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晋察冀晋察冀第一团征战历程罗版06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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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报会上，杨成武严肃地说：
一团的这次团领导集体改组，是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一再过问下开展的。
在这次（1940年11月）北上反扫荡的转移行进中，杨成武说他亲眼看到了一团的问题之处，问题之严重，非严肃处理不可。
经与罗元发、黄寿发商量后，对一团的领导集体作了重大的调整，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
杨成武还说：
聂老总很关心老一团，说这支红军队伍不能这么垮在我们的手里……在延安党中央的指示下，晋东南八路军对阎锡山部队展开反击。
因为太行地区的八路军力量兵力单薄，1940年3月以后，晋察冀所属部队，择其精华，由各军分区主力部队组成，在聂荣臻司令员的亲自带领下组织南下支队，奔赴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参加反击战，当时叫“反顽战”。
冀中的主力部队两个团也在吕正操司令员的亲自率领下奔赴晋东南。
一分区部队，当时刚解决了赵玉昆叛变投敌的问题，杨成武派去支援太行的部队是晋察冀军区最看重的主力老一团。
晋东南反顽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八路军大获全胜，主要打击的是顽军朱怀冰部、张荫梧部和庞炳勋部。
聂荣臻回忆录中记述了消灭朱怀冰的经过：
“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由陈正湘和刘道生同志率领，配属一二九师陈锡联同志那个旅，在晋东南的山西、河北省交界地区，同朱怀冰打了一仗。
参战部队迂回到朱怀冰军部的后面，一个攻击，歼灭了他的三个师。
朱怀冰的部队被打的落花流水，他的参谋人员和司令部人员，都被我们俘虏了。
”
值得一提的是：
在山西受到八路军重创但没有被歼灭的庞炳勋部，曾经是台儿庄战役中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
1937年11月，庞炳勋就率部在苏北前线与日军激战，阻止日军铁蹄南下。
1938年3月初，在台儿庄战役的临沂前线，庞炳勋的这支杂牌军40军与日军血战五天五夜，将日寇的精锐之师板垣师团击退，但自己也遭受日本军队的沉重打击。
战到最后，庞炳勋部所剩部队已不足一个旅。
1939年4月，从台儿庄战场突围出来的庞炳勋残部，从河南奉调到山西八路军太行根据地。
1939年9月，被蒋介石补充了两个师的庞炳勋升任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庞炳勋部首当其冲，配合河北的朱怀冰、张荫梧部向八路军太行根据地发起进攻。
太行反顽战的结果，朱怀冰的97军大部和张荫梧的三个师全部在豫北林县—带被歼灭，老谋深算的庞炳勋因实战经验丰富，得以幸免。
反顽的战事在5-6月间结束，然后一分区一团迅速撤回狼牙山，参加彭总指挥的百团大战。
问题就出在一团从山西回来。
山西、河北的顽军，包括各土著军阀的部队，都有一大劣习，就是打麻将（今天也到处盛行这样的国粹）。
这也是当时军阀部队战斗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团从打垮的顽军那里缴获了不少麻将牌，有些是很高级的骨牌、瓷牌和象牙牌。
由于精神上的抵抗力并不强，一团的干部很快受到熏染，也学会了打麻将，而且一打就成瘾，迷恋上了打麻将。
一团领导干部中因打麻将中途不停而误事的事件屡屡发生。
从晋东南回到晋察冀的路途上，有些团领导干部的马鞍上吊着很高级的麻将牌，让跟一团部队一同回到晋察冀的聂司令员看了很生气，也很着急。
当时还没有考虑到打麻将的后果竟然如此严重。
百团大战中，一分区部队八月份打井陉煤矿，三团主攻，一团助攻，问题还不明显。
