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与欧洲传统小说创作法之异同 应锦襄1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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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有小说气息倒不仅在于作者虚构了那么一条在涸辙之中的小鲋的故事，而是通过小鲋来揭示人生困踬中所感受到的生活哲学。
《列子》与《韩非子》中也有许多说明生活真理的故事，但都不如《庄子》中“鸱吓鹓雏”、“鲲鹏对话”那些故事那样富有人情气息，更像小说所揭示的人生哲学。
《孟子.离娄》篇中的“齐人妻妾”的故事，被认为是小说的雏形，在这故事的结尾，作者也明白宣布了自己的道德哲学：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样看来，中国早期可称为“小说”的，确与哲学有关，可是这个辉煌的开端却随着战国的诸子思想一齐消失了。
后来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都以孔孟之道为唯一的思想基础。
有些思辩性很高的哲学，根本不能在群众中宣传，与群众结合。
例如魏晋的玄学，就没有在魏晋志怪小说中有所体现。
相反，有些宗教宣传，却颇成为志怪小说的内容。
唐朝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但唐代小说中所见到的也只是宣传于儒家思想无害的道家思想而已，如《南柯太守传》、《枕中记》、《杜子春》等。
而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思想毕竟还是主流。
虽然小说被斥为小道，不承认它载道的职责，所以名之曰传奇，但小说作者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事实都在宣传或维护封建社会制度及道德伦常。
比如斥责薄幸负义的《霍小玉传》，宣扬不迕天命的《虬髯客传》，歌颂生死友谊的《吴保安》，乃至杀身取义的《无双传》等，都以儒家道德观念为主题。
其中最明显的莫若元稹的《莺莺传》，他在总结这场恋爱悲剧时，提高到哲理上说：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而这正是彻头彻尾建立在儒家以女人为祸水的哲学基础上的。
宋元时期，理学昌盛，，思想更加禁锢，作家层的社会地位改变，已不再是那些希冀仕途，以文章为敲门砖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代表市井平民的文人了。
他们由于生活在基层，对现实生活观察得细，体会得深，作品中概括了许多社会生活问题。
但限于学识与理论，不能把这些生活问题提高到哲理上来思考。
相反，因袭了陈腐、保守的儒家观点，不是宣扬封建社会的道德伦常，就是宣传“天道往还”、“循环报应”等世界观，大部分作品思想境界是不高的。
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深刻尖锐地抨击了现实，甚至斥责了统治集团，歌颂了反抗与不屈，但归根结底，它们还是肯定封建社会的体制秩序与道德思想的。
明清之际，出现了一些学识渊博，阅历深沉，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
他们确实敢大胆地违背封建道德传统，或揭露事实本质，或表达自己异端的哲学思想。
但他们也还不敢公开地直接反对那作为封建思想基础的孔孟之道，还要假“百讽而一劝”的手法来掩饰。
像《金瓶梅》就另名《苦孝说》，竟以宣扬孝道来遮盖他对荒淫无耻的社会所作的大胆揭露。
《西游记》中那个充满了“玉皇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叛逆精神的齐天大圣，最终也还成了善证正果的战斗胜佛。
《红楼梦》不顾被人指责地宣扬叛逆性，也用“寄语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的评语来掩饰他对贾宝玉的歌颂肯定，甚至故意设一个甄宝玉的虚幻形象，以混淆耳目。
但应该说，《红楼梦》还是不同凡响的，它虽然用了许多曲笔，却十分严峻与执着地探索人生问题并宣扬自己的哲学观，有些观点也许并不正确完善，而揭示与探索的深度，却是居于世界第一流的。
《儒林外史》与之相较，就显得逊色。
