势必导致承保利润周期,或者至少对承保利润周期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多数研究对承保利润周期原因的分析都是针对保费的,从保费波动中探寻承保利润波动的原因。

但是,承保利润不仅取决于保费,而且取决于赔款支出,因此巨大损失的产生会对承保利润周期产生较大影响。

  三、非寿险业承保利润周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及变量的选择

  对于非寿险市场承保利润周期的实证研究,本文只针对车险市场,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自1988年车险保费第一次超过企财险后,车险一直保持产险第一大险种的地位,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2000年以后,车险保费的市场份额占60%以上,到2005年增加到70%以上。

这表明车险市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非寿险业的全貌。

另一方面,王波(2006),张琳、朱园丽(2007),冀于娜、郑海涛(2009)验证了只有车险存在承保利润周期,其他险种不存在或者尚未呈现承保利润周期特性。

因此,本文对车险市场数据进行研究,希望由点及面,得到有益于非寿险业发展的新成果。

本文采用1985-2008年的保险数据,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中国保险年鉴》中的部分数据进行了调整。

其中,1985-1997年的数据包括人保、太保产险和平安产险三家公司,其他保险公司的统计数据不完全,而且市场份额总计不足3%,因此这三家公司的数据基本上可以反应整个产险市场的情况;

1997年及以后的数据为所有产险公司的数据。

2001-2008年保险公司车险市场份额的数据依据《中国汽车市场年鉴》,而2000年及以前的数据主要根据《中国保险年鉴》车险保费计算得到。

真实GDP和三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

表3列出了实证研究需要的主要变量。

对多数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以保证序列的平稳性。

鉴于车险巨大损失的统计资料较少且不易获得,本文不予考虑。

  

(二)实证检验

构造回归模型,通过检验模型中各个变量的t值是否显著以及拟合优度的变化,考察它们对保费变动的影响,进而得出承保利润周期存在的原因。

实证检验结果见表4,其中各解释变量对应的值是回归系数,括号中是相应的t统计量。

  其中,ai,bi,i=1,2,…,6是回归系数,c是随机扰动项。

  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采用九个模型依次剔除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检验,以期得到显著影响保费增长率的因素。

其中,模型

(1)剔除了滞后损失变化率,模型

(2)剔除了滞后损失率变化率,这两个模型几乎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说明滞后损失变化率和滞后损失率变化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为消除多重共线性,后面的模型中或者只使用滞后损失变化率,或者只使用滞后损失率变化率。

模型(3)~(7)分别剔除滞后保费增长率、市场结构及政策法规、宏观经济因素、滞后损失变化率、滞后损失率变化率等因素,检验各个解释变量对保费增长率的影响。

在前六个模型的基础上,后面三个模型做了针对性的检验。

模型(8)剔除了宏观经济因素和市场结构及政策法规因素,模型(9)则只对宏观经济因素和市场结构及政策法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是(8)的反向检验。

虽然是对车险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但是通过分析这一主要的非寿险业务,不难发现一些反映整个非寿险业情况的结果:

  1.与发达国家相似,我国的GDP增长率对当期保费的增长率影响非常显著。

在含有GDP增长率的六个模型中,t统计量都是显著的。

观察模型

(1)和(5),当不存在GDP增长率时,模型(5)的拟合优度仅仅为0.55,而当包含GDP增长率时,拟合优度达到0.8。

这表明GDP增长率与车险保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总量年均增长9.7%,2009年是1978年的95.7倍,而“推动中国保险业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快速发展”(张伟等,2005),因此,经济周期的存在必定会导致保费增长的波动,进而成为形成承保利润周期的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2.在我国保险市场上,HHI、政策法规的实施对保费增长率影响较大。

