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事件简述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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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的人接触，把他也拉进正在上演中的水门闹剧中。
鲍德温是麦科德在退职特工协会会员名册中发现的。
麦科德让鲍德温住进霍华德·
约翰逊汽车旅馆里的419房间，这个房间正好与水门饭店隔街相望，从窗口能清楚地看到设在6层楼上的党总部。
麦科德要他对水门饭店里的党人进行一些暗中监视。
5月26日，星期五下午，鲍德温外出回到419房间时出乎意外地发现麦科德正在屋里拨弄着一架高级无线电接收机的度盘。
“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到那边安装一些窃听设备。
”麦科德用手指着对面的水门饭店说：
“由你来负责监听。
”为了使鲍德温搞清楚窃听器如何使用，他把房间里的拆开，接上一个装置，然后复原，拨号，接通了一个。
窃听器的功能十分先进，录下来的声音非常清晰。
麦科德对鲍德温许诺说：
如果他能把这件工作做好，等党在迈阿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再给他安排一个类似的差事。
在此同时，又有4人从迈阿密来到水门饭店附近，其中3个是美籍古巴人，还有一个叫尤金尼·
马丁斯，他一直在为中央情报局收集有关迈阿密古巴流亡人员团体活动的情况，每月从中央情报局领取100美元的酬金。
当天晚上，利迪、亨特、麦科德和这4位来客在水门饭店的餐厅里开始上演后来成为一出典型的错中错闹剧的第一幕。
反正有富有的党竞选经费捐款人付钱，他们要了许许多多的美酒佳肴，大吃大喝一通以后，除了亨特和一个精通开锁的古巴人留下藏到旁边的洗手间里外，其他人都离开餐厅走了。
夜深了，饭店的服务员把餐厅的门锁上就下班了。
亨特和那个锁匠悄悄地溜出洗手间，想打开大厅另一头的一扇门，那里有通往党总部办公室的楼梯。
可是，锁怎么也打不开。
更使他们丧气的是，餐厅另一头他们要脱身的那扇门的锁也无法打开。
两人费了半天劲，无计可施，只好坐下打发这个不愉快的漫漫长夜，让肠胃把晚餐吃下的丰盛酒菜慢慢消化掉。
其余的5个人并没有闲着，不过也同样空忙一场。
在利迪带领下，他们穿过弗吉尼亚大街，前往西南一号街麦戈文竞选办公室。
大楼入口处被邻近的一盏街灯照得通明。
利迪见状打开一个公文包，掏出一支裹在毛巾里的高效能弹珠手枪，指着那盏雪亮的街灯问道：
“要把它揍灭吗？
”利迪有这种本领，几天前，他在白宫对面，隔着拉斐德广场把海—亚米斯饭店厕所里的一盏灯打灭了。
可是这一回，麦科德阻止了他，因为这次任务反正完成不了了，一个醉汉在大楼前闲逛，而且总是在入口处附近。
就这样，一直僵持到5点天亮，利迪一伙只好作罢，悻悻而去。
第二天晚上，亨特吸取昨晚的教训，直接乘电梯到6楼党总部所在地，又从楼梯下来，一路上把门锁都打开，并用胶布粘住。
这样，麦科德等人就可以从水门饭店底层的车库上楼，避人耳目地抵达目的地。
午夜一点半，麦科德一伙戴着外科大夫用的乳胶手套，携带着无线电对讲机、窃听器、照相机与闪光灯到达指定地点。
两小时以后，他们在党总部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的机上装上了窃听器。
但是他们仍然无法破门进入麦戈文的办公室。
事实上，这一夜同前一夜一样，毫无收获，因为装入的两个窃听器都非常令人失望。
一个完全失灵，而另一架，鲍德温全神贯注地监听后发现，大多是些女秘书用来和已婚的政客安排幽会用的。
米切尔检查了鲍德温监听时录下来的大约200次后说，这些情报“毫无价值”，钱都白白浪费了。