三团的攻击很顺利，井陉煤矿很快打下，战斗中还救了两个日本小女孩。
九月下旬，进入到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杨成武亲自拟定涞灵作战计划，像1939年底的雁宿崖、黄土岭战役一样，以一分区的部队为主。
但这一次打的不是八路军最拿手的伏击战，而是并不在行的攻坚战，攻打鬼子防守的据点。
打涞源，一团、二团、三团各自为战，问题就看出来了。
一团分工打涞源县城；
二团弱一些，分工打相对弱一些的鬼子据点三甲村；
三团打鬼子最强的东团堡据点。
眼看着一团攻击涞源县城不力，再打下去不是办法，损失会更大。
杨成武仔细盘算了一下，最后下定决心，重新部署。
部署的结果是撤下一团，不攻打涞源县城了，将撤下的一团留一营、二营在原地监视涞源县城里的敌人，三营火速赶到三甲村，支援三分区二团。
百团大战的涞灵战役还未完全结束，就是鬼子的报复性扫荡，伤亡惨重的一分区无力接着再战，只好收拢部队，从易县狼牙山北上，翻紫荆关，过拒马河，躲到了平西根据地。
这一路，杨司令特地选择与一团同行。
从易县到平西根据地的这一路上，杨司令亲眼看到了一团的领导班子沉迷于麻将牌，作风松松垮垮。
在平西，杨成武在军区的催促下痛定思痛，下定了整顿一团领导班子的决心。
杨成武与罗元发、黄寿发商量，认为再不纠正就不行了，八路军也会变成那些军阀土著部队一样，变成毫无战斗力的少爷兵。
在一分区宣布一团改组的会上命令宣读之后，一团政委朱尊斌不服，当场站起来反驳抵赖。
这更让杨成武怒不可遏，他当即命令，将朱尊斌的马鞍子割开，当面查证。
一副制作精良的象牙麻将顿时滚落在地。
朱尊斌看杨司令震怒，不再敢顶嘴了。
看来一团领导班子热衷于打麻将的事情，的确将杨成武气得不轻。
否则，在一分区众多的干部们面前，他是会给团一级领导一个很大的面子的，而且还是一分区响当当的第一红军主力团。
一团团政委朱尊斌被撤职后，杨司令派人将他押送到晋察冀军区，给了严重处分。
否则1955年授衔，至少也能评上个少将。
当年的干部规则，各军分区营以上干部，档案在晋察冀军区组织部，由军区统管。
团以上干部就更严格了，要上报延安才能处理，连晋察冀军区领导也无权处置。
朱尊斌之外，原一团团长陈正湘在晋察冀军区养病，不在其位，不担其责。
现任一团团长宋玉琳被撤职，还留在一团，但改任副团长。
这宋玉琳受处分，也不是第一次。
这次1940年底的一年前，1939年底，一分区刚打完著名的黄土岭战斗，杨成武带部队撤回到易县狼牙山根据地休整。
宋玉琳，当时在一团任二营营长，担任一分区司令部西北侧的警戒任务。
那一夜，司令员杨成武身经百战，见多识广，生怕在黄土岭吃了亏的日本鬼子搞夜间偷袭，提醒宋玉琳注意夜间警戒。
同时命令一分区司政机关在夜半时分悄悄转移到易县南边的满城县。
但杨司令提醒之后，宋玉琳仍麻痹大意，让疲惫的部队放心睡大觉，结果被鬼子夜袭穿插进根据地来，先占了北管头村。
幸亏原本驻扎在北管头村的一分区政治部机关已经连夜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占领了北管头的鬼子兵，又脚步不停的向杨司令在的南管头村摸来，幸亏被哨兵及早发现，杨司令等人腿脚跑得快，险些被鬼子端了一分区司令部机关的老窝。
1940年这一次，宋玉琳又犯了打麻将误事的严重错误。
但杨成武从来对能打仗的又有着红军长征资历的军事干部网开一面，何况宋玉琳同黄寿发一样，也是杨成武的爱将。
宋玉琳又一次被“宽大”处理。
原一团领导班子被改组：
一团参谋长马青山、团政治处主任朱利、一团总支书记罗胜旺（原名罗家旺），也跟着均被撤换。
撤换下来的几个领导干部如何安排？
一分区有一个教导队，从作战勇敢的战士中培养班排长的。
马青山任教导队队长，朱利任教导队政委。
罗胜旺到了二十五团，继续担任团里的党总支书记。
43年，晋察冀军区统一布置精兵简政。
1942年在冀中地区遭受重大损失的抗大二分校一大队，与一分区合并，学员都合并到教导队里，教导队的地位顿时增强，改称教导大队。
新任的教导大队大队长晨光，副大队长李青川，大队政委依旧是朱利，大队政治部主任沈图。
一团的新领导上任，立即召开了全团的党代会，重新完善各连的党支部组织。
接着，用了1941年上半年的时间，进行整顿一团风气，展开批评教育，彻底杜绝打麻将之风。
