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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寿险管理协会和科隆通用再保险公司等也对长期护理保险进展了定义。
纵观国内外机构与学者观点，长期护理保险是对因年老、慢性疾病等导致生活局部或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的护理费用进展的一种补偿。
（二）研究内容
虽然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但至今却无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护理保险产品。
尽管最近两年，加快养老效劳产业开展和促进安康保险业开展的公共政策中有涉及开展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但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学术界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安排展开了讨论。
辜胜阻（1988）指出了长期护理问题的重要性，介绍了美国学者测量生活能力丧失程度的4种测量方法和功能丧失的3种类型（轻度、中度和重度）。
1988～2021年，中国知网上共有5766篇论文涉及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安排，且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一是中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学者们一致认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二是从长期护理保险需求展开研究，主要运用微观数据分析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试图将长期护理保险较大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
三是对国际先进经历展开分析，梳理不同国家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契机、各自面临的挑战，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研究内容上，仅侧重需求和制度安排，而国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制度运行效率及绩效。
在研究方法上，国内以定性研究为主，辅以少量微观数据用于平均护理时间的测算和参保意愿研究；
国外研究那么侧重于定量分析，主要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等工具分析非正式护理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替代作用、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如何保证长期护理保险的可持续开展。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有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安排及改革的文献，对主流观点进展了总结和阐释。
二、国内外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研究
（一）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国内学术界已经就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必要性达成一致，该制度的建立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家庭构造的变化、女性就业率的上升等都给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带来长期护理的现实需求。
尽管中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但有关长期护理费用却未涵盖在内。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明显的现实需求。
国内学术界认为，整合城市医院或社区卫生效劳站的老年护理病床和乡镇卫生院等医养资源，建立具有较好医疗和效劳的老年护理院，能促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推广。
借鉴兴旺国家先进经历可降低制度的设计本钱和公共政策的执行本钱。
（二）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研究
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与长期护理的需求是两个概念，要明确区分。
长期护理的需求与身体安康状况有关，而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与财务状况有关。
老年人的安康状况直接影响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王新军、X超，2021）。
根据安康状况的不同，可将老年人分为安康的老年人和不安康的老年人①。
安康的老年人尽管年老，但依然可以为家庭和社会做奉献，属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对象。
不安康的老年人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帮助，需要“被养〞和“被护理〞，属于需要长期护理的对象。
在不安康的老年人中，特别是失能、失智群体，对长期护理的需求最为明显。
老年人的财务状况直接影响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险需求。
老年人需要长期护理保险，是为了解决因失能、失智不确定性带来的财务风险问题（吕国营、韩丽，2021；
景跃军、李元，2021）。
这些不确定性包括长期护理时间的不确定和长期护理费用的不确定（吕国营、韩丽，2021）。
长期护理时间的不确定包括老年人从什么时候开场需要长期护理和需要多长时间的长期护理。
尽管国内学者黄匡时、陆杰华（2021）认为，中国老年人的平均预期照料时间为4～8年（其中男性为4～5年，女性为7～8年），但每个老年人所需要的长期护理时间仍不确定。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寿命大大延长，需要长期护理的时间可能也会不断延长。
