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评分标准5篇修改版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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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写潦草或打印排版不规范的酌情扣分

教务处2012-2-8

第二篇：

教案评分标准

课题（本节课的名称）

一、教学目标（10分）

应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设定目标。

目标要切实可行，可操作、可检测。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10分）

本课题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以及难以理解或接受的内容。

要求定位准确，以便在教学过程中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三、教学策略、方法与教学过程（60分）

教学设计应体现新课改的理念。

教学环节完整，包括师生教学和学习的全部活动、小结、练习等，这部分是教案的重点内容，要求认真、详细地书写。

四、板书设计（10分）

要反映本节课的知识脉络，重点突出，条理清楚，简明扼要。

五、教案书写

要求书写工整，汉字及化学用语无错误。

第三篇：

一、宋元社会思潮对史学的影响

宋元史学，无论是史论，还是史考，比之前代史学都有一定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对史事的评论要比唐代兴盛得多。

不仅史学家写史评，理学家、文学家也写史评。

特点之二是对史事的考订辨析要比唐代发达，精密得多。

特点之三是史论与史考发展的不平衡。

宋元时期史论著作越来越多，而史考著作日益减少。

这些特点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

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开始，社会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就是传统的儒学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辨方式和方法，形成了更加封建伦理化的、言心讲性的新儒学——理学。

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朔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冲击、封建社会内部弊政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宋朝统治者守内虚外，亟需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地位、强化思想伦理，因此，由北宋初期开始，学术一步步走上了崇尚义理，注重当代政治的道路，造成了好发议论、由实转虚的风气。

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相继出现，对整个社会思潮进行了大改造。

南宋以后，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进一步巩固了理学的一统天下。

当时与程朱理学抗衡的，除陆九渊的心学外，主要有以陈亮、吕祖谦、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讲功利、重实效的浙江学派。

浙江学派产生于偏安一隅的南宋，对于如何恢复失地，如何富国强兵等问题比较重视，而对于程朱理学言心讲性、天理人欲那一套却不感兴趣。

然而，他们的哲学比较粗糙，理论体系也不够完善，并不能抵挡住理学的冲击。

因此，当南宋中期宋理宗正式诏令“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真知实践，深探圣学，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其令学官，列祟祟祀”（《宋史》卷三四《理宗纪》引淳佑元年谓）之后，理学便完全占据了一尊的地位，控制了整个思想学术。

至于元朝，理学独尊，完全成了束缚思想的工具。

宋元史学，尤其是史论的发展演变，无疑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严重影响：

1、把治乱兴替的终极原因归结为伦理道德尤其是君主个人的修养和行为

它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史学，把褒贬人物、劝善惩恶、探讨治乱成败当作史学的第一要义；

另一方面接受了理学言心讲性、重视伦理道德的内向自省的影响，不再把治乱兴替的终极原因归结于具体的政治和军事，而是归结为伦理道德尤其是君主个人的修养和行为。

因此史评家往往评论历代帝王的心术与道德，把史评缩小在对君主个人的劝惩褒贬方面。

所以自宋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系列专为统治者提供治世经验、为统治者个人修养和行为提供借鉴的“帝王学”式的史论。

2、主张“尊王攘夷”，重起“正统篡逆”的争论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和北方契丹族威胁（南宋时是女真族的威胁）的现实，宋代史学家接受了中唐啖dan助、赵匡、陆淳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春秋》学中“尊王攘夷”思想及理学家邵雍《皇极经世》中历史循环论思想，并与传统的名分思想凑合起来，重新把东晋习凿齿以来的“正统篡逆”的争论推向高潮。

3、随着理学及反理学的斗争，史论也出现了相应的流派北宋时期，随着理学的形成和侵入史学，史论由传统的惩戒褒贬与治乱分析，发展为探讨君主之心术修养以及正闰之区别。

南宋时期，随着程、朱理学与浙江功利学派的争论，史记也分为两大流派，理学家力图使文学理学化引向探讨天理人欲的方向，浙江学派则力图以历史为借鉴，把史学引向探讨经济、政治、军事等实际问题的方向。

随着南宋中后期理学一统地位的确立，史评中的争论大都平息。

随着元明理学的僵化，史评也日益空洞、保守与没落。

宋元史考的发达和精密，也与这时的社会思潮有关。

中唐啖助、赵匡、陆淳所代表的新《春秋》学固然由于他们的穿凿附会、乖离本书、发挥义理给宋代理学带来了空琉、义理化的风气，但他们抛开传注，直接从古经中探求大义，怀疑旧说的作法，也给宋代带来了敢于怀疑的精神。

