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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工业首先是由清政府出资创办的。
由政府直接投资创办近代工业，这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多见。
在那里，政府通常所起的作用，是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权力，保护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和资产阶级的利益。
但是在资本主义后发展国家，由于最早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经济主体缺乏，往往由政府承担了直接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历史任务。
19世纪后半期的清政府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历史任务。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率先投资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继而又与70年代开始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高潮，被称为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包括了军事、政治、外交等内容，但这场运动的核心则是在经济方面的建树。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至清王朝崩溃，前后持续了30多年，先后创办了24个近代军事企业，20多个规模较大的近代民用工业企业。
虽然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不善，效益低下，但是它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
本文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论述清政府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及其评价：
洋务派的兴起
洋务派，是指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提倡“自强求富”、兴办“洋务事业”的封建官僚集团。
在近代历史上，最早注意洋务的，应该算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
那时，不叫洋务，叫“夷务”。
林则徐主张学洋人制炮造船，就这点说，洋务派是林则徐的继承者。
“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也是魏源、林则徐的主张，洋务派也得于继承。
但是，由于林则徐所处的时代，清政府的统治并没有出现大的危机，加上顽固势力的强大并对林则徐等抱有敌视态度，早期的洋务思想便被扼杀了。
但到了19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随着太平军、捻军、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使得清政府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面对这种局面，以奕、崇厚为代表的满族洋务势力集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系集团，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左系湘军集团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提出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挽救危机，巩固自己的势力和清王朝的统治。
这时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也看到了要维护自身统治不得不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因而采纳了洋务派的提议，于是，一场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在举国上下办“洋务”的热潮中开始了。
清政府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的条件和动机
一、清政府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的条件
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是在什么条件下开始的呢？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半殖民地的灾难日益加深。
西方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希望清政府能够有效地维持中国的局面，因而对清政府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尤其是近代军事工业采取了容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的态度。
第二，在国内政治危机和阶级矛盾严重激化的情况下，清政府极力希望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以维持其统治秩序、社会稳定和财政平衡。
在19世纪40、50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
尤其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清王朝以极大的打击。
第三，伴随着中外矛盾和国内矛盾的激化，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分化，也就是从旧的政治集团中分化出一批比较开明，且同外国侵略势力关系密切的政治集团，即洋务派。
洋务派官员不但继承了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且都与外国侵华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得到其赞赏和支持。
第四，外国资本在华创办的近代企业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洋务派对西方机器工业的认识、创办近代机器工业的技术准备和管理常识，绝大多数都是从外国在华工业企业中得到的。
二、清政府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的动机
清政府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的动机，简单地讲就是求强求富。
求强是洋务派在19世纪60、70年代积极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重要指导思想，目的是为了自强，这种自强有两重含义，一是对付国内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时代，这种动机更为强烈。
二是扼制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不断挑衅和威胁。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在签订北京条约之后，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的奏文说：
“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
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
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
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可以看出他们的真正目的。
求富的动机则是在19世纪80、90年代逐渐上升起来并且推动着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重要指导思想。
到了19世纪70、80年代，随着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及这种工业在运行中问题的出现和增多，随着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深化，随着人们探索中国救国之路的深化，人们逐渐抛弃了单纯的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活动，逐渐把重点转移到创办近代民用工业方面。
李鸿章在1882年曽讲：
“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比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
”
清政府洋务派的经济活动
一、求强思想指导下的军事工业
洋务派在求强的思想指导下，于1861年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企业―安庆军械所，并于19世纪60、70年代掀起了一场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企业的高潮。