到了1941年下半年，鬼子开始秋季大扫荡的时候，一团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1941年那次秋季大扫荡中，一团不仅以崭新的面貌完成了开赴阜平保卫晋察冀军区机关的任务，留在根据地的一团七连还涌现出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
1940年12月的一团改组，也影响到许多营连干部，一团的两个连指导员陈亚夫、徐信都被调出一团，调进机关。
陈亚夫给朱利当助手，以后接替了朱利的机关总支书记。
徐信调进警卫连担任连指导员，两个人都被提升为营级干部。
郑秀煜在一团重建各级党组织，各排建党小组、各连建党支部、团建党总支，当年这些党的各级组织一律都是秘密的，对外不公开，所以历时四个月，才重建完毕。
1941年上半年，老一团的几个营一级干部也被撤换，由晋察冀军区调离一分区，安排在察南等地区任职。
当然不干主力了，都在县游击支队担任领导职务。
如三营教导员高诗荣、二营教导员曹元宝。
经过重新建立各级党组织后的一团，又经过四个月的休整，当时还新换了夏季军装，整个一团面貌一新，在北娄山西侧那片柿树林围着的空地上接受杨成武等一分区首长的检阅。
1945年延安召开“七大”。
“七大”的晋察冀代表团会议上，参会的晋察冀代表对聂荣臻群起攻之，发动大批判，口吻之尖锐，聂荣臻亲自介绍入党的纪亭榭不由得跳起身来，与攻击聂荣臻的干部们面对面大吵起来。
攻击聂荣臻的众多口实，其中一个就是朱遵斌问题。
朱遵斌致使聂荣臻不高兴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反顽战斗结束后，晋察冀部队撤回来之前，八路军总部首长要做总结。
看当年一团的营教导员回忆：
“朱总司令表扬了我们参战部队，可是刘师长就很严格的批评我们部队纪律不严。
”“刚过正太路，敌铁甲车来了，天已大亮，我们边走边打，还好没有伤亡，只是把我骑的马惊跑了，干粮衣被全丢了。
部队回到平山休整几天，聂司令员召开营以上党员干部大会，总结南征，严格批评干部中的错误和缺点，印象深刻的是丢了文件箱。
没有召开过清查战利品和款项的会议。
”部队管理中出了纪律松懈、作风疲沓的问题，团政委的责任是主要的。
所以聂对朱遵斌印象不佳。
战后，一团还没有回到一分区，聂对一团政委朱遵斌的批评已经到了杨成武那里。
第二次，就是朱遵斌1942年在晋察冀军区高干会议上的“掀桌子”事件。
朱遵斌修养不够，丘八脾气，匹夫之勇，点火就着。
一团和三团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一团的武器装备不如三团。
邱蔚从三团来到一团，检查了三个营的武器装备后说：
你们参加了“打顽”，又参加了破袭战，应该会有不少缴获，怎么武器装备比三团差这么多？
当时一分区两大主力，一团和三团，都是十五个连，两千多人的大团编制。
一团是完整的红军团出身，三团是抗战团出身，但是有红军连队的血脉。
因为战场上缴获多，三团的武器装备，轻重机枪的数量，还有子弹的数量，均高于一团。
这是那些其他晋察冀军分区下属的战斗团，别管是主力团还是地方团，全团只有几挺轻机枪，连军装也配备不齐的部队所无法比拟的。
相对于三团，老红军起家的一团虽然也是在实力上仅次于三团的一分区主力团。
但一团的家底很薄，武器很杂，连队各班的战士缺编，比不上三团（比如一团七连马保玉班，就只有五个战士）。
一团的团部只有一个半望远镜。
原来的那个好望远镜陈正湘带走了，副团长宋玉琳使用的望远镜，一个镜片被打坏了，只剩下一个筒，每次只能用单眼通过望远镜观察敌情。
新的团长邱蔚过来了，用一个好的望远镜。
而邱蔚的这个好望远镜，还是从三团带过来的。
一团跟三团不同的，是只有参谋有枪，政治处的那几名干事，几乎是没有枪的。
1940年底改组，改组后的一团仅存在了一年。
1942年初，晋察冀抗日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期，一团被精简，十五个连砍去一多半，只剩下五个大连。
几个团领导也被精简到地方部队，去领导区队或游击支队。
区队和游击支队对分区供给部的依赖更少，直接从民间获取食物、衣服，好处是因为要依靠政府供养的主力部队减少了，也减轻了政府对根据地人民的公粮和税收征集。
1943年底，面临国民党进攻威胁的延安，向晋察冀要部队拱卫中央。
于是，晋察冀向各军分区索要部队。
当时索要的部队有一个标准：
