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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问题特别复杂。
吉登斯曾戏谑地说，意识形态问题在西方争论了200多年，如果要评选最有争议的概念或许它当之无愧。
②由于意识形态含义的模糊性和概念使用上的混乱，一些人主张抛弃这一概念，但是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却始终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该概念是把握意义的生产与统治权力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一般都承认，“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③。
但是，如何把握两者的关系，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即激进人本主义和激进结构主义。
激进人本主义的重点是考察意识形态对意识的支配作用，从人本主义出发，把个人意识的塑造成为考察意识形态的核心，把意识的物化和异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特征。
激进结构主义拒绝承认主体和意识在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把研究的重心放在统治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制度和物质实践上。
因此，意识形态越过个体的意识直接扎根于社会制度和行为规则之中。
这两个思路反映了在意识形态研究方法中主体研究与结构研究在优先性上的分歧。
但是，这两种范式绝非偶然地产生的，一方面它们是对现实生活中权力与意义关系的复杂现实的不同方面的理论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意识形态理论的复杂遗产的不同解释。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复杂遗产
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理论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可以说，当今一切意识形态的理论定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严格来说，在不同的语境和关系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和论述是不同的。
我们不妨把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分为四个命题。
（1）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从思想出发去研究现实，用对思想的批判取代对现实批判的德国激进哲学称为意识形态，并指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④。
意识形态不是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是头足倒立的现实版本。
在《致梅林的信》中，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并给意识形态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
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⑤。
在这里，意识形态被界定为由于社会原因所产生的关于现实的各种幻想和虚假意识。
（2）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⑥这里把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理解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但并不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生产的，而是强调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一个观念之所以是意识形态，关键“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是由该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所生产的——有可能如此，但不必如此——而是因为它掩盖了矛盾，故客观上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⑦。
（3）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观念上层建筑。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⑧社会的变革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决定的，“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
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⑨。
在这里，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是虚假意识，而是我们借以意识到社会冲突并寻求解决的思想体系。
（4）意识形态是拜物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
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⑩一个产品就使用价值来说，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一旦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
商品之所以具有神秘的拜物教性质，在于它把人与人的真实关系以虚幻的形式表现出来，“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由于这种转换……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1）。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除了批判商品拜物教，还批判了金钱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等形式，它们都以直接的物质充当意识形态的象征物，并使意识形态直接地铭刻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形式之中。
表面上看，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相当一致和系统的，其实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和具有差异性的因素。
首先，命题
（1）、
（2）、（3）的共同特点是承认意识形态总是通过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表达的，或者说，意识形态具有命题、思想和推论的形式，不论意识形态的生产者是否是专门的脑力劳动者或职业意识形态家。
但是，商品拜物教以及其他的经济拜物教却不具有明确的命题、思想和推论的形式，意识形态的载体就是现实事物本身。
其次，把意识形态界定义为虚假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正统和流行看法。
正如拉瑞所指出，“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扭曲的意识，是带有特别负面的意涵的。
而意识形态的两项特定和相关的特征是（a）掩盖社会矛盾激化；
（b）这样做符合统治阶级的得益。
”（12）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又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人们借以意识到社会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这些冲突的思想观念。
意识形态信念并不必然是虚假的，而且也不一定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它仅仅“指涉着人类情境中的一个层面，在该层面下，人作为有意识的行动者，在他们以各种不同方式所理解的世界中活着”（13）。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与主体、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没有给出始终一贯的解释。
