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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孤山上有部分土地为私人所有，他们的主人包括李鸿章的幕僚、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盛宣怀和三任杭嘉湖道台李辅耀等；
这些私人地产以及原归清政府管理的“蒋公祠”等历史建筑，后来都逐渐变成了西泠印社如今的社址。
西泠印社如何从零星的几间房舍变成现在这样的山水园林？
它是个怎样的印学团体？
这些身世显赫的人物和西泠印社有着什么瓜葛呢？
（隐黑）
由岳庙向东，走过钱塘名妓苏小小墓，跨过西泠桥，如果你看到这两棵千年樟树，那么，西泠印社就近在眼前了――这个月亮门就是它的入口，它的东边，是声名远播的著名食府“楼外楼”。
一百多年前，1904年，当这里还是“蒋公祠”时，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景也时有发生。
杭州的名门望族之后，达官贵人之子，社会名流经常聚集于此，而让他们往来不绝、频繁切磋的，既不是当年热热闹闹的满清新政，也不是刚刚刊印发行的《革命军》和《猛回头》，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金石篆刻。
丁仁，时年25岁，蒋公祠的管理者丁丙的侄孙；
祖辈的八千卷楼令他饱览诗书，金石篆刻是他最大的爱好；
王福庵，时年26岁，杭州紫阳书院院长王同之子；
精于文字学训诂学的研究，特别擅长书法和篆刻；
叶铭，时年37岁，当年已经因为刻碑而小有名气，善于史论的研究整理；
吴隐，时年37岁，与同龄的叶铭一样因刻碑而出名，具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经营头脑；
在“蒋公祠”的聚会中，这四个人的身影最为常见；
特别是丁仁，他作为蒋公祠管理者的后代，召集同好共处一室玩赏交流。
岁月清华之余，挽救篆刻江河日下的局面渐渐成了丁仁他们自觉的责任。
1904年，西泠印社就在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普通的三五知己日常聚会中成立了。
然而，诸般社务，该从哪里下手呢？
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选择了一件现在看来绝对是远见卓识、意义重大的事情，那就是社址的选择和营建。
西泠印社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组织，包括其它全国各地的印社，它能够存在百年而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大本营所在，这是它百年旗帜的矗立的地方。
所以人们讲西泠印社它是有根的。
西湖历来是人文荟萃之所，苏白遗韵，名妓风流；
孤山枕倚西湖，景致幽绝；
一百年多前，丁仁他们看中了这里的山水形胜，丁仁首先捐出自家数峰阁以西的土地；
接下来，四位创始人又各自拿出积蓄，“仰贤亭”首先出现在历史的影像中。
仰贤亭，取“敬仰先贤”、“追踪往哲”之意。
亭内石桌上镌刻着由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合作完成的作品。
在中国印学史上历代大家面前，四位创始人传达着希望西泠印社摒弃门户之见、海纳百川，将篆刻艺术永久传承的理想和决心。
如今，他们的心愿已成事实。
每年春天，西泠印社社员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先贤的活动，风雨无阻。
1905年，仰贤亭建成之时，北京的满清朝廷正在下令废止科举制度，而在日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也悄然诞生，不断变迁的时事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的动荡不安，复杂的时局下，怎样才能保证西泠印社的稳定发展呢？
1905年岁尾，就在仰贤亭旁边，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份有据可查的由私人写给官府请求批准立社的呈文发出了。