要装备齐全的主力部队，有红军光荣传统历史的部队最好。
杨成武略一思索，当即把这个老红军部队出身的一团给了出去。
这一次，经过1943年的整风，反对本位主义、游击主义习气的教育，要求上级调人，要给合格的人选；
上级调枪，要给原封原样的好枪。
所以，一团给出去了，团长邱蔚、团政委陈海涵跟着过去，但还是把晨光这些原一团的干部给留下来了。
1944年春，一分区奉命将自己最好的一团调往延安，而且在一团临走之前，将一团的所有机枪、步枪基本上都换成了日本造的歪把子和三八大盖。
好武器是从三团调剂来的。
三团（当时肖应棠当团长）也没有二话，要什么就给什么。
肖应棠人厚道，能顾全大局的名声传了出去。
几个月后，杨成武调离一分区，到冀中军区接替吕正操当司令。
杨成武走后，接替一分区司令员职务的，就是肖应棠。
一团调到陕北后，因为装备好，训练有素，队列整齐，延属分区领导决定调一团一个连去守延安飞机场，作仪仗队。
当时从一团驻地甘泉开到延安机场时，要通过延安南关街道。
在这支部队进入延安市时，特意把机枪退去枪衣、步枪都上上刺刀，然后雄纠纠的迈起整齐有力的步伐，唱起：
“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的军歌。
一进大街，延安人民听说是从前线开来的正规部队，都争先恐后的挤在路两旁，亲眼目睹八路军正规军的雄姿，到处听见有的人在说：
“我一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精锐的部队。
”1941年秋季反扫荡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聂荣臻十分震惊与愤慨，立即与晋察冀其他高级将领一起，通电抗议国民党当局，向中共中央请缨驰援新四军。
他还对《晋察冀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对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表示强烈抗议。
他的谈话发表之后，根据地军民“反分裂，反投降”的浪潮顿时席卷了春寒料峭的晋察冀边区。
5月，根据总部命令，聂荣臻部署军区部队对正太路、石德路以及石家庄以北的平汉路进行了广泛的交通破袭战。
一个多月中作战480多次，歼日伪军5300多人。
1941年秋季，晋察冀的北岳、平西地区经历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反“扫荡”战役。
聂荣臻率领边区军民，历经两个多月英勇巧妙、艰苦卓绝的奋战，挫败了日军阴谋，谱写了晋察冀反“扫荡”斗争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事前，敌我双方对这次作战行动都进行了紧张周密的准备和部署。
日军指挥这次作战的是刚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大将。
他在此前不久，以5个师团的兵力，用“铁脚闪击”战术，将山西省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守军25万人打得落花流水，因此正踌躇满志。
这次冈村宁次调集5个师团、6个旅团的大部加上部分伪军共7万余人，对北岳区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并制定了比中条山战役更为严密的以“铁壁合围”为核心，以所谓“梳蓖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各种“扫荡”形式相配合的战役计划。
他并且规定，要对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这个双手沾满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满以为这么一来，可以一举“歼灭五台山的共产军”，解除后顾之忧，使华北成为日军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掠夺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为其北上侵略苏联或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服务。
