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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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一定时代、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行政机构对文化领域的问题所颁布的相关规定和对策原则。
民族文化：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化的差异与特色是划分民族的标志之一，而民族又是文化划分的依据。
但由于历史发展条件和文化本身的结构、功能等的特点，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正因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是独特的，所以作为一种价值而言，它们均处于平等的地位。
国别文化：
它是以国家为划分文化的社会依据，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即在统一的国家内民族共同体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性质：
中国文化又称中华文化、华夏文化、炎黄文化，它属于国别文化。
两个文化层面——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
上层文化指宫廷文化与上层文人所创造、拥有的文化；
底层文化指民间文化，即不依赖于统治阶级的广大人民及其精英人物所创造、拥有的文化。
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指的是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
文化传统：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化，既因时因地而异，又有一定的稳固性和延续性。
贯穿于民族和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类文化的核心精神，即文化传统。
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及其历史阶段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一切文化事象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存在、变异、发展，从而具有某一时代的特色；
其次，文化是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积淀并确立了自身的传统。
因此，我们描写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历程，只有在各阶段文化纵向比较的基础上，探求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才能对民族和国别文化有清醒的认识。
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它是在传承中积淀下来的，是历史的产物，又在每一个时代产生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形式特点；
因此，它带有各时代的普遍特性，又综合了不同时代的多方面的内容。
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前对待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错误态度的分析：
有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古代文化，从而认为讲究传统即是复古，甚至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不能并存的，或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反传统；
也有人认为发扬传统就要引进和借鉴，或认为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是截然对立的。
对文化传统一律否定，采取虚无的态度是不对的；
不加分析，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也不是正确的态度。
中国文化的四个类别：
生产生活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语言文字文化。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与中国文化史的区别：
中国文化史是以中国文化历时演变为主要内容的。
而中国文化概论虽然也有一定的篇幅来梳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但其目的是为了使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从而树立传统文化的历史观念。
第二节秦汉：
统一王朝政治下的文化演变
汉武帝中央集权的措施主要有三条：
（1）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将家财在躲闪万以上的郡国豪富和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之家迁往长安附近的皇陵地区；
（2）任用酷吏，惩治那些地方的豪侠；
（3）“内朝官”地位逐渐取代“外朝官”，皇帝剥夺了丞相的权力。
汉武帝时打击匈奴的几次战争：
在汉武帝数十年对匈奴战争中，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收复河套地区的河南战役，元狩二年争夺河西走廊的河西战役，及规模最大的漠北战役。
西域：
分狭义的西域和广义的西域两种。
狭义的西域指新疆地区、天山南北，汉时分布着大小36个国家，文明水准相当高。
广义的西域，除新疆外，还包括中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东西方交通要道。
从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到东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汉朝共用200余年的时间，打通了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
这条“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着中外的文化。
中国文化经西域传到中亚乃至欧洲，异域文化如音乐、舞蹈等大量传来，特别是佛教的东传，更是打通西域最明显的结果之一。
打击匈奴的后果：
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和战后对内附异族的大量赏赐，使王朝经济不堪重负，从而引起内政的变化和内在矛盾的激发，甚至导致王朝的颠覆。
两汉边地民族持续内附，终于导致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
文景之治：
西汉文帝、景帝年间，由于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是历史上小农少有的太平日子，史称“文景之治”。
独尊儒术：
在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多信奉黄老之学，从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出发，实行“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民之策，这样的政治理念特别适宜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的现实。
但当西汉国力强盛，“清心寡欲”的无为思想就不适宜了。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要“兴太平”，就要制作礼乐，要“改正朔，易服色”要举行封禅大典，大兴繁文缛节的建置，而儒学最能符合这种要求。
所以，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察举制：
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
它有许多科目，其中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
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重学问。
像汉代的晁错、董仲舒、公孙宏等皆出于此。
其他科目还有明经、明法、尤异、治剧等。
分封制向郡县制度的转变：
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
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分封诸侯的做法彻底过时。
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
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官员选拔的文化标准：
两汉选官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
有许多科目，其中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
（其他科目还有明经、明法、尤异、治剧等。
）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学问。
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为，对化导社会以文化立身、以学问扬名，有着非常实在的作用。
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
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
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顾实际地得到实行。
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以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
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
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的“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传开来。
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竿建立新朝。
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
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
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
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士大夫阶层的养成：
两汉独尊儒术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士族阶层的养成。
从汉武帝开始儒学之士被提拔任用，特别是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