长期护理费用的不确定是失能、失智老年人面临财务风险的主要原因（Jeffrey等，2007、2021；
吕国营、韩丽，2021；
王新军、X超，2021）。
这个不确定性是指一旦需要长期护理，护理费用可能极其高昂。
失能老年人的护理费用是同龄全能老人的2倍以上（景跃军、李元，2021）。
2021年中国老年安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承受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平均每月护理费用约为2000元（王新军、X超，2021），是大多数老年人及家庭负担不起的。
国内外有关长期护理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但研究方法不同。
国内的研究多侧重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仅有少数学者利用回归模型进展实证。
如荆涛等（2021）选取收入、利率、通货膨胀、社会保险支出4个变量运用对数模型进展线性回归分析长期护理保险开展的影响因素。
而国外的研究明显不同，更多侧重某单一影响因素的具体分析，较少涉及所有影响因子的全面分析。
如Lakdawalla等（2002）研究家庭成员对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影响时，将长期护理提供者分为正式护理和非正式护理两类。
当人均寿命延长，婚姻保持更持久时，由配偶提供的非正式护理会减少对专业长期护理的需求，进而降低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
（三）国际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设计
不同国家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契机不同。
美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了解决老年人的道德风险引起的医疗费用攀升的问题（杨红燕，2004）。
美国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无论是社会保险医疗照顾方案还是私人医疗保险均不包含长期护理费用的补偿；
医疗救助方案也仅覆盖贫困老年人的一局部长期护理费用。
大多数投保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将医院当成护理院，加剧了医疗保险费用的攀升，因此美国开场探讨建立专门的保险制度。
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类似，老年人也是通过住院享受长期护理效劳，导致医疗保险基金严重收不抵支，因此在2000年启动介护保险。
德国的情况有别于美国和日本。
德国在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之前，其安康社会保险体系严格区分为“疾病〞和“护理〞（郝君富、李心愉，2021）。
因“疾病〞导致的护理费用由安康保险疾病基金支出，而因“失能〞等导致的长期护理费用主要由社会救助方案支付。
社会救助提供的长期护理效劳融资受益范围有限，护理方式以非正式的家庭护理为主，但又缺乏对非正式护理人员的法律认可和支持，导致局部有长期护理需求的老人只能去护理院入住。
相对居家护理而言，护理院护理费用较高，且远高于平均的养老金水平。
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大约有70%的老人无法支付护理费用，因此德国开场尝试社会救助方案改革，并促成了长期护理保险的建立。
不同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融资方式不同。
美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属于商业保险范畴，虽然经过多年的开展，其覆盖面仍非常有限。
德国的长期护理保险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在1995年启动，是德国社会保险中最年轻的分支，其实行“护理保险跟随医疗保险〞的原那么，由雇员和雇主各承当一半的保费，覆盖面约90%。
日本的长期护理社会保险于2000年正式实施，是社会保险体系的“第五支柱〞，由税收和社会保险1∶1共同筹资。
日本政府以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市町村=2∶1∶1比例负担50%的资金，另外50%由公民负担，其中19%的保险费来自65岁以上的第一类参保对象，31%的保险费来自40～65岁的第二类参保对象。
韩国在2021年建立了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采取了与日本类似的护理保险制度，但也有别于日本（高春兰、班娟，2021）。
韩国将全民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其保险费被列入国民安康保险框架内，在原安康保险的根底上增收一定比例的护理保险费。
韩国与日本在资金筹集方式上类似，区别在于韩国的保险缴费比例和个人承当局部高于日本。
不同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共同点在于鼓励家庭护理。
美国的长期护理商业保险经过多年开展，虽然规模有限，但在承受过护理效劳的被保险人中有4/5选择的是在家中或社区承受护理。
德国的长期护理社会保险也是“居家护理优先〞，其在政策制定时对居家护理提供了更高的支付水平。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的给付主要包括居家给付和住院给付。
二者相比，居家给付范围更宽，涉及护理方案和居家护理给付的支出及用于购置辅助设备甚至用于危房改造的补贴。
三、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选择
（一）国内学术界的共鸣与争论
时至今日，不少国家已经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根据主要筹资来源不同，全球共有三类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一是来源于税收的福利模式，以奥地利、丹麦和瑞典等国家为代表；
二是来源于个人缴费的长期护理商业保险模式，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
