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日经济摩擦到中美经济摩擦汇率争端的历史和教训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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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若因美国汇率政策导致人民币汇率不稳定，可能会阻碍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对如何慎重应对中美经济摩擦，不少经济学家都在研究美日经济摩擦的经验和教训。
笔者曾在中国发表过有关美日经济摩擦对中国启示的文章，均以作者本人在企业财务一线工作的实际经历为基础撰写。
由于特朗普上台后中美经济摩擦不断激化，本文将就中美贸易摩擦这一主题进行分析。
一、美日经济摩擦和美国的外汇政策
（一）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暴涨图1显示了长期而反复的日元汇率的调整过程。
1971年8月，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被打破；
1971年12月在史密斯协定（SmithsonianAgreement）中规定1美元兑308日元，但未能维持；
1972年2月，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转为浮动汇率制。
此后，原固定汇率制度下长期被低估的日元汇率开始修正。
市场对于汇率调整做出反应，导致美元大幅贬值并引发了美元危机，美国最终被迫实施保卫美元政策。
卡特政府上台后，1977年5月，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布鲁门索主张，顺差国应实施进口增加、货币升值、扩大内需等政策；
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伯格斯滕则要求日本经常收支逆差化。
布鲁门索倡导的说低美元（DollarTalkdown）等言论立即引发市场反应，日元汇率迅速升值。
对此，他表示希望日元能升值到底，而所谓的“日元升值到底”导致了1978年8月到10月期间的美元全面贬值。
同年11月1日，卡特政府被迫推出保卫美元政策。
1979年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的经常收支出现大幅逆差。
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
沃尔克推出的高利率政策，致使日元贬值，美元升值。
1980年代前期，美国对日贸易逆差超出了美国的容忍范围。
美国把经济规模急速扩张的日本视为对美国经济霸权的威胁。
美国议会将日本点名称为与美国对立的贸易惯例国，指责日本通过不公正贸易惯例来获利。
在纺织、钢铁、汽车等领域，美国对日本的出口施加限制；
同时在有关牛肉、橙子等产品的市场开放、日本的商业习惯和流通体系的结构谈判中向日本施加压力。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时任美国财长贝克发表对日元升值的谈话，市场随后做出反应，导致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换237日元波动上涨，1986年猛涨至1美元兑换154日元。
对此，保罗·
沃尔克在回顾中称，贝克财长“就像是要提前预告美元贬值”。
面对日元过度升值，日本企业不得不通过“因市定价”政策（PricingtoMarket）来配合其在出口市场上的价格，被迫缩减利润或承受损失。
按照日本企业的判断，即使日本企业推进部门重组或经营性裁员，其在日本国内的经营也难以为继。
因此，日本企业将其生产部门转移到海外低成本国家，或转移到欧美等目标市场国，削弱了日本的产业基础。
生产部门向海外转移，常常伴随着员工的重新安排和失业等人力资本的牺牲。
为了应对日元升值，日本通过宽松政策来应对。
不过，日本实施的政策过于宽松，最终产生了泡沫。
泡沫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了结构性衰退。
时至今日，日本经济也始终未能摆脱低增长。
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美国对日本的应对方式并不仅是通过诸如管制汽车出口、开放牛肉市场、改变日本商业惯例及改革流通体系等结构类的方式，还通过外汇政策来对抗来自日本的挑战。
与此同时，日本企业的生产转移促进了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
至此，广场协议改变了日本和世界。
对美国而言，削弱日本经济的广场协议是美国通过调整汇率政策调整对外不平衡的成功案例。
保罗·
克鲁格曼指出，广场协议之后，美国的逆差和日本、德国的顺差占GDP的比重在1987年均大幅降低，外汇汇率的变化和贸易量的变化之间约有2年的时差。
同时，克鲁格曼还表示，通过调整外汇汇率来调整贸易不均衡这一方法已经发挥了作用，是有效的。
此外，克鲁格曼还写道，要想夺回80年代美元高估时代失去的市场，在一定时期内需要美元大幅贬值。
这一理论为后来的美元采用过度贬值政策，促使日元过度升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众所周知，IS均衡理论的基本结构是“S（储蓄）-I（投资）=Ex（出口）-Im（进口）”。
威廉·
克莱恩强调，左项并非比右项更加优越，无论是通过缩小财政赤字来改变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还是通过降低贸易收支逆差来达到贸易收支平衡，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
对于一向为了获得选民支持而不断实施经济扩张政策的美国政治家来说，这套观点很受欢迎。
包括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在内的美国历届政府，都在响应选民的要求而实施经济扩张政策，从而破坏了IS均衡关系，而后又试图通过强迫贸易对象国升值本国货币来解决IS失衡的问题。
曾致力于削减政府财政赤字的克林顿政府也强迫日元升值。
但实际上，如果美国不改变过度消费模式，那么即使日元升值也无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只不过是被从其他国家进口代替而已。
事实也确实如此：
美国的对日贸易逆差逐渐被对华贸易逆差和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所取代。
（二）1995年克林顿政府推行的日元升值1993年1月克林顿政府开始执政。
1993年2月5日，美国原副财长、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弗雷特·
伯格斯滕提出了1美元兑换100-110日元的目标汇率水平区间。
此后，日元在1993年下半年偏离之前的1美元兑125日元左右的水平，开始升值。
1992年4月，克林顿向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表示，美日贸易不平衡纠正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日元升值、日本扩大内需，并需分行业进行双边谈判等。
市场对克林顿政府说高日元（TalkUp，口头干预日元升值）作出反应，日元持续高涨，并于1995年4月1日达到了1美元兑换79.75日元的历史峰值。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正值美国议会对日制裁情绪浓厚，尤其在汽车及其零部件领域，美日之间的纠纷陷入泥潭之际。
主要发达国家在华盛顿召开G7会议，发表声明称“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已有些过头”。
主要国家开始干预外汇市场并抛售日元，使日元兑美元汇率在1995年9月回调至100日元。
此后又出现了若干次相同的过程，即通过激烈的日元升值口头干预，迫使日元升值，增大了美元危机的风险，再由主要国家实施保卫美元政策。
从日本企业的角度看，即使日元汇率重新回到1美元兑100日元，也不能重回原有的生产模式。
因为无法保证日元再次升值时现有投资或新投资项目能够获得预期收益。
多数日本企业宁可选择将生产部门迁移到低成本国家，也不愿在假设日元汇率固定在1美元兑100日元的前提下继续在日本国内生产。