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的意识理论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根据观念产生的原因，意识形态可以分为根据信仰者的利益进行的解释和根据信仰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进行的解释；
根据观念和行动秩序的关系，可以把意识形态理论区分为功能解释和因果解释。
（14）在利益解释中，意识形态总是倾向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倾向于把自己的利益美化为社会的普遍利益。
因此，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有着内在地的、可理解的联系。
按照社会地位解释，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有特定的阶级意图，它只是表明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其他阶级一样，也必然受到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历史限制，并不一定是虚假意识。
同时，地位解释也不倾向于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必然地有利于统治阶级，受制于特定历史地位的观念有时对统治阶级是有害的。
正如封建社会晚期的皇权观念本身就是导致它自身灭亡的原因，因为它削弱了封建统治者对现实变化做出明智反应的能力。
从功能解释来看，意识形态与统治之间联系是可以理解的。
但因果解释则不然，它只是表明一定的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产生的。
经典马克思主义包含了所有上述解释路向，因而结论并非总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遗产，为意识形态理论发展打开了巨大的理论空间，但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不少难题。
其中最主要的难题有：
意识形态是否一定是虚假意识？
它是否需要通过意识的中介并表达为系统的观念和思想？
意识形态是否是社会的凝结剂，并成为维持社会统治的必要条件？
激进人本主义与激进结构主义的理论可以说是结合当代理论发展和经验现实对上述难题的回答。
二、激进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激进人本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起源于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的历史决定论的反抗。
它不仅强调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且强调意识形态和主体意识在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
激进人本主义核心思想可以从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理解和卢卡奇对辩证法的理解中清楚地读出。
葛兰西强调，实践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层面上是不能混淆于或还原于任何其他哲学的。
“它的原创性不仅在于它超越了以前的哲学，而且也在于，它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从头到脚改变了人们思考哲学本身的方式。
”（15）按照葛兰西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在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人们忘记了在一个非常普通的用语（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合，人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第一个词汇——‘历史的’——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具有形而上学起源的第二个词汇上。
实践哲学是绝对‘历史主义’绝对的世俗化和思想尘世性，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
沿着这个线索就必定找寻到新的世界观的源头。
”（16）葛兰西明确把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概括为三条原则，即绝对历史主义、绝对人道主义和绝对内在性。
它们共同指向这样一种哲学立场：
一切现实的存在都必须根据与人类实践的联系来理解，不存在凌驾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上的超验存在；
一切社会存在都是历史的，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造成的，并没有永恒不变的历史必然性，也不存在超验的历史目的，对历史的理解是对内在于历史之中的人类活动及其观念的理解。
这种哲学立场不仅驱逐了历史决定论，而且恢复了意识形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
关于卢卡奇主客体辩证法的意义，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做了特殊的阐述。
他认为，卢卡奇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我们的历史形成的或真实或虚假的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不是纯粹的幻觉；
那里有矿石待提炼，有真理提取……”（17）主体与客观并非完全对立的范畴，而是同一个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把历史还原为它的某个区域：
它是对个人与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源关系的陈述，这种关系确立了主体在客体中的异化，而且，如果我们把运动倒转过来，它也将确立把世界重新整合到人之中。
”（18）强调个人与外界、主体与客观的结构同源性，正是激进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
在这里，不仅客体是对象化的主体，而且主体的意识和观念并非由社会存在派生的消极物，相反，不论正确与否，观念和意识都参与到现实的构成，是现实存在的一部分。
这样，“卢卡奇在原则上为超越意识形态的意识恢复了地位，但同时又不承认意识先天就拥有一切……”（19）激进人本主义意味着把人的主观性融入历史，同时又不把它作为历史的副产品的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无疑是激进人本主义传统的缔造者，他通过恢复黑格尔的主客体辩证法以及历史性原则，改变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他也是激进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奠基者，通过商品拜物教、物化、无产阶级意识、总体性等概念，系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条件和意义。
卢卡奇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从《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出发的。
他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开始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类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
当然，只有当这个问题的提法达到马克思的分析所具有的那种广度和深度时，只有当商品问题不仅仅是表现为个别的问题，也不是仅仅表现为按照专门的学科理解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的、结构的问题时，它才可能达到这种普遍性。