两宋学者多疑古书旧说。

怀疑引起思索，思索便需要考据，这种风气影响到史学，便使得史学中的考据越加发达，出现了一批很有质量的史考专着，形成了注重史料、注重考辨的风气。

二、宋元史论

1、北宋前期的史论：

总结治乱兴废的经验教训，宣扬“尊王攘夷”

基本上沿袭着传统的观点和方式，对历史（尤其是唐代）的政治、用人、理财、军事，即有关治乱兴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以供统治者借鉴取资；

同时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大力表彰宣扬“尊王攘夷”之说。

石介的《唐1鉴》、孙甫的《唐史论断》可为代表。

（1）石介《唐鉴》。

石介（1005—1045牛）字守道，人称徂徕culai先生，若有《徂徕集》、《怪说》和《唐鉴》。

在“宋初三先生”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思想最激烈的一个。

他继承了唐代啖助等人和宋初孙复的新《春秋》学，大谈尊王攘夷、强干弱枝等问题。

《唐鉴》今已亡佚，但其序文尚存《宋文鉴》卷八十六。

其序云：

“夫前车复，后车戒，前事之失，后事之鉴。

„„国家虽承五代之后，实接唐之绪，则国家亦当以唐为鉴。

”石介在《唐鉴》中把唐代复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奸臣专政，女后预事，宦官任权三条，希望宋代统治者“鉴李世之复车”。

在《汉论》三篇中，批评汉代统治者不能行“三王之道”，所以使得“汉不及三王”，其论借古喻今，表述了他本人的见解。

石介在政治上倾向于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他指斥汉代统治者不能“会其时，乘其际，不能创制度，明律令，以垂万世法”，而使“后世法令已定矣，条草已着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己惯习矣”，以致失败。

显然是对宋初以来一些造成积贫积弱的弊政的影射和批评。

他之所以在《唐鉴》中要尖锐地批评奸臣“专政而乱天下”，恐怕也是为了攻击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官僚权臣。

正因为他“指切当时，无所讳忌”，所以“人多指目”，甚至死后还几乎遭到政敌夏纬悚song发棺戮尸的报复（《宋史·

石介传》）。

（2）孙甫的《唐史论断》。

孙甫（998——1057年），字之翰，《续通鉴长编》卷一八五引当时人的话说：

“终岁读史，不如一日听孙甫论。

”可见孙甫的史评是很受人推重的。

他着的《唐史记》（七十五卷）今已亡佚，只有其中的史论部分九十二篇由其子孙察辑为三卷，题《唐史论断》，今仍存于世。

孙甫的史论也如石介一样，是用唐代的成败治乱作为宋代的教训，以求“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

《唐史论断》中论得最多的任贤臣（如卷上《任房杜》、《责封信举贤》、《命李清为仆射》，卷中《姚元崇相》、《用李林甫平章事》，卷下《用裴度相》），有讽喻政治的意义；

至于卷下《辨朋党》一篇，则完全是欧阳修著名的《朋党论》的翻版，其意就全不在唐代而在宋代了。

当时与石介、孙甫相仿的，有一大批史论家。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往往就事论事，大都借古喻今很少去探讨史学中一些理论问题。

据记载，孙甫曾“按先朝故实校当世之治有所不逮者，以为讽谏，名《三圣政范》”。

这种方法，显然是为了实用而作的简单的历史比附。

2、北宋中期的史论：

“正统”问题的争论

自北宋中期起，史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关于“正统”的问题开始成了史学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

较早的有尹洙《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一篇，大谈“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河南先生文集》卷二）。

欧阳修作《正统论》三篇，具体论述五代十三帝当为一统，宋承五代当是继统而主。

但章望之作《明统》三篇，反驳欧阳修之论，主张以宋继唐（见《宋史·

章望之传》）。

苏轼又作了《后正统论》三篇，为欧阳修之论辨解，反驳章望之的观点（见《东坡集》卷二一）。

稍晚的毕仲游更作了《正统议》，论历代兴废承继之理，对尹洙之说进行修正，认为“历数存于天，治乱在于人”，是否正统，“亦观其兴废善恶长短之效而已矣。

”（《西台集》卷四）一时争论得十分热闹。

尹洙和毕仲游之论，都是唯心主义的。

尹洙把一个王朝的兴衰归之于历数，把统治者的地位看作是天经地义，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观。

