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影响.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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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及文学的影响,罗珊，李素,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的影响,东汉末年佛经翻译开始流行,到盛唐时期佛经翻译达到鼎盛。

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中汉语词汇量的扩大、白话文的产生、词汇的演变和翻译理论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翻译佛经的基本理论与技巧对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汉语词汇量的扩大,佛经翻译为现代汉语输入了许多新的佛教词汇,有些新鲜的词汇已经融入到汉语的语法与日常用法之中;另外,一部分词汇则丰富了汉语的语体和各种变体。

早期的佛经翻译,除在固有名词上做了相应的转译外,部分抽象的词汇大多沿用佛教的旧名。

根据唐朝著名翻译实践家玄奘提出的“五不翻”学说,在五种情况下译者可以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来对佛经当中的部分词汇进行音译处理,这样就形成了汉语中的佛教外来词,如“般若”、“瑜伽”、“禅那”和“刹那”等。

随着佛经翻译的日益深入,译者们发现佛经的源语言（梵语）被译成目的语言（汉语）时,原意有所出入,于是他们开始创造新词以正确地传达经文的深层含义,这些新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的变体。

诸如“法界”、“众生”、“因缘”、“果报”这些词,它们都是汉晋到隋唐之间的翻译家们创造出来的。

作为千年佛经翻译的总结者,赞宁倡导的翻译学说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传统的译经理论,为汉译版的佛经提供了许多富含多种表达意义的词汇,这些新词和佛教外来语词汇不但繁荣了现代汉语,而且促进了现代汉语词汇的扩大与发展。

（二）汉语白话文的产生,梵文本身具有简洁明白和流畅易懂的特点,所以佛经翻译也力求通俗易懂和明白晓畅。

鉴于此,汉译版的佛经不仅应该摒弃六朝时期骈文的浮华之风和绚丽词句,而且应该拒绝使用“之乎者也”之类的文言句式和古文作家所遵循的文言句法。

考虑到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佛经被翻译家译成白话文,为汉语的演变和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从东汉至北宋初期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佛经通常情况下都是被译成文言文,由于该语体本身具有的晦,涩难懂的特点,很多老百姓无法真正理解佛教的内在教义与精神主旨。

自清末明初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的产生丰富了佛经译入语的表达方式,以吕振中为代表的翻译家开始将文言版的汉译佛经转译成白话文。

白话文本身具有的通俗易懂的特点,不但使广大读者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而且深刻地理解了佛家教义背后所蕴藏的共济苍生、和谐共处的文化内涵。

下面将通过两则佛教典故予以说明：

一苇渡江达摩像:

表祖师东来中土传法。

达摩祖师辞别武帝,欲往嵩山少林寺。

来到江边,望着滔滔江水,寻不着舟子渡江,便信手取来江边芦苇,编成小舟,摆渡过江,此即一苇渡江之由来。

一只草鞋达摩像:

表祖师归返天竺。

师传法于慧可后,即装束返回天竺,途中五度遭人以毒药谋害,皆不能伤师毫发,第六次再遭下毒,师以尘缘已尽,不复留之,遂安详坐化。

门人葬之熊耳山。

事逾三载,一日魏使宋云,奉令出使西域,途径葱岭,遇师手持单履,翩然而行,问师将何往,师答西天去。

皇帝闻言,及派人开棺,赫然发现师已不知去向,唯留草鞋一只。

（三）词汇的演变,除了汉语词汇量的扩大和白话文的产生之外,佛经翻译也从不同方面促进了汉语词汇的演变。

第一,佛经的口语性很强,这一特点使得僧人们在翻译佛经时使用当时最通俗易懂的汉语词汇,佛经当中一些口语化的词语使汉语词汇逐渐摆脱了六朝时期语言的浮夸之风和绚丽词句,进而使汉语词汇的表现手法更加灵活,增强汉语词汇的口语性和宗教趣味性。

第二,佛经翻译可以反映汉语从单音节走向复音节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汉语的发展历史中,各种各,样的词素组合成词以及一个复合词产生的早期状态与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态略有不同。