清政府之所以首先选择近代军事工业为投资领域，就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希望通过制造先进的武器装备，增强国家的军事势力，从而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反抗活动。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洋枪洋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奕说洋枪洋炮“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李鸿章则“随时购买外洋枪炮，设局铸造开花炮弹，以资攻剿，甚为得力”。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24个近代军事企业。
在这些军事企业中，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的规模较大，所发挥的作用较为重要。
在这五个近代军事企业中，福州船政局由左宗棠创办，湖北枪炮厂由张之洞创办，其余三个都是由李鸿章主持创办的。
李鸿章创办的近代军事企业为数最多，他先后共创办了5家，从时期看，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共创办了8个企业；
70年代7个；
80年代8个；
90年代（1895年以前）1个。
从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来看，主要是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只有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制造过兵船、炮舰，所以主要为陆军装备所用。
下面就典型企业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江南制造局又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
清政府经营的新式军用企业之一。
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5年（同治四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美商旗记铁工厂，把原设在上海的洋炮局和在苏州的两个洋炮局并入，再加上有容闳从美国购来的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
最初由李鸿章委派江海官道丁日昌督查筹划。
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
制造枪炮、水雷、弹药、火药、机器和修造轮船。
1885年（光绪十一年）后，造船业务长期停歇。
创办经费约五十四万三千两，从1867年起以江海关二成洋税为常年经费，每年约三十至七十万两不等。
该局由以下几部分机构组成：
（一）机器厂、铸铜铁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火药厂、炼钢厂等生产工厂；
（二）公务厅等管理部门；
（三）翻译馆等下属机关。
所制军火和军用物资，大都以调拨方式供应各军械所、衙门、军营、炮舰、炮台的需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
兵工厂部分仍称制造局。
前者于1912年改称“江南造船所”，后者于1917年改称“上海兵工厂”。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兵工厂停办，部分机器设备被国民党政府拆迁杭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拆剩的机器设备和厂房，均为日军拆毁，场地并入江南造船所。
江南制造局是洋务派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
它制造出了中国自己的第一艘兵船和第一台车床，炼制出了中国自己的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造就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
它的规划和建制、它的制度和条例也成为此后所建各制造局的榜样，盛宣怀曽讲“金陵、天津、福州、广州、汉口诸厂次第兴建，实师上海之成规”。
江南制造局的经费由政府拨给，它的生产设备在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中居于先进之列。
到19世纪90年代初，它的生产规模已经十分庞大，共设13个工厂和一个工程处，各厂动力都采用蒸汽式，设备也比较齐全，全局各厂有大小车床、刨床、钻床等工作母机662台。
江南制造局的生产情况也算是上乘的，比其他的军事企业要好些。
1867年至1894年该局生产各种枪支51285支，各种炮585尊，各种水雷563具，铜引4411023支，炮弹1201894个，各种火药4081469磅。
制造局前后大约只造了15艘大小船只，最大的是海安、驭远两船，分别于1873年和1875年建造。
1885年以后因“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几乎没有再造船只。
制造局还自制了不少中国需要的机器设备，从1867年到1904年，计有各种机器692台，机器零件及工具1105219件；
此外，其炼钢厂的钢产量也不断攀升，1891年为10吨，1892年为63吨，1893年为37吨，1894年为342吨，1895年为321吨，1896年为349吨，1897年为2059吨，1898年为747吨，八年共计3928吨。
江南制造局在经营管理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
对于这样庞大的企业，清政府洋务派从根本上缺乏经营管理的能力，而且在最初的创办活动中，也根本没有意识到需要引进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
制造局为了培养技术力量和传播科技知识，还附设有广方言馆、翻译馆、工艺学堂等机构。
尤其是翻译馆所译书籍，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
（二）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
清政府洋务派经营的规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厂。
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
初期由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两人一手经办，分任正、副监督，总揽一切船政事物，并雇用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
创办费用四十七万两，常年经费自1866年起每月由闽海关拨银五万两，从1873年起每月由茶税项增拨银二万两。
雇用工人约一千七百到两千名（1894年）。
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时，遭受严重破坏。
战后虽经恢复，但生产大不如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生产更趋下降。
从1866年到1907年，共造各种船舶约四十艘，既不适于作战，也不宜于商运，只能供给沿海各省作巡防缉私所用。
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抗日战争时，遭受严重破坏，生产停顿。
战后由国民政府接收，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主要以建造海军船只为生产内容的近代军事企业，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它为建造中国海军船只，培养海军人才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船政局的生产设备在洋务派所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中是比较先进的，而且也比较齐全。
主要有铁厂、船厂、学堂三部分组成。
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分为航海建筑和航海理论两个班，目的在于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和驾驶人才。
该学堂先后毕业十二届，计170人，前五届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清政府海军的高级将领，如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等。
1874年，外国人从船政局撤走，到1895年，该局共建造船只19艘，分别布防于沿海七省。
在这一时期我国自己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福州船政局的建立和生产对中国造船业的确是一个有力的推进。
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官办性质的近代军事工业，虽然机器化程度不高，但毕竟采用了机器生产，使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大生产方式，促进了我国早期产业工人的出现。
它没有促进清王朝的强盛，但是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先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
二、求富思想指导下的民用工业
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工业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创办热潮逐日高涨，在80、9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高潮。
由19世纪60—70年代的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设想，转变为19世纪80—90年代的以近代民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选择，标志着清政府洋务派对近代工业发展规律认识正在深化，这种认识的深化，并不是自觉实现，而是被迫实现的。