而毕仲游既承认天意的权威，又承认人事努力的作用，这种“天”、“人”折衷的论点，较之天命观似乎进步些，但这里的“人”，乃君主与将相而已，所以仍届唯心主义历史观。

理学家邵雍的《皇极经世》，以历史循环论与正统论相结合，很值得注意。

其书卷十一，将历史与四季相比附，说从三皇到五代，正是春夏秋冬一个循环完毕。

五代一过，只要圣人一出，便是春天来到，“苟有命世之人继世而兴焉，则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

照他说，宋朝正是圣人命世，王道再兴的时代。

这与尹洙、欧阳修、章望之、毕仲游等人之说尽管在具体论述上有所不同，但用“正统”论为宋朝论证合理性是一致的。

邵雍之论，表明理学逐步侵入史学的趋向。

范祖禹的《唐鉴》（二十四卷），在当时的史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范祖禹（1041—1098年），字淳夫。

《唐鉴》是他长期随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唐代部分时写下的史论。

他在此书卷七中宗部分，象编年史一样地列出唐中宗嗣圣元年至二十一年的大事，并用了《春秋》“公在干侯”式的笔法，写下“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十六年春正月帝在东官”等等，表示对武则天篡逆的贬斥和对李氏正统地位的尊崇。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反对分别正统篡逆的，这在《通鉴》卷六十九刘备称帝一节之后的评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然而，范祖禹却在《唐2鉴》中一反《通鉴》的原则，于武则天称帝时不书武周年号，而硬用被废黜的中宗纪年，并声明“窃取《春秋》之义，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

这里的“君子”，指的就是司马光。

由此可见范祖禹坚持正统论的态度（图片范祖禹《唐鉴》书影）。

《唐鉴》的史论，还反映出史学与理学日益结合的倾向。

理学家注重内在道德的修养和教育，把这看成是获取治理天下的根本，邵雍所谓“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德而已，善劝天下考，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皇极经世》卷十一），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的道德，主要指的就是君主的道德。

这种思想的渊源，即《孟子》的“仁政”说和反躬自省说。

《唐鉴》在史论中大量采用了《孟子》的说法，有“先王之治，必反求诸己，己正而物莫不应矣”（卷二）；

“人君一不正其心，则无以正万事”（卷二十）等等言论。

所以《唐鉴》开卷第一条便对李世民劝李渊起兵反隋一事，评说李世民“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

卷二又对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一事，批评李世民“为弟不悌，悖天理，灭人伦”。

范祖禹一反以往史家称誉李世民之常说，并认为唐朝“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视，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

古之王者，必正身齐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

这种言论，正与理学家的说法同一口吻。

因此，朱熹以孙甫《唐史论断》与《唐鉴》相比时，认为孙甫虽“精细”，但“理不及《店鉴》”。

《唐鉴》成书之时（元佑元年），正是王安石变法失败，政治上的保守势力与学术上的保守思潮占了上风之际。

范祖禹仕进于王安石变法之时，更激进的改革触犯到大地主大商人的根本利益，又因变法的失败，他便转向保守，而在《唐鉴》中多次影射王安石“变革祖宗三法”了。

如有“自古国家之败，未有不由子孙更变祖宗之旧”（卷八），“今当何监，不在唐乎?

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

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卷末）之论，这显然是代表保守派的史论。

《唐签》与过去由史书论赞发展起来的一事一议的旧史论不同，而是“折以义理”，以理学的政治观和历史观为标准衡量史事。

因此获得程颢“自三代之后，无此议论”的称誉（《晁氏客语》）。

此外，北宋苏洵等人的史论也值得一提。

苏洵（1009一l066年），字明允。

其《嘉佑集》卷八有《史论》两篇，上篇论经、史关系，说“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

下篇以《史记》、《汉书》为例，说明史书不仅以“事”、“词”胜，也有“道”与“法”。

苏洵在此把史学与神圣无上的经学相提并论是有意义的。

稍后，王安石新学推崇经义，废黜史学；

二程为代表的理学也推祟读经穷理，反对读史，斥史学为“玩物丧志”。

此与苏洵所论不同。

然在苏洵影响下，苏轼、苏辙及秦观、陈师道、张耒等都写了不少史评，这在理学之风炽chi盛，史学日益哀微的时代，有一定意义，但其影响却不如《唐鉴》所代表的那一类史评。

3、南宋史论：

理学学派和浙江学派南宋孝宗时代，史论界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流派，即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的史论，及以陈亮、吕祖谦、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浙江学派的史论。