中国独特的保险业发展史决定了保费增长与市场结构及国家政策法规密切相关。

在含有HHI的六个模型中,它的t统计量都是显著的。

虚拟变量中,d1、d3的回归系数也全部显著。

观察模型

(2)和(6),

(2)中含有HHI指标和虚拟变量,它的拟合优度达到0.8,然而在相同条件下,不含有这些变量的模型(6)的拟合优度仅为0.58,这充分表明市场结构与政策法规对保费增长率的影。

向。

进一步观察发现,仅仅d1和d3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制度因素对保费增长率的短期影响是显著的,但从长期看来,随着保险公司对新制度的适应,这种短期冲击逐渐消失,不存在对保费增长率的长期影响。

观察模型(3)和(7),在没有HHI指标的情况下,拟合优度由0.77降到了0.6,单独的市场结构变化的加速度对保费增长率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3.过去损失增长率对当期保费增长率影响较小。

比较模型

(1)和(3),拟合优度分别为0.80和0.77,过去损失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它对当期保费增长率的贡献较小。

虽然我国非寿险业务的保费厘定也是基于历史损失数据,但是我国保险业历史很短,截至2000年,中资财产保险公司只有9家。

在厘定保费时,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只能借鉴其他保险公司或者行业统计数据,甚至是国外的相关数据。

因此,不同于许多发达国家,我国保险业的历史数据不足,导致了当期保费的增长率与过去的损失增长率相关性较差。

  4.过去保费增长率对当期保费增长率影响较小。

根据模型

(2)和(3),很容易得到这一结论。

虽然车险市场存在恶性竞争现象,但是对于整个车险市场而言,非寿险公司的承保能力还是充足的,在多数情况下,保险公司没有达到承保能力的边缘。

另外,利率增长率对保费增长率的影响也很小,这主要是由于:

一方面,车险是短期险种,资金流动性要求比较高;

另一方面,我国利率长期处于国家计划中,在我们分析的大多数时间里,利率尚未市场化。

  综合上述分析,并将模型(8)与反向模型(9)比较,可以发现,真实GDP增长率和政府管制下的保险市场结构变化的加速度是保费增长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损失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这些因素是影响承保利润发生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鉴国外研究成果,首次引入HHI指数和重大政策法规的调整来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寿险市场的承保周期现象。

研究发现,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我国非寿险业承保利润周期的出现在较大程度上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但不同的是,我国承保利润周期的出现还与政策导向下的寡头垄断市场有较大关系。

一方面,保险个体必须尊重并顺应这一周期,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

另一方面,保险个体的行为对承保利润周期也会产生影响,保险个体可以通过改变经营管理模式、加强逆经济周期监管、平衡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等途径减少承保利润的周期性冲击,促进非寿险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具体而言:

  

(一)企业要居安思危,居危思安,在一定程度上实施逆经济周期经营管理

  在经济繁荣时期,公司应该采取审慎保守的态度进行风险管理和费率厘定,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在偿付能力充足的条件下,公司则采取相对积极的态度。

通过逆经济周期经营,能够减少行业内部顺经济周期性,防止系统性风险积聚,进而减少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时对保险业的冲击。

  

(二)保险监管机构应该加强逆经济周期监管

  “各国的监管大都在严格监管与宽松监管之间选择和转换”(冷煜,2009),我国保险监管也难以脱离对这一命题的选择。

在经济繁荣时期,实行较为严厉的监管,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实行相对宽松的监管措施,这样就为保险业的发展注入“镇定剂”,减少承保利润周期对公司经营造成的波动性。

另外,保险监督机构在实行新政策时,应注意实施力度,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以免对整个市场产生震荡性的冲击。

  (三)保险业在加快市场结构调整步伐的同时,要注意这一调整的均衡性

  自1980年恢复保险业至今,保险市场主体迅速增加,市场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这造成了保险经营的不稳定性。

因此,保险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制定适宜的政策措施,适度降低进入壁垒,完善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加快市场结构调整的步伐;

另一方面,还要注意这些措施的协调性,要保持市场结构调整的均衡性和稳定性,培育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保险市场体系。

《保险研究》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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