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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家也普遍关注公共政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公共政策意味着通过政治的和集体的手段系统地追求某些目标。

公共政策不仅由政府主体(议会、政治家、行政官员)来实施,它还由有组织集团的代表,像工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福利方面的院外集团、官僚和某些个人来实施。

这些集团的代表左右着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涉及两个以上伙伴之间的协议,并往往涉及隐含于一共同体内千万人当中的协议。

这种“协议”就是规则,而制度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那么“这种协议”就是制度。

它抑制着人际效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

它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

由此可知,公共政策也是一种制度。

同时,公共政策知识有助根据特定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形成各种制度。

经济学家可以就如何才能在不同制度集的基础上更有效率地追求特定目标提出政策建议。

公共政策——在追求某些目标上对政治手段的系统应用——通常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展开的,但它也可以靠努力改变制度的方式来实施。

制度变革既可以通过明确的直接方式来实现,也可以表现为公共政策行动的一种副效应。

  交易成本理论对于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它告诉我们,政策或制度的产生源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协调组织行为,走向公正、秩序和安全,使我们从另一处角度去了解公共政策的特征性及其必要性。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分析学派,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分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过分强调“成本”或“制度”概念,往往也使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价值性受到怀疑。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的根本论点在于对厂商的本质加以解释。

由于经济体系中厂商的专业分工与市场价格机能之运作,产生了专业分工的现象;

但是使用市场的价格机能的成本相对偏高,而形成厂商机制,它是人类追求经济效率所形成的组织体(Coase,1937)。

  由于交易成本泛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发生而形成的成本,因此很难进行明确的界定与列举,不同的交易往往就涉及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

总体而言,简单的分类可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以下几项(Williamson,1975):

  1、搜寻成本:

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的搜集。

  2、信息成本:

取得交易对象信息与和交易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所需的成本。

  3、议价成本:

针对契约、价格、质量讨价还价的成本。

  4、决策成本:

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的内部成本。

  5、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

监督交易对象是否依照契约内容进行交易的成本,例如追踪产品、监督、验货等。

  6、违约成本:

违约时所需付出的事后成本。

  Williamson(1985)进一步将交易成本加以整理区分为事前与事后两大类。

  1、事前的交易成本:

签约、谈判、保障契约等成本。

  2、事后的交易成本:

  

(1)、适应性成本─指签约双方对契约不能适应所导致的成本。

  

(2)、讨价还价的成本─指两方调整适应不良的谈判成本。

  (3)、建构及营运的成本─为解决双方的纠纷与争执而必须设置的相关成本。

  (4)、约束成本等─为取信于对方所需之成本。

  Dahlman(1979)则将交易活动的内容加以类别化处理,认为交易成本包含:

搜寻信息的成本、协商与决策成本、契约成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与转换成本,表1说明了交易成本的型态及基本内涵。

简言之,所谓交易成本就是指“当交易行为发生时,所随同产生的信息搜寻、条件谈判与交易实施等的各项成本”。

  表1交易成本之种类及其内涵

交易成本种类

内涵

事前(exante)交易成本

1.搜寻信息的成本

欲交易者,寻找最适合的交易的对象,查询所能提供的服务与产品所需要支付的成本。

2.协商与决策的成本

交易双方为达成交易所做之议价、协商、谈判并做出决策所产生的成本。

由于交易双方的不信任及有限理性,常需耗费大量协商与谈判成本。

3.契约成本

当交易双方达成协议准备进行交易时,通常会订定契约,并对契约内容进行磋商所产生的成本即为契约成本。

事后(expost)成本

4.监督成本

交易双方订定契约之后,为了预防对方由于投机主义(Opportunism)产生违背契约的行为,故在订定契约之后,会在执行过程中相互监督所产生的成本即为监督成本。

5.执行成本

契约订定之后,交易双方相互进行必要的检验以确定对方确实遵守契约,当对方违背契约时,强制对方履行契交易成本种类内涵约所产生的成本,即为执行成本。

6.转换成本

当交易双方完成交易之后,可能持续进行交易。

此时若有一方更换交易对象,所产生的成本即为转换成本。

产生交易成本的原因

  交易成本发生的原因,来自于人性因素与交易环境因素交互影响下所产生的市场失灵现象,造成交易困难所致(Williamson,1975)。

Williamson指出六项交易成本了来源:

  1.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

指交易进行参与的人,因为身心、智能、情绪等限制,在追求效益极大化时所产生的限制约束。

  2.投机主义(Opportunism):

指参与交易进行的各方,为寻求自我利益而采取的欺诈手法,同时增加彼此不信任与怀疑,因而导致交易过程监督成本的增加而降低经济效率。

  3.不确定性与复杂性(UncertaintyandComplexity):