在汉语发展的早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三音节词。

佛经语言里有许多丰富的三音节词,大多是同义并列的结构,被译成汉语后有相对应的三音节词。

例如,“今现在”、“比丘僧”、“亲眷属”或者“权方便”,诸如此类的词在佛经里不计其数。

这些资料可以提示我们,在单音节词逐渐组合成复合形态的早期,曾尝试过用双音和三音节来结合,发展成走向复音节、双音化的途径。

第三,动补结构的大量兴起也反映了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在汉语的发展史中,动补结构是一个出现较晚的结构,这种语言现象产生于中古时期的佛经里,之后对汉语词汇产生影响,进而出现了述宾结构短语。

由此可见,佛经翻译在语言特点、词语形态和语言结构等方面促进了汉语词汇的演变。

（四）翻译理论发展,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实践,对我国近现代的翻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早的“文质”之争、“厥中之论”为现代翻译理论中的直译与意译方法、归化与异化策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代作品法句经序（支谦著）中的观点,则是东晋佛经翻译家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唐代翻译家玄奘的“五不翻”和“既需求真,又须喻俗”的论断,剖析了音译与译语文本的文体风格问题。

在求真喻俗这一方面,玄奘主张在译经的过程中,采取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方法,合理清晰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深层意义,但是考虑到译语的通顺流畅就得采取意译的方法以确保译文不但要符合目的语的语法规范更要符合目的语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语境,使之靠近译文读者。

所谓准确地音译就是保持源语言的音位特点,为汉语输入更多的外来词汇。

在译文的文体风格方面,玄奘主张使译文与原文的风格保持一致,尽量让汉译版的佛经突出源语文本古雅朴素的风格。

玄奘的翻译思想是严复“信、达、雅”这一翻译准则形成的精神源泉。

另外,现代英语翻译教学中所涉及的一些翻译技巧,例如增词、删词、拆分、合并、译名假借等也来自于玄奘的翻译思想。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现代翻译理论提供了基本框架,极大地丰富了当代翻译的主要理论、学说和观点。

佛经是佛教教义、教规、教理的主要依据,佛经的译介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胡适明确指出,“中国佛经翻译“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1999:

130）,它“抬高了白话文体的地位,留下无数文学种子在唐以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且富于想像力的佛教文学“对于那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国古文学有很大的解放作用”,因为“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是印度的文学影响的产儿”;佛经往往带者小说和戏曲的形式。

这种文学体裁的输入，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瞿秋白也给予佛经翻译很高的评价:

“佛经的翻译的确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相当的功劳。

第一,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最简单的语言去翻译印度日尔曼语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语言梵文。

第二,佛经的翻译事实上开始了白话的运用宋儒以来的语录其实是模仿佛经而来的。

不但如此,照现在已经发现的材料来说,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学也是在佛经影响之下发生的佛经的翻译从汉到唐的进化,正式从文言到白话的进化。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1.佛经翻译对我国文学创作思想的影响2.佛经翻译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影响3.佛经翻译对文学创作形式的影响,1）空与无常佛教的东传，带来了“万法皆空”、“诸行无常”的观念，非但更强调提醒原有人生苦短之观念，更充分地开拓刺激了中国人的哲学视野，在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三国演义红楼梦中好了歌，还有甄士隐的解释等都体现了空与无常的思想。

2）果报轮回佛教东传以前，中国本土原也有类似果报的思想，但却与佛家所云大相迳庭。

儒家讲的是“天道福善祸淫”，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种将人事因果归之于天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往往令人有一种天威难测、捉摸不着的感觉。

佛家之果报思想则不然，讲的是生死轮回、三世业报。

大致六朝以后，果报思想已深入民间，成为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信仰。

也影响了文学作品。

如王琰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宣验记、侯白的旌异记、颜之推的冤魂志及集灵记，干宝的搜神记等。