不过，他不死心，要求他们再去试试。
一出错中错的闹剧
这出闹剧的高潮是在6月17日星期六夜里演出的。
马丁斯以与3位古巴流亡者住进水门饭店的214号和314号房间，亨特、利迪、麦科德和他们4个又到餐厅大吃了一顿。
而后，麦科德溜到车库找开门锁，用胶布粘住。
接着，他穿过大街来到霍华德·
约翰逊汽车旅馆鲍德温的房间，仔细地检查他白天买下的新设备——电焊枪、电池、电线和螺旋钻等。
夜里12点45分，一名重要的新演员登场了。
他名叫弗兰克·
威尔斯，是水门饭店守夜的黑人。
他无意中看见了车库门上卡住锁簧的胶布，以为是维修工留下的，就把它扯掉，重新锁上门，然后穿过大街到霍华德·
约翰逊汽车旅馆喝咖啡去了。
大约在同一时候，麦科德从鲍德温房间的窗口往外瞧，看到6层楼上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电灯全部熄灭了。
他用无线电对讲机告诉呆在水门饭店214号房间的亨特可以下手了，又拍了拍无线电接收机对鲍德温说：
“你见到街对面有什么动静，马上就用这机子告诉我们。
”接着，他就到车库前和另外几个参与行动的人会合。
当他们发现门又锁上时，都吃惊不小，只得再求助于那位会撬锁的古巴人。
这一回锁倒是打开了，可有人提出情况有异常，再继续干下去，是否风险太大。
结果他们还是打定主意干到底，他们从楼梯上到6层楼，一路把撞锁都打开用胶布粘住了。
凌晨1点50分，守夜的黑人威尔斯喝完咖啡回来，发现车库的门锁再一次被人打开粘上了。
事情蹊跷，威尔斯警觉起来，立即给警察局打。
1点52分，他的转到正在水门饭店附近巡逻的727号警车，这是一辆没有警察标记的巡逻车，车里有3名穿短袖汗衫，外着皮夹克背心和牛仔裤的便衣巡警。
这时已是2点，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巡逻车停在水门饭店楼前，3名便衣巡警跳下汽车进入水门饭店。
这一切鲍德温全看在眼里，他那时站在霍德华·
约翰逊汽车旅馆房间的小阳台上，用他后来的话说，正在欣赏“美丽的夜色”。
由于这3名警察身着便服，未引起他的注意，但当对面水门饭店大楼的灯都亮起来时，他马上用无线电叫话：
“基地总部呼叫一号基地，听到我的话了吗?
”在水门饭店214房间里的亨特回话说：
“听到了，说吧，有什么动静?
”鲍德温说：
“整个大楼的灯都亮了。
”亨特说：
“这我们知道，那是两点钟例行的警卫检查。
要是有别的什么情况，就马上告诉我们。
”这时，一面在干活，一面在听他们对话的麦科德为了省电，就把对讲机关掉了。
几分钟以后，站在阳台上的鲍德温忽然看见6楼有两个穿便衣的人，手里握着手枪。
鲍德温连忙叫话说：
“一号基地，一号分队，我们的人穿着西装还是穿着随便?
”亨特回答说：
“我们的人都穿西装，怎么啦？
“事情好像不太妙，那边6楼有几个人，穿着随便，已经掏出了手枪。
”亨特一听慌了，想警告麦科德注意，他大声嚷：
“听见了吗?
一号分队，你们听见了吗?
”可是，没有丝毫回音，因为麦科德在节骨眼上关掉了对讲机。
一切都为时已晚，麦科德正在拆御一架机时，有一位便衣警察从门缝看到了他的一条胳膊，便大声喝道：
“不许动!
举起手来!
出来！
”这时，鲍德温和亨特听到对讲机的开关打开了，一个嘶哑的嗓子低声说：
“他们把我们逮住了。
”接着，警察们看见5双戴着乳胶手套的手举了起来。
麦科德问道：
“诸位是市警察局的警察吗?
”便衣们掏出证件，给了肯定的答复。
于是，“水门五犯”束手就擒。
亨特在214房间向鲍德温叫话：
“你还在对面吗?
”鲍德温答道：
“我还在。
”亨特便说：
“我，我们就过来。
”鲍德温在阳台上俯视，看到亨特和利迪从水门饭店侧门出来，不一会儿，他们急匆匆地闯进鲍德温的房间，气喘吁吁地问道：
“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
”鲍德温往下一指：
“你们过来瞧吧!