由于环境因素中充满不可预期性和各种变化,交易双方均将未来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纳入契约中,使得交易过程增加不少订定契约时的议价成本,并使交易困难度上升。

  4.少数交易(SmallNumbers):

某些交易过程过于专属性Proprietary),或因为异质性(Idiosyncratic)信息与资源无法流通,使得交易对象减少及造成市场被少数人把持,使得市场运作失灵。

  5.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symmetric):

因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利行为产生的机会主义,交易双方往往握有不同程度的信息,使得市场的先占者(FirstMover)拥有较多的有利信息而获益,并形成少数交易。

  6.气氛(Atmosphere):

指交易双方若互不信任,且又处于对立立场,无法赢造一个令人满意的交易关系,将使得交易过程过于重视形式,徒增不必要的交易困难及成本。

  而上述交易成本的发生原因,进一步追根究底可发现源自于交易本身的三项特征。

这三项特征形成三个构面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

(Williamson,1985)

交易的三项特征

  1、交易商品或资产的特殊性(assetspecificity)─交易所投资的资产本身不具市场流通性,或者契约一旦终止,投资于资产上的成本难以回收或转换使用用途,称之。

  2、交易不确定性(uncertainty)─指交易过程中各种风险的发生机率。

由于人类有限理性的限制使得面对未来的情况时,人们无法完全事先预测。

加上交易过程买卖双方常发生交易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

交易双方因此透过契约来保障自身的利益。

因此,交易不确定性的升高会伴随着监督成本、议价成本的提升,使交易成本增加。

  3、交易的频率(frequencyoftransaction)─交易的频率越高,相对的管理成本与议价成本也升高。

交易频率的升高使得企业会将该交易的经济活动的内部化以节省企业的交易成本。

企业边界

企业边界(Enterpriseboundary)

企业边界的内涵

  明确的企业边界是企业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概念。

企业边界是指企业以其核心能力为基础,在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其决定因素是经营效率。

企业的经营范围,即企业的纵向边界,确定了企业和市场的界限,决定了哪些经营活动由企业自身来完成,哪些经营活动应该通过市场手段来完成;

经营规模是指在经营范围确定的条件下,企业能以多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经营,等同于企业的横向边界。

企业边界理论观点评述

  

(1)钱德勒的观点

  钱德勒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企业边界的概念,但是他从大量实证材料的研究中发现最终决定企业规模的是效率。

当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张不能产生效率时,企业应停止扩张活动。

  

(2)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观点

  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将企业构造成一个技术上的生产函数,认为企业是为外部进行生产(包括服务)的专业化生产单位,故也被称为专业化理论。

专业化理论立足于企业的生产功能,侧重强调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其基本思路是:

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自给自足相比,为他人生产是有效率的,这种效率来自于企业在规模经济、专业化活动等方面具有的优势。

  (3)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

  科斯在解释企业存在问题时使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他认为如果通过市场安排协调资源的费用(即交易费用)超过了企业内部管理资源的费用,企业内部管理的资源配置就是十分必要的和合理的。

可以通过管理协调来减少市场协调成本就是科斯对企业存在的理论解释。

对于“企业组织的边界”问题,科斯认为,企业扩张会带来自身的组织成本,这主要是因为对企业家的管理才能(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之一)来说,收益可能是递减的,或者说“企业家也许不能成功地将生产要素用到它们价格最大的地方,即不能导致生产要素的最佳使用。

”因此,由于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的双重作用,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从科斯对企业存在和企业边界问题的回答看来,企业和市场是人们实现同一功能的具有互替性质的制度安排。

当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与市场中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时,企业与市场之间就达到了均衡。

这个均衡点就是企业的边界。

用图1来表示:

代表市场交易的总成本,因为企业的扩大可以减少交易市场总交易成本,因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递减。

代表企业内部总组织成本,因为管理才能收益递减,所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递增。

这样企业的边界就应确定为于

所形成的总成本

的最低点上,即图中

点。

  

  科斯对市场和企业两种制度安排做了互替性的比较,并得出结论:

企业组织的边界决定于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组织协调成本的比较当中。

但是科斯的理论存在很大的缺陷,即事实上企业的生产功能是市场无法取代的。

企业最重要的特性在于是一种生产销售物品的管理过程,而市场本身并不能生产任何物品,它只提供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之间联系的纽带。

科斯把企业作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实际上是假定了市场可以先于企业而存在,或者说没有企业时就已经存在市场。

而没有企业存在意味着没有任何产品生产出来,因而意味着市场不能执行任何配置功能,即市场根本也不应存在。

科斯的解释从而陷入了难以统一的矛盾当中。

而这与科斯完全背离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的定义而将企业存在的本质说成仅仅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为了生产是一致的。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队”生产理论、威廉姆斯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张五常的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理论等都是对该理论的补充和改进。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迪屈奇的贡献,他认为企业边界由企业和市场的管理效益与管理成本对比来确定,其分析框架将交易成本分析纳入长期竞争动态的框架内,并吸纳波特价值链与知识经济理论,这是对交易成本经济学仅仅从成本角度出发静态地分析企业边界问题的一种改良。

