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之后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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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投射在我身上，她就觉得我就是她的亲人。

上大学时，默默的外婆去世，默默就很少再回老家，后来她有机会去荷兰做交换生，就一直留在了那里，在荷兰查出癌症后，预感不久于人世，默默回国处理后事，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见她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纪慈恩，希望纪慈恩去荷兰陪她度过人生中最后的日子，这个请求获得了纪慈恩全家的支持，二人一同返回了荷兰。

她一开始刚回来的时候她有打杜冷丁，可能四五个小时，那个药劲就对她不起作用了，然后她就开始疼，其实按照正常，她可以再打第二针来维持自己，但是她拒绝去打这个。

默默抗拒治疗，直接加剧了自己的痛苦，纪慈恩当时对此十分不解，一天就在纪慈恩望着默默忍受剧痛而束手无策的时候，默默告诉她，世界上有一种方法能够帮助自己彻底解脱。

那就是安乐死，但是像对于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生命就意味着多活一天是一天，生命就意味着活着，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我当时给是否认，觉得还没有到这一步，抱着一丝希望说会有奇迹，会有转机，好死不如赖活着。

此时纪慈恩才知道默默回国前就求死心切，想在荷兰安乐死，作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规定当病人身患无望好转的绝症，且遭受极度痛苦，在其本人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多位医生鉴定后，可实施安乐死。

默默完全符合条件，只要她再给医院提供一份亲人或关系最亲密的人签署的安乐死同意书，就可以实现解脱，因为默默被父母遗弃，而外婆又故去，她能想到的亲人就是纪慈恩和自己交往八年的男友，她希望他们一起来签署自己的安乐死协议。

你要亲手去结束，这个还是说挺难的，就觉得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自己能否去释怀，那时候就不舍得吃饭，不舍得睡觉，真的是眼睛都不敢再眨一下，就会觉得能多看一眼是一眼，意识不清醒的时候她会去责怪你，不要让我恨你你能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

在医院里，默默反复和纪慈恩提及安乐死的意愿，但纪慈恩内心无法承受亲手决定最好姐妹死亡所带来的压力，始终不肯答应，不久纪慈恩从医生那里得知目前还不是默默最痛苦的时候，对于身体各项器官还很活跃的年轻人，肝癌的折磨在后面会更加剧烈，一天纪慈恩目睹了默默生病以来最惨烈的一幕。

我不知道她身体上到底哪爆发出来的力量，就是疼的时候咬自己的这个胳膊，真的能把牙都咬掉。

啊？

对，我当时非常非常震惊，真的很难去想象，但是她当时真的牙至少都松动了，满嘴是血。

而我看到了那样的样子，连我自己都不忍心，不忍心让她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亲手决定结束最好朋友的生命，让自己的后半生背负阴影，还是勇敢承担责任，让好友获得解脱，纪慈恩内心做着剧烈的斗争，目睹最亲密的朋友一次次地被癌症残酷折磨，纪慈恩不愿再因为自己的“自私”让默默原本已经不幸的人生增加苦难，她终于做出选择，让默默的解脱，自己来承受痛苦。

她之前一直很狰狞，但是当我说好了以后真的你看到那一幅解脱的样子，就很喜悦，她对这个世界，我觉得她的那种痛苦并非只是身体上的，是心灵上那种巨大的痛苦，她从小都在问一个问题，说她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爱她？

就是生无所恋。

对，对。

当纪慈恩答应了默默的安乐死请求后，默默展现出了生病以后前所未有的释然，但对于19岁的纪慈恩而言，当死亡真正迫近的时候，她再一次犹豫了。

她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说要不再晚一天，有什么样的还想跟你说，她也不舍，她也想继续再留一天，说好，那就明天，等到了明天又是这样，一直在反复，其实每天说的话都差不多。

怀着深深的不舍纪慈恩和默默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反复告别，日子又缓慢地过去了三、四天，最终纪慈恩所不愿面对的那一刻还是到来了。

其实是她下了狠心的，那天的话我们在告别嘛，然后她跟我说，你要好好地活着，我连同我在这个世界上本该有的那一份一起好好活下去，当我被确诊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并不是说我要，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我走了，你该怎么办，因为她非常清楚说我一直是依赖着她的，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不签了吧，那个时候她就把我推开，然后就扭过去。

