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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也不是嗜血的恶魔。
郭嵩焘不乏胆气，他敢撄众怒，上疏批评那些浅见短识的士大夫，“不考究中外大势，一味负气自矜，徒恃虚骄，于国有害无益”，郑重表示自己出使英国是为了“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御之法”。
其见识之高，胆量之雄，一时无二。
迄至光绪二年（1876年），中国的国门被洋人的重炮轰开已长达三分之一个世纪，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却依然是幼儿园水平，事到临头，被逼无奈，才派出自己的第一位驻外使节。
按说，郭嵩焘破天荒地出任驻英公使，即算不是喜事一桩，也不是什么丧事，可他的家人却将此行看得十二分晦气，满门老小没一个脸色晴朗的。
惟有郭嵩焘本人颇为乐观，他早就想知己知彼（“通知洋情”），不愿夜郎自大，做一只趾高气扬的井底之蛙。
清朝早期的洋务派领袖（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晚期的洋务派领袖（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前后赓续，却是换汤不换药，更形象一点说，无异于“漏船载酒泛中流”。
既然船（中学）是破的，人再聪明酒（西学）再好，又能受用几时？
可悲就可悲在，当此紧要关头，力图自强自救的国人却没能及早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却仍在“夷夏之辨”――所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四夷，外也；
中国，内也”1――的八卦阵中兜圈绕弯，不得其径而出。
中国士大夫的优越感全摆在明处：
华夏为内，夷狄为外；
华夏为尊，夷狄为卑；
华夏为上，夷狄为下；
以夏变夷为顺，以夷变夏为逆。
这种传统的夷夏观几乎成了朝野上下的思维定势和惟一的遮羞布，无人置疑，更无人将它戳穿撕破。
按照这个逻辑，满清发迹于关外，原属夷狄，征服关内、统治中土应算是以夷变夏，所以明末清初一些崇尚气节、严夷夏之防的知识分子（诸如顾炎武和王夫之）抵死也不肯承认满清为正统王朝。
然而，满清二百余年君临天下，早已积怯为勇，积健为雄，不再疑惑，不再尴尬，敢自居为天朝上国，对更远更外的异邦持一种盲目的轻视之心，甚至当国门被洋人当成了厕门之后，这种可怜而又可笑的优越感仍然毫发无损。
在他们看来，论船坚炮利、铁路轮机、声光化电，西方远胜于中国；
论典章制度、政教道德，无疑是大清帝国更为完美，洋人难望我项背。
李鸿章可算是一大群糊涂虫中的明白人，且与洋人接触频繁，他的见解却不过尔尔：
“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2张之洞也可算是一大群糊涂虫中的明白人，他同样强调：
“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
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
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
”3有这样尊贵的衮衮诸公作大护法，“天朝中心”的童话更歧变为“西学中源”的神话。
不错，中国人老早就发明了火药，却只知用它造鞭炮做礼花，洋人却用它制成了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利器；
中国人也老早发明了精密的罗盘（指南针），却只知用它选墓址卜宅基，洋人却用它航海探险，去认识世界，征服世界。
两次鸦片战争后，被动挨打的清王朝其忿在色，其怯在心，外交上执行的是彻头彻尾的“驼鸟政策”，郭嵩焘曾用十二字加以概括，即“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
当局“不揣国势，不察敌情”，却妄肇衅端（杀马嘉理、杀外国侨民、杀传教士等），其结果必然是“贻祸天下”。
洋务派有求变图强之心，可是舍本逐末，只在“造船制器”上下功夫，对僵化偏枯的政教，对根子上的症结却视而不见，讳疾忌医，不肯或不敢狠下“虎狼药”，痛下手术刀。
这样偏瘫着办洋务，虽然办得热热闹闹，又能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来？
“知其本而后可以论事之当否，知其末而后可以计利之盈绌”（郭嵩焘语），中国地利尽丰，人才尽足，没有好的政教，纵然具有富强的表象，仍是白搭，何况连这个表象也不具备。
洋务派的领袖们对大本大原不敢触及，对政教风俗不敢变更，只在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点点缀缀，郭嵩焘深感失望，在日记中对他们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
“当国者如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
忧时者如马行画图之上，势欲往而形不前。
”“弄空枪于烟雾之中，目为之眩，手为之疲，而终一无所见。
”“合肥伯相（李鸿章）及沈幼丹（沈葆桢）、丁禹生（丁日昌）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
纵然所求之艺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