它毫不掩饰地反对传统的功名科举思想，宣传自己的生活哲学，但他虽对现实作了有力的挞伐，而矛头所指也不过是儒家道德教育之虚伪荒谬，并没有涉及政治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
总的说来，中国古典小说之为社会政治服务，似乎要比诗词受拘束得多，也因为小说的宣传作用比诗词散文更大，统治阶级对此也控制较严，时常加以镇压取缔。
这大大限制了中国古典小说自由阐发作者的哲学思想。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哲理缺乏深度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对小说的蔑视。
《汉书。
艺文志》九流十家的分类，小说竟居于末等，从此无法翻身。
许多有丰富学识，睿智哲思的文人也难免囿于俗见，轻视小说。
一些思想解放如李贽、袁宏道之辈也只能评点小说，绝不从事于创作小说。
只有一些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绝望于发迹的知识分子才著书自娱。
就是他们也都用笔名，绝不将小说著作收入集子。
知识分子都不愿意以小说传名，遑论以小说传道了。
欧洲小说所幸的是发展于文艺复兴前后。
那时意识形态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宗教禁锢中解放出来，思想活跃，学术昌盛，各种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哲学问题等等无不引起热烈兴趣。
在法国，具有明确表达理性的特征的文学样式——小说，首先便为学问渊深、思想雄健的拉伯雷所用，以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
他的昂扬的乐观主义的召唤，他对自我存在的肯定，对真理的探求以及对个性解放的宣传，都在《巨人传》中通过两个巨人表现出来，光照出僧侣主义、经学思想的侏儒形象。
这部作品的巨大影响，开了哲理小说的先声。
接着人文主义高潮来到时，法国哲学家竟有不少是小说家。
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都为小说史留下杰出的篇章，而他们的哲学思想也确通过天真汉雅克、爱弥儿等形象得以阐发证明。
后来，巴尔扎克用法学与经济学观点，对广博的人生现象作了精湛的研究，首先树立了小说的科学观念。
他所贡献的《人间喜剧》，作为社会史来看，十分辉煌，而他用以研究社会与人物的哲学观——唯物观点，更使这套巨著成为无与伦比的杰作。
司汤达以他的广博的历史知识对十六世纪的欧洲几次宫闱政变作了科学分析，使历史小说提高到新的境界。
这些都使法国小说在十九世纪成为举世之冠。
勃兰兑斯说，法国这一时期小说作家所具有的广阔知识与政治上的卓见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英国小说感情色彩较浓，但作家也颇以说明人生与社会理想为己任。
早期作品班扬的《天路历程》就是一部写人生思想净化的小说，不过他是以宗教哲学为思想基础罢了。
总的说来，英国小说在十八世纪是发展的高峰。
福克斯说：
“十八世纪所以在英国小说中始终是个嘴辉煌的时期，就是因为他刚巧在英国哲学最盛期之后。
英国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所以它是很深刻的唯物论”。
是的，十八世纪作家如笛福、菲尔丁等人都是在唯物论的光照下，把握到时代的实质。
在他们的笔下，准确地表现了这个带着血迹与泪痕而上升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
福克斯还批评十九世纪的作家道：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都很了解那个胜利的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规范非常浅薄，而且他们也能够很中肯地抨击那种浅薄，可是他们看不到更深入的精神的崩溃的过程。
他们看不清楚资本主义社会的鄙陋。
”这与他们失去了前一辈作家所具有的坚定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有关。
到了哈代，小说的哲理内容为之一变，以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大部分都以揭示社会本质为主题，而哈代却以探索人生与命运的真谛为他的哲学主题，他研究人的本性，人的命运，形成他自己的宿命论悲观主义哲学。
这种悲观主义正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所处的困境。