纪慈恩的拖延让默默感到愤怒，她不愿在这个痛苦的世界多待一天，不愿再反复协商，纪慈恩不得不答应默默当天就签署同意书，但签约时原本和纪慈恩共同承担这份痛苦和压力的默默的男友却突然消失了，最终由纪慈恩独自在安乐死协议上签了字。

那个时候就因为单纯，什么都不懂，我就敢去做，基本上是闭着眼睛的，因为它是英文的还好，就是你不需要去看那些让你觉得刺眼的文字。

就这样纪慈恩拿起了她这一生中最沉重的一支笔，根据医院规定，安乐死需在签字当天进行，默默即将在病房里被实施安乐死，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她平静地叫纪慈恩离开病房。

但是我能看到玻璃上看到，看到她最后跟我挥挥手，然后还一面挥手一面是这样的，那个胜利的手势是预示了你一定可以战胜这一点。

所以她最后留给你的一幕是挥挥手，很平静的。

非常非常平静，她并没有眷恋这个世界。

在窗外注视着默默实施安乐死的每一秒，纪慈恩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她不愿意错过此生见到好友的最后几分钟，终于默默在纪慈恩的视线里平静地停止了呼吸。

他（医生）一出来就会说，死亡时间什么什么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就是倒吸一口气，就是说这个事情终于结束了，终于让她解脱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去适应一个跟你在一起十五年的人，以后生命中再也没有她了。

从默默查出肝癌到为默默签署安乐死，再到默默去世，仅仅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发生如此之大的剧变，这已经超出了纪慈恩19岁的人生所能理解的极限，她已经准备好用一段很长的时间去舔舐自己的伤口，而随后在荷兰社工的帮助之下，纪慈恩处理了默默的一切后世，把骨灰带回中国，回到家乡，她整日撕心裂肺地痛哭，她原本以为这已经是人生中最沉重的经历，不料命运的一个巨大的黑洞正在前方等待着她。

2007年1月，在默默的追悼会上，当默默生前的同学得知是纪慈恩签署安乐死，提早结束了默默的生命时，会场立刻骚动起来。

大家的目光就转向了我，然后就有人说你不觉得你太忘恩负义了吗？

她对你那么好，当有一个人开始说的时候，然后会有第二个人去说，你以后一定会得到报应。

这么重的话。

这个还不算最重的，还有说你不得好死啊，还有说你是凶手，是你杀了她，傻了，当时真的是傻了，就完全没有意料到他们会这样去思考问题。

他们不知道这个是她个人的意愿吗？

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就是苟且地活着都比死了强。

在追悼会现场，纪慈恩被来势汹汹的责难当场吓傻，以至于失去了为自己辩解的能力，最无措的时候她在人群中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默默生前的男友就在现场。

我有用眼神去向他求助，因为他也是看到了她的痛苦，他完全有能力，也有义务去辩解的，但他没有，不仅仅是一个人离开了，而是另外一个人其实是选择了背叛，就可能是瞬间崩塌。

这时一位做心理咨询师的悼唁者看到膛目结舌，失去了反应能力的纪慈恩，意识到问题可能非常严重，赶紧将她带离了追悼会现场。

回到家以后就开始把自己关起来，窗帘都不敢拉开，只要有脚步声我会非常害怕，我害怕别人跟我说话，因为那个时候你都不确定你的家人是否是支持你的，认可你的，安全对于当时来说是最重要的，只要我先找一个安全地方先躲着。

一瞬之间“凶手”两个字彻底压垮了这个19岁女孩儿原本单纯的世界，追悼会后，纪慈恩整日蜷缩在卧室的角落里，不肯出门，甚至丧失了语言交流的能力，和父母都不再说话，家人不得不为她办理了休学。

坐在地上，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的青春是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为什么是我在遭遇这样的事情，包括出门的时候也会尽量不让别人看到我，就会伪装的很那个严实。

可是那些不认识的人你为什么会恐惧他们？

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是不认识的，似乎是你这件事情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你害怕每一个人。

那个时候没有能力说告诉自己说，我没有做错。

那个时候有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做的对不对，除了出一口气的这样的能力时候，其他的思考的能力去判断事情的能力，说话的能力全部都丧失了。

此时的纪慈恩彻底从命运的悬崖边落下，曾经她是青春文学杂志《萌芽》的写手，还获得过该杂志主办的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奖项，成为一名出色的女作家是她的梦想，但这一系列变故让她计划好的人生方向彻底被颠覆。