”郭嵩焘是一位怀疑者，一位独醒者，他已率先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中破茧而出，手中所缺的只是一帖既能济时又能济世的标本兼治的“药方”。
他在中华古国寻觅多时，一无所获，于是，便将目光投向西方世界。
按照传统的夷夏观，这真有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
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有足够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
他发现，英国之强并非只强在它的船坚炮利上，它的政体――即它的根本――同样勃勃有生机。
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
英国之强，始自国朝。
……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
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
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
能辨此者鲜矣。
（其一）
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
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
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
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
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
（其二）
圣人治民以德。
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乱。
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
西洋治民以法。
法者，人己兼治也。
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
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也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也。
（其三）
他认识到，西洋之所以能享国长久，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法治，因此民气得通，民情得达，民志得伸，民才得展，无抑郁挫伤之弊，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良有由然”，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除残去害，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
“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郭嵩焘洞幽烛微，能平心静气地看清这一层利害关系，勇于承认中国之“无道”（政治腐败），寻找病症的内因，这才真正是先知先觉者的独到之见。
他主张向西方学习，首先要学习西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找准自己正确的定位。
他认为，世界各国按进化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
文明、半开化和野蛮。
中国落在第二层次，很难顾盼自雄。
为何清朝士绅的自我感觉异常良好？
郭嵩焘的答案是：
“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
”他的话显然是针对国内洋务派领袖们而言的，他们对洋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犹如瞎子摸象，盲人把烛，各得一偏，与实际相去甚远。
郭嵩焘对中国浪费人才的现状尤其痛心，认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之不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而“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因此要挽回一世之心，兴办实学乃是当务之急。
可是天朝上国的办事效率实在教人不敢恭维，郭嵩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即有此议，可延宕至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官方才创办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
难怪郭嵩焘为中国的发展前途开列进度表时悲观中有乐观，乐观中也有悲观，他认为中国至少得用四百八十年的奋斗和努力才可望成为世界上的富强之国：
学习西方军事，三十年可初见端倪；
学习西方的制造工业，五十年可稍见成效；
兴办学校，一百年方能树艺人才；
再用一百年荡涤旧习；
再用一百年砥砺精英；
再用一百年趋于大成。
