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盛宣怀研究综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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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盛宣怀研究综述

摘要：

盛宣怀，中国近代第一代实业家，中国早期近代化领导人物之一，以创办中国近代实业著称，被夏东元先生誉为“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他所创办的近代轮船、电报、煤铁矿、冶炼、银行、纺织等企业，以及中国最早了两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等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当今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盛宣怀研究综述

一、引言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又字幼勖、行生、杏生，号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江苏常州武进县人，出身于官宦家庭，他的出生和成长，适逢中国社会转型之际。

盛宣怀三次应举人试未中，但他通过创办实业完成了做高官的人生理想，发展了以官督商办为名的公司组织的观念。

在洋务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王文韶等人的提携、保护下，经营诸多企业。

盛宣怀凭借在实业领域所取得的突出表现和显赫地位，得以与西方实业界和外交界广泛接触，并有机会侧身于北京的大官僚之中，最终被授予正一品，官至邮传部尚书。

航运业,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鸿章采纳，开始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

电报业，他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中国进入电讯业；为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他建立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

煤铁矿业，他办理湖北煤铁矿务。

银行业，他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

纺织业，他在上海督办纺织业，开办华盛纺织总厂。

教育业，他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

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从社会的方方面面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1911年，由于盛宣怀主张将原由各省绅商投资修筑而未竣工的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向四国银行团大量借款，激起各省的仇外和排满情绪，导致武昌起义的爆发，盛宣怀本人遭朝廷免职，永不叙用，被迫逃往日本。

1912年10月盛宣怀又回到上海公共租界寓所，在上海赋闲直至1916年去世。

盛宣怀作为一名屡试不第的官宦之后，因跟随洋务大臣李鸿章操办实业，转而关注中国社会的变革，就西方近代化科技、制度、文化的引进发表时论，建言改革，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活动，活跃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舞台上，其一生事功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的近代化变迁历程中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

二、资料

关于盛宣怀的资料，可以用“数量惊人”来形容。

论个人档案材料，盛宣怀终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档留存，盛宣怀在世共26106天，目前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就有一亿余字，178633件，笼统一算，每天保存6．8件档案。

如果加上目前流散在海外的“盛档”，数字就更为惊人了。

此外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的盛宣怀亲笔函电、条陈等稿与朋僚函电稿，数万件。

但关于盛宣怀的档案却很难弄到手。

2006年12月开工的盛宣怀档案全文扫描，为盛宣怀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2008年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全文数据库正式开通，盛宣怀研究者获得了一个更好的研究平台。

论个人信件，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盛宣怀的后人和幕僚们开始整理和保存盛宣怀生前遗留的所有物件，此即后来被史学界称作“盛档”的盛宣怀档案原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为编辑盛宣怀文集，盛氏的后代与昔日幕僚再次整理“盛档”，并于1939年出版《愚斋存稿》100卷，共计180万字。

《愚斋存稿》陆续有增补，最终成书共有112卷。

其中收录1896—1911年之间的盛氏遗稿中的奏稿和电稿两部分，而更多的公文、信函、账册、地图、照片、条约、诗文、日记本、章程和合同等等，则一概不录。

尽管《愚斋存稿》仅收录了盛宣怀1896一1911年的活动资料，且只收盛宣怀的“手稿”，别人写给盛宣怀的信件、发给盛宣怀的电报则未被收入，只是“盛档”的冰山一角，它还是为研究盛宣怀提供了最具价值的一手资料。

民国六十四年（1975年）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首次出版了《愚斋存稿》。

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近300页的《盛宣怀未刊信稿》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才相继出版了《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局》、《甲午中日战争》（上、下两册）、《汉冶萍公司》（一、二两册）、《中国通商银行》等约五千余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下两册）、《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中、下三册）、《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上、下两册）等约五千页；另外，还有从盛宣怀朋僚来函中选出影印刊行《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九册，但上述资料很难得到且价格昂贵。

论个人传记，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夏东元先生的《盛宣怀传》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夏东元先生的《盛宣怀年谱长编》（上、下两册），为我们研究盛宣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研究状况

1．中国大陆研究状况

中国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总是偏向于叱咤风云的政客，偏向于他们眼中的“好”人。

由于盛宣怀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

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

盛宣怀命令各地加以镇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请袁世凯出山，同时他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

因此，自民国起，盛宣怀便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并逐步被扣上大买办，官僚资本家的帽子。

致使其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少有人对盛宣怀进行系统专业的研究。

正如易惠莉教授在《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之回顾》中说:

“迄1949年学界没有一篇研究盛宣怀的专论。

其中的理由不难得出,在传统史学主要是狭隘的政治史的状态下,盛宣怀难有像曾、胡、左、李,以及张之洞、袁世凯那样的重要地位而他在现代的史学观念下的研究价值为学界所认识则尚需待以时日。

”易惠莉：

《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之回顾》，常州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处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盛宣怀这类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成员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这段时期内关于盛宣怀的文章也只有两篇——陈诗啓《盛宣怀的资本及其垄断活动》；吴纪先《盛宣怀与辛亥革命》，但这有限的研究也限于揭露和批判封建官僚，及其创办的企业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剥削压榨，留下了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烙印的评价。

改革开放后，原有政治框架的束缚逐渐松动，中国大陆历史学界思想及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关于盛宣怀的研究开始步入正常化，“‘买办’、‘官僚’、‘敌人’、‘内奸’，这些80年代以前史学界对盛宣怀所持的全面否定的立场逐步改变”。