1905年11月，丁仁、吴隐、王福庵、叶铭等人联名上书官府，说明他们集资在蒋公祠旁购买荒地，建造房舍，结社为“西泠印社”，这些建筑都属于私人团体，希望官府能够准予他们结社并对这些建筑加以保护。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份报告，在晚清动荡的时局中，竟然得到了两级官府批文，一份来自杭州府，一份来自钱塘县。
杭州府认为：
这些人“慕苏白余韵，仰先觉遗徽……为保存国粹、研求学问起见，事关公益，准予立案”。
中国历史上，文人结社第一次得到了官府的正式认可。
100多年前，就已想到要通过合法手段，使自己取得让政府认可的社会地位――谁能否认西泠印社创始人的历史远见和眼光呢？
1912年，最后一位满清皇帝退位，西泠印社的社员们换上了崭新的民国服饰，同时，他们赶紧坐下来更换写给政府的呈文，这一次的呈献对象是民国政府，他们希望新缔造的民国能够奉大总统令继续保护私人团体的建筑和财产。
这份报告又很快得到了杭县知事的批复：
“社既由私家所造，事亦为艺苑所珍”，“准予出示仰即知照”。
更不寻常的是，杭县知事还在杭州城内贴出告示：
如有无知乡愚损害西泠印社，则准予印社随时将闹事者送究官府，严惩不贷。
并“切切特示”以表重视。
杭州岳庙管理处的这个小院内收藏着一块石碑，石碑两面刻字。
而内容竟然就是当年杭县知事答复西泠印社的批示，还有时任浙江省会警察厅厅长夏超亲自批示的保护西泠印社所有财产的布告。
清末民初，时事瞬息万变，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纷纷扰扰中，只有政府的保护显然不够，西泠印社有幸得到关心印学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扶持，从而不断扩大社址面积、渐入佳境。
小盘谷，现在是西泠印社的另一处园林；
而它先前的主人，则是一个叫李辅耀的人。
李辅耀是湖南人，曾任杭嘉湖道台，宦游杭州30余年。
他的父亲李黼堂尤其喜欢孤山的山水胜景，于是就在这里修建别墅居住。
喜爱金石书画的父子俩也会在这里广聚宾客，品文论道。
李辅耀的儿子李庸、外孙唐醉石与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交情甚好，对于西泠印社最早的创社活动，他们多有参与；
甚至在西泠印社上交官府的第一份报告中还记有唐醉石的名字。
清末，李辅耀卸任，回归故里。
此时，西泠印社已经在李家的小盘谷东侧，如火如荼地开始了社务活动。
湖南距杭州路途遥远，怎么处理孤山上这片怡人的景致呢？
1911年，李庸来到西泠印社，他带来父亲李辅耀的意愿：
将小盘谷无偿捐赠给西泠印社！
现在，小盘谷清幽雅致，岩石错落，是西泠印社摩崖石刻最集中的地方。
小盘谷纳入西泠印社版图后，民国开始了，西泠印社加快了社址建设的步伐。
1912年，在仰贤亭以北，他们建造了“宝印山房”；
仰贤亭向西，有山川雨露图书室；
仰贤亭向南，是石交亭。
孤山西南麓，一个新兴的江南园林正在西泠印社创始人的手中拔地而起。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正在他们埋头社址建设时，一场诉讼，也在向他们逼近，而他们的对手，竟是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被慈禧称为朝廷“不可缺少之人”的盛宣怀。
盛宣怀，江苏常州人。
洋务运动中，盛宣怀共创办11个堪称中国第一的经营性企业，他主理的煤矿、电报、铁路、纺织等事业成为清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被慈禧称作是朝廷“不可缺少之人”。
声势显赫的盛宣怀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置有多处别墅地产，西湖孤山有一部分土地也在其中。
1910年，盛宣怀接任邮传部尚书，相当于后来的铁道部和邮电部部长，强势推进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
这终于导致了1911年6月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
“保路运动”后，盛宣怀作为替罪羊被清廷革职，抄没家产。
社会上到处都在传说着盛宣怀的“不是”，碍于局势，盛宣怀不得已出走日本。
辛亥革命一年后，1912年，盛宣怀悄然回到上海。
回国前，他曾以赈灾名义，向袁世凯捐100万银元，并答应联系借款，条件是返还家产。
而此时，重返孤山的盛家人却发现，在他们的地面上，居然有人建起了房屋亭台，于是，盛家一纸诉状将这些房子的建造者告上公堂。