有趣就有趣在，郭嵩焘是一位出了名的急性子，然而这一回他居然变得如此从容不迫，如此低调，如此有定性，真令人刮目相看，而且煞费思量。
郭嵩焘办理外交事务，处处不失汉官威仪，觐见英王，不亢不卑，进退合度。
同时，他勇于遵守国际惯例，递交照会，均用西历；
与洋人打交道，一律行握手礼；
听音乐，看曲目单；
游甲敦炮台，穿西装；
见巴西国主，起立致意；
使馆开茶会，让夫人（梁氏）出面接待。
郭嵩焘公使这些通权达变的行事方式却都是刚愎自负的冬烘先生刘锡鸿副使看不惯的，他在寄给满清朝廷的报告中屡屡贬斥郭嵩焘的言行，还公然诟骂自己的顶头上司为“汉奸”，似乎只有他这位处处乜斜着眼睛看洋人的刘锡鸿副使才是天朝尊严的坚强卫士。
郭嵩焘的言行思想的确不合乎“天朝上国”的规矩尺度，在朝野名士的眼中，他始终是个异端。
比如洋务派领袖们忙于造船制器，他却主张正本清源；
朝野清流一致主战，他却认为在敌国环集的危局面前，“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只可随机应付，切忌不顾后果的浪战；
洋务派领袖们认为当务之急先要强国，他却认为先要富民；
朝野清流一致认为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却认为洋人以通商为制国之本，意在求利，我们不妨因势利导；
洋务派领袖们主张工商业官办，他却主张工商业民营。
他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看法与各路“神仙”如此格格不入，大相抵牾，得不到朝野各派系的鼎力相助，以至于孤立无援，便毫不奇怪了。
光绪四年（1878年），郭嵩焘兼任驻法公使，他基于“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益处”的认识，将自己出国途中备述所见所闻的日记整理成册，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
对国外的政治、军事、科教和民俗多有赞语，相比之下，对国内情形多有微词，这下可就惹恼了那些天朝完美论者。
须知，朝廷中不乏嗅觉灵敏而又“深明大义”的铁笔御史，他们早就看得郭嵩焘鼻歪眼斜，正愁手头没有上好的题材，这下他自动撞进网来，还能不严章弹劾？
不说“叛臣贼子”，单是一个“有二心于英国”的罪名，就足以让郭嵩焘吃不了兜着走。
就这样，清政府勒令将此书毁版禁印不说，这年年底还解除了郭嵩焘的英、法公使之职，派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前往接替。
很奇怪，像郭嵩焘这般既知本末又知情势的通变之士，李鸿章却屡屡说他“有些呆气”，一向以慧眼识人自许的曾国藩也认为郭嵩焘只是“著述之才”，不是“繁剧之才”，即指他干不好实际事务。
然而，归结起来，要说他不会做官，测不准宦海几级强风几级巨浪，那倒是真的。
郭嵩焘颇具诗人气质，喜欢危言危行，在主调为因循苟且的晚清官场上自然是处处受到排挤。
他一生在官场浮沉起落，真正拎得起的“风光岁月”不过寥寥数年。
1859年，他曾在诗中喟然感叹道：
人生都是可怜虫，苦把蹉跎笑乃公。
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
郭嵩焘置身官场，既非蒙满贵族，又不愿削尖脑袋钻营，自然是难以冒顶。
他生性戆直，心地开爽无城府，长于思考短于行事，的确更像个理论家，不像个实干家。
曾国藩知人论世的功夫颇深，他始终只将郭嵩焘视为承明著作之才，从未推许他为治世调羹之人，因此当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上有意起用郭嵩焘时，曾国藩屡次三番写信给他，要他多听郭嵩焘的建言，至于实际公务，则尽量少让他沾边，以免误事。
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曾纪泽，他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竟以“花拳练步”四字来酷评这位有通家之谊的父执，曾国荃则欣然允为确评，回信说：
“以‘花拳练步’之说喻筠老（郭嵩焘号筠仙），极为有识。
筠老之取憎于一世在此，而吾之敬重筠老亦在此。
与其交举世诟病筠老之一班朋友，则不若交筠老，以其犹有文字之知识也。
”在中国，要成为一位实干家，首先必备的才干便是要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这显然不是郭嵩焘的长项。
同治元年（1862年）秋，江苏巡抚李鸿章召郭嵩焘前往任职。
郭途经安庆时拜访了湘军大帅曾国藩，盘桓一月之久，两人相处融洽，无话不谈。
临别之际，曾国藩书联一副赠郭嵩焘：
“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
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
”对于这样的箴告，郭嵩焘同样是知其意而不能行。
同治二年（1863年），郭嵩焘得两广总督毛鸿宾举荐，署理广东巡抚。
“署理”只是代理，并非实授其职，这就使他多少有点尴尬：
少做事吧，尸位素餐，他觉得愧对百姓，多做事吧，容易越权，又会惹恩主毛鸿宾不开心。
但他还是依着性子无所顾忌地拿出了当行本色，在广东办厘金，力行劝捐，手段十分凌厉。
由于自信心强，求治过急，好似涸泽而渔，一时间粤商怨声载道，甚至有人作了一副嵌字联咒骂郭嵩焘和毛鸿宾：
“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
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之毛。