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合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
（20）这段话既表现了卢卡奇对马克思的商品理论的理解，也是解读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指导原则。
在商品已经普遍化的资本主义阶段，商品不仅仅是人类生产的对象化形式，而且是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
商品化既是物质生产的组织原则，也是精神生产的组织原则。
商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而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形式，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因为从拜物教的对象性形式得来的这些直接概念，其作用在于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表现为超历史的本质”（21）。
在商品拜物教中，“纯粹的自然关系或被神秘化为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在人面前表现为固定的、完整的、不可改变的实体，人最多只能利用它们的规律，最多只能了解它的结构，但不能推翻它”。
而“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感性’、‘客体’、‘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
这就是说，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物，同时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与客体”。
（22）
意识形态批判的不是抽象知识，而是历史本身生成的主体与客观、个人与社会、自然与历史、阶级与人类之间辩证结构的自我认识。
正如马克思所说，“理性从来就存在，只是并不总是以理性的形式出现”，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在于使已经存在，但没有以理性形式表现的人类生活的本质恢复其理性形式。
如何理解商品拜物教批判在激进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意义？
大致来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把商品拜物教理解为一切意识形态的母体。
金钱拜物教、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理论、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等等，都是从商品拜物教理论直接发展而来的，只是所要诊断和批判的是商品拜物教新的发展形式。
二是把商品拜物教批判作为一切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范型。
意识形态被定义为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对象化形式所直接产生的主体性形式。
阿多尔诺的同一性理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鲍德里亚的符号交换理论等就是依据这一理论范型发展出来的。
但是，不论是把商品拜物教理论作为理论母体还是理论范型，激进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强调的都是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意识的物化。
阿多尔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一切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同一性的虚假意识，这种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商品拜物教，“自我创造的东西成了自己再也无法逃脱的自在之物。
在对事实的不由自主的信仰中，在对它们肯定的接受中，主体崇拜它自己的镜像”（23）。
在这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对既定事实的承认，是屈从于已经确实的事态的强大威力的一种行为模式”。
（24）马尔库塞的理论也属于激进人本主义理论。
在《单向度的人》中，他说：
“当意识形态被吸收到现实之中，并不表明‘意识形态终结’。
恰恰相反，在特定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
”（25）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没有反对派的极权社会，因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不是作为独立于社会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起作用的，而是作为一个先验的系统起作用，不仅决定生产的产品，也决定着产品的分配和消费过程。
“在这一社会中，生产工具倾向于成为集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求和愿望。
”（26）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被虚假需求控制的社会，也是一个文化、语言、思想全面物化和异化的社会，它们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新机制。
哈贝马斯对意识形态的看法虽然与阿多尔诺与马尔库塞有所区别，但本质上也属于物化和异化批判理论范畴。
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统治的合法化意识，第一个系统的意识形态是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交换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27）。
从19世纪末开始，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家干预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框架再政治化了”。
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在理论上已经揭露过的公正交换的意识形态，在实际中已经崩溃了”。
（28）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基础已经从市场转向国家，从金钱转向权力，意识形态结构从实践理性转向工具理性。
“这一意识形态的独一无二的成就在于，它使社会的自我理解脱离交往行为的参照系统，脱离符号交往的概念，并用科学的模式取代它。
与此相应，社会生活世界的文化定义的自我理解被目的行为和适应行为下的人的自我物化所取代。
”（29）实践理性从规范意义上说是对人类生活的目的及其人与人关系的合理性的规范意识。
但是，“科学的物化模式移植到社会的—文化的生活世界之中，获得支配后者的自我理解的客观力量。
这种意识的意识形态核心是取消实践和技术之间的区别”（30）。
从卢卡奇开始，激进人本主义是一个主体研究优先性的意识形态理论。
首先，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商品拜物教理论出发，激进人本主义确认社会存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物化意识是一种头足倒立的虚假意识，它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物化形式来理解社会主体的活动和关系，个体失去了主体性，历史失去了属人的社会性。
意识形态是主体与客观颠倒的虚假的物化意识。
其次，激进人本主义理论意识到，意识形态在现实中主要不是以抽象的观念和系统的理论形式出现的。
相反，它表现为日常生活的习俗、动机、行为方式。
但是，意识形态不论以何种形式表现，它们总是表征着人类主体意识的一种状态，即思想的自主性和自发性被外部现实所同化，并盲目地接受和适应现实的状态。
意识形态通过作用于人的心灵和主体实现对主体的塑造的，因而人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主体哲学的意识形态理论。