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遇到一系列的经济困难，最为突出的是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和资金的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并制约他们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的生死存亡。
清政府在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初期，主要是期望用以解决军事工业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工业主要集中在航运、煤矿、冶炼、电讯和纺织等工业部门。
到甲午战争以前，共创办了20多个企业，其中较著名的有：
（一）轮船招商局是1872年李鸿章责成朱其昂在上海创办。
它是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第一家民用企业，也是中国自己的第一家轮船公司。
招商局的经营管理大权一直在李鸿章等人之手，朱其昂、徐润、盛宣怀、唐廷枢等先后担任总办、会办。
1876年该局所辖轮船12艘，1877年收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后增到27艘，是中国轮船吨位猛增至400万吨，约占中外在华轮船总吨位的36.7%，与英商怡和、太古轮船公司成鼎足之势。
该局在国内19个通商口岸设有分局，并在海外设立办事机构。
1873年—1881年，曾试航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美国，开辟华轮远洋航线。
轮船招商局在发展中，一直承受着外国列强的打压，旗昌、太古等外商轮船公司曾联合定价，故意大跌运价，企图挤垮轮船招商局；
1879年轮船公司“合众号”远航美国，却遭到美国无理扣留，重征船钞，迫使招商局不敢再远航美国。
由于航运竞争激烈和企业经营不善，1885年盛宣怀以“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办不能防其弊”为由，将招商局官商合办改为官督商办。
1909年又行改组，推与商办。
招商局是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经营的规模较大的民用企业，在我国航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开平煤矿是李鸿章责成唐廷枢于1878年创办的清代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官督商办煤矿。
开平矿藏丰富、煤质优良，但创办之初计划招股80万两仍困难重重。
直到1880年开始出煤，声誉噪起，投资者日趋踊跃。
开平煤矿产量迅速增长，1881年日产量约为300吨，1882年达500吨，1883年超过600吨，1884年7月后的日产量维持在900吨以上，1894年又猛增至1500吨。
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平煤矿已把洋煤挤出了天津市场。
开平煤矿所产的煤，首先免厘出售给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使用，产量的60%以上则销售给国内各口市场，还有一部分销往香港等地。
由于开平煤矿利润丰厚，引起西方列强垂涎，1900年英商采取欺诈手段霸占其全部财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占领。
抗战胜利后，为国民政府接收，解放后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俗称“老洋布局”。
是1878年在李鸿章授意下开始筹办的官督商办企业，1880年正式招股。
1882年开始建设，1890年正式开工。
该局配备的机器设备均采购自英、美等国，是当时国内华资厂商中最先进的。
李鸿章为了确保该局生产顺利发展，曾规定“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该局由于获得了免厘和垄断专利的权利，加上经营管理较好，所以效益一直很好。
据杨宗濂1893年讲：
“每日用五百两，获利约五百两，每月可得一万二千利。
”1892年开始生产棉纺织品，销路很好，对洋纱洋布构成巨大威胁。
但是在1893年10月该局不幸毁于火灾，损失白银达150万两。
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织工厂就这样化为一片灰烬，可惜可叹！
（四）天津电报局是李鸿章委托盛宣怀于1880年在天津设立的官督商办企业。
总局设在天津，并在一些地方设有分局。
先后架设有津沪线、苏浙闽粤线、长江电线、广西云南线、陕西甘肃线等众多线路。
例如苏浙闽粤线所经之处，大多都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比较重要的城市，沟通这些地区的经济信息往来，有效地促进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贸易的扩大和发展。
到1895年，全国的电讯网初步形成。
这对于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五）汉阳铁厂是由张之洞创办的清政府最大的钢铁工厂。
1890年在汉阳动工建厂，三年后建成，铁厂包括10个分厂，有百吨化铁炉两座，炼钢的酸性转炉两座，平炉一座，1894年开始出铁。
按设计能力年产精钢、熟铁3万吨，实际未曾达到。
铁厂先后投资580万两，是清政府创办近代工业活动中投资最大的工厂。
据称，汉阳铁厂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钢铁厂。
张之洞宣称：
“中国创成此举便可收回权利。
”由于铁厂生产出的钢铁成本高、质量差、含磷多，受到政府指责。
1896年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交盛宣怀接办。
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工业，主要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三种基本类型。
官督商办是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
这种形式在19世纪70、80年代的民用工业企业中极为普遍，这类企业通常与政府和军事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中国近代工业产生之初，官督商办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鼓励了更多民用工业的诞生，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阶段。
洋务派经济活动的评价
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培养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方面功不可没，从而在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一、“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
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它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使中国破天荒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
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二、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
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
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三、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
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
洋务派学习西方，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良军备。
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列强的经济和军事侵略。
综上所述，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和近代民用工业，在及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它是中国迈出的向现代工业的第一步。
这一步虽然走得不平稳，但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近代工业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消失。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相当一部分企业仍在继续扩张和发展，在军事和民用工业中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豫明主编《中国近代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47年版
【3】贺耀敏主编《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4】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版
【7】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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