盛宣怀向家人详细了解了西泠印社创始人的情况，得知他们印人结社，意图却不是营私，而只是想拥有一个固定的社址，然后在其中潜心学问，传承文脉。
这些社址建筑的资金来源，全部是他们自己的个人财产，不但如此，他们还把每一笔经费的收支状况及其用途完备地记录下来。
这种弘扬风雅的办社理念和认真行事的风格触动了盛宣怀，在盛宣怀的直接干预下，盛家撤销诉讼。
随后，盛宣怀慨然将孤山部分地产捐赠给西泠印社。
这个经历了政治生涯起落浮沉的洋务活动家，又以中国文人的胸怀成就了西泠印社更广阔的文化天地。
从1904年开始，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擘画经营，西泠印社的房屋泉池终于初具规模。
1912年9月，四位创始人招揽同志，将33位同仁题名用隶书刻写于碑石之上；
随后，《西泠印社成立启》和《社约》正式出台，明确规定印社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西泠印社声誉渐隆，而社员们捐资建社的热情也更加高涨。
1914年，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书画家们出让自己的作品，筹资修建题襟馆；
1915年，吴隐出资在小盘谷西侧修建遁庵和潜泉；
1919年到1920年，吴隐的侄孙吴善庆捐款修建鉴亭、还朴精庐和观乐楼；
1922年，丁仁和时任浙江省警察厅厅长夏超共同出资开凿小龙泓洞；
1924年，南浔富商张钧衡捐款修建凉堂和闲泉；
闲泉之上的锦带桥是中国桥梁史上最小最短的桥，桥长仅一米。
当年丁仁得到旧日白堤锦带桥上的一段栏杆，恰巧张钧衡刚刚出资，在文泉旁开凿了一个闲泉，何不将这个栏杆移作小桥横于两泉之间呢？
于是，中国最短的桥就这样在中国文人的奇思妙想中诞生了。
曾几何时，这里还是荒山一片，而今，它却是西湖一处美不胜收的风景线；
所有这些来自于个人资产的建筑雕塑，自落成之日起就是西泠印社用于文化事业的公共财物，现在它们更是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西湖，辉映了它的气度；
岁月，刻写了它的风华；
中国文人特有的审美情趣成全了它的美丽，整整一代人“永不私所有”的理想和信念锻造了它的风骨，所有的这一切，终于成就了我们今日所见的西泠印社。
沿文泉向西，观乐楼旁边，一个全石建筑十分抢眼，门楣上的字告诉我们这是汉三老石室；
它外表呈正方形，建筑样式为罕见的宝箧印经塔样式，窗户上了钢筋，铁栅栏门特别加了两道锁。
门内隐约可见一个石碑——这是一个怎样的石碑，西泠印社为什么要用如此严密的措施加以保护呢？
西冷印社
（二）
12000，107——它们分别是西泠印社社藏文物总量和其中国家一级文物的数量。
这两个数字与省级和国家级博物馆相比，似乎并不起眼，然而对于一个社团――而且它最初还只是个私人社团――来说，这却是足以令人惊叹的数字。
特别是西泠印社共收藏印谱500多部，其中的国家一级文物竟有38部，每百部中就有7部印谱为一级品！
专家们称：
从明到清，重要的著名的印谱，西泠印社几乎全部收入囊中，它延伸的时序之长，质量之高，系统之完整，学术性和代表性之强，在世界印谱资料收藏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它收藏的印章从战国以来的古玺到明清流派印，共有4000多方，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印章发展历史系列，其中的明清流派印更是在业界享有盛誉，有59方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令人震惊的是，绝大部分的重要文物竟然都来自于西泠印社社员的个人捐献！
作为一个最初的私人社团，西泠印社如何能将这些重要的收藏纳于麾下？
这些国家一级文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在满眼青瓦白墙红窗棂的西泠印社社址中，有一个建筑与众不同。
这是一个全部以青石为原料建起的石屋；
取名叫汉三老石室。
它的建筑形态是宝箧印经塔样式，在中国目前已知的地面建筑中，这样的建筑样式只在庐山等少数地方出现过，非常罕见。
打开铁栅栏门，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藏品――
原来西泠印社如此戒备森严保护的不过是方石碑――这是一方怎样的石碑，为什么要如此隆重的守护呢？
