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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7日,由李聚奎、黄?
d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攻占了施秉。
肖锋在日记中记载他们打了几家土豪的情形:
“这里土产甘蔗糖饼子很多,每个人都吃了个饱,还带了许多做干粮。
”肖锋说这是入黔后生活最好的一天。
“这一带靠湘贵公路,沿途树林很多,敌机来得少一点,白天走路方便,掉队的也少了”。
郭林祥回忆:
红军干部团从黎平出发,跟随中央纵队经锦屏、施秉、黄平,于1934年12月31日到达瓮安县猴场(草塘)。
干部团在猴场附近宿营地,举行了迎接1935年元旦的联欢晚会,每个红军战士和干部都发了一块银元的过年费。
红军进入贵州后,打破了长征初期左倾统治下的沉闷气氛,各部队的宣传队也活跃起来了,红军驻地贴满了各种宣传标语,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在贵州和云南:
宣威火腿
红军到达遵义时,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银元。
遵义有一家川菜馆子,花一元钱就可以美餐一顿。
不到一两天的工夫,红军就把遵义好吃的东西吃得差不多了。
杨得志将军回忆说,上级通知,部队上街买东西要用银元和铜板,不要用纸币(那时各单位大都有在江西发行的中华苏维埃纸币,也有缴获的国民党中央银行印的伪币,由于群众怕“变”,不愿意要这种货币),没有银元的单位,可以拿纸币到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没收委员会”去兑换。
1935年4月27日,由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打下宣威。
宣威是滇东部有名的富庶城市,宣威产的火腿驰名全国。
此时随红九军团行军的王首道在回忆录中说:
“(红军)没收了一家反动的大土豪,他家的火腿堆满了几房子,我们这些红军是吃不完的,就是顶有名的宣威罐头也没有拿得完。
后来大批的分给群众,有许多贫民一个人分得两三只火腿,宣威及附近群众争火腿争得非常热闹,许多人说:
云南的火腿这一次总算给我们红军和老百姓吃够了。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有如下记载:
在云南红军从富足的火腿栈房中,没收了好几千只火腿,就有数十里外的农民来领受这一份不要钱的火腿――这是火腿业历史上一件新奇的事情。
他们又照这个办法分配了几十吨的盐。
在贵州的时候,从许多地主和政府官吏们那没收了许多鸭子,红军天天吃着鸭子,直到吃厌了。
从江西出发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银行里,带来了大批的南京政府钞票、银元与银块,在他们路过的穷苦区域里,他们就用这些钱来买所需要的东西。
在雪山:
青稞麦、野菜
红军从云南转入四川时是暑热的夏天,每人都只穿一套单军衣,同时红军中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中国南部的农民。
在这样的情况下,忽然进入雪山草地,在过夹金山之前,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的。
红军最初打算,命令各个连队用些瓶子装一点酒,每人分配一两个辣椒,以备上山时压寒,但当地老百姓总数不到百家,哪里来这许多酒呢?
这愿望当然不能达成,结果只有在上山之前,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吃一碗然后上山。
1935年6月底,红军离开懋功以后,困难与日俱增。
沿途荒无人烟,更无生意买卖,藏民大多数藏匿或逃走。
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菜、荞麦、洋薯,也朝不保夕,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晚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实行节省,将两天粮食分作三天来吃。
中央红军到达卓克基时,一切后续部队均集中卓克基,进行补充粮秣,并就地休息训练四天。
四天之后,除将勤务机关、卫生部留驻卓克基,向藏民宣传解释,做增进民族亲睦的工作之外,其余部队又继续向则格前进。
沿途藏民渐渐打消敌意,但因国军方面的恐吓和欺骗宣传,所以仍然逃避一空。
在这四十里的行程中,雨雪泥泞,路滑难行,而且到了绝粮的地步。
这时该地的青稞已经呈现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
为了避免饿死,红军便只好割早期青稞煮食,一面四处派人去寻找藏民回家,给予他们一定的补偿。
“为割麦而斗争!