因而对半结合这一复杂经济现象具有较强解释力,该理论认为当企业的交易成本大于管理成本、交易效益大于管理效益时,半结合行为发生。

  (4)契斯的企业能力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契斯认为应该采用一种整体的视角,涵盖与企业能力建立相关的整个过程、整个企业的内部知识和产品的生产过程和外部的交易过程。

他将企业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整合、塑造和重组内部和外部竞争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环境的整体能力。

”,并以企业动态能力为切入点对企业边界进行研究,认为“企业的边界在于能力的适用边界”。

  以上理论揭示了企业边界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决定企业边界变化的最终力量是效率,而且在分析企业边界时,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以及企业能力理论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交易成本学派的静态比较方法,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组织形态相比较,可以确定企业纵向边界变动的方向。

但交易成本并不是决定企业边界的唯一因素,因为企业边界差异的决定因素还应包括企业专业化水平。

新古典理论从生产角度考察企业边界,侧重于动态、系统分析,适用于与专业化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企业边界问题的分析,包括生产技术的演进对企业组织的发展的巨大影响,这弥补了交易成本理论忽视企业生产职能的缺陷。

企业能力理论以整合企业内、外部能力为核心,强调在进行企业边界分析时必须按照企业本身的要求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统一企业的生产功能和交易功能,保证企业在市场中的健康发展。

知识利用效率对企业边界的决定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管理生产功能的系统,它主要研究了诸如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

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组织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要素分析框架,将知识要素纳入了资源配置的内容,适应了新经济的发展要求。

我们知道,在新经济的环境下,知识已经成为比传统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自然资源)更为稀缺的一种资源。

知识正和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等一起成为一项新的基本经济要素,并且在当今科技瞬息万变、技术创新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条件下,由于知识可以实现建立在其自身基础之上的发展,即所谓“内生性发展”,所以它被认为是新形势下的“高级要素”,从而使它也成为决定企业存在和边界的重要影响因素。

例如,著名的企业理论家德姆塞茨就提出了企业是协调和整合企业成员所拥有的特殊知识的机构这样的观点。

即是说,企业要获取与利用知识,就必须对企业内的知识以及拥有不同类型知识的个人进行管理,因为市场不具有管理企业知识的功能,而只有企业才能作为管理组织内成员及其所拥有的知识的机构而存在。

  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理论对企业的性质予以新的解释,这种企业理论关注了企业的异质性以及长期获得超额收益的机制。

与前面若干解释不同,企业能力理论并不强调交易费用,它从企业的“生产”属性出发,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知识产品库——生产性知识和能力集合。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不仅取决于组织成员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而且取决于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即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

企业的核心知识和能力是企业剩余生产和长期竞争优势的根源。

它认为企业能力是难以模仿的、知识的转移是低效率的(高成本),这是因为知识的创造具有专业性、知识的积累具有长期性、知识的表达具有隐含性、知识的分布具有分散性、知识的运用具有整体性。

企业能力理论正是在这些能力(知识)特性的基础上来解释企业的存在。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知识投入在生产过程中是首要的因素,知识载体于个体并专业化于某一特定领域,知识的专业性决定了生产活动需要拥有各种不同类型知识的个人的共同协作和努力。

有效的生产要求某一制度安排能起到协调个人知识的功能。

然而,市场并不能承担这种协调功能。

因为市场在协调过程中会因知识的隐含性和不可分割性等原因而失效。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作为一种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制度安排便出现了。

它创造了能使得多个个人集中使用各自拥有专业知识的环境和条件。

也就是说,企业是生产活动所需知识的获得、运用和积聚的有效制度,尤其是它通过提供大规模的增量学习过程使得部分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得以在组织中积聚。

由于企业中知识的积聚是拥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多个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由此形成的有关知识资产便是由企业拥有的而不是主要被个人所拥有的,即企业具有比其中所有个人拥有的知识之和还要高得多的知识。

这些额外的知识体现在企业的成规之中,成规可能被看作是“一个组织的技能的集合”,“它可以是指整个组织中重复的活动方式”,即一个组织得以构建和在其中得以运营的行事方式、规则、程序、习惯、战略和技术。

“在任何时候,一个行业的企业都可以看作是以一套技术和决策规则(惯例)来运行”。

企业成规的形成过程实质是能力和知识在企业内部的社会化过程。

正是成规的存在决定了企业这一制度在生产过程中协调个人知识和组织合作方面具有比市场更高的效率,并决定了企业的成长过程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