父母保护的很好，向我们隐瞒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不知道原来世界还有那样一面，所以是特别残酷。

不仅是没有跟你说还有死亡这一回事儿，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世界上不那么美好的那些事儿。

这一切都不知道。

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是，其实这个时候是站在一个大坑的边缘。

对，对，对，那个时候。

然后巨大的一个吸力就跳下去了。

人一生中会签很多份同意书，但是没有想到我一生中填的第一封就让我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

一晃一年，纪慈恩的状态没有任何好转，她没开口说过一句话，除了看病也从不出门，一天她接到一条短信，发消息的是那位将她带离追悼会的心理医生，对方得知了纪慈恩的情况，主动提出带她到北京散散心，基于对这位心理医生的信任，也想离开这压抑之地的纪慈恩答应了，但到了北京纪慈恩才发现，他们去的是一所孤儿院。

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小女孩，然后就被她那双眼睛给吸引住了，一个人在那静静的玩儿，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就看着她玩儿，然后她会对我笑啊，然后我就在她身上找到了安全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是弱者，不会有人说你的，因为他们也残缺的，我也是这样。

在这个陌生城市的孤儿院，纪慈恩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她经常来这里度过一整天的时间，而一年没开口的她竟然开始和孩子们说话了。

她开口跟我说话的时候然后我也就去回馈她，然后慢慢地也开始说说说，因为之前是有一年没有说话，就是声音也发生了改变嘛，当时说话有点像半聋哑人那种感觉，不能完全发出来的，是有些撕裂，到后面那句你是声音是出不来的。

对于心理创伤严重的纪慈恩来说，开口说话意味着病情好转的开始，但由于一年没有说话，她的声带几乎失去作用，这时心理医生提出要帮纪慈恩做康复训练，恢复她的语言能力。

所谓真正的康复治疗是要让我去复述过去所发生的那一切，当时真的是觉得晴天霹雳，我已经好了，我为什么还要去面对那件事情，第一次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痛苦，就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的，就说了一半就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我说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不会再来了。

这次治疗一下子将所有被封存记忆的伤口重新撕扯开，纪慈恩几乎是落荒而逃，发誓再也不会去治疗，如同受到惊吓的小鹿她迅速离开了北京，重新躲进了自己那方逼仄的世界里。

那段时间我外婆老来看我，有一次她那个来看我的时候摔了一跤，是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她自己身体也不好，然后我就在门缝里看到外面的声音啊，就看怎么样了，然后就突然发现就是我妈妈的头发白了很多，外婆也老了很多，我当时就关上门我就问我（自己），你是不是只能如此？

你是不是只能让你的家人去面对这样一个你。

几天之后，这位心理医生突然收到了纪慈恩主动发给她的信息，要求继续治疗，并做好了再次承受痛苦的准备。

坐在地上，说得最痛苦的时候就撞那个暖气管或桌子什么的，这样会好受一点，那段时间整个脑袋上就一直是缠着纱布的。

就是要让你面对那一刻。

面对那一刻。

永远要站在那一刻面前，你才有可能跨过去。

对。

此后纪慈恩咬牙挺过了50多次治疗，从命运悬崖的底部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徒手攀爬，终于从崩溃的边缘走了回来，在医院做康复鉴定的时候，医生称赞纪慈恩说这是一个奇迹，这么严重的状况只用了两年就康复得如此之好，纪慈恩当时就哭了，她说这根本不是奇迹，而是她血泪青春的代价，事实上对于纪慈恩而言，这一次治疗呢恰恰是自我重建的一个开始，19岁的时候被迫所接纳的一切的命运仍然有太多的困惑，太多的伤口需要她去解决，2009年结束了心理治疗半年之后，纪慈恩做出了一个让人们有点儿意外的选择，她决定去临终关怀医院，去陪那些濒死者走人生的最后一程，她让自己重新一次又一次地站在了死亡二字面前。

所有我不能去面对的东西都是我需要去面对的，是有点自己跟自己要挑战一下的意思。

离你原来害怕那个话题站得更近一点那种感觉。

对，对，对，那个时候自己的性格更像是越挫越勇，那个我都战胜了，我不妨再去战胜一个看一看，就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在打牌，正好是有一个护士在推着一个爷爷出来，那个爷爷就跟里面说，啊，你们这里好热闹啊，然后其中的一个爷爷就说是啊，那等我死了你搬进来，就是他们可以这样，然后让我突然觉得死亡可以如此轻松，会有很多好奇，它为什么可以把人摧毁。