下面大街上满是穿制服的警察、摩托车和警车，他们正在把麦科德等人铐上带走。
”
中情局长赫尔姆斯其人
在麦科德等人潜入水门饭店后约20小时，也就是6月18日夜里11点左右，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
赫尔姆斯家中的铃响了。
中央情报局安全室主任怀特·
奥斯本在中直接向局长报告：
“今天凌晨2点多钟，前中央情报局安全室官员麦科德和另外4人在水门饭店党总部办公室安置窃听器时被当场抓获，其中还有一个叫马丁斯的自称是中央情报局雇员。
此外，据说还有一个叫霍华德·
亨特的中央情报局前计划处官员也与此事有牵连。
”奥斯本这么与时、这么重其事地打给局长，并不能说明中央情报局正在密切注视着麦科德等人的一举一动，作为安全室主任，当得知那些与中央情报局有关系的人犯了法，立即向中央情报局长报告，是件很正常的事。
素以审慎态度而出了名的赫尔姆斯一下警觉起来，既然有这样一批人在“水门事件”中扮演了角色，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怀疑中央情报局在幕后操纵了这一特大丑闻。
赫尔姆斯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由得捏了一把汗，此事搞得不好，不仅会对中央情报局产生不良影响，甚至连自己的乌纱帽都会丢掉。
要知道赫尔姆斯从一个普通的特工，一步步晋升到局长这个位置是多么不容易啊。
59岁的赫尔姆斯是个潇洒标致的男子，他身材高大，目光深邃，说话声音柔和，富有幽默感。
赫尔姆斯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他的外祖父是一位享有盛誉的银行家，父亲曾是一家铝业公司的经理。
赫尔姆斯早年随父到欧洲，曾在瑞士和德国求学，他大学毕业后，即任合众社驻德国分社的记者。
赫尔姆斯曾负责报道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他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独家采访了当时红得发紫的挪威花样滑冰运动员宋雅·
海妮和德国法西斯头子阿道夫·
希特勒。
这对一个23岁的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来说的确是巨大的成功。
不久，他便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当上了广告部主任。
当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赫尔姆斯应征入伍。
先被分到海军陆战队，侦察监视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的行踪，后被派到战略情报局，以海军少校军衔到欧洲战区活动。
1943年，因为赫尔姆斯既懂德文又曾当过记者，被美国现代间谍之父艾伦·
杜勒斯所领导的班子选中，接受系统的特工训练。
从此，赫尔姆斯被安置到了他永远不想离开的这条轨道上。
后来人们知道，艾伦·
杜勒斯创办的这个班子实际上是培养美国特工机关未来领导人的苗圃。
赫尔姆斯学到了不少新东西。
艾伦·
杜勒斯果敢的作风，富有感染力的谈话，以与他随时随地对各种情报活动表现出来的兴趣，都给年轻的赫尔姆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快，这位新门徒就不再是新手了，他在工作中迅速地崭露头角，成为1947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先驱者之一。
1952年赫尔姆斯成为中央情报局负责秘密行动的计划处副处长，后又升为处长。
这个处专门在国外搞间谍情报、搞破坏活动和一些难以下定义的行动，局有人叫它“肮脏行动处”。
赫尔姆斯作为处长成了在“现场”行动的人和那些在华盛顿作出决定的人之间的桥梁。
他批准甚至选定发给“现场”的密电的措词，以便让特工明白“要求”是什么；
而国外的中央情报局各地方站寄回的具体行动方案，在转到决策机构获得最后同意之前，都要经过他的手，签署上他的意见。
赫尔姆斯开始了争取成为世界上情报信息最灵通的两个人（分别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和联克格勃主席）之一的长征。
看来起步是吉利的，他不仅拥有了资历和级别上的优越地位，对中央情报局日常主要活动和许多了如指掌，而且与全局上下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然而，这一长征却持续了很久，很久。
这是因为赫尔姆斯手中的主要王牌，恰恰也是他的不利因素：
除了首任局长艾伦·
杜勒斯之外，而后的所有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都是来自局外的大人物。
因此，必须等这些大人物的某人表现得实在太无能，白宫才会考虑挑选起用一个有真才实学的情报专家。