在这个阶层身上，有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艺术，有中国的政治，作为社会的清流显要，又对时代风尚施以重要影响。
许多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与这个阶层有关。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
中国文化在曲折中的演进
永嘉之乱：
八王之乱时，成都王颖招引匈奴贵族刘渊作外援助战，刘渊就以“赴国难”的美名。
长驱直入，攻城掠地，蹂躏中原。
晋永嘉二年（308年），在山西平阳称帝，国号汉。
永嘉五年，刘渊的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朝皇帝，史称“永嘉之乱”。
十六国：
西晋之后，初期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且互相征伐、先后替代，共有十余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
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
一般认为始于曹魏的何宴、王弼。
他们倡导玄学，竞事清谈。
清谈的内容是谈玄论道，剖析妙理，提倡放荡，是老庄思想的发展。
但到稍后的嵇康、阮籍时，因他们极端厌恶司马氏以道德的“名教”欺世，于是标举“自然”大唱反调，在行为上更是放纵，不守礼法，为世人树立了一种名士形象。
西晋立国后，一些清谈名士如向秀、郭象屈从于司马氏，著文否定嵇、阮的主张，使玄学完全变成了为西晋统治及门阀利益服务的思想工具。
般若学：
这是佛家“空宗”的理论，强调以“空观”看世界。
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鸠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
涅槃学：
涅槃意译为“圆寂”，涅槃学主要讲成佛的问题，如何成佛，成佛的理据及成佛的阶段等。
在中国，涅槃学的代表人物是道生。
《神灭论》：
由佛教引起的争论。
最富于观念色彩的是神灭论的争论。
这场争论以范缜《神灭论》最著名，在诸多争论中也最为激烈。
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
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实际上是曹魏以来皇权建立不合法理的恶果。
八王之乱争夺皇权，弄到家族内部骨肉相残的地步，实在是政权的“继统”一事上失去了道德的表现。
但继统问题的道德沦丧只是结果和表象，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
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
所以，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就是：
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西晋的灭亡是必然的。
南朝士族政治及士族文化：
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
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
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
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
士族起家于两汉经学，而国家需要经学之士的原因在于平治天下。
但因此起家的士族在魏晋之际却发生了转变。
他们日益向虚旷的方面发展，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
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
开发江南的过程：
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一般所谓的江南地区）开发的加快，是从三国时的吴国开始的。
东吴政府注意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农业和商业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吴都建业成为繁华的都会。
（江南大族阶层也随之出现）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开发带来了生力军。
南方的开发，为后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后方。
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
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
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
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
汉魏之际佛教的传播依托的是本土固有的长生不老宗教，魏晋之际，佛教更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
从那时起，教义已经为大乘经论为主。
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
前期以般若学为主，后期以涅槃学为主。
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
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
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
（在北朝是寺院经济妨碍国家利益，在南朝则表现为义理的冲突）
南北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
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
开发所至，也就是融合所至。
北方边地民族内迁的过程同样也是融合的过程。
十六国时代许多政权的建立者，都对中原文化有较深的熏染。
就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政权就已经开始仿照汉族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立自己的国家体制，提倡文教。
不能将北朝的民族融合简单地视为汉化，融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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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隋唐两宋：
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
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是隋、唐朝廷行政机构。
三省即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
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是决策机构；
门下省职掌封驳，是审议机构；
尚书省负责政策执行，属行政机构。
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隋称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统称尚书，各司其职。
科举制：
科举制是隋唐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新制度。
大致分为制科和常科两类，制科有皇帝临时安排，以待非常之才，官员和平民子弟都可参加。
常科基本每年一次，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等六科。
其中进士一科要考经典、诗赋和时务策论，难度大、录取率低，中举后前程却好，所以特别受士子重视。
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
（1）尚武精神。
唐朝精良的府兵以北方传统为背景。
从北朝带来的尚武精神和能征善战的习性，是唐朝建立赫赫武功的重要原因。
（2）开放的民族政策。
（3）崇佛教与重诗文。
唐朝在民族关系上开放精神的体现及给北宋带来的影响：
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异国之人，唐朝基本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
心态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
唐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
在东亚前所未有的以强大的唐朝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联合，以及日益高涨的学习唐文化的运动。
唐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是北宋立国的艰难，北方的辽、西北的夏，使它的边疆压力十分沉重。
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致使北宋王朝忌讳武人。
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
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食禄阶层。
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
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
两税法：
中唐时期制定的赋役制度。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施“两税法”，它以夏、秋两次征税而得名。
其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
同时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改变了多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
同时还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
两税法的实施，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寿终正寝。
后来两税法历代相沿，至名不改。
两税法的作用：
不仅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它还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改革，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影响至深。
中唐时期：
从中唐起，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系明显变化。
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争文化正统的意识，一是更关注现实问题和具体问题。
古文运动：
是中唐时期一场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
主要倡导者是韩愈、柳宗元，参加者有李翱、皇甫湜、刘禹锡、白居易等。