而且为什么会有人是这样一种坦然的状况。

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形形色色的老人们带着各自漫长人生的故事走向死亡，纪慈恩所要做的就是尽量帮助他们平静，有尊严地离去，而这些时刻往往会深深地触动她。

走的时候说姑娘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因为你并不确定你还有机会弥补，这是他给我的非常非常大的触动。

像你比如在不断地站到那个（话题）面前，后来你对你在那帮助你朋友做这件事情的认知会有变化吗？

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会有一些自我怀疑自责的东西等等等等。

那个时候非常坚定我没有错，你再让我来一次我依然还是会做这个决定的。

但你不再次像以前那样自我怀疑。

对，对，对，没有任何质疑，我没有觉得我这件事情做错了。

从19岁的时候那个毫无防备就被死亡这样一个话题击倒的简单女孩儿，到如今27岁，纪慈恩已经变成了一名临终关怀服务超过2500个小时的专业志愿者，陪伴了30多位老人走过死亡，她把自己放置在死亡这个话题面前其实已经很久了，或许正是因为当年安乐死事件让她付上了惨重的人生代价，至今她对死亡的好奇困惑和探索依然没有停止，2014年的9月，纪慈恩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竟然也和死亡二字有关，她创办了一个死亡体验工作坊，通过模拟飞机失事，火化仪式，追悼会等等临终的图景，来试图帮助人们正视死亡，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也寻找和反思生命的价值，纪慈恩说死亡曾经摧毁又重塑了她，并且带她走了一条19岁的时候从未设想过的人生道路，她说或许生命的意义就在探索死亡这个命题的答案里。

你为什么没有回到大多数人的正常的那种生活？

就觉得回不去了，有的时候命运是很讽刺的，它拿走你一些东西，最后又会还给你一些，但实际上它后来还你的并不一定是你初心想要的，但你真的不能不接受，我也想做那样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人，但是它已经把你拉到这个（复杂的人生）上面，如果说我没有遇到这件事情我还像一个人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浑浑噩噩，我反倒觉得那样我真的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

2014年的一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医院走进了一个20多岁的游客模样的中国女孩儿，她径直走到一间病房，并躺在了一张病床上，这个人正是纪慈恩。

又躺在她当时躺的那个床上，就那种感觉是说这个地方很熟悉，非常熟悉，就也有一瞬间是说，是因为你才把我害得这么惨的，对，所以我想来跟你谈谈，我们俩来个对抗，说到底是谁打败了谁。

自从默默死后，纪慈恩虽然战胜了一系列创伤，但在她心底还留有最后一个心结，她始终不敢触碰与荷兰有关的一切，于是在默默去世七年后，纪慈恩决定直面伤口，重返荷兰，重返默默去世的地方。

去闭上眼睛去感受她的当时的感受。

那一刻应该很复杂。

但是很平静，没有太多的波澜，也没有太多的那种情绪上的痛苦，唯一的感觉可能只是想念而已，也会回想，就是闭上眼睛，就像电影的那个片段一样，从当时的状况，然后后来一点一点发生的，也会觉得自己很不容易，我接受了我自己的苦难，我自己命运的不公，然后我也挺过了一段很难很难的日子，然后我真正地跟它握手言和。

视频：

编者话题：

安乐死背后的中国现实

　陕西人王明成的去世，使得安乐死的争论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1986年，王明成由于帮助母亲安乐死，被检方控以故意杀人罪（法庭判决无罪释放）。

2003年早些时候，王又因胃癌请求安乐死，不成，只好出院回家等死。

8月3日，中国首例对其母实施安乐死而饱受争议的王明成在病痛中死去。

他的死让安乐死这个沉重的话题再回到人们的面前。

　2001年4月，西安市9名尿毒症病人联名写信给当地媒体，要求安乐死。

消息见报后，又有40名尿毒症患者公开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2001年8月，西安市经实际调查，把尿毒症在社会保险中的报销额度从70％增加到90％，把每次的透析费最高标准从450元降低到380元（透析是中晚期尿毒症病人维持生命的方法）。