曹雪芹在第五回即安排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事，警幻仙子显示金陵因果名册，演唱十二曲红楼梦，暗示出生命的虚幻无常，与命运前定的因果观念。

3）鬼神地狱“地狱”的观念则是外来佛教的说法。

佛教的地狱说，汉末传入中土，兴盛于南朝。

六朝时盛行的志怪小说，受佛经中地狱观的影响重大。

鬼神地狱说经宋平话小说、元明通俗小说之渲染，到十七世纪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出现，更是大放异彩。

4）龙族联宗佛经中说龙是佛的护法，龙与佛生前灭后关系之密切，故而随着佛教之东传，中国文人在思想上也撷取了佛经中龙之特性，将之附会于中土旧有龙之形象观念，而在小说史、文学史上藻绘出一片彩饰绚烂之天地。

中国的文学作品自魏晋以后，尤其是宋朝以后之戏曲小说，几乎都成了诠释佛教无常、苦、因果轮回，地狱等观念的反映。

小说如此，其它诗词、歌赋、戏剧等莫不如此，如诗歌,表现为“以禅喻诗”,具体指“以禅论诗”、“以禅悟诗”与“以禅比诗”。

魏晋时期的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创作的开山人物,他因厌倦宦海沉浮而潜心研究佛教,其诗作常寓禅意于恬静的景物描写,表现出强烈的出世色彩。

鲁迅指出:

“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

”（1998:

30）两万多卷佛经涉及了印度的哲学、文学、逻辑、医药、天文、文法、声韵、音乐、舞蹈等诸多内容,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发展的活力与清新的风格。

其中不少是极具文学价值的经典作品,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题材不朽的源泉。

佛经中文学性很强的篇章不少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不朽的题材。

例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讲述的故事原型正是唐朝高僧玄奘历经磨难、誓向西域求取佛经的曲折历程,根据陈寅恪的系统考证,该小说作者吴承恩在加工创作时借用了相关佛典里的许多情节。

陈寅恪指出,孙悟空大闹天宫出自贤愚经、顶生王缘品里争夺王位的故事,沙和尚的很多情节源自慈恩法师传,猪八戒来自义净翻译的毗奈耶杂事三佛制芘诌发不应长缘,孙悟空从须菩提祖师半夜得到法术的故事,就是佛经里禅宗五祖弘忍夜半传衣钵给六祖慧能传说的演变,还有,西游记着力描写的九九八十一难取材于严华经里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的情节。

另据胡适考证,由“文学天才自然流露”的鸠摩罗什翻译的法华经里“有几个寓言,可算是世界文学里最美的寓言,在中国文学上也曾发生不小的影响”。

佛经中保存有许多古代印度的民间故事和寓言，使得我国文学的故事性的加强。

如吐人幻术，梦幻人生，狸猫换太子，镜影谜团，鹦鹉救火，聊斋画皮等均在佛经故事里可以找到原型。

关于佛经译文的总的特点，梁启超曾加以总结，归纳成十条：

一，普通文章总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佛经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二，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丽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三，倒装句法极多；四，提携句法极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六，多复牒前文语；七，有联缀十余字乃至数字而成之名词一句词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八，同格的语句，铺排叙列，动致数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十，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

翻译经典不附合当时流行的骈文家的绮丽词句,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倒装句，提问句,以及解释语句,佛经翻译的这些特点给汉语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模式。

翻译佛典中散文和韵文交错使用的活泼风格,也是佛教传入前汉语文章中所不多见的,而这种活泼的文体风格,则很大程度上导引了唐以后的变文的形成（可参见周叔迦著漫谈变文的起源）,为汉语向口语化方向发展作了先期的准备。

据胡适考证，佛经散韵夹杂的创作形式，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佛经的每一小段之后都有偈颂，偈颂是可以歌唱的，传到中国以后，便产生民间变文，造成讲唱与说话文学的兴盛。

此外，散文之中夹有韵语，便是后来我国话本及章回小说的“诗曰”，“有诗为证”，“有一道词儿唱得好”“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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