苗青：

《盛宣怀与近代中国社会》

这时期研究盛宣怀的代表人物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夏东元教授，夏东元教授于1981年发表他第一篇研究盛宣怀的文章《论盛宣怀》，夏东元先生在该书的“代序”中,对盛宣怀作了如下评说：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

顺应这种趋势,并促进其发展者,在这一点上就是有其进步性和贡献而应予以相应的肯定反之,阻碍这种趋势发展者,则是退步落后甚至是反动的,在这一点上就应给予否定。

盛宣怀站在清王朝立场上,曾参与和策划过镇压人民起义和革命,并在其后期发展了买办性,但其一生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经营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

”夏东元：

《论盛宣怀》

尽管作者以进化史观为立场评价盛宣怀,但在充分肯定他在近代企业领域的事业的同时,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予以基本的否定。

自1981年他发表《论盛宣怀》至今，先后发表了《论盛宣怀与洋务运动》（1982）、《盛宣怀与袁世凯》（1987）、《盛宣怀与戊戌维新异同论》（1988）、《论盛宣怀所走的“U”字形路程》（1988）、《非常之世之非常之人——纪念盛宣怀诞辰150周年》（1995）、《求新探新与不自觉地突破保守倾向——纪念盛宣怀创建南洋公学译书院100周年》（1999）、《我的史学观——我与盛宣怀研究》（2002）、《盛宣怀办学思想略论》（2004）、《盛宣怀传（图文版）》前言（2008）等文章，逐渐改变了他对盛宣怀的偏见，从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方面论述了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

陈旭麓1993年发表在《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七卷中的《盛宣怀》一文，以平实的语气论述了盛宣怀的一生经历，突出盛宣怀的崛起与衰落都与其经办洋务实业相关，“他的崛起一半‘得自时会’，一半‘由于人力’”。

陈旭麓：

《盛宣怀》，《清代人物传搞》（第七卷）1993年

为后人从时局与人事两方面综合考察研究盛宣怀提供了门径。

这段时间，主要的作品还有：

徐盈：

《妙手空空话官商——记邵循正对盛宣怀的一段“录象”》；张文绮：

《盛宣怀与汉冶萍》；徐盈：

《盛宣怀为官之道》等。

随着对盛宣怀的态度的改变，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具体，近十年、尤其是近三年来，越来越多的博士生、硕士生在毕业论文中关注盛宣怀，如2010年苗青的《盛宣怀与近代上海》中从教育、慈善事业、社会风气等方面指出：

“盛宣怀个性的塑造、权力的获得、事业的壮大都离不开近代上海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在诸多领域的开拓性工作又推动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他所走过的发达之路已融入近代上海社会的肌体之中，他对上海城市所做的改造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

”徐晨的《盛宣怀近代化思想与官督伤办模式研究》更是从哲学的角度对盛宣怀进行了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吴昊在《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中则是从通商银行创立的时代背景、创办通商银行问题的提出、办银行面临的中外阻挠，以及盛宣怀的应对、盛宣怀的洋务经验在创办通商银行中的作用四个方面论述了盛宣怀成功创建通商银行必然性与重要性，并从银行业这一侧面研究了盛宣怀的经济思想。

此外，还有安北平《盛宣怀与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南北水灾赈济》、陈庆生《“东南互保”中的盛宣怀》、杨慷慨《盛宣怀教育思想研究》、宋贺《盛宣怀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及其实践》、邱永文《盛宣怀的铁路思想研究》、张庆峰《论盛宣怀的实业思想及实践》、王旭《盛宣怀与汉冶萍公司》、李栋《盛宣怀慈善事业研究》、周毅《盛宣怀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这些研究在深入探究盛宣怀的同时，从利弊两方面客观的评价了盛宣怀。

为以后盛宣怀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香港台湾的研究状况

抗战后，左舜生先生首先提出盛宣怀的重要意义，他在《清末建设与盛宣怀》中提出：

“一、‘中国社会对盛宣怀的认识评价过多的渗入了现实政治的因素。

’二、‘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要对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予以同情的理解,评价者不能以超乎现实的批判者自居。

’”左舜生：

《清末建设与盛宣怀》

1960年，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教授的戴玄之先生在《大陆杂志》发表盛宣怀与东南互保》一文；1965年，历史学家沈云龙在《春秋》上发表《盛宣怀、梁士治结怨始末》；1966年，凌鸿勋先生在《传记文学》发表《盛宣怀与中国铁路》，他对盛宣怀在中国早期铁路建设事业上的作为及贡献作出了具体而客观的评价。

1976年，苏同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为盛宣怀写了一篇专文，对盛宣怀所督办的实业企业逐一进行了细致介绍和否定式评述，对其积赀千万的敛财行为进行了批判，虽然他对盛宣怀在赈灾和办学上的作为予以肯定，但是所论极短。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尔敏，就在他自己主编出版的盛宣怀函电稿史料集的基础上，对盛宣怀做了深入研究，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期上发表的《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一文中，作者对盛宣怀与外商周旋，为中国新兴企业争取立足之地，维护中国商业利权的进行史实考证，客观评价了盛宣怀兴办实业的功绩，纠正以往的鄙薄之见。

另外，王尔敏在《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上发表的《盛宣怀与中国电报事业之经营》一文中，将中国电报总局设立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细致论述，对于盛宣怀在中国近代电报业发展史上的地位也进行了客观评价。

3．国外的研究状况

对盛宣怀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是外国人进行的，尤其是日本和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