并鼓励一批单位参保。

　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支持安乐死立法的专家显然有着严谨的思维、出于真诚的意愿。

只是，在公众视野中，安乐死似乎正日渐偏离本义，也日渐残酷。

安乐死似乎是一种进步，但在中国，要实现它，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在这之前，提倡无痛治疗以及临终关怀似乎更为必要。

关于安乐死，各国民间呼声极高，而真正立法允许安乐死的，不过荷兰等寥寥数个国家而已。

这种不成比例的状态，耐人寻味。

如果按照多数国家的做法，则中国国内无论如何争吵，安乐死立法几乎没有可能，至少短期内是这样。

有人十分关注安乐死立法中的技术问题，比如怎样才算事主同意，而这种同意是否完全符合事主的主观意愿，是否是在完全不受别人影响的条件下做出，做出决定的时候神志是否完全清醒，等等。

应该说，仅仅这些技术性问题，在具体操作中就很容易陷入麻烦。

　　但是本质上，安乐死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甚至不是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

在法律上，除非刑法规定的死罪条款，理论上任何法律都无权对于人的生命做出规定或者安排。

在医学伦理上，医生只有救死扶伤的义务，根本没有为解除患者痛苦而帮助他（她）施行“死刑”的权利。

何况，医院是不是一个适合提供主动结束生命服务的场合，恐怕也将存在很大争议。

安乐死之所以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它涉及对于生命的最基本的态度。

如果这种态度不发生大的变化，则立法基本上无可能。

我们知道，在认识层面，法律并非至高无上，它只是特定哲学观念的产物。

比如我国宪法，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基础之上。

而美国的宪法，则深受洛克等早期英国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

　安乐死的哲学问题核心，在于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完全属于他（她）自己。

换言之，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完全的支配权？

现实的答案是：

没有。

否则自杀就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行为，至少是一种别人无权干涉的行为。

但事实是，在所有理智的社会，自杀都被视为一种悲剧，是必须坚决反对的行为。

这个态度是建立这样一种认识之上：

人的社会性。

每个人并非一座孤岛，他（她）的生命，与社会息息相关。

更何况，这种主动选择的死亡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

社会性只是一个不太准确的现代笼统说法。

在哲学层面上，它涉及神学或者伦理学。

西方对于安乐死的争议，有其神学（或者说宗教）根源：

既然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那么也只有上帝有权把它拿回去；

除此之外，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无权“替天行道”。

或者说，世俗社会无权干预神的安排。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杀被视为一种罪恶。

在中国传统中，这个神的位置由父母占据。

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同样也是强调生命并不仅仅属于自己，个人无权安排自己的生命状态。

当然，不论神学还是伦理学，又都有其生物学的本源，那就是人类繁衍种群的本能。

任何人，只要他（她）还没有死亡，理论上他（她）就有可能为种群继续做贡献。

种群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所以生命决不仅仅只属于个人。

今天，繁衍种群的压力逐渐弱化了，但是这种本能不可能消失（也许永远不可能消失，只要人类还存在，无论未来人的生命形态是否如预言家所说，将与机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而正是这种本能的存在，使得主动结束生命的行为必然受到社会力量的强大干预。

　　当然，赞同安乐死的一方，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为了生命个体不再继续忍受不必要的痛苦煎熬（还包括亲人的痛苦以及经济压力）。

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是指全力延长生命，还是指让生命更有质量和尊严，目前恐怕依然是一个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不谈清楚，操作层面也就无法进行。

　　现实是，无条件延长生命的观念在法律和道德上处于先来后到中的“先来”位置。

因而，除非拿出特别强有力的理由，它是很难被颠覆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法律禁止安乐死的原因，尽管赞成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

　　作为安乐死的有限替代品，目前一般实行两种做法：

一个是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宽吗啡等麻醉品的使用限制；

再一个是放弃治疗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够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尽量多享受一点做人的乐趣。

除此之外，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但是，王明成的经历说明，这些不是办法的“办法”，基本上起不到任何效果。

在他临走前四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痛苦得快说不出话来。

尽管如此，我认为王明成还是相当幸运的，因为还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

为安乐死呼吁。

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记者打扰了他的安宁。

恰恰相反，记者的出现实际上给了他一些生趣。

相比之下，大多数垂危的病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俗话说：

除死无大事。

涉及生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