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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积极的影响则是潜层的，并且后来逐渐显现和加强的。
作为传统文学的组成部分，对于新文学的形成而产生积极影响的是中国近代文学。
黄遵宪倡导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所主张的“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运动等，从文学观念、文体语言等诸方面对新文学的初生构成了重要的影响。
〔1〕胡适：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从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主题的走向以及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1917年~1927年文化整体批判时期
〔二〕1927年~1937年政治分野与文化批判时期
〔三〕1937年~1949年政治分野与文化反思时期
〔四〕1949年~1978年政治与文学一体化时期
〔五〕1978年~1990年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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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适：
第二节1917~1927：
文化整体批判时期的文学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次提出文学变革的主张。
2月，陈独秀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更激烈的照应文章《文学革命论》。
这两篇文章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开始和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废除文言文、建立白话文，反对“非人”的文学而建立“人的文学”。
新旧文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新文学阵营通过与以林纾等人为代表的国粹派、以梅光迪、吴宓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的多次论争，最终确立了主流地位。
1921年1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雁冰、叶圣陶等人。
7月，另一个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发起人为郭沫假设、郁达夫、成仿吾等人。
稍后，新月社、语丝社、莽原社等相继成立。
五四文学以西方现代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为构成基础，对旧文学和旧文化进行了整体的批判，表现出了初生的活力与幼稚。
受传统社会的专制政治的压制和封建礼教的影响，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所欠缺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思想史基本上是宗法观念对个人意识制约的历史。
而关于人的本体价值的认识过程不过是那部浩瀚伦理巨著的简短序言。
中国第一代现代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表现出对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主题的追求，呼唤“人的解放”。
最早发出这一声音的是以胡适、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的初期白话诗。
胡适的诗集《尝试集》〔1920年〕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
而稍后鲁迅的创作则是这一主题的最强音，他的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把中国历史概括为“吃人”的历史，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
以叶圣陶、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文研会作家为主体而形成的写实主义“问题小说”作家群，与鲁迅的思考相一致，从更广阔的视角提出了“人的主题”；
与此同时，受近代日本文学和欧美文学的影响，以郭沫假设、郁达夫、张资平等创造社作家为主体而形成的浪漫主义“身边小说”作家群，从个人的生活感受出发，强化了个性解放的思想主题。
20年代初，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台静农等一些流寓都市的作家，以现代意识为尺度，描写故乡农村自然的美丽和社会的黑暗，被后人称之为乡土文学，其思想内容成为五四文学主题的继续。
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先后以“杂感”的形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化批判和社会批评文章。
这不仅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想，而且也为中国新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杂文。
其后的朱自清、冰心、丰子凯、周作人等人，以优美的抒情见长，提供了另一种现代文体——“美文”。
这两种散文文体就其作品的内容来说，可能是五四新文学中比照比较鲜明的两极。
杂文是新文学中时代意识和批判意识最为强烈的文体，而美文则可能是新文学中批判意识最为冷淡的文体。
这可能是由于两种文体的审美原则的本来原则所致，在表达五四文学的成就和特色上，二者的价值都是不可无视并且是不可替代的。
1926年，徐志摩主编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以此为阵地，形成了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为主体的新月诗派。
这个诗人群体在思想上表现为一种抽象的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融合，而在艺术上亦表现出东西方诗美原则的融合。
继承了五四文学的人文精神，并以新的格律诗的主张和实践弥补了中国新诗过于散漫的不足。
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五四新文学是一种与传统文学迥异的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革命。
它存在的前提便是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的反叛，它在反传统的过程中获得生命并确立本质。
1927~1937：
文学的政治分野与文化批判
1927年4月，由于蒋介石政治集团进行血腥的“清党”行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
这一政治事件迅速激化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现代作家也随之发生明显的分化，文学主题发生转化。
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30年代文学”。
1928年初，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等后期创造社成员以及钱杏村等太阳社〔1928年成立〕成员，在苏俄文学和日本左翼文学的影响，主张建设“革命文学”，提出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化。