再次，激进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虽然承认物化的意识是破碎的、分裂的意识，人们在物化意识中失去了对自我统一性和社会总体性的把握能力，但是，这一传统的思想家一般都承认，每个社会都存在着一种主导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形式，不论这种意识形态是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意识、盲目追求同一性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还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
最后，激进人本主义传统都承认，“主体的价值与信念倾向于维持统治集团的统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31）他们都强调意识形态在社会统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认为它是社会的凝合剂和社会整合的工具。
三、激进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激进人本主义的重点是考察意识形态对意识的支配作用，把个人意识的塑造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
激进结构主义则把研究的重心放在生产和复制统治结构的制度和物质条件上，考察的是意识形态如何直接扎根于社会制度和行为规则之中，为社会统治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条件，因而主体研究范式的优先性被结构研究的优先性所取代。
激进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中后期，受到阿尔都塞后期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但它的许多思想来源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
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核心理论认为是，霸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与赤裸裸的暴力强制的区别在于，它必须依赖于从属社会集团对统治阶级的人性和道德观念的信服。
“事实上，只要统治阶级能将他们的世界观转换为社会秩序，并使其成为公众的常识，他们就可以断言自己的权威是令人信服的”（32）。
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中，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观念，而且包括把特定的历史的统治秩序自然化的各种策略、方法和实践。
因此，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的焦点不应该放在主体意识和观念上，而要放在塑造人们日常实践模式的各种制度和行为规则上。
从思想史角度看，激进结构主义直接针对的是激进人本主义，它尤其质疑和挑战激进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两个前提：
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意识形态是主体意识的物化状态。
吉登斯认为，意识形态并非社会结构的独立领域，而是一个与支配和统治相联系的意指模式。
“所有人类的互动都涉及意义的交流、权力的使用和规范性制裁。
它们是互动的构成性要素。
在行为互动的过程中，行动者既利用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即意义、支配和合法化——同时又相应地生产它们。
”（33）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政治合法性的手段。
在《意识形态的四个主题》一文中，吉登斯明确提出，意识形态的研究要抛弃传统的认识论语境，转向政治哲学；
意识形态是服务于统治和权力合法化的意指模式（modesofsignification），不是虚假意识；
意识形态的语义学特征不是存在与观念的颠倒，而是把局部利益表现为普遍利益。
吉登斯还指出，“传统处理意识形态的方式过分夸大了命题形式的信仰诉求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所具有的重要性”。
（34）其实，最敏感、最有趣的意识形态形式是那些被结合到日常生活实践的形式，如皇家婚礼、白金汉宫广场的礼兵交接仪式，等等。
詹姆逊也认为，“我们通常认为的意识形态立场——如思想、观点、世界观以及它们的政治意义和影响，等等——从来不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或个人的经验和意识形态之中；
它们总是被制度和工具所支持、强化和复制的……意识形态首要和最主要的是制度，随后才是它对意识的影响”。
（35）由于强调社会的各种微观制度，吉登斯等人也不认为现代社会存在着统一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以离散、多元的形式体现的，在不同社会领域中，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
吉登斯等人代表着激进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立场。
激进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统是建立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福柯的日常行为的规范化概念的综合之上的。
阿尔都塞晚期思想是激进结构主义思想的起点，其他人的思想都是在他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问题不是主体意识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问题。
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条件区别为暴力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虽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有许多重叠，但他还是拒绝葛兰西霸权理论。
（36）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问题应该置于国家理论，而不是放在文化领域内来探讨。
阿尔都塞说：
“为了推动国家理论，不仅必须考虑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的区别，还必须考虑明显处在（压制性）国家机器的同一面向然而又不能与此相混淆的另一现实。
根据其概念，我将这一现实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37）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多种私人和公共机构，包括教会、公私教育系统、家庭、法庭、工会、媒体等等。
这样，意识形态理论就从主体研究转向到对社会结构的研究。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另一重要概念是“质询”，他解释了意识形态如何把个体纳入到统治秩序的各种角色之中，并使他们获得一种虚假的自主性的意识。
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不是观念的灌输，而是对行为主体的物质性塑造，“就单个的主体（某某个体）而言，其信仰的观念存在之所以是物质性的，在于他的观念是被插入到物质的实践中的他的物质的行动，这些物质受制于物质的仪式，而这些仪式活动本身又是由特定主体从中获得其观念的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所界定的”。
（38）他认为，阶级社会的统治秩序是由暴力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共同维持的，“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立地工作，除了极少数‘坏臣民’偶尔会引发（压制性的）国家机器派出的队伍干预外，绝大多数‘好臣民’都是会‘各就其位’……”（39）对待坏臣民，统治阶级诉诸国家强制，对待好臣民则诉诸意识形态机器的物质性惯例。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留下不少问题。
第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是国家机构“大他者”（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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