朱熹（1130一1200年），字符晦，号晦庵。

他是南宋理学集大成的大师，首屈一指的思想家。

他的史论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

《朱文公文集》中有一篇《答赵几道》，谈到近世学者读史，“务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因而讥笑“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不过亦审利害之算而已。

”这是批评浙江学派“意思粗浅”，还不懂得“义理精微”；

同时也就强调了史学当以义理为指导。

他批评浙江史学家“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他在《通鉴纲目》中“陶镕历代之偏驳，令归一理之纯粹”（李方子《通鉴纲目后序》），严分正闰之际，明辨纲常伦理，大用褒贬义法。

浙江学派，与朱熹史学思想相对立，是由唐仲友、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等几个浙江学者组成的。

他们的史论尽管在具体上有一些不同，但在大的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

一是一致重视史学的作用，甚至把史学与经学相提并论。

朱熹曾批评浙江学派“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史迁杂驳之书钻研推尊”（《朱子语类》卷一一四）。

而浙江学派却针锋相对，陈傅良说：

“古者事、言皆有史”（《止斋文集》卷四十《徐得之左氏国纪序》）。

叶适说：

“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

”（《水心文集》卷十二《徐德操春秋解序》）他主张“订之理义，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

这就大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

3二是重视以历代的典制和措施为借鉴，为现实政治服务。

如吕祖谦认为，读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

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东莱文案》卷十九《史说》）。

这比起理学家空谈仁政王道，正心诚意的史学观点来，要进步得多。

还有，浙江学派与理学家在历史是退化还是前进的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致。

朱熹在《答陈同甫书》中就认为三代帝王行“天理”，而汉唐帝王行“人欲”，前者是王道，后者是霸道，因此主张恢复三代之治。

这就是一种历史倒退论。

而浙江史家则予以尖锐批评，陈亮在《甲辰答朱元晦书》中反驳朱熹，指出汉唐之君主“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龙川文集》卷二十）。

叶适在《法度总论》中更以封建制与郡县制为例，指出：

行封建制，是唐虞三代的法度，行郡县制，是汉唐的法度，“古今易时”，“古不通于今”，所以不必言必称三代。

显然，这种史论要比理学家的历史观进步得多。

浙江史学家这种重借鉴、重功利、重实事的历史观点，是与他们的政治观紧紧相连的。

他们痛心疾首的，是北土沦丧，强敌压境，国耻未雪，他们极为愤恨奸臣误国，也极为愤恨士大夫高谈性命义理，“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龙川文集·

送吴允成序》）的现象。

因此，他们主张“古今异宜。

圣贤之事，不可以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晦庵先生集》卷三六《答陈同甫书》中引陈亮语）。

然而，南宋中期以后，苟安的情绪日益滋长，谈心言性的理学之风日益炽盛，史评也日益理学化，如林之奇《论作史之体》（见《南宋文范》卷五四）、张栻《史论》（见《南轩文集》卷十六）、刘宰《读史钞》（见《漫堂文集》卷十八）、戴溪《明帝论》（见《南宋文范》卷五七）、王柏《通鉴始托论》（见《鲁斋集》卷二）等，都有一股十分浓烈理学头巾气。

当宋宁宗、理宗、度宗三代皇帝都对义理派朱熹的《通鉴纲目》大加褒奖之后，南宋的史论便逐渐“会归一理，”纳入了理学的轨道。

理学学派获胜。

4、金国史论：

王若虚坚决反对义理派，主张史为实录在南宋义理史论家占据了上风的时候，北方金国出现了一个史学家王若虚。

王若虚（1174一1243年）字从之，号储夫、海南遗老。

他著有《史记辨惑》、《诸史辨惑》、《新唐书辨惑》等，收入《滹hu南遗老集》。

本来，金代史学受了北宋义理学的影响，重视褒贬正闰，在金章宗、宣宗时期的“本朝德运”之争便是一例（见《金文最》卷五六《大金德运图说》）。

然而，王若虚却一反世俗之见，在《史记辨惑》中声称：

“予谓史书，实录也。

”《归潜志》卷八记载了一个故事，说王若虚主张史为实录，“贵不失真”。

这说明他的思想与“义理”说是不同的。

他还尖锐地批评寓褒贬、明义理的史学思想，如在《君事实辨》中批评程颐、范祖禹要求司马光在《通鉴》贬斥魏征“不死于建成之难”而反事唐太宗，违反“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伦理的迂腐见解（见卷二八）；