和哈代相同而又不同的是王尔德，他也是个人生与命运的探索者。
同样面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但他缺乏哈代仁慈的忧伤，而把人生看成更严酷的苦恼。
他们的哲理都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观上。
俄国这个民族似乎特别喜欢进行心灵探索。
从普希金起，包括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人，无不善于在小说中表示自己的哲思。
他们小说的主人公都有很深的文化修养，专事思考人生，欧根。
奥涅金、皮巧林、奥勃洛莫夫、巴扎洛夫等人的思索广泛深邃，都体现了作家的社会理想、美学观点，以及对人生的理解。
小说中所包含与所揭示的哲理比同时代的西欧小说似乎有更多的思辨性。
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哲理性更有新的进展，俄国文学史专家贝灵说这两个人：
“他们将俄罗斯的灵魂的全部，差不多俄罗斯整个的人物性格都表现得丝毫毕露”，“为的是他们曾总结了俄罗斯灵魂中最伟大最深邃以及最软弱的质素。
”托尔斯泰的伟大确在于他终生如此热诚不懈地探求世界与人生的真理，提出问题，寻求解答而且身体力行；
而他的著作“全是他探索真理与在探索中得到的经验和感想的一部大的记载”。
托尔斯泰的哲学思想形成了托尔斯泰主义，法国洛尔哀称他是世界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三人之一，这是与他小说揭示的哲学内容分不开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相差无几的荣誉。
他是一个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探索人生意义的作家，他的笔是奉献给人间一切受侮辱与受迫害的人的。
他在《罪与罚》中的名言：
“我不是跑在你的面前，我是跪在一切人类的灾难面前。
”正是他全部悲壮沉痛的人生哲学。
虽然他宣扬了消极的容忍思想，却有着很大影响。
贝灵说：
“俄国文学年龄是最年轻的，精神上却是最年老的。
”这正是因为他越过了天真地观察世界，表面地攫取印象的阶段，一步就跨入深邃的哲学思考中去了。
综观欧洲传统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中所揭示的哲理性。
一方面发现它们竟是殊途同归。
作品的主题总是不断地向哲学的深度进展；
一方面也发现两者的表现确有不同。
中国古典小说可说绝大部分受到孔孟之道的哲学思想的制约。
这是个包容很广很庞杂的哲学体系，但思辨性不强。
因此中国古典小说所包含的哲理大都是道德哲学、处世哲学、社会哲学等等，缺乏系统哲学理论的基础。
有些作品摆脱儒家思想，体现了老庄哲学时，就能思索得深一些，要求从生活现象中归纳出一些哲学本质问题。
但作者从不企图在小说中展示他们自己的哲学体系。
他们都不脱离现实，小说是针对现实的。
就是那部集儒家思想中反动落后成分之大成的《夜叟曝言》，竟也想以这部小说“济世”的。
欧洲哲学思潮则是形形色色，各有千秋。
作家们不但以各种特定的哲学观点去观察现实，挖掘本质，思索真理，而且也常常企图用作品的形象来体现他们思考的抽象哲学问题，则就落入唯心主义的深渊。
二、人物和事件
在小说发展过程中，早期小说动作性强，以情节为主。
吸引读者的是动人曲折的故事，人物只是构成情节不可少的主体而已。
当然，不论欧洲或中国小说史上，都有早期的大师提供了光辉的人物形象。
十六世纪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先生，就有高度完整与深刻的性格。
作家和谐地统一了堂吉诃德的正直、无私、真诚的品德与他的愚蠢、固执得近乎疯狂的天赋，形成一个崇高而又凄惨，可敬而又可笑的形象。
唐代元稹《莺莺传》中的莺莺，在传奇小说中不可多得。
她外表温婉娴雅，内心却勇敢热烈；
绝艺惊人却又深藏不露；
情意深挚，却又勇于决绝；
性格是立体的完整的。
不过，这些高超的造诣却只是绵延的低山间偶然拔出的高峰，不是当时一般水平。
小说反映现实的任务愈明确，人物形象的作用也就大起来。
大师们也开拓了不少技法境界，积累了不少技法经验，根据自己的文学传统，形成了种种风格。
欧洲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就有不同的处理人物与事件的方法。
中国古典小说动作性强，体现在短篇小说中是情节曲折，中长篇中就成为事件纷繁。
小说主要通过典型而新奇的情节与错综复杂的事件来反映现实，并吸引读者。