石碑记载了一个汉朝人三世祖先的生辰、忌日及名讳，因此被称作汉三老碑。
江南并非汉代文化的核心区，在这里发现东汉石碑，历史意义非比寻常；
更何况这块石碑还具有更大的文化价值。
西泠印社副社长、书法篆刻家刘江介绍：
在文字演变的过程当中，它是一枚最好的物证，它既有篆书的笔法，但是又是隶书，有些笔法、有些写体又是楷书的形式，所以它是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个过程。
如此重要的汉三老碑是什么时候落户西泠印社，又是怎样落户西泠印社的呢？
1852年，余姚严陵坞村一个村民在山中取土时无意中挖出汉三老碑。
后来，石碑被金石学者周世熊收藏。
周世熊曾广邀同好者欣赏石碑，同时制作大量拓片发放。
从此，汉三老碑的声名鹊起，被人们冠以“浙东第一石”的美誉。
1919年，汉三老碑出现在上海古董市场，一个日本古董商人想出八千大洋购买。
华夏古物要外流，这个消息在当时非同小可，两个在上海的浙江人坐不住了。
沈宝昌，时任上海县知事，浙江绍兴人；
姚煜，浙江海宁人，前清盐运使，上海海关监督官，当时正赋闲在上海逍遥地做着寓公。
听说“浙东第一石”要被日本人买走，二人星夜商议，想集资赎下汉三老碑。
以二人的影响和经济实力，集资赎回石碑似乎不成问题。
问题是，石碑赎回来时，在哪里落户呢？
再归私人所有吗？
时局动荡，人事更迭，要保证石碑稳定的未来，还需更为妥当地筹划处理。
于是，已经成立十多年的西泠印社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1921年秋天，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丁仁派人来到上海，专程与沈宝昌和姚煜商议如何收购和安置汉三老碑。
这次见面后，丁仁决定，以西泠印社的名义，募捐收回石碑，并在孤山社址上修建汉三老石室，专门保存此碑。
时任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倡议并捐献财物，时间不到一个月，他们就收到来自65个人、共11270大洋的捐款。
包括浙江督军卢永祥，湖州首富张钧衡，上海县知事沈宝昌，前清遗老姚煜等等，这些捐款者的姓名、捐款数目被详细记录在这块石碑上；
甚至包括捐款的支出用途——大到赎回石碑的资金，运费，原料费，小到油漆工、刻字工、玻璃工的费用，全部被一一记录在案。
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家罗振玉闻知此事，也捐出了自己珍藏日久的汉代“齐桓公吴王画像石刻”。
1922年，汉三老石室建成，吴昌硕为石碑回归撰文纪念；
1923年，冯煦为它题写匾额；
1933年，童大年为它书写对联；
1999年，朱家缙率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文物鉴定小组来到石室，经鉴定，汉三老碑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62年10月，杭州湖滨路31号，杭州书画社三楼，包括沙孟海、诸乐三等人在内的数位书法篆刻名家，同时也是西泠印社社员聚集在这里。
他们面前，摆放着大量印谱和印章，他们此刻的目的，就是要清点、审定这些印谱和印章的数目和价值。
一个星期后，清点工作接近尾声。
学者们在西泠印社的文物志上写下这样的记录――已故西泠印社社员张鲁庵捐赠个人收藏品：
历代印谱433部，秦汉印300余方，明清流派印1220方。
有好事者估算，张鲁庵捐献的这些藏品，单论那些浩如烟海的印谱，总价值就超过现在的一亿多元人民币。
有趣的是，这些价值连城文物的拥有者，竟差点儿终身成为药店的老板。
提起张同泰药店，在杭州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张同泰药店开创于1805年，距今已有200年的历史。
经过历代先人的努力经营，1910年，当9岁的张鲁庵以张同泰第五代掌门人的身份入主药店时，药店正是生意兴隆的鼎盛时期――店铺进行了大规模翻建，重建了石库墙门，“张同泰”店名三个金字凸显门楣。
自家的生意红红火火，年幼的张鲁庵却并不十分在意，整个药店中最能吸引张鲁庵的，恐怕只有古色古香的雕梁画栋了，因为他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些名目繁多的药材和药店的经营上。