三是来源于企业缴费的长期护理社会保险模式，以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XX地区为代表。
关于中国长期护理制度的选择，国内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吕国营、韩丽，2021）。
中国长期护理制度应采取保险模式而不是福利模式。
与福利模式相比拟，保险模式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度契合。
相比而言，商业保险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保费相对高昂，覆盖面较窄。
社会保险不追求经济效益，无需核保，采取强制参保方式，覆盖面更广。
有关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选择，国内学术界观点也有3种：
一是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吕国营、韩丽，2021；
荆涛、谢远涛，2021；
朱铭来、贾清显，2021；
戴卫东，2021）。
这种观点主要认为社会保险可以解决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
二是采取商业保险模式（王新军、X超，2021）。
这种观点主要认为社会保险会给企业和政府带来更大压力。
三是少数学者建议采取过渡型长期护理策略，作为根本医疗保险的补充在尚未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时，采取“家庭医疗保险包〞②的过渡型策略，将老年长期护理作为根本医疗保险的补充，这一方案看似可取，实那么忽略了制度依赖。
一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出台，“家庭医疗保险包〞制度被替换，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将面临较大的转制本钱。
前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长期护理商业保险的覆盖面问题。
支持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认为，商业保险覆盖面无法解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长期护理保险需求；
支持仅采取商业保险的认为，商业保险的逐步开展会扩大其覆盖面，并降低企业和政府的压力。
（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选择的条件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选择取决于3个条件：
首先，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信息是否对称？
如果信息对称，那么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市场不会失灵，这样政府也无须介入长期护理保险市场。
其次，老年人的风险偏好如何？
如果不考虑风险偏好，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均能导致长期护理保险市场偏离最优状态。
有学者早在1976年指出，高风险的个体会选择更多的保险合同（Rothschild等，1976）。
而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私人信息是多维的，投保越多并不意味着风险越高（Finkelstein等，2006）。
第三，长期护理保险的替代品的作用如何？
如果不存在替代品，即便信息不对称，长期护理保险需求也不会受到限制。
舍曼·
富兰德等（2021）认为高龄、失能、失智的老年人丧失消费者主权，无法对自己所承受的效劳质量做出评价。
因此，护理人员道德风险行为时有发生。
居家护理或日常护理的角色极其重要。
非正规护理付费早已被认为是解决长期护理市场道德风险行为的有效手段。
老年人丧失消费者主权可能会引发护理人员的道德风险行为。
赵曼韩丽
来源：
?
中国人口科学?
2021年第1期
责任编辑：
林晓蕾
一个研究综述〔下〕
（三）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选择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以社会保险为主体，以商业保险为补充。
有学者对中国2021～2050年的长期护理保险供应进展了动态测算（魏华林、何玉东，2021），结果显示，基于政府保障能力和个人支付能力的筹资机制是可行的，甚至完全基于个人支付能力的筹资机制也有一定的可行性。
在国际上，德国、日本和韩国等都采取的是由个人、企业和政府共同付费的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确实化解了老年人的护理费用危机。
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德国最接近，可借鉴德国“长期护理保险跟随医疗保险〞的经历，采取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的模式，以社会保险为主体，以商业保险为补充，建立保根本、全覆盖、多层次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
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筹资应以企业和个人缴费为主，政府适当补贴。
在“新常态〞背景下，此做法看似有悖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适时适当降低企业社会保险费率〞的精神，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大势所趋。
从长远看，企业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用的收益高于支出。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增加参保人安康保障的范围和程度之余，可抓住医疗保险扩面契机，作为医疗保险事业新的增长点。
同时，政府主导长期护理保险的建立，势必要推进公共政策及配套措施的开展，进而培育和完善长期护理效劳市场，带动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市场的开展。
2021年8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开展现代保险效劳业的假设干意见?
