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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仅要“引进来”,同时也要“走出去”的方针指引下,加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已达18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2%。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2006年居世界第18位。

然而,相比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2006年居世界第5位,2007年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748亿美元来说,规模还相对较小,发展潜力很大。

因此,在假定FDI是带动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一个极为有效的途径下,尤其是在现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已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

1.引言

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总的来说,呈现出逐步优化升级,由低级向高级逐渐演进的趋势。

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一般是,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质量日益提高,第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直接作用于本国市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直接的作用,而对外直接投资则通过海外资源补缺效应,边际产业转移效应,新兴产业成长效应等,间接促进母国的产业结构优化。

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ojima,1973)提出了“边际产业”投资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的成熟衰退或即将处于成熟衰退的产业开始,通过到东道国当地投资建厂的方式将劣势产业逐步转移出去,出于此种目的的产业转移为母国优势产业的发展留下空间,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来说具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

英国学者坎特维尔和托兰惕诺(Cantwell1994;

Tolentino,1993)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相关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而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升级换代。

对于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我国学者汪琦(2004)论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途径和传导机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行之路,适当的产业选择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

从实证分析方面,另一些学者范欢欢,王相宁(2006)通过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研究,却得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能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结论。

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探讨对外直接投资究竟能否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原因何在?

考虑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巨大,本文在分析中对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了对比检验。

2.研究方法和数据选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图1可知,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其比重由1982年的最高点33%下降到2006年的约13%,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

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的最快,比重从1981年约22%提高到2001年后约40%以上,上升了近18个百分点,2006年达到40.66%。

第二产业是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曾从1981年的46%下降到1990年的41%,然后又逐步上升到1996年和1997年的47.53%,再到2006年的46.58%。

图1我国的三次产业比重变动(1981-2006)

资料来源:

本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相关资料计算

本文采用Granger方法进行因果检验。

Granger方法是用于检验两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于1969年由J·

Granger提出,20世纪70年代中Hendry和Richard等加以发展。

其基本思想是给定一个信息集At,它至少包含(Xt,Yt),如果利用Xt的过去比不利用它时可以更好地预测Yt,称Xt为Yt的Granger原因。

在做Granger因果检验时,必须首先对要进行检验的两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判断其是否为平稳序列,因为序列的不平稳性是造成虚假因果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序列不是平稳序列,则应经过一次或多次差分使之平稳化,然后对两个平稳化后的序列进行Grange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采用存量来进行检验,这主要是考虑到流量虽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产业结构调整更具有长期性,因而存量更具有滞后性。

由于国家统计局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有2003年以来数据,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数据则没有统计和公布,故这两个变量采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分别记为CCOFDI和CCIFDI。

为了数据的一致性,对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也采用了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局的统计资料英文版,分别记为CC1、CC2和CC3。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时间长度选定为1981—2006年间。

各变量均取对数分别记为LNCC1、LNCC2、LNCC3、LNCCOFDI、LNCCIFDI。

本文采用Eviews5.0统计计量分析软件进行分析,用ADF检验方法分别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LNCC1、LNCC2、LNCC3、LNCCOFDI和LNCCIFDI五个序列的ADF检验值(绝对值)都小于一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绝对值),表明序列存在单位根,都是非平稳的。

但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DLNCC1、DLNCC2、DLNCC3、DLNCCOFDI和DLNCCIFDI的ADF检验值(绝对值)都大于相对应的一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绝对值),表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可以判定检验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Granger检验。

表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各变量的单位根(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别(c,t,p)

ADF检验值

概率

临界值

结论

LNCC1

(c,0,1)

-0.706089

0.8269

-2.635542*

不平稳

LNCC2

(c,t,1)

-2.807204

0.2087

-3.248592*

LNCC3

(0,0,1)

-1.497086

0.9624

-1.608495*

LNCCOFDI

(0,0,1)

-1.404349

0.9553

LNCCIFDI

(c,t,1)

-0.528309

0.9744

-3.243079*

DLNCC1

(c,0,1)

-4.238455

0.0033

-3.752946***

平稳

DLNCC2

(c,t,1)

-3.274671

0.0955

DLNCC3

(0,0,1)

-2.539376

0.0136

-1.956406**

DLNCCOFDI

-2.207302

0.0292

-1.957204**

DLNCCIFDI

(c,t,1)

-3.397257

0.0764

注:

检验类别(c,t,p)中c表示含常数项,t表示含趋势项,p表示差分滞后阶数;

D表示差分因子;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0%,5%,1%的Mackinnon临界值。

3.检验结果与原因分析

Granger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选择滞后2期,在10%的显著水平上,LNCCOFDI不是LNCC1的Granger原因,也不是LNCC3的Granger原因,但是LNCC2的Granger原因。

检验结果同时显示,LNCC1、LNCC2和LNCC3都不是LNCCOFDI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化只有单向的Granger原因。

这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无助于解释我国的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也无助于解释我国的第三产业变动,但是有助于解释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变动的原因,即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促进了我国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动。

表2我国FDI与产业结构变动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对外直接投资:

零假设

F统计量

P值

LNCC1不是LNCCOFDI的Granger原因

LNCCOFDI不是LNCC1的Granger原因

1.78450

0.18921

0.19633

0.82924

接受零假设

LNCC2不是LNCCOFDI的Granger原因

LNCCOFDI不是LNCC2的Granger原因

0.20908

3.56521

0.81327

0.04962

拒绝零假设

LNCC3不是LNCCOFDI的Granger原因

LNCCOFDI不是LNCC3的Granger原因

0.36983

1.06597

0.69598

0.36516

外商直接投资:

LNCC1不是LNCCIFDI的Granger原因

LNCCIFDI不是LNCC1的Granger原因

0.38558

1.48625

0.68554

0.25270

LNCC2不是LNCCIFDI的Granger原因

LNCCIFDI不是LNCC2的Granger原因

0.65889

2.94760

0.52947

0.07810

LNCC3不是LNCCIFDI的Granger原因

LNCCIFDI不是LNCC3的Granger原因

0.03531

4.27438

0.96537

0.03027

观察期为24,滞后期为2。

再来分析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于我国三次产业的影响,Granger因果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变动的Granger原因,不是我国第一产业的Granger原因。

同时,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变动都不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Granger原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只有单向的Granger原因。

这说明了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第一产业没有影响,但是确实提升了我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比重,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第二产业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外商协议投资中第二产业占60.3%,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2.9%和36.8%;

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一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下降为2.6%,第三产业的比重也降低为25.8%,而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上升为71.6%,比20世纪80年代提高了11个百分点,其中对工业部门的投资达到69.2%。

显然,外商对第一产业的直接投资还很小,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相对偏低,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一直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门。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第二产业的投资,对于我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

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最密集的行业有微电子、汽车制造、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办公用品、仪器仪表、制药、化工等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

500强在华投资于电子及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非金属矿物的项目虽然分别只占10%、9%和2%,但是投资规模却分别占21%、14%和4%。

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投资现在越来越向第三产业倾斜,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第三产业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就第一产业而言,实际投资一直低于协议投资,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更小,如在1999-2006年的实际投资平均比重只有1.6%。

第二产业以及工业的实际投资比重,从高于协议投资比重到逐渐低于协议投资比重,1997年第二产业的协议投资比重和实际投资比重分别为66.7%和71.9%,而2004年这两个比重变为76%和75%。

第三产业则反过来,实际投资比重从低于协议投资比重过渡到高于协议投资比重,1997年第三产业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比重为31.2%和26.7%,2004年则是21.9%和23.2%。

2005年和2006年第二产业实际投资比重持续下降为74.1%和67.4%,同时,第三产业实际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为24.7%和31.6%。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第二产业发展的原因,部分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和国别地区有关。

由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可知,截止到2006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占有最大比重的并不是制造业(75.3亿美元,占8.3%),而是商务服务(194.6亿美元,占21.5%)和批发零售业(129.6亿美元,占14.3%),两者合计占了35.8%。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我国制造业产业发展迅速,产品生产大量增加,这两个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实根本上是为国内企业面向国际市场销售提供相关服务的原因而发展起来的。

这些对外投资更进一步地促进了国内第二产业的发展,导致各种产品生产数量进一步增加,由于接近市场使得产品品种也得以多样化,新产品更多更快地被生产出来,满足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使得我国第二产业的结构发生变动。

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所遭遇的资源瓶颈问题日趋严重,我国开始了对于境外资源行业的大量投资,从存量看,采矿业占据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行业(179亿美元,占19.8%),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从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看,采矿业当年就达到85亿美元。

资源开发行业的大量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初级产品中矿物燃料进口大增密切相关,也带来了我国的贸易产品结构的直接变动,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其实是进一步增强了我国的第二产业的生产能力。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第一位是香港地区,而对于香港地区的大部分投资都是与贸易相关的,通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这其实是对我国第二产业发展有利的,而我国制造业在港投资则只占全部投资的4%左右,其他投资还分布于银行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等,主要是利用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行相关融资的便利。

从我国对于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拉美避税天堂的投资来看,出于建立境外离岸公司便于融资,合理避税的投资动机明显,而对于通过投资拉动国内第三产业发展则不明显,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Granger检验数据不支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第三产业影响的原因。

4.结论

以上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调整都具有很大影响。

而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只在第二产业中产生了作用,并没有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因而对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有限。

主要原因在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并不是我国的“边际产业”如纺织、化工、初级机械加工等处于成熟衰退期的产业,因而没有产生小岛清所分析的“产业转移”效应。

我国国内第二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和“两高一低”行业的过度发展,带来了许多环境、资源问题,对于国内新兴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发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这在很大方面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有关,同时也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为新兴产业留出发展空间密切相关。

因而,有必要国家通过政策调整,一方面改“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

另一方面利用人民币升值的大好机遇,通过政策引导和相关扶持,鼓励我国“边际产业”的企业“走出去”,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才能有效升级国内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Kojima,K.AMacroeconomicApproachtoForeignDirectInvestment[J].HitotsubashiJournalofEconomics,19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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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ntwell,J.TheMethodologicalProblemsraisedbythecollectionofFDIData//EnIRELA·

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

ThecaseofLatinAmerica·

1994:

9-27

[3]Tolentino,P.E.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ThirdWorldMultinationals[M]·

LondonandNewYork:

Routledge,(1993)·

101-104

[4]汪琦.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及传导机制[J].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04

(1):

17-21

[5]范欢欢,王相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J]科技管理研究.2006(11):

56-58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6)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7-2007)

[8]中国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利用外资统计年报(1997-2007)

作者简介:

李兵(1969-)男,汉族,河北沧州人,山东经济学院国贸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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