这样一来，赫尔姆斯想爬上局长宝座不仅要靠自己特有的职业经验和才干，还要指望一位毫无谍报工作经验的海军少将的行事愚蠢。
威廉·
弗朗西斯·
雷伯恩海军少将是中央情报历任局长中最令人吃惊的局长。
他年过花甲，为人粗鲁，性情暴躁。
他被任命为局长，是靠他的同乡——约翰逊总统的“老交情”。
虽然他只是象征性地在中央情报局局长宝座上坐了14个月，但已足以使这位将军相当平凡的宦途在中央情报局元气大伤的吵闹中结束。
幸好局里的日常工作一直有副局长在主持着，这位副局长就是赫尔姆斯。
1966年6月30日，赫尔姆斯终于在白宫宣誓就职，坐上了那他长期以来那么熟悉、那么梦寐以求的局长宝座。
“离这该死的事远点”
赫尔姆斯一上台，就与新闻界建立并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在中央情报局局长中是空前绝后的。
由于他本人当过几年职业记者，了解驻外记者的生活和编辑部每天“等米下锅”的苦衷。
他有选择地挑了一批名记者、社论作者和外事专栏作者给以方便，甚至透露一些“部珍闻”。
这些人当然十分感激他，自然也很乐意向他提供情况，并发表中央情报局希望发表的东西，按中央情报局的愿望引导舆论。
批评赫尔姆斯的人抱怨他与新闻界的关系过于亲密，指责他在耍手腕，利用这种关系来为他以与中央情报局服务。
的确如此，赫尔姆斯正是企图通过与新闻界的密切关系，使中央情报局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一个较好的形象，使人们的脑海中消除这个谍报机构的首脑是个行踪诡秘的人物的印象。
他要让人们明白，如果说赫尔姆斯领导着一个“看不见的帝国”的话，他本人却是一个非常容易看到的“皇帝”。
而且，赫尔姆斯自己也十分喜欢同漂亮女人在一起，不论她们是年轻的还是半老徐娘。
那些美貌的女人也觉得赫尔姆斯是个迷人的酒友和出色的舞伴。
事实上，赫尔姆斯是个喜爱社交同时又十分精明的人，他表面上轻松愉快，无忧无虑，显得异乎寻常的坦率，而心里他却是非常的持重谨慎，除了他打算讲的话以外，绝不多说一句。
有时看起来他似乎被事物的现象迷住了，而实际上他全神贯注的正是事物的实质。
此刻，当赫尔姆斯得知水门事发后，他立即慎重地考虑到此事非同小可，马上下令派人去调查中央情报局是否与此事有牵连。
在华盛顿，赫尔姆斯的“触角”几乎无处不到，而且灵敏度极高。
6月19日上午9时，赫尔姆斯召开了局长办公室会议。
在会上，他把有人闯入水门饭店，以与闯入者中的麦科德和亨特等人曾与中央情报局有过关系这一严重事件作为主要议程提请大家讨论。
赫尔姆斯说：
“目前新闻界只报道了在水门饭店拘捕的5个人的，但据我了解亨特的名字已从被逮捕的两个人的通讯录上发现，警方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
亨特被指控参与了“水门事件”，这一点最使中央情报局的头儿们惶惶不安，因为亨特进入白宫为尼克松工作后，中央情报局曾为他提供了一些用于间谍活动的装备和伪装物。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
1971年7月7日，尼克松的国事务助理、人称“国事务基辛格”的约翰·
埃利希曼打给赫尔姆斯说：
霍华德·
亨特已被白宫雇为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要中央情报局为他提供些方便。
两周以后，亨特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办公室，声称他奉有白宫的一项“极其敏感的使命”，要去“拜访”一位名叫丹尼尔·
埃尔斯伯格的官员，此人把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泄露给了报界，目前正在洛杉矶的心理学专家易斯·
菲尔丁博士处接受心理上的治疗。
为了掌握埃尔斯伯格的确切情况，亨特准备去菲尔丁办公室搞点“手脚”。
赫尔姆斯亲自批准了亨特提出的要求，为亨特在华盛顿安排了一座安全住所，调拨给他一台装在打字机外壳的录音机，一些伪造的、驾驶执照、信用卡，一套假发、眼镜、变声装置，一架藏在烟盒里的微型照相机以与一份关于丹尼尔·
埃尔斯伯格的情况简介。
赫尔姆斯让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科的人员与亨特保持联系，还派出一名测谎专家帮助亨特。
随后，亨特又向赫尔姆斯提出想借调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女秘书帮助工作，当时这位女秘书正在中央情报局巴黎站工作，所以，赫尔姆斯没有同意；
但给了亨特一只专用，供其在发生意外时备用。
赫尔姆斯为亨特做的这一切，并非是轻率从事，而是他想借此机会搞好与尼克松与其白宫之间的关系。