指出，要构筑保险民生保障网，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议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并鼓励继续开展长期护理商业保险。
中国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开展过于缓慢，覆盖面及规模难以化解老龄护理危机，可能的原因是商业保险固有的弱点——逆向选择。
美国主要采用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制度，但其规模非常有限。
长期护理商业保险覆盖面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只能在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处于补充地位，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的经历予以局部解释。
四、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只能处于补充地位——来自美国的经历
美国主要采取的是长期护理商业保险模式。
美国的社会性长期护理由医疗照顾和医疗救助两大医疗保障方案覆盖。
二者都只包含长期护理工程费用的补偿，其区别在于，前者是老年医疗保障方案，只包含不超过100天的短期康复护理费用补偿；
后者虽然提供范围更广的长期护理效劳费用补偿，但仅限于贫困人群。
美国的社会性长期护理并不能满足本国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
因此，在医疗照顾和医疗救助长期护理工程涵盖范围外的老年人选择购置长期护理商业保险。
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仅有10%的60岁以上老年人拥有私人长期护理保险（Jeffrey等，2021），在已发生的长期护理费用中，仅有4%是由私人保险支出的，有1/3是由老年人自费（Jeffrey等，2021）。
在美国，尽管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市场潜力较大，商业保险市场非常完善，但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在市场中所占份额仍然较低。
美国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市场可能存在逆向选择。
传统经济学认为，逆向选择的存在会影响长期护理商业保险的规模。
局部学者（Jeffrey等，2021；
Finkelstein等，2006）在仅考虑投保人风险类型的标准逆向选择模型中，引入投保人的风险偏好，将保险市场中投保人的私人信息由一维变为多维后，并未发现保险范围和风险发生率存在正相关。
并无证据直接说明美国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市场存在逆向选择，但也不能排除逆向选择的存在。
即使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市场不存在逆向选择，保险市场处于均衡状态，绝大多数的老年人依然认为购置长期护理商业保险不具有吸引力（Jeffrey等，2007）。
主要原因是：
（1）长期护理保单的溢价高于保险精算的平均水平。
有学者估计长期护理保险中1美元的平均负担为51美分，远高于其他保险市场（Jeffrey等，2007）。
也有学者估算美国养老保险1美元平均负担为15～25美分（Mitchell等，1999）；
团体医疗保险保单为6～10美分，非团体医疗保险保单为25～40美分（Newhous，2002）。
（2）长期护理保险保费无性别差异，但保险的利用率性别差异极大。
女性长期护理利用率远高于男性，因此男性的负荷明显高于女性。
尽管学者未曾观察到长期护理保险覆盖面中显著的性别差异，但也证明了女性不会比男性购置更多的保险（Jeffrey等，2007）。
长期护理保险潜在替代品影响着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和覆盖面。
一是“医疗救助方案〞对长期护理商业保险的挤出效应。
美国学者发现，在医疗救助方案存在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其他任何供应或需求的限制，在基于精算价格的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仍然有2/3的人不愿意购置长期护理商业保险（Jeffrey等，2007）。
二是家庭日常护理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替代作用。
以Finkelstein等（2006）为代表的局部美国学者认为，医疗救助隐形税收的降低对长期护理商业保险的刺激是必要的。
但并没有足够证据。
即使没有医疗救助方案，隐形税收也不存在，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也会因为其他因素保持较小的规模。
比方，家庭提供的非正式护理的替代作用等。
有学者证实了家庭日常护理和长期护理的可替代性（VanHoutven等，2004）。
还有研究说明，婚姻的存在带来非正式护理的增加，会替代正式的长期护理，进而影响长期护理保险的市场需求。
此外，家庭还有可能通过遗产影响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面，但这种影响不显著（Lakdawalla等，2002）。
美国现存的医疗救助方案对长期护理保险市场形成了很大的挤出效应（Jeffrey等，2007）。
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或许可以通过重新设计医疗救助方案得以解决。
如果废除医疗救助方案，全部依赖长期护理商业保险是不适宜的，必须考虑到市场中有长期护理需要的贫困群体（Jeffrey等，2021）。
但是，如果完全由政府提供长期护理保险，那么会带来很大挑战。
尽管中美国情不同，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保险市场环境均存在差异，但社会保障制度“托底线〞的本质是一样的。
当前中国仅有十几家保险公司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甚至很多是以附加险形式存在，经过15年的开展，其覆盖面仍非常有限。
与美国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多年的开展相比拟，存在共同点，但美国的商业保险市场比中国更成熟，或许美国的实践可以用来说明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很难成为一种主流模式。