张鲁庵对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亲自动手制作的鲁庵印泥甚至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业界传承。
这种绒线状的东西就是艾绒，它从艾草中提取，经过在水中浸泡和晾晒后具有极强的韧性，从而增强印泥的弹性。
同任何一种传统工艺一样，师傅们总不肯将自己的绝活儿轻易示人，我们无法拍摄印泥的整个制作过程，也无从知晓张鲁庵制作印泥的奥秘。
这种看起来漫不经心的敲打背后，是几代技师们的手艺累积，何时轻柔何时刚劲，关系着印泥的好坏。
经过精心加工的鲁庵印泥色泽静雅沉着，质感细腻。
即使再小的印文，钤在纸上，也是线条清晰，着色均匀，不油腻不干枯，恰到好处。
一部被海内外印人奉为经典的浩瀚巨制，他的编撰者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大家、因收藏毛公鼎而闻名天下的陈介祺。
《清史稿》称陈介祺“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
1852年，陈介祺将他收藏的7000余枚古印分门别类，辑成印谱，是为《十钟山房印举》。
《十钟山房印举》所辑印章内容丰富，加上编撰者本人在金石界的权威地位，因此，当年一经拓制，即引起轰动，成为中国印谱艺术史上划时代的一部巨著。
西泠印社所藏《十钟山房印举》共有100册，全部为手工印制。
为收购整套印谱，张鲁庵付出了1000银元的高价。
这方印章非常特别，它的五面均有篆刻，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五面印”；
而它的作者更是中国篆刻史上响当当的一位大家，他就是皖派的创始人邓石如。
现在邓石如传世的印章真品仅30件左右。
这枚印章线条圆润灵秀，却于工整优雅间传递着浪漫雄浑的气息，张鲁庵为邓石如的气势所倾倒，当他听说原江苏巡抚刘坤一的后人收藏这枚邓石如印章时，立刻前往商议。
经过反复协商，张鲁庵终于以近300银元的高价购得邓石如五面印。
民国时期的银元是什么概念呢？
1929年到1933年间，一个银元能买七八十斤的大米，那时，一个县长的月薪也仅有20银元。
433部印谱，1500余枚印章，我们现在无法再统计当年张鲁庵为收藏这些珍品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连他的子孙也难以说清楚。
而现在，它的文化历史价值，又岂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1961年，60岁的张鲁庵写下遗嘱：
死后遗体葬于西湖边，所有藏品捐给西泠印社。
现在的西泠印社库房内，专门辟有这样一个房间，里面存放的，都是张鲁庵的捐赠。
这是西泠印社自创社以来，所接受的最丰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捐赠。
文彭、何震，这两个人在印学界的威名，大概可以相当于书法界的王羲之、王献之吧。
文彭，明代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之子。
正是这个文彭，带动了文人刻石的风尚，引领着篆刻登上了艺术殿堂，因此，他的篆刻被后代印人引为金科玉律，受到顶礼膜拜。
何震，与文彭同时，一生以刻印为生。
曾受过文彭的指点，与文彭情同师友。
何震与文彭一起，开创了篆刻史上的流派，史称“文何”派。
“琴罢倚松玩鹤”，现在看来，这样的情境有如梦幻，不过，400多年前，这却是中国文人的生活实景。
明嘉靖年间，文彭的好友唐顺之辞官在家，过着闲散却十分自律的生活。
他严格要求自己冬天不生火炉，夏天不搧扇子，出门不坐轿子，一年只做一件衣裳，一个月也只吃一回肉，这样的日子实在有苦行僧的味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苦行僧，却经常邀请文彭来家中小聚，而文彭也乐此不疲，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这位风流才子呢？
原来，唐顺之在庭院中种有一棵古松，还养了两只白鹤，风和日丽之时，他和文彭就坐在古松下，抚琴玩鹤，啸傲其间，真是良辰美景，赏心悦事。
文彭实在难忘这样的风雅，也感念老友的美意，于是就在自己的橱柜中，挑拣一块沉雅旧石，刻下“琴罢倚松玩鹤”六字赠送给唐顺之。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唐人韦应物诗，28个字写活一幅幽绝恬静的山水春色；
用印章，能够表现出这种既忧伤又怡然恬淡的情怀吗？