其主旨是为了恢复和发扬先秦、两汉散文质朴流畅的传统，使散文更适宜于叙事、说理和抒情。
因为先秦、两汉的时间比六朝更古，所以，文学史上称这次运动为“古文运动”。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是一种自命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
在中唐，经白居易、元稹的大力倡导下，加上李绅、王建、张籍等一批诗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一场规模不小的诗歌运动，史称“新乐府运动”。
它以“但歌生民病”为宗旨，实际是有意恢复《诗经》和汉乐府开辟的文学传统。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
在他担任宰相期间，企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他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大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以期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
但由于保守派（旧党）的固执反对，新法推行迭遭阻碍，总的来说推行新法是失败的。
新党旧党的分歧：
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
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征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
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视为“反动”。
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
理学：
理学是北宋兴起的一门学问。
它以阐发孔孟学说中天道性命内容为主，讲究成贤成圣。
理学代表人物在北宋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在南宋则有朱熹、陆象山。
他们要复兴儒学，就是要从精神的层次救败。
像先秦儒家一样，他们承认人性中有道德的根源，这根源就本于创生万物的天地。
成贤成圣就是要修养成一种成天地合一的“天地境界”。
但这境界不是要出世，也不是要逍遥，而是像天地那样“曲成万物”，也就是本着一种大公精神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南方经济的高涨：
（1）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转移。
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进入全面开发耕地的时期”，显示着实行新税法对农业开发的刺激作用。
中唐以后，水稻业、经济作物，还有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发展。
（2）生产的高涨一定带动商业贸易和都市文明的发展。
在许多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
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当时著名都会，而且扬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都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发达起来的，是富甲一方的经济中心。
市井文化的兴起：
城市不仅积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
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最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艺的兴起，最能观察当时社会文化之一斑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入“黄金时期”。
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
第五节元明清：
中国文化的衰变期
色目人：
这是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中的二等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
色目人包括西北人、西域人乃至欧洲人。
他们归顺蒙古人最早，所以，元朝政治深深打上了西域商人的烙印。
南人：
这是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中的最低下的一等人，即四等人。
南人就是南方最后被蒙古人征服的汉族和其他民族。
回回：
它是元朝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相互学习后，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
现在称回族。
孟德高维诺：
孟德高维诺是13世纪末期意大利方济各会士。
1291年他乘船到达中国泉州，数年后又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人物。
八思巴：
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的领袖，被忽必烈奉为国师，除“做佛事”，为皇帝及后妃传授佛戒外，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备皇帝咨询。
朝廷又设宣政院，让八思巴管理全国佛教及西藏地区事务，加强了中原与西藏地区的联系。
儒户：
元朝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目“儒户”。
这是根据宗教派别划分出的户籍，与佛教、道教、穆斯林、景教、阴阳先生、萨满教巫师户等同等级，可以免除赋役。
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
在元朝，原来辽、金统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
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为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
今天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
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
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基督教与穆斯林的传入：
1291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德高维诺乘船到达泉州，数年后又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人物。
另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也曾到达北京，在那里建立教堂，据载信教者高达三万余众，受洗者有六千人。
伊斯兰教在甘肃、新疆、云南及在北京等地的广泛传播，也是在元朝开始的。
特别是甘肃、新疆一带，作为西域的一部分，那里曾经是佛教东传的地方，现在则变为穆斯林世界。
元朝政治及经济政策：
元代实行行省制度：
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在地方设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
省之下还有路、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
元朝在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在北方的生产的恢复。
蒙古人是在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伤害了这一势头。
在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
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
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
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
但元朝统治者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
他们利用的商人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战利品”的掠夺行为。
利玛窦：
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明朝时进入中国传教。
徐光启：
明朝著名科学家，有农学著作《农政全书》。
一条鞭法：
它是明朝张居正实行税制改革的名称。
内容是：
把田赋、力役及其他众多杂税合成一条，统一按田亩数量征收；
简化手续。
旨在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
摊丁入亩：
它是清朝的一种赋税制度。
“丁”指丁银，即人头税，摊丁入亩即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银额为准，将丁银摊到人家所占的地亩中去征收赋税，实际是取消了人头税。
因为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不纳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税监：
明朝万历皇帝曾派亲信太监到全国各地做“税监”，所到之处，工商业者被弄得断绝生计，在苏州、潮州、景德镇及锦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税监的起义。
朱元璋出身与明初政局的关系：
朱元璋是位下层农民出身的新朝皇帝，在他缔造明朝政治规制时，受着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蒙古贵族政治的混乱给他的教训；
一是他贫苦乡村生活所经历、见闻的官吏鱼肉小民之事，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
前者使他极度专权，后者使他对官僚阶层极度地不信任；
替农民做主，是贯穿朱元璋二十余年皇帝生涯的主导倾向，他是一个农民意识强烈的皇帝。
有鉴于元朝宰相的专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和元以来的中书省。
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将原中书省在地方上的权力分割为三，设主管地方行政的承宣布政使、负责监察的提刑按察使和负责军事的都指挥使。
这影响了明朝乃至清朝政治。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
东西方的相遇，是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
西方人狂热的普救主义宗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着特殊作用，因此继商人之后东来的是基督教士。
（西方教士，明朝以利玛窦，清朝以汤若望、南怀人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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