中国早期的小说研究者曼殊已经指出，“泰西之小说，书中人物常少，中国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多；
泰西之小说，所叙者为一二人之历史，中国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社会之历史。
”这观察是不错的，但他这里所说应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若是早期的小说，也是人物众多，所叙以社会现象为主的，如《吉尔。
勃拉斯》、《小赖子》之类。
中国小说表现人物的艺术手段，行动重于内心，从经历行动来表现人物。
这也与中国社会哲学思想分不开。
在封建社会中，个人的意义在于他所处的特定的封建伦常所指定的地位。
他或是个父亲，或是个儿子，或是个官吏，或是个处士。
他们都具有固定秩序中的规定心理。
如父亲应严，儿子应孝，官吏应威，处士应雅。
个人的心理、意愿与情操，往往被纳入统一规格，不易形成特异的内心世界。
为此，作者不大用心去探索或表现个人的内心，因为合乎规范的思想都是可以通过正常行动来理解的。
读者似乎也不要求作者详述人物的内心活动。
人物的心理、感情思想各方面常被简略带过。
如话本小说总用“心中想道”、“心中悲苦”，“十分怨恨”这样简单的说明来交代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乃至很复杂的情绪。
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写“刘妈妈又怜又恼，倒没了主意”，这一句里包含了多么复杂矛盾的感情以及它面对现实的态度。
作者的体会是深刻细致的，但他的表达竟如此简单直接。
再如《李汧公穷途遇侠客》中写“起初还在欲为未为之间，到此刻便肯死心塌地做这件事了”。
这又是一段心理过程，是吸引与排斥之间的斗争，这或许在一次思想变化中形成，或许也有几次反复，作者也都不再提了。
可以说，中国小说写人物心理，只把人物心理状态中最有动作性的写出来，目的在于推动下面的动作或心理。
这种不从人物内心着墨，仅从动作来写，形成中国古典小说最擅长的白描手法。
有些国外论者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表达方法，不能启发读者的想象。
事实上，这种含蓄的现实主义手法是有很高的艺术性的。
《儒林外史》中写匡超人、牛浦郎等人，作者从不揭示人物内心，而在人物的行动中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内心与性格特征。
匡超人先前的勤劳友孝，后来的卑鄙势利，这样大的性格转变，作者没有一笔涉及内心，而使读者感到如此自然而统一。
即如那个很次要的人物——严监生的妾赵氏，写得也十分出色。
这个一心想扶正的家庭妇女，她在嫡妻病中尽力侍奉，尊重舅爷，无不显得真诚贤良。
一旦升为正室，那句微言中伤的话旧暴露了她对前妻的妒意与行动的阴谋。
赵氏用心之深，使人惊叹；
而作者用笔之细，更令人心折。
这种表现手法，不但没有限制读者的想象，相反更引起思考，最杰出的例子莫若《红楼梦》中的薛宝钗。
这是个城府极深的人，她的行为究竟是诚是诈，作者从未置一辞，而后世论者则为之兴讼不已。
这个人物在作品中正如在生活中一样，作者让读者自己去认识，去观察了解。
正如福克纳所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互相了解吗？
”读者理解薛宝钗，不像是理解作品中的人物，而正如理解生活中的人，这种人在生活中也是莫测高深的。
这正是把人物放在行动中来表现的最高成就。
可以说，在欧洲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
是的，这种手法不为欧洲小说家所重视。
欧洲小说的研究者都认为小说之程度愈高，则写内里的事情愈多，写外面的事情愈少，他们以挖掘内心的深度来衡量小说的水平。
欧洲小说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不断探索人物内心的历程。
欧洲小说家以为小说是资本主义史诗，正因为它是专门描写人的个性的文学，赫士列特谈到个性在小说中的发展时这样说：
“在专制的国家里，人类天性还没有重要到需要人去研究和描写的程度。
”“但是在现在谈到的我们的这个历史时期，已经有了对人身与财产的保障和言论的自由，这就使每个人感到他本身有某种重要性，而他也就成为邻人们某种好奇的对象。
”这正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感觉，而且认为这就具备了发展个性与研究个性的基础。