“革命文学”的主张是以否认五四文学为前提的，因此，倡导者们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第一代著名作家。
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论争。
在中共领导阶层的直接介入下，双方暂时停止论争，于1930年3月2日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革命小说”的创作是左翼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活动。
左联以《拓荒者》、《萌芽》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宣传和介绍苏俄、日本等国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
在此之中，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的译介工作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左联还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及“自由人”、“第三种人”等进行了不无偏颇的论争。
从整体说来，左联在文艺理论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文学创作本身。
在有限的创作中，革命小说的影响和争议最大。
蒋光慈是革命小说的始作俑者，1925年便创作了日记体小说《少年飘泊者》，其后又有《短裤党》、《田野上的风》等问世。
革命小说在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上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成为了中国社会革命的证据。
而且，其受人指责的“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也表现出了五四文学个性解放的主题向30年代阶级解放主题过渡的形态以及知识分子人生历程的真实状态。
但是，革命小说在艺术上总体说来是不成功的，公式化的构思，主观化空洞的表达，使作品缺少艺术感染力。
真正获得艺术上成功的还是后来张天翼、艾芜和沙汀以及后来茅盾的小说创作。
左联的诗歌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
殷夫和“中国诗歌会”〔1931年成立〕蒲风等人的红色煽动诗作为时代政治的反映，成为历史的记录。
而洪深的话剧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左联的理论主张和艺术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是复杂的。
总体上说，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文学的意义。
而其组织活动也存在着政治的盲动性和思想的宗派性，这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文学的发展。
与左联比较靠近，亦可以称之为左翼小说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这一时期也是值得重视的。
东北作家群是指“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内地的东北文学青年群体。
其中，萧红、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以深沉的笔调描写东北民众的不幸生活和抗日情绪，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最能代表“30年代文学”成就的是自由主义作家群。
所谓自由主义作家群是指左联作家和国民党当局御用的“三民主义文艺”、“民族主义文学”之外的作家的创作。
在这一作家群中，除了巴金、老舍、曹禺等著名作家之外，还有京派小说、海派小说、现代派诗歌、“论语”派小品文等作家及作品。
巴金是五四人文精神的真正传人，他继承了鲁迅等人文化批判的思想，《家》等小说所表达的仍是一个“人的解放”的时代主题；
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等作为现代市民小说的代表，表现出一种平民意识和复杂的文化观念；
曹禺的成名作《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现代派诗歌是继20年代初以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为代表的象征诗之后，中国新文学中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典范。
现代派诗人除戴望舒以外，还有“汉园三诗人”〔何其芳、卞之林、李广田〕、废名等人。
他们改变了早期象征诗单纯模仿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倾向，吸收了中国传统诗词的艺术手段，使外来诗歌艺术中国化。
京派作家是20年代后期中国新文学中心南移之后，活跃在北京一带的作家沈从文、废名〔冯文炳〕、萧乾、芦焚等人以《水星》、《现代评论》、《大公报．文艺副刊》等为阵地而形成的一个北方作家群。
京派的存在，具有以下两种意义：
第一，以对乡村中国的深情表达表现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反思。
这是京派作家与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的最大不同。
这种反思既是对五四文学的承继，又是对五四文学的批判。
沈从文等人一般都有一个自己情之所系的乡村境界，这是他们所认同的人生世界，也是他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
在他们的作品中，文化的价值判断再也不象五四文学那样明确、单一，而是有着某种程度的传统和乡村回归意识。
通过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比照，使中国新文学的主题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复杂。
京派作家的创作把鲁迅等第一代现代作家所开拓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题加以简化，更加注重民族道德人格的反思和重塑。
而其中乡村社会的人性美和自然美大多成了他们最终的理想境界。
第二，确立了一种抒情性的写实主义风格。
京派文学是作家的一种人生体验，也是一种主观想象；
是一种浪漫又是一种实在。
纯情的乡间少女和睿智的山野老人，常常成为京派作家笔下的形象系列。
自然化的性情和民间性的意识使作品长于抒情也长于叙事，创造了一种与当时革命小说和海派小说迥异的审美风格。
海派小说是指30年代前后以上海为中心、以《无轨列车》、《现代》等刊物为阵地，具有浓郁的都市风格和现代主义色彩的一个文学流派。
由于这一流派的形成与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当时被左翼人士称之为新感觉派文学。
主要代表作家有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
新感觉派作家多以上海大都市的现代生活环境为场景，着重描写都市社会的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感受，表现现代物质文明与人性的冲突。
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等作品所表达的都是这种现代场景和现代感受。
通过他们的小说，使人真正认识了都市社会和现代文明。
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新感觉派可能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的意义要比思想的意义要大。
作为现代主义艺术流派，新感觉派在描写生活时不注重写实而强调人物对环境的主观感受，在表达中常常打破生活的逻辑，注重表现幻觉和下意识。