”红军当局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负有抗击追敌的部队筹划粮食。
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的部队和伤病员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运动。
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的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起,像麻雀一般,各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
高兴起来就唱起歌来,有的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有的唱红军突围胜利歌,或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
一时歌声唱遍了田野,不知什么谓痛苦,只有热情和快活。
1935年7月初,中央红军到达上打鼓,并在上、中、下打鼓布置宿营。
因此地地势较高,麦子才开始含蕾,每天各个连队轮流派出一些人去寻找野菜,如野芹菜、野苦麦菜、野豌豆叶子等,以对付饥饿。
每人每天只吃三两粮食和一些未加工的青稞麦子,肚子饿得确实有点难受。
大家互相会面的时候,都露出一点微笑,表示难兄难弟的意思。
1935年7月12日,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向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下达战略整训的“七天工作计划”。
计划总计列出政治动员、粮食保障、部队整理等五条。
粮食保障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在这一条中规定:
“休息时应节食,每天两餐一稀一干,要省至平均每人一斤以下。
”“各连队在四天内除日食外,至少需筹存平均每人五十斤麦子或杂粮,超过四天,按日加筹。
”“各连队存粮应一部分做成干粮,牛羊做成肉干,随时准备行动和作战。
” 毛儿盖是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
杨成武在毛儿盖带着筹粮的队伍上山找到了反动土司藏起的一批羊。
红军们赶走了敌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牦牛几十头,绵羊五六百只。
这一天,虽然没有盐,他们还是饱餐了一顿,分配给了兄弟部队一部分,剩下的牛羊杀掉后都煮熟,一块块切开,再串起来做成了肉干。
杨成武在《忆长征》中写道:
红军在毛儿盖筹粮时,还曾用喇嘛寺的用面粉做的泥塑烙过饼充饥。
但后来筹粮委员会命令说要保护喇嘛寺,就是反动派砸碎的“泥塑”也不能动。
红四团团长带着的筹粮队在一个反动土司的家发现了一道新砌的墙,上面糊的泥巴还是湿的,这道墙特别厚。
大家动手拆开一看,几口大铁锅里盛着青稞麦和青稞麦面,还有一坛坛的玉米、黄豆、红辣椒、酥油,不仅有粮食,还有枪支、弹药,这更证明了主人的身份。
同志们管它叫“密窖”。
以后他们又一连发现好几个“密窖”,按照筹粮委员会的规定,凡是敌人留下的东西,一律没收。
在草地:
皮带和马具
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写道:
草地行军时,每天下午未到宿营地之前,虽然命令每人拾一点小树枝,但这尺柴寸草,只能烧一点开水,哪怕你有米,也没法煮饭。
各人背着几斤炒熟了的青稞麦子或青稞粉,每天下午经过雨水淋洗,结果青稞粉结成一块。
炒青稞自然更坏,好像橡皮胶,软扭扭。
有粉的还好,可以将每人分得的一茶盅开水糊起来吃。
没粉而吃青稞的人,牙齿弄疲,也吃不下四两。
过草地时,红军的粮食日益减少。
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捡走了。
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
水是一个问题。
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
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
许多人死了。
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
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
有些野菜也有毒。
黄克诚回忆说,红军进入黑水、芦花等藏民居住地时,由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部队只好找到什么吃什么。
当时设法弄到了一批青稞,但水磨芯子被藏民破坏,无法磨面,就只好发动战士们用手搓脱粒,然后把青稞粒炒干了吃。
部队为饥饿所困,人人饥肠辘辘,十分难耐。
看到全师缺粮的情况,胡奇才同张贤约师长商量,拿出几匹马来杀了,分些肉给各单位。
胡奇才回忆;
“事先我作报告,请同志们团结一致渡过难关,不要再偷别人的一点点粮食了,走出草地我们就有办法了,现在就是把马全杀了,也要让同志们走过草地。
”红军战士觉悟高,经过途中思想工作,又杀了一些马分给大家,总算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后来把能杀的马也杀得差不多了,只好把牛皮制品用火烤烤吃,或用水煮煮吃。
郭林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走出草地的前一天,我带的干粮就吃完了,肚子饿急了。
好不容易找到前面部队杀牦牛吃后丢下的一块皮,我捡起来,把毛烧掉再烤,半生不熟的,洗一洗就吃,一边咀嚼还一边吱吱地响,靠这块牛皮维持了一天”。
《余秋里回忆录》记载:
长征中某日,“我们红二方面军与红三十二军相遇同行。
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不知用什么方法捉到几只田鼠,请我吃了一顿田鼠肉。
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最好吃的一顿美味佳肴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饥饿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每一个人。
为了活下去,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吃了。
有一次,战士找到一面破鼓,把鼓面割下来用水煮着吃,又硬、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
出草地后:
“大家要食得好”
率右路军先头部队到达班佑的叶剑英和程世才,在当地打垮了一次敌人三千多骑兵的袭击,缴获了一批战马和牛羊。
他们把其中的一部分战利品送给了党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
后来,博古见到叶剑英、程世才,曾感激地说:
“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饱餐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唐金龙过草地时,数日没吃饭,饿极。
出草地后,见有藏民巴扎,唐急购二十只鸡、两个“锅盔”(每个约五斤重),与李文清等四人聚餐,狼吞虎咽,一扫而光。
半夜,四人均腹胀如斛,于地上打滚不止,一人竟胀死。
故唐金龙回忆说,长征途中,差一点饿死,又差一点胀死。
红军长征到哈达铺,中革军委下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命令:
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全军上至司令员,下至炊事员、挑夫,每人先发大洋一块,用于改善伙食。
其时,五块大洋可买百余斤肥猪一只,两块大洋可买肥羊一只,一块大洋可买鸡五只、鸡蛋百余个、蔬菜五六担。
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
一时“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
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割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吃得满嘴是油,光溜溜的。
大家眉飞色舞,喜气洋洋,互相见面时,哈哈大笑,不约而同地说:
“同志,哎唷!