四个字，“听鹂深处”。
黄鹂在枝头俏丽地跳跃着，鸣唱着，可是，层层叠叠的翠林深处会是什么呢？
让我们越过欢快的黄鹂声，静静地听吧。
万历初年，何震应好友王稚登的请求，刻下这方印章，送给王稚登的红颜知己马湘兰。
王稚登是继文征明后，主掌吴门文坛三十年的文学领袖。
而马湘兰，琴棋诗画样样皆通，尤其善画兰花，为人仗义豁达，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女佳人，然而，她的身份，却是秦淮歌妓。
王稚登与马湘兰一见如故，两人经常在秦淮河边煮酒欢谈，赏兰赋诗。
身为一个秦淮歌妓，表面的风光繁华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苦痛？
她的深切爱恋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王稚登也只能用“听鹂深处”来表达自己深深的同情和眷恋．最后，王稚登也不得不斩断情丝，离开秦淮河回到自己的家乡苏州。
一枚小小的印章，串联起一个篆刻大家，一个文坛盟主，一个秦淮名妓，还有一段风流旧事，可以想见这枚印章的价值。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听上去铿锵澎湃的汉语词组，落在纸上却是笔画多的多，少的少．如何将这几个疏密反差很大的汉字组合在一个不足20厘米见方的小平面上呢？
皖派创始人邓石如的印章，其笔触飘逸流转，摇曳生姿，令人直起＂登临观瀑布，日照紫烟起＂之浮想；
这些意义重大的印章，之所以能够聚集在西泠印社，也全是因为一个人的捐献，他就是西泠印社另一位已故社员葛昌楹。
这些白墙灰瓦的旧式房屋曾经就是葛昌楹生活的地方。
一百多年前，它和比邻的莫氏庄园一样气派雍容，闻名当地。
平湖葛家创办了平湖第一所新式学堂――稚川学校；
也以传朴堂藏书而闻名江南。
传朴堂藏书曾一度多达40万卷。
受家风熏陶，葛昌楹从小喜好弄印，长大后沉耽于此，几成癖好，他的鉴赏能力也是名重一时。
在传朴堂收藏的2000多方印章中，葛昌楹尤其私爱文彭和何震的这两枚印章，还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玩鹤听鹂之楼”。
如果没有什么变故，传朴堂的收藏也许就这样代代相传，不断充盈下去。
然而，1937年，一场劫难从天而降！
这一年，平湖明珂里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显赫一时的葛家连同传朴堂藏书楼和稚川学校均化为焦土！
40万卷藏书灰飞烟灭，只有数百枚印章被葛昌楹从瓦砾堆中抢救出来。
1962年，71岁的葛昌楹听说西泠印社60周年大会在几度战乱征伐后再度召开，老人心内欢喜，遂将包括“琴罢倚松玩鹤”、“听鹂深处”在内的43枚印章捐赠给西泠印社。
经鉴定，这些印章全部为国家级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6枚。
西泠印社名为“印社”，然而，它所收藏的，却不仅仅只是印章印谱等印学相关的文物；
同样，在它长达百年的历史中共有六任社长，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以印学闻名――一个印社，为什么有时会选择非印人担任社长？
一个最初的私人社团，又靠什么激发了那么多社会名流加盟西泠印社的热情呢？
西冷印社（三）
西泠印社最早的史料之一上面，明确记载了西泠印社的创立初衷：
同道中人，聚集一起，本着继承前人遗产，研求金石印学的志向，创立了西泠印社。
史料中提到两个时间：
甲辰年，1904年，那是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呼朋唤友在蒋公祠初创印社的时候；
癸丑年，史料写成的时间，也就是1913年，这一年，社长一词第一次出现了；
昌老就是指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
令人费解的是，西泠印社早在1904年就已经创社成立了，为什么第一任社长却是迟至十年后才产生呢？
西泠印社创社于1904年，创始人共有四位：
丁仁，王福庵，叶铭和吴隐。
这四个人为印社的开创和发展可以算是殚精竭虑。
丁仁出生于杭州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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