”“廓”与“郭”谐音，骂的是郭嵩焘，“毛”是直指毛鸿宾。
毛总督见大势不妙，便处处诿过于郭巡抚。
清朝督抚不和是常事，没什么好奇怪的，可郭嵩焘管不住自己那张嘴，竟在人前放出丑话：
“曾涤生（曾国藩）保人甚多，惟错保一毛季云（毛鸿宾字季云）。
”向自己的恩主开炮，这违反了官场的游戏规则，第一个不高兴的人便是老友曾国藩。
曾氏反唇相讥道：
“毛季云保人亦不少，惟错保一郭筠仙。
”此言一出，闻者无不大噱。
郭嵩焘抚粤三年，用“焦头烂额”四字形容最为恰当，先是他在征取厘捐上操之过急，得罪了粤商；
其次是与两广总督不和（先是毛鸿宾，后是瑞麟）；
然后是他被太平军余部折腾得够呛，因而对曾国藩、左宗棠二人“驱匪入粤”深致不满。
此外，他的私德也牵动时议，遭到抨击，那就是他违反尊卑礼数，让续弦谢氏地位屈居于老妾之下，谢氏愤而大归（分居）。
前庭遭溺，再加上后院起火，郭嵩焘想不丢官都不可能，最终左宗棠一纸弹章便将他送回了老家。
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祖父是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多财而不吝，“然诺一语，千金不惜”。
县令某公借了重金，人死在任上，欠家愿用两位漂亮的丫环抵债，郭嵩焘的祖父却烧掉借据，一笑置之。
他还爱好诗文，闲暇时以吟咏为乐。
应该说，这种豪迈家风和诗书气息对郭嵩焘的影响很大，因此他并不像一般读书人那样轻视“商贾末业”。
郭嵩焘十七岁入岳麓书院就读，十八岁与曾国藩、刘蓉义结金兰，十九岁中举人，三十岁（1847年）中进士，点翰林，与李鸿章、沈葆桢是会试同年。
他有两个弟弟郭�焘和郭�焘，都是湘军大体系中极有才干的能人，合在一起号称“湘阴三郭”。
对他们三兄弟，曾国藩有一个堪称公允的评价：
“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
”意思是，在三兄弟中，大哥郭嵩焘的学问最好，小弟郭�焘的才干最高。
郭嵩焘一生最得意之处，并非三年使西，更不是三年抚粤，而是他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居丧的曾国藩墨�从戎，说动了大傲哥左宗棠欣然出山，说动了负气而走的李鸿章重返曾氏幕府。
他在《玉池老人自叙》中曾颇为得意地说：
“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亦一奇也。
”当年，曾国藩居母丧，咸丰皇帝敕令他在湘省主办团练，他为了表明自己尽孝的决心，已写好奏章，恳请终制（守墓三年），让湖南巡抚张亮基代为呈递，奏章正在誊抄，还未送出，已是夜半时分，恰巧郭嵩焘来到湘乡荷叶塘曾国藩家致唁。
宾主坐定后，谈及此节，郭嵩焘力劝曾国藩接下这付担子。
他说：
“您素有澄清天下的大志，现在机会来了，千万不可错过。
况且戴孝从戎，古已有之。
”曾国藩的思想工作可没那么容易做通，郭嵩焘又将“力保桑梓”的大义跟曾老爷子说了，然后由太翁出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曾国藩君命可抗，父命难违，这才硬着头皮应承下来，赴省城去尝试一项自己先前做梦都未曾想到过的艰难事业。
其后，这位湘军大帅历尽艰险，成为“中兴第一名臣”，郭嵩焘当年苦口婆心的敦劝之功自然不可抹煞。
左宗棠一向以“今亮”（当今的诸葛亮）自居，可他多年受困于闱场，三次进京会试，均名落孙山。
左宗棠一向恃才傲物，胡林翼不遗余力地保荐他，他都婉言谢绝了，而郭嵩焘出于同乡之谊，当面向他陈说利害，“贤者不出，其奈天下苍生何”，左宗棠被其至诚感动，于是告别隐居生活，走马上任，先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后佐湖南巡抚骆秉章，最终出将入相。
只可惜这两位好友加亲家，后来因为政见相乖而反目成仇。
李鸿章与郭嵩焘都是丁未（1847年）科的进士，这层同年关系在科举时代是非比寻常的，李鸿章一度因意见不合与恩师曾国藩怄气，离开了大帅府，前程顿时趋于黯淡，正是郭嵩焘劝他及早回头，才有了曾国藩保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的下文，也才有了往后李鸿章飞黄腾达的好戏。
湘军的最终取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防稳固，粮饷充足。
郭嵩焘曾不无自豪地说：
“湖南筹饷，一皆发端自鄙人。
”虽说在官民交困的情势下征厘金（征商业税）不是郭嵩焘的发明，但他有宣传推广之功。
为此郭嵩焘曾戏称自己是个“化缘和尚”。
此外，郭嵩焘还创议兴办湘军水师，使湘军水陆并进，两翼齐飞，实力大大增强。
然而，不管郭嵩焘早年对湘军作出过多大的贡献，也不管他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功业有多大帮助，就因为他出使英、法三年，对西方文明赞不绝口，主张开眼看世界，虚心向西方学习，尤其要学习西方政教方面的可取之处，便遭致国内顽固分子及保守势力的口诛笔伐和聚众诃骂，种种责难、痛贬和狂吠都齐刷刷地瞄准了他。
连一向开明的文坛领袖王�运也认为他不可救药，说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曾称赞郭嵩焘“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也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口吻大变，对罢使归来的郭嵩焘出言不逊：
“筠仙首参岑彦卿（岑毓英字彦卿）宫保，以循英使之意，内外均不以为然。