自此，资产阶级个性确成为欧洲小说的中心。
威尔斯很明确地说：
“小说是研究个性之事业。
”个性的复杂化，各种个性对外界的反映，个性个别的内心世界等等，使得作者觉得仅仅从外形动作去窥探心灵是难以完成的，他们总希望直接剖析与挖掘，喜欢从内心去探讨个性。
笛福描写一个没有社交生活，失去人与人的关系，没有社会行动的鲁宾逊，然而他充满了思索与遐想。
作者除了直接表达他的思想之外是别无他法的。
他为后代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很出色的范例，怎样写人物的心理来满足读者对人物性格的要求。
理查生善于写感情，又是一次新的示范。
他所写的感情被称为是放在放大镜下来观察的。
他的人物虽太露思考的痕迹，但他们的性格却能为读者接受。
他的成就使读者可以耐心地沿着感情与心理的长河行进而不再要求两岸有什么引人的景色。
雨果的强烈的愤慨、歌德的狂热的自白、夏多勃里昂的畸人的心灵，这些浪漫主义作家更需要用主观色彩的心理感情描叙来表达他们的思想。
十九世纪奠定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基础后，人物描写更有进展。
写人，写人所在环境，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题材。
他们不但写人物个性，而且展示人物的气质、才能、心智、感情各方面的复杂混合及其发展的过程，并展示人物个性所以形成的社会与生活。
这样，他们的确不是依靠众多人物的行动和事件来表现社会的历史，而是通过一个人的历史就展示了社会。
正如普希金的《欧根。
奥涅金》这样一首写个人心灵的叙事诗会被称为是俄罗斯的百科全书一样。
与小说哲学意味加深的同时，探索人物内心更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
特别是俄罗斯小说家，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专事挖掘人性，探讨人民无尽期的痛苦的心灵，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心灵探索的时期。
鲁迅曾这样论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清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清白，而且还要拷问出那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清白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析心理之鞭辟入里之处，鲁迅是最有理解的。
二十世纪以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以压倒一切之势成为文学中塑造人物形象的理论基础。
本来描写人物内心是表现人物个性的手段，这时却以内心描写为目的。
也就是说，作家不再重视性格，而是注意内心，进一步更注意去反映下意识，或非理性思维，这就是意识流的表现手法。
他们不再像传统现实主义作家那样通过人物在客观环境中的具体表现，人物对客观现实世界的具体认识感受，以及决定于人物性格的思想来表现人物内心，而是着重在写独立于客观存在之外的主观精神状态，就是柏格森说的，“把灵魂提高起来，超脱于生活的上面。
”写人物不再写性格及形成性格的时代，正如福克斯说：
“现在的小说写到各种事物，却独独不写人的性格。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混乱、情绪烦杂的反映，在唯心哲学高潮中形成作家这种创作思想。
在欧洲传统小说中，在写内心方面，有许多创作方法上的经验。
像理查生的书信体、歌德的日记本，都是直抒胸臆最方便的手法。
柯林斯《月亮宝石》则用几个观察点展开几个第一人称的叙述，不费力地展示人物内心。
其实这本书还是本以写行动见长的侦探小说。
客观地写人物的大师如福楼拜，他十分认真地去体验人物的内心而且准确地表达出来。
他甚至几次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托尔斯泰则如此完美地表现了那难以捕捉的霎那间的感情，而且写出了它们迅速变化着的过程。
《安娜。
卡列尼娜》中写安娜看见情人堕马那一段，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篇章。
爱伦坡与哈代十分善于用气氛去衬托人物的内心。
菲尔丁则以含蓄冷隽的语气反讽，揭出人物的内心，这些手法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手法，但同样具有巨大的艺术力量。