也正是企业在能力形成、知识积聚以及成长路径上的差异决定了为什么一个企业不同于另外一个企业。

而这种不同有可能导致一个企业对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

  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视为一组特殊能力和资源构成的资源集合,而企业的能力和资源又是以知识和资源为基础的,所以也把这种理论称为企业的知识理论或企业资源理论。

但无论叫什么名称,这类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均认为:

与企业外部条件相比,企业的内部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概念。

  企业能力理论从企业内在发展的观点出发分析企业和市场。

企业被看作是一个知识创新体,在本质上永远是一个能力体系,这正是企业能够获得长期超额收益、产生长期收益的机制的深层原因。

企业的能力特征对解释企业的存在、边界以及企业的异质性和竞争优势都有很强的说服力,如企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能力和知识难以通过市场来传递;

企业的外延边界在于能力的适用边界,企业能力决定企业的经营范围,特别是企业多角化经营的广度和深度。

企业的异质性在于企业生产过程中形成和积聚能力的差异性;

而企业内部决策权配置则取决于企业能力(知识)的分布和相互关系。

所以,从企业性质的经济性来看,应当以最根本的同质的东西来规定企业的内涵,这种同质的东西就是能够产生智力资本的“企业能力”,能力直接与各企业不同的效率水平密切相关,而且具有战略性价值。

  如果企业的存在是为了管理企业成员所拥有的特殊知识,那么,由什么决定企业的边界呢?

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根据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来分析企业的垂直和水平边界。

德姆塞茨是这样解释企业的垂直边界的:

在市场能有效地转换产品但不能有效地转移知识这一假设前提下,如果在生产阶段B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则生产阶段A和B将被垂直整合在同一个企业之中;

另一方面,如果阶段B不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就可完成生产任务,则阶段A和阶段B就能有效地通过市场交换相联系,换言之,生产阶段A与生产阶段B可分为两个独立的企业。

权力因素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及其表现

  规模经济、交易费用、信息成本、知识效率等经济理论都无法完整地解释企业规模扩张和收缩的问题。

由此可以认为,决定企业边界必定存在着新的本质因素。

而这种因素正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于知识的重要性所带来的权力因素。

权力是一种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具有支使、支配的力量。

经济学中的权力是指为了追求特定目标或结果而对个体或群体(组织)所拥有资源的激活和配置力量。

影响企业边界的权力主要是所有权和公共权力。

在经济学中,所有权既指对某种财产的所有权,也指对企业的所有权,财产所有权指对给定财产进行处置的完全权力,企业所有权则指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公共权力主要存在于政府和社区,通过法律、规章或行政手段来实现。

它们对企业规模的决定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所有权的影响

  所有者从因财产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中进一步扩大了权力范围,即通过财产关系而控制更多的资产使用和收益权,反映出资产所有者凭借其资产而控制整个企业行为。

正是这种行为决定企业资产的选择与配置,“企业边界是在交易各方进行最优权力配置的选择”,其配置水平的高低,是企业成长的限制力量。

在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所有者拥有对“人”的控制、支配权。

  从具体表现形式来看,在企业的运行中权威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即强制性权威和诱导性权威。

强制性权威通过威胁、恫吓等手段在权力接受者中建立起威望和可信性,这种权威虽容易引起接受者的不满和反抗,但在短期内是广延性、综合性和强度上最有效的权力形式;

诱导性权威主要依靠劝说或奖励来达到使接受者遵从命令的目的,由于是以“软”约束出现,比较符合雇员的需求心理,容易使权力接受者服从,并能激发其热情和创造性,其努力工作的付出问题远远超出雇佣契约中的规定,直接或间接推动企业边界的扩张。

所有者追求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动因,驱动企业边界的扩张。

  企业所有权对企业边界的影响,表现为关系企业扩展或收缩的战略决策、投资决策的决策程序、效率、决策能力和对企业控制、协调能力上。

  2、公共权力的作用

  公共权力具有对企业的强制约束力。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应直接干预在公序良俗范围内运作的企业行为,但不能排除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个量调控。

这种调控有利于实现政府的宏观设计,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因此企业既要承受政府的行政手段,也要面对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既要关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又要注重政府的微观调节政策。

企业执行或顺应政府的相关政策,就会得到鼓励,促进发展;

不执行或违背相关政策,就会受到惩罚,丧失既得利益甚至失去生存权力。

所以说,政府权力是影响企业边界的重要因素。

  公共权力对企业边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府行为上。

政府可以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行为,从而影响其边界,如政府特许及管理限制了企业的扩展;

政府也可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间接进行调控,达到限制或鼓励企业扩展的目的,如货币供应、税收、利率和价格管制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以及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约束,都可以极大地影响企业边界的伸缩。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授权有关部门制定市场规则来对企业进行制衡。

  社区权力对企业边界的约束,主要通过社区文化、行为规范和舆论监督来进行,它表现为一种间接的软约束,但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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