此公行将引退，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
”算是被他言中了，郭嵩焘回归桑梓，长沙、善化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湘江）”为由，迫使他改行陆路。
省城的士绅更是在街头贴出大字报，直斥他勾通洋人，是卖国贼。
普通官员见到他也侧目而视，不理不睬。
世事难料，人情莫测，像郭嵩焘这样一位“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僧格林沁语）、“拼了声名，替国家办事”（曾纪泽语）的人却遭到“深明事理”的士大夫如此之大的误解和如此之多的攻讦，一时间，“骂名穷极九洲四海”。
对此，郭嵩焘蔑然视之，重压和积毁之下，他并不打算改弦易辙，重新做人。
他始终坚信自己所践履所主张的一切都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虽被世人误解和攻讦，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推敲。
他曾在致友人书信中表明了自己不以世间毁誉为进退的心迹：
“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
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
”他还在诗中唱出了强音：
“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这如同一支响箭，他将自己的大自信射向了遥远的时空。
后来，维新派的杰出代表谭嗣同果然挺身而出，为郭嵩焘鸣不平，并向他致敬：
“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
……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嵩焘）侍郎、湘乡曾�刚（纪泽）侍郎，虽西国亦云然。
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
”维新派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人物梁启超也称赞郭嵩焘是“最了解西学的人”。
郭嵩焘与李鸿章终生交好，但他对后者办理洋务方面的关键性失策（偏重军事而忽略政教）多有批评，觉得“观其勤勤之意，是为能留意富强者，而要之皆末也，无当于本计”，还说他“考求西洋军火，可云精博。
……惜其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
反过来，李鸿章却真诚推许郭嵩焘为精通洋务的第一流人才，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称郭嵩焘“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所论利害，皆洞入精微，事后无不征验”。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
他若多活三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灰飞烟灭便完全印证了他早先的预见（舍政教之本逐船炮之末不能使国家强大），又该作何感想呢？
他去世后，李鸿章为其上奏学行政绩，援例请史馆为其立传，礼部为其赐谥，可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答复：
“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颇滋物议。
所请着不准行。
”辛丑年（1901年）间，朝廷中某些义愤填膺的御史竟然将八国联军入京的那笔坏帐烂帐算在墓木已拱的前驻英公使头上，坚请朝廷下令掘郭嵩焘之墓而鞭其尸。
这些人的眼力未免太差，情急之下连扛罪的对象也找错了。
所幸公道自在人心，几句“圣裁”并不能抹煞一切，御史的痛斥狂贬也注销不了郭嵩焘的思想光芒。
与朝廷的无情无知相反，湘籍大学问家王先谦为郭嵩焘撰写的墓志铭对其一生功德却作出了高度评价，也许能算得上是盖棺论定：
“利在国家，岂图其私！
……*%尔风节，百世之师。
文章满家，鸾凤其仪。
谤与身灭，积久弥辉！
”
我们考察历史，反顾来路，称郭嵩焘是中国十九世纪末维新派的先声，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盘西化论”的嚆矢，当不为错。
郭嵩焘痛恨反手关家门，力主开眼看世界，早已被证实是明智之见和明智之举，他是超越时代的先行者，生前没有知音，没有同道，内心寂寞如沙。
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的蓝调文明，面对重重阻力，真可谓是“雪拥蓝关马不前”，他叹息过，苦恼过，却从未绝望过，相信未来，内心始终怀抱着沉重的乐观。
事实证明，郭嵩焘是对的。
现在郭嵩焘的在天之灵已不再孤独，中国加入WTO后，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的人正不知凡几。
若请求郭嵩焘给我们一句赠言，他会说什么呢？
他或许会说：
学习西方的政教仍永无止境。
或许，就是这一句吧。
注释：
〔1〕宋・石介《徂徕集》卷十。
〔2〕《筹办洋务始末》。
〔3〕《劝学篇・序》。
感谢您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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