三、结构布局
结构布局应该说是小说中技巧意义最强的一部分。
它不但与小说渊源有关，而它的形式特征更受到民族的审美观念、哲学思想的制约。
中国小说结构的明显特征是首尾完整。
不管长篇短篇，都要从头交代。
一个人物，往往从籍贯、出身、年龄、品貌说起，有时甚至还要先述父母阅历，再及本人。
结尾则不但交代情节结束，还要说明主人公结局，乃至几代儿孙的结局。
这种写法在唐人传奇小说中就形成了。
例如《李娃传》就是如此。
后来平活沿袭这套写法。
如《徐老仆义愤成家》一篇，主人公是老仆阿寄，可是小说开头却详细介绍了这位老仆的主人家庭，再接下去才写明小说的主人公的身世。
最不落俗套的《红楼梦》，正文从贾雨村开始，但说到荣国府中的贾宝玉时，也必先有个冷子兴，把荣宁二府历史全面介绍一番，才说出贾宝玉其人。
结尾处也必要交代宝玉的故事虽已结束，但“子孙后辈，兰桂齐芳”，也要谈到后辈而后已。
这样一种详尽交代首尾的情节布局，是与中国小说溯源自史传叙事文有关。
史传是信史，不但详尽叙述一个人的一声业绩，还要立叙与其人有关的材料以为旁证参考。
试看韩愈《毛颖传》，一篇假拟的传记，十分巧妙诙谐的以假乱真，捏造了一支笔的祖先阀阅，而且有根有据。
可见史传形式的决定性影响。
欧洲小说写一时一事，中国小说即使写人生中一个片段也必须交代他的一生。
这正是史传规格。
另一特点是不论事件如何错综复杂，在小说中总要体现得脉络分明，层序井然，分别指出几条线索，几层波澜，遇到小说的关键地方，经常提醒读者，转折十分鲜明，这则是口头文学传统。
听者不像读者那样可以反复阅读，或停下来温习查对以前内容，弄清搞乱了的情节。
他必须牢牢记住以前的事，才能明白后来的发展。
说话人常常要用明显的提醒告诉听众情节的脉络，帮助他们不要混淆。
他说：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按下此事不说，且说------”这就说明他展开另一条线索了。
“此是后话不提，如今且说------”这是交代时序层次。
还有说话人所给予听者的悬念，往往不仅是引起读者的好奇，而且是对小说中转折性事件有力的提示。
如《卢太学恃酒傲公侯》：
不想因这几句错话得罪了知县，后来把泼天大家私，弄得罄净，险些儿连性命都送了。
再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若得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晦。
恰叫刘关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
这种提示，可以看出作用并不全在悬念，因为他已预指了结局，更大作用是交代过脉，分清层次。
由于每一层次都交代过脉，矛盾就不会形成错综复杂，全书一贯，而是弄清一个再来一个，所谓波澜迭起。
作者布局的职能不是将简单的情节变成曲折迷离，相反，是使错综复杂的情节通过结构变得清楚明白。
也就是将复杂错综的现实生活的线索理清，曲折理通。
如《一文钱小隙成奇祸》，写了十几条人命的谋杀案，线索交错纠葛，又各有头绪。
但作者决不从惊心动魄的现场写起，再追踪线索，根据外表现象隐藏真情，使之扑朔难辨，以吸引读者想象猜疑，那是欧洲小说所喜欢的布局。
恰恰相反，他从事情发生的原委讲起，每个人为什么被杀，如何死去，各个矛盾逐一展开，各个线索自有起结，十分清楚，绝不使读者有所混淆。
这种与口头文学有关的方法，一直为各类小说采用。
特点之三，长篇小说结构正如中国图画之长卷，中国建筑之园林一样，全局之中的各部分都有独立完整的艺术价值。
《水浒传》中武十回，宋十回都是完整的故事。
《红楼梦》中除“红楼二尤”外，“齢官画蔷”、“小红赠帕”也都是可以独立的。
而它们又如此紧密地结合在全部情节内容中，绝不像《死魂灵》中的“戈贝金大尉的故事”那样变成非情节因素。
美国有论者认为《儒林外史》绝非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由三个有机单元结合起来的，小说前后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讽嘲醉心功名、卑鄙、势利的知识分子；
第二部分则写真才实学、情操高尚的知识分子，与前面相映衬；
第三部分写理想境界的破灭。
这部书看来是以无数典型的故事组成，实质上是有统一结构的。
它统一于作家“看待生活和世界的方法”。
这应该说是很有体会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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