由于动用了空前的兵力来进行“扫荡”，冈村宁次把这次行动称为“百万大战”，意在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
聂荣臻于7月上旬就发现了日军大“扫荡”的征候。
7月10日，他向军区部队通报：
日军强行在冀晋边地区修筑公路和碉堡，逐步进逼，意在分割封锁我军。
对此要组织部队主动向敌运输线和修路筑堡部队进攻，以挫败其阴谋。
7月14日，他明确向总部报告，发现日军两个师团沿平汉线北调，一部沿德石路西调，并反复“扫荡”平汉路两侧地区，估计不久将对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以求华北“明朗化”，军区正积极做各种准备。
聂荣臻为这次反“扫荡”制定的作战方针是：
“积蓄基干兵团，扩大游击活动，相机拔除敌深入我内线之据点，彻底破坏其公路，平毁其封锁沟，增加敌‘扫荡’的困难，奠定我反‘扫荡’的胜利基矗”7月22日，他发布了军区关于准备秋季反“扫荡”的作战训令。
训令指出：
这次敌人“扫荡”，兵力必大，时间必长，可能用“步步推进，分区清剿”的办法，斗争将特别残酷。
接着又接连发布了反“扫荡”政治工作指示，侦察、通信、供给、坚壁清野等具体指示。
命冀中加强“青纱帐”攻势，以分散敌兵力。
各分区组织武装宣传队，加强反“扫荡”宣传，严格盘查可疑分子，打击敌特活动。
7月26日，为了检查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和更准确地了解情况，聂荣臻率司令部一行80余人离开吊儿村北上，来到三分区。
8月1日，聂荣臻出席了三分区在范家庄举行的“八·
一”庆祝会及“抗战烈士纪念塔”落成典礼。
3日他在接见三分区连以上干部时，再三强调要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8月14日，聂荣臻在神南镇得知日军的大“扫荡”已经开始。
西线共有两万多兵力，北面向上寨、下关，中间向高洪口、耿镇等地，南面自娘子关、盂县向上社、活川口等地，共分10路，对二分区进行分进合击、“铁壁合围”。
另派出约1500人的部队轻装奔袭漫山、蚊潭庄等根据地后方机关。
不久，又传来东线由石家庄、新乐、定县等地的万余敌人，在向平汉路东冀中七分区“扫荡”后，突然调头向平汉路西进攻。
北线敌几千人从灵丘等地指向上寨、下关。
聂荣臻审视着地图上小白旗的移动点，对重新任参谋长的唐延杰说：
“敌人的这一招够狠毒的，想先将我二分区主力消灭，西可彻底切断冀晋边，把我们与晋西北割裂开，南可切断我与晋冀鲁豫的联系，平汉路西进和北部南进之敌，意在钳制我军，与进攻二分区之敌遥相呼应。
小股敌人奔袭我后方机关，意在造成我后方混乱。
这些步骤，都是为使我不能集中力量，对付西南面之敌。
好在我们已事先发了‘训令’，各部已有所准备。
为今之计，要赶快通知萧锋率五团，与萧文玖率领的四团配合，同侵袭之敌保持接触，不断袭扰打击，不使其阴谋得逞。
这几天进攻二分区的敌人，反复合击我主力3个团，我们应该以小部队在合击圈内用游击战与敌人周旋，主力应立即跳出合围圈，极力避免与敌人决战。
”18日、20日，上述两个命令分别发出。
各部接到命令，部队分散，机动灵活，利用有利地形，穿插自如，使冈村宁次合围消灭八路军部分主力于古长城脚下的阴谋破了产。
而日军自己的部队反而疲惫不堪，纷纷扑空，那些士兵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横七竖八地躺满了长城脚下的坡地。
接着，日军进行了第二步计划。
从8月23日开始，出动7万多兵力，向平西及北岳地区四面八方全面进攻，用的仍然是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结合清剿的战术。
聂荣臻8月23日在娘子神发布命令：
要求各分区主力按地区适当分散（基本上以营为单位），适时转移和隐蔽，极力避免与敌决战，以保存有生力量。
另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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