要知道，中央情报局长与总统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自从赫尔姆斯被约翰逊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他就煞费苦心地要人们相信他是总统的人，而在部，他则充分应用“中央情报局必须依靠总统支持”这一理论杠杆来控制自己的部下。
正是由于赫尔姆斯这种在政治上的平衡术，当尼克松上台时，尽管他不属于尼克松的人，可尼克松还是认为他是个有能力的专业情报首脑，从而幸运地得到了留任。
1968年11月11日，新总统在白宫召见赫尔姆斯，宣布他仍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但同时还给赫尔姆斯下了一道古怪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命令：
对此决定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人谈与此事。
整整过了5个星期，也就是到了12月18日，才正式公开这一决定。
不用说，这5个星期给赫尔姆斯留下了极坏的回忆，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在那些满腹狐疑的下级和朋友的面前装出一副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的样子……尼克松让他受这段折磨，是想给他来个下马威，让他知道新总统的厉害吗？
这样一来，尼克松与赫尔姆斯之间从一开始就充斥着一种拜占庭式阴谋和半信半疑的气氛。
可赫尔姆斯还是竭力想搞好与总统的关系，因此对亨特就格外地照顾了。
1971年8月底，鉴于亨特向中央情报局索取了这类搞间谍活动时用的工具，中央情报局有些人感到不安，认为这样会使只可在国外搞谍报活动的中央情报局卷入国的侦控活动中去，这是违反美国法律的。
于是，赫尔姆斯让计划处处长，亨特过去的老同事邀请亨特吃饭，想从对方口中套些话来，看他用这些东西究竟干了些什么。
亨特只是诡秘地说，为政治工作。
从那以后，赫尔姆斯下令停止了中央情报局对亨特的进一步帮助。
在6月19日召开的局长办公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
原中央情报局的成员麦科德的被捕、亨特与水门事件大有关系、中央情报局还曾经为他提供过间谍活动用的工具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成了局长、副局长和处长们感到十分棘手的事情，大家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
于是，赫尔姆斯重其事地向大家建议：
“我们要保持冷静，别主动去干任何事，尽量离这件该死的事远点。
否则的话，反而会被人利用，会把我们牵连进去。
尼克松要捂盖子
然而，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的这个建议，并不是总统尼克松希望中央情报局采取的态度。
“水门事件”发生后才一星期，尼克松与其白宫已经物色好了“理想的替罪羊”。
他们决定利用中央情报局，以“国家安全”为名，来掩盖白宫与潜入水门饭店的人有关系。
尼克松认为，此事不费吹灰之力，只要和赫尔姆斯打个招呼就行。
可是，就在总统作出这个决定的前两天，赫尔姆斯已向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联邦调查局新上任的代局长帕特里克·
格雷断然否认中央情报局与潜入水门饭店的人有任何联系。
不过，格雷不相信赫尔姆斯的话，他认为这次闯入水门饭店的那些人中，多数曾与中央情报局有一定程度的瓜，而中央情报局也肯定会从目前正在雇佣的马丁斯那里预先得知有人要潜入水门饭店的行动。
格雷把自己的疑点告诉了尼克松的特别安全顾问约翰·
迪安。
尼克松闻讯，一方面对赫尔姆斯急于拒绝染指此事感到不快，另一方面又觉得正好利用格雷的怀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6月23日，尼克松把赫尔姆斯和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沃尔特斯同时召到白宫。
赫尔姆斯自从被尼克松重新任命为局长后，就失去了过去经常与总统单独见面的机会，因为尼克松几乎很少愿意直接和他谈话，每天赫尔姆斯只是向国家安全事物特别助理亨利·
基辛格或者亚历山大·
黑格汇报工作，把国际上最新的秘密消息告诉他们。
他们听后常常这样对赫尔姆斯说：
“我们正需要向总统提供这些材料呢。
”这一次，尼克松同样不想直接出面会见赫尔姆斯，他让国事务助理埃利希曼和白宫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去传达旨意。
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把设想好的计划与尼克松进行了仔细的讨论，最后商定：