美国的经历说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设计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完全期待商业保险解决长期护理问题是不现实的，政府对长期护理保险的主导责任毋庸置疑。
商业保险仅能解决中高收入家庭的老年护理问题，而无法化解低收入家庭的护理危机。
五、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目前尚未将长期护理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内，根本医疗保险制度只支付住院即特别护理费用，这混淆了长期护理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作用。
首先，根本医疗保险是为了补偿患者因疾病带来的治疗费用，不涵盖非根本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料等工程。
长期护理保险那么主要针对护理、照看等助老效劳。
其次，长期护理保险与医疗保险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工程。
前者是长期工程，后者是短期工程。
长期工程重在基金积累，短期工程重在收支平衡。
因此，长期护理保险应该独立于根本医疗保险，独立筹资，专款专用。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既要借鉴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兴旺国家的先进经历，也要吸取其失败的教训。
长期护理保险在德国承受度较高，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德国“居家护理优先于住院护理〞的根本原那么使护理保险成为德国社会政策积极的调控手段。
为提升长期护理质量，德国的长期护理保险不仅将为家属或邻居提供护理效劳的人员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并在2021年赋予护理人员法定护理时间来调控老年人对护理院的需求，进一步鼓励居家护理和子女护理，促进护理资源的有效利用。
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是如此，2005年改革后，日本政府仍面临严重的财政负担，因救助和有护理需求的人数逐步上升，护理给付的总支出持续攀升。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面临挑战的根本原因是一开场就设置得过于“大方〞。
德国、日本和韩国建立的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要远高于美国。
长期护理保险市场可能存在逆向选择，而社会保险的强制性恰恰是解决逆向选择最好的方法。
即使有数据证明中国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市场不存在逆向选择，社会救助的挤出效应和家庭护理的替代作用也可能影响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的规模。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德国最接近，可以借鉴德国“长期护理保险跟随医疗保险〞的经历，建立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选择，在借鉴德国、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先进经历的根底上，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立法先行，在短期内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法律法规，尽早建立全覆盖、保根本、多层次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
然而，中国当前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已超过40%，如果继续单独新建一个法定的长期护理保险并独立收费，企业将不堪重负。
在“新常态〞背景下，企业会适时适当降低缴费率，因此由个人和企业缴纳为主的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尚未建立便已困难重重。
关于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研究，可在以下几方面继续深化：
一是运用商业保险公司数据做实证，分析中国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是否存在；
二是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是否存在；
三是如何解决中国长期护理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等。
注释：
①该观点来自2021年11月24日在召开的全国民政论坛（第十二届）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吕国营教授的汇报。
②“家庭医疗保险包〞，是指以家庭户为单位，设立家庭医疗安康保险账户，放宽了对职业、年龄、地域的限制，父母、配偶、子女都可随家庭参保，共用一个保险账户，谁需要谁使用。
参考文献：
1.戴卫东（2021）：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研究?
，人民。
2.高春兰、班娟（2021）：
日本和韩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比拟研究?
，?
人口与经济?
，第3期。
3.辜胜阻（1988）：
中美老年人生活功能丧失问题的比拟研究?
，第6期。
4.郝君富、李心愉（2021）：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设计、经济影响与启示?
人口学刊?
，第2期。
5.黄匡时、陆杰华（2021）：
中国老年人平均预期照料时间研究——基于生命表的考察?
，第4期。
6.荆涛等（2021）：
影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
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7.荆涛、谢远涛（2021）：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模式的微观分析?
保险研究?
，第5期。
8.景跃军、李元（2021）：
中国失能老年人构成及长期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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