批评左氏、杜预、胡安国把旧史料中偶尔缺—人名的现象当作“圣人垂训”的义例来妄加发挥的作法（见卷一）；

指出：

“一切异说不近人情者，虽托以圣贤，皆当慎取，不可轻信也”（见卷二十《诸史辨惑》）。

他在史料上坚持考证的态度，在编纂上坚持“惟适其宜”的方针，坚决反对义理派史家不顾史料的真伪，只顾发挥义理，讲究所谓“书法”的做法。

所以元好问在他死后说他“颇讥宋儒经学以旁牵远引为夸，而史学以探颐幽隐为功”（《遗山文集》卷十九《内翰王公墓表》）。

当然，王若虚史论中还有不少缺点，如有“区分正闰”的思想（参见卷三十《议论辨惑》），有封建伦理的气味（如卷二七《臣事实辨》“荀彧”条），有“宁舍史传而从经可也”的主张（卷一《五经辨惑》）。

5、元朝史论：

激烈争论“正统”问题

元代的史学不很发达，然而对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其激烈程度却超过了任何一代。

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元朝，为了说明它建立和存在的合理性，在修宋、辽、金三史时，便发生了宋、辽、金何为正统的大辩论。

王恽《玉堂嘉话》卷八记载了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一次学者聚会，辩论辽、金、宋的正统问题。

有人认为金朝只能在宋史中占一个载记即附庸的地位。

王恽则认为，辽之建立在宋之前，与五代曾并立过一段时间，而且后来与宋结为兄第，“降及晚年，辽为翁，宋为孙”，并且不是以篡弑立国，

应该单独为《北史》，以五代为《南史》。

宋自建国到靖康，

基本统一中国，应为《宋史》，金代“帝有中原百有余年”，当为《北史》，而南宋仅占江南，当为《南史》。

后来又有各种各样的论辨（参考修端《辨辽金宋正统》，载《元文类》卷四五）。

所以“三史”之修，从元初（1279年）令修以来，一直未能撰成。

直到至正三年（1343年）再次沼修，都总裁右丞相脱脱断然裁定“三国各与正统”，才得以于次年正式撰成。

但是正统问题的争论还是没有平息。

三史成书之后不久，杨维桢（1296—1370年）又作了《正统辨》进呈皇帝，认为“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

他极力论证元应继宋，力主宋为正统之说（见《辍耕录》卷三）。

此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正统”说的理论根据。

4首先，他是以公羊《春秋》学关于书“春王正月”为大—统的说解和朱熹《通鉴纲目》以蜀汉、晋为正统而以魏、北魏为闰余是“正天下人心之公”的理论为主要依据的。

其次，他是以“天理人心之正”为划分正闰的主要标志的。

如，他说：

“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与建国之年亦同。

宋以甲戍渡江，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

”这就是以“天理”论正统的论点。

再次，他又提出了一个区别正闰的新原则：

“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

”以理学的道统解说治统。

这些正说明了元代理学势力的兴盛和元代史论的理学化。

三、宋元史考

宋代史考的发展，一方面，是前面己提到的宋代怀疑风气的盛行；

另一方面，是由于印刷术的广泛使用和官私各方大规模修史，使得史家易于得到史料，并注意和从事于史料的考订。

当时出现了一些较有水平的考史专着。

其中尤以北宋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南宋王应麟的《汉制考》、《汉书艺文志考证》、《通鉴地理通释》最为突出。

1、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记纂误》

吴缜，字廷珍，生卒年不详。

《新唐书纠缪》二十卷，《五代史记纂误》三卷，元佑中曾一起刊行。

这两部书是对《新唐书》、《新五代史》讹误的考辨。

他的指摘有些是很准确的，例如第一条对《新唐书·

吴皇后传》的考辨，《新唐书》记载宰相李林甫阴谋不测，太子（李亨，后为肃宗）内优，玄宗与高力土见其宫不整，故恻然为太子选配偶，于是生李豫（后为代宗），生后三日，负姆嫌其丑陋，便取他儿代之，而玄宗不乐。

吴缜便举出几条证据反驳其说：

据本纪，李豫生于开元十五年，李林甫开元二十年才当宰相；

李豫生时，其父李亨还不是太子，至开元二十六年李亨十二岁才为太子；

太子之宫有典司之人，不可能不整饬chi；

负姆换儿，纯属小说家言，天子的皇嫡长孙岂能轻易更换。

所以断言《新唐书》之说，漏洞很多，“出于传闻小说增饰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

这条考辨是很有力的。

清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举出吴书“据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辨六年纵京国死囚四百之谬，据高宗年辨《孝敬皇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