让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沃尔特斯出面打给联邦调查局局长格雷，希望对方停止进一步调查“水门事件”，因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有协定，彼此不干预对方的秘密行动。
霍尔德曼对总统说：
“沃尔特斯出面打并非是件异乎寻常的事情。
再说，格雷本人也希望限制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只是苦于找不到正当的理由。
现在让沃尔特斯打，正好让格雷找到借口。
”霍尔德曼认为这样安排肯定会产生好的效果，因为经手“水门事件”一案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已经得出了结论，中央情报局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水门事件”。
尼克松则指示说：
“我们一定要打得凶猛些，他们用什么方法进攻，我们就用什么方法回击，千万要把此事封住。
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接到通知去白宫之前，两人心神不定地先去一家快餐馆共进了午餐。
他俩料到，把他们召到白宫一定是为了“水门事件”。
赫尔姆斯还暗自揣摩着，沃尔特斯到中央情报局担任副局长才6个星期，他的任职是尼克松亲自提名的，这次埃利希曼又特地关照要沃尔特斯一起前往白宫，赫尔姆斯担心，沃尔特斯会不会和白宫串通一气，把中央情报局也牵连进“水门事件”。
赫尔姆斯回想起当年那位海军少将雷伯恩当局长，自己当副局长时，自己不是与当时的总统约翰逊“暗送秋波”，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吗?
想到这里，赫尔姆斯更加感到忐忑不安。
到了白宫，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与这两位局长的会谈完全按照尼克松设计的方案进行，由霍尔德曼唱主角。
霍尔德曼开门见山地向赫尔姆斯问道：
“中央情报局是否与这次潜入水门饭店的人有关系?
“没有关系。
”赫尔姆斯肯定地回答。
“从联邦调查局在墨西哥的调查材料来看，”霍尔德曼有意停顿一下，又继续说：
“这件事与‘猪湾事件’有关系。
”“猪湾事件”是1961年中央情报局参与密谋的对古巴入侵事件，整个行动是愚蠢的，结局是灾难性的。
“我实在不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见对方有意在揭中央情报局这块最丑的伤疤，赫尔姆斯顿时变得针锋相对起来，声色俱厉地说：
“本人对‘猪湾事件’毫无兴趣，再说，据我所知，凡是与‘猪湾事件’有关的问题不是都已了结了吗？
时间已过去这么多年了，如果再发生什么与‘猪湾事件’有纠的事，我也不在乎了。
赫尔姆斯话音未落，霍尔德曼就紧接着咄咄逼人地说：
“总统要沃尔特斯打个给帕特里克·
格雷，告诉对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可能会和中央情报局在墨西哥的秘密行动发生冲突，最好别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调查工作必须逐渐停止或削弱。
霍尔德曼的这番话确实讲得赤裸裸的：
尼克松要中央情报局承担“水门事件”的全部责任，这样联邦调查局便无法再对其他任何人提出指控。
而那些已被指控为犯了罪的人也可以在中央情报局这顶大的保护伞下，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进行申辩。
在霍尔德曼的话里还蕴涵了另一层意思：
如果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不遵照白宫的旨意行事，他们局长的位置是难以保住的。
对白宫走的这步棋，赫尔姆斯并不感到吃惊，他沉思了片刻后，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刚才谈到与墨西哥有什么关系，这一点我确实不明白。
但我必须承认，要是总统、霍尔德曼先生或者上层的其他人手头已经有我还不知道的有关墨西哥方面的情况，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白宫常常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消息。
但是，要我来证实中央情报局在墨西哥的秘密行动是否会由于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而受到影响，或者将要受到影响，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件事关重大的事件，我需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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