作品的场面转换迅速，节奏加快，具有现代心理小说的一般特征。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审美风格，新感觉派与同时期的京派小说都形成了鲜明的比照，甚至也由此带来了对立。
尽管京派小说以其乡村场景、平民意识以及抒情性的写实主义风格，为中国读者带来先天的亲和感而为至今深得人们的厚爱，但是，新感觉派小说为中国文学提供的新异素质，为中国读者提供的现代都市观念，则更有意义。
自由主义文学无论其自身还是人们对其评价，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他们大多在政治上向往西方民主，反对政治专制统治，又与当时中国最前沿的政治力量和思想保持一定的距离，说明了思想与艺术的某种自由和中间状态。
总之，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育种丰富和发展。
1937~1949：
政治的分合与文化的复兴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又一次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也改变了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而文学界出现了五四之后未曾有过的大团结、大统一。
标志这一新局面形成的便是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
“文协”集合了中国文艺界左、中、右各方的文艺家，它不但超越了社团、流派的界限，而且超越了新旧文学、文化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它超越了30年代以来最为尖锐、鲜明的阶级、党派的界限。
“文协”创办了会刊《抗战文艺》，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救亡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最大主题。
民族意识的强化，带来了政治的统一和文学的统一。
最终，也带来了文化意识的复兴，向传统回归成为当时一种时代潮流。
抗日战争整合了全民族的政治、文学和社会心理，“统一”成为抗战前期救亡文学的基本面貌。
这里统一的主题：
歌颂抗日志士的英勇，控诉敌人的残暴，揭露汉奸的卑鄙；
有统一的的形式：
短小、通俗；
有统一是风格：
昂扬、热烈。
这种“统一”来自于当时人们对抗战认识的普遍简单化和反应的急促化，这亦是人们面对巨大事变所必然作出的表现形态。
在抗战前期救亡文学运动中重大收获之一就是小型化、纪实性作品的大量涌现。
短剧、诗歌、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成为当时主要的文艺样式。
为了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作家们不仅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思想个性，而且也真诚地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因为那是一个需要统一也就出现了统一的时代。
但也许正是如此，公式化、模仿化也便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倾向。
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对于民族意识的强化、历史的肯定性回忆，是时代所确定的一般作家心理和社会心理的需要。
因为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的高扬是人们获得精神支持的最重要的手段。
所以，抗战文学的文化价值取向与五四文学有很大的不同：
由反叛传统到向传统认同。
这种文化意识到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40年代前后表现得更加强烈。
这便是以反映春秋战国、晚明和太平天国历史为中心的历史剧创作高潮的出现。
如郭沫假设的《屈原》、《虎符》，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阿英的《明末遗恨》〔又名《碧血花》〕，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等。
抗日战争是全民战争，而为了取得这一战争的胜利必须发动最广阔的民众参加。
因此，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积极参加抗战便成为政治家和文艺家的当务之急。
为了适应农民的文化程度和审美需要，以回归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为目的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潮流。
歌谣体诗歌、章回体小说、街头剧、秧歌剧等形式格外活跃。
特别是以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在此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可以看出，从内容到形式，在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界出现了一个传统文化和文学复兴或回归运动。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区域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状态。
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三分天下，而文学状况也有所不同。
进入40年代后，这种差异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则更加明显。
歌颂性的主题和暴露性的主题的差异说明了中国新文学此时在政治主题上的别离。
这种别离应该说是外表的，因为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国统区文学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至少在艺术价值上是如此。
其中，尤以回忆性长篇小说创作成就最为提出。
抗战后期，许多作家从亢奋的激情中平静下来，从动乱的生活中安定下来，进入较为纯洁、深刻的创作状态。
40年代国统区的文学发展特征明显，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暴露性的作品成为创作的主潮之一。
随着战争的延续和对国统区政治统治认识的加深，抗战初期歌颂性的主题很快转入暴露性的主题。
在国统区早期的暴露性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
作品刻画了一个沽名钓誉借抗战而排斥异己的小政客的形象。
华威先生是一个被纳入政治机器而又被世俗化了的官僚，他具有很高的概括性。
沙汀作为左联阵营中的一个优秀的文学新人，此时他创作了著名的“三记”：
《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还有著名的暴露性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批判了当局兵役制度的黑暗和乡俗的丑陋。
暴露和批判成为国统区作家的创作时尚，连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也创作了批判政治腐败的《八十一梦》和《五子登科》。
挖苦诗创作也是国统区暴露性文学中格外发达的种类。
30年代的乡土诗人臧克家此时一改往日诗风，出版了挖苦诗集《宝贝儿》等。
而最著名的挖苦诗人还是马凡陀〔袁水拍〕和《马凡陀的山歌》。
诗歌采用民谣的形式，以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内容，对国统区末期社会的一切反常现象进行了辛辣而形象的挖苦，成为民众心理的生动反映。
挖苦性的创作在戏剧方面亦有所表现。
陈白尘的挖苦喜剧代表着这一创作潮流中的最高成就，他的《乱世男女》、《升官图》、《禁止小便》等属于政治挖苦剧。