过新年啊!
杨定华回忆说,当时一提起这个口号就要引起议论纷纷。
有的说:
“唔!
在家里过新年也吃不到这样好。
”我们电台上有一个来自贵州的?
缸铀担骸拔沂?
八岁了,除了我姊姊出嫁那年吃过鸡子,到了红军才经常有鸡子吃。
”另一个又说:
“我们江西也只有革命成功以后,过年才家家有鸡子吃。
”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亟待恢复的缘故吧。
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
红四方面军
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不同。
他们与少数民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像第一方面军那样经常转移,因此能够用事实证明,他们的部队与那些到处掳掠的军阀部队不一样。
跟其他红军部队一样,劫富济贫,把一部分粮食、鸦片、布匹、钱财分给穷人,留下的部分足够满足自己的需要。
长征开始时,他们的军队粮草充足,还能向非常穷困的第一方面军提供大量食物和布匹。
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的著名战将。
长征中,曾率部担任红四方面军筹集粮食和侦察道路的双重任务。
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头天,沿色曲河两岸筹集了四百多头牛,一千多只羊,还有一部分粮食。
那里的羊很大,人骑在上面还跑得很快。
有些战士看着筹集到那么多牛羊,高兴得马也不骑了,骑着牛羊返回集合地点。
继而,被抓到的几个俘虏供出了反动土司的牛羊转移地点,部队连夜搜索,按“破坏抗日红军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的政策,把反动土司的八千多头牛羊全部收缴。
继续北上,在西倾寺、壤塘等地,又筹集了三千多头牛羊和四五万斤粮食。
7月13日抵近阿坝,又根据藏民提供的情况,分兵搜索,找到了六百多头牛羊和一万多斤粮食。
但未发现土司武装。
许世友率这支组建不久的骑兵部队,一路上经过七十二次战斗,虽只剩下了两百多人,但筹集了二三万头牛羊和大批粮食,完成了上级赋予的“筹集粮食,侦察道路”的光荣任务。
根据许世友的回忆,四方面军供给情况应优于一方面军。
“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三过草地,吃的苦也不比红一方面军少”。
1996年3月20日,陈锡联在北京回忆红四方面军长征过草地的情景,对笔者说:
上是青天,下是草地。
上午12点钟,可以把衣服脱光,打赤膊;
一到傍晚,草地落满雪。
偶遇豌豆苗地,前面走的人吃叶,中间走的人吃秆,后面走的人吃根。
缺氧啊,身体不好的人,起先看他走得好好的,接着就晃荡起来,再接着就摔倒了,拉也拉不起来。
尤太忠回忆三过草地时,伸出指头告诉笔者:
“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
走出草地时,还剩下53人!
”尤太忠说:
“牺牲了一半啊,主要是饿得走不动了。
没东西吃,大多是饿死的,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
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杀了吃。
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
我就吃过牛皮。
把毛箝掉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
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1935年9月1日凌晨,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在友邻部队的支援下,消灭了前来增援包座守敌的国民党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
时任三十军军长的程世才说:
“敌主力被歼,后勤部队企图逃跑,我军猛追,缴了七八百条牦牛和马匹,牲口驮的粮食和弹药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与此同时,围攻包座的我军,也向喇嘛寺里的敌人发动了几次猛攻。
夜两点钟,守敌除二三百人趁大雾向南坪方向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
敌人逃跑前,放火烧寺里的粮食,我军攻占后迅速将火扑灭,有的战士跳到冒着烟的粮食里,抓出烧得焦煳的粮食,大口地吞嚼。
程世才说:
“他们是忍着饥饿同敌人厮杀,取得胜利的啊!
本文资料来源于许世友、伍修权、陈锡联、王平、杜平、孔庆德、郭林祥等老红军采访笔记和肖锋著《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成武著《忆长征》(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余秋里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美]埃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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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等。
(作者系文史学者、军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