其中，《升官图》最为著名，勘称现代挖苦喜剧的经典之作。
作品以两个强盗的一场升官梦为内容，挖苦了官场的丑恶和荒唐。
作品在构思上明显受到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的影响，风格辛辣，剧情凝练，笑过之后令人深思。
第二，回忆性作品和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大量涌现。
关注现实应该说一直是国统区文学创作的主潮，但是，进入40年代后，回忆性和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急剧增多。
这和作家的创作心态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有关。
其中，尤以回忆性长篇小说创作成就最为突出。
巴金的长篇小说《春》、《秋》、《憩园》是回忆性作品中的经典之作，而他的《寒夜》则是独具特色的暴露性作品。
林语堂此时创作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以大家族的历史为内容，充满了文化风俗史的色彩，小说在后来得到较高的评价。
也许是久在异乡而更加思念故乡和童年生活的缘故，回忆性作品在东北作家群此时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萧红的《呼兰河传》、萧军的《第三代》、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骆宾基的《姜步畏家史》等。
回忆性的创作，无疑是一种更深入的思考。
回忆中不仅有思念，更有批判，表现出对于五四文学主题的继承。
萧红的《呼兰河传》是回忆性作品中的艺术精品。
作者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的情感和婉约的表达为人们描述了东北山村的淳朴而愚昧的生活，浓烈的抒情和自由的结构为中国现代小说世界增添了一种散文体式。
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的引人注目除了是因为与前期的激情的抗战文学形成的比较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大概是与知识分子的现实生存状态以及作家的创作习惯有关。
沙汀的《困兽记》、师陀的《结婚》、萧乾的《梦之谷》等小说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状态。
而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它恰好集中了挖苦文学和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全部特征。
从而4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做了一个完满的结束。
除了小说之外，表现知识分子生活的题材在戏剧创作中也为数不少。
夏衍在抗战之初创作的话剧《法西斯细菌》是其中的代表作。
剧作把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时代政治通过真实可信的生活细节深刻地表现出来，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三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中，“七月”派是值得重视的一个作家群。
全面抗战开始，胡风主持《七月》、《希望》杂志，团结了一批青年作者，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文学派别。
七月派包括七月派诗歌和七月派小说。
前者主要有艾青、田间、牛汉、绿原、阿垅等30余位青年诗人；
后者主要有路翎、丘东平、彭柏山、贾植芳等青年作家。
路翎的代表作《财主的儿女们》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表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和价值的最深刻的作品。
七月派作家群受胡风的理论影响较大，因此在5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中均受到迫害，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而完全消失。
40年代，在国统区文坛出现了徐、无名氏两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
其特殊意义就在于他们的创作把奇特神秘的故事情节和对生命价值的严肃探讨结合起来，使作品既有大众化的通俗性，又有贵族化的先锋性。
因此，他们的作品非常流行，拥有大量的读者。
徐的代表作《鬼恋》、《风萧萧》和无名氏的代表作《北极风情画》、《露西亚之恋》，都把当代政治内容和力气浪漫的爱情故事相融合，在当时风行一时。
40年代后期，在国统区还活跃着一个以校园诗人为主的青年诗人群体，这就是被后人命名的“九叶诗人”。
这是继现代派诗人之后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在中国的余响。
九叶诗人包括穆旦、新笛、袁可嘉、杭约赫、陈敬容、唐、唐祈、郑敏、杜运燮。
他们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最大奉献是对于诗的一种综合：
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的综合、东西方诗美原则的综合。
可以说，九叶诗人的追求在40年代具有总结性的意义。
沦陷区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域，文化与文学都表现为复杂的矛盾性。
但是，无论是东北沦陷区还是华北、上海及其它沦陷区，都有真正的现代文学存在。
身陷上海沦陷区的张爱玲创作的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把传统的故事和现代的手法结合起来，成为雅俗共赏的流行小说。
东北沦陷区的梅娘在《蚌》、《鱼》、《蟹》等小说中，揭示大家庭中女性的不同命运，具有现代性和可读性。
解放区文学从内容上看，似乎是一种全新的文学。
但是本质上说来，解放区文学却是属于民间文化系统的，政治性追求和民间性追求是解放区文学的最大特征。
对于解放区文学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
因此，解放区文学已经确定了中国后来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小说创作代表着解放区文学的最高成就，也表达了着解放区文学的基本特征。
赵树理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以山西作家群为主的山药蛋派，包括马烽、西戎等。
这个作家群的创作和影响直至60年代。
除此之外，创作了《荷花淀》、《芦花荡》等名篇的孙犁以一种诗体
小说影响了河北的一些文学青年，如刘绍棠、韩映山等，在50年代形成了荷花淀派。
由于政治上的迫害，1957年这个作家群解体。
50年代前后，一批以土改斗争为内容的小说问世，成为中国最具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
其中，丁铃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等。
解放区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回归传统的特征。
民歌体长篇叙事诗兴盛一时，公木的《十里盐湾》、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竟的《漳河水》、张志民的《王九诉苦》等影响较大。
解放区与国统区文学的最大区别，是文学人物身份和文学形式的变化。
就前者来说，由知识分子转向劳动民众特别是农民；
就后者来说，对外来文学的接受范围明显缩小，向民族化、民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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