在此之后，在没有经济理论依据的情况下，日元兑美元汇率频频出现大幅波动，并导致日本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大幅降低①。
其实，在美国通过外汇政策强迫日本企业转移到海外之前，日本企业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将服装、雨伞、鞋等轻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部门转移到低成本国家。
时至今日，日本企业仍然在推进这一过程，即通过对多个投资目标国的竞争力进行比较，将生产部门迁移到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
如果日本企业向低成本国家的产业转移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那么日本经济也不会受到巨大冲击，自身的生产效率也将会稳步提高。
随着日本企业不断地将生产部门转移到海外，日本的国际收支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日本的贸易收支开始恢复均衡，日本企业从海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分红收入和从海外金融资产获得的利息收入不断增加，使日本的转移收支稳定在顺差水平，最终实现了经常收支顺差。
这使日本成为在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所定义的“成熟债权国”。
（三）日本陷阱有专家曾将日本在达成广场协议后陷入的困境称为“日本陷阱”。
第一，由于泡沫的产生和崩溃，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受损，陷入了20年的低增长。
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接近250%。
全球经济是贯彻“一物一价”原则的统一市场。
实际上，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发达工业国的工人都被迫与新兴工业国的劳动者展开竞争。
支持特朗普政府的，正是那些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去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下降的美国工人们。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新兴工业国的工资将会上涨，与发达工业国之间的工资差距逐步缩小。
因为新兴工业国家的工资水平上涨，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将一部分生产线选择性地迁回日本国内。
与此同时，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强烈要求，日本企业被迫将汽车和主要制造业的工厂转移到了美国。
另外，美国在美日贸易谈判中提出了汇率条款。
在2020年1月美国财政部向美国议会提交的汇率报告书中，日本和中国都受到了重点关注。
即使日元升值会成为日本经济的威胁，只要不造成美元危机，就很难实施市场干预来应对日元升值。
由此可见，“日本陷阱”尚未结束。
第二，人口老龄化。
克鲁格曼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年龄人口的减少，自然利率下降到了几乎与人口增长率相同的水平。
自然利率被简化之后等于潜在增长率。
长期以来，日本的自然利率为负数。
如果日本想要维持现在的经济规模，那么每年的人均劳动生产效率涨幅至少要超过每年的劳动人口减少的幅度。
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课题。
二、中美经贸摩擦和美国的外汇政策
（一）中国是否会陷入“日本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也像日本一样经历了由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主导的经济高速增长。
经过长期的繁荣之后，中国经济表现出类似于过去日本经济的特征：
资产面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剩、房地产过剩；
负债面上的过剩程度也不断扩大。
2019年，宏观杠杆率已达到260%。
近年来，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提升国内消费上，努力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
虽然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但将在GDP中占比尚不足40%的家庭消费发展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支柱，还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经济增速下滑，就不得不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来应对。
一般来说，中国政府会努力实现其在年度计划中预先制定的增长率。
因此，中国可能通过扩张性的金融财政政策来维持经济增长。
再一个是人口老龄化。
日本生产年龄人口（15-64岁）在1995年达到8726万人的顶峰，此时距离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已经过了10年以上。
从中国的生产年龄人口来看，在2014年达到10.1亿人的最高点之后转为下降，而中国社会还处在走向小康社会的途中。
如表1所示，经济增长率大致等于劳动力增幅和劳动生产率（人均GDP）涨幅之和。
如果中国想要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就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等方式，使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等于“目标增长率+生产年龄人口减少率”。
这一任务的难度不小。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共同发布的研究成果指出，虽然低收入国家可以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和来自发达工业国的先进技术来生产低成本产品并在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但在不久之后可能耗尽低成本劳动力和现有技术，导致该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拉美各国因疏于自身的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率，从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此，中国应主动推进技术创新，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创造条件。
正如表1所示，即使中国推进“稳健的改革”且“无重大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将逐渐下降，就像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一样。
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出现增速下滑是很自然的现象。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中国想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坚持进行“稳健的改革”。
第二，如果中美经济摩擦持续加剧，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冲击，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张速度可能低于近年来设想的速度。
（二）人民币汇率的潜在不稳定性众所周知，日美经济摩擦是在纠正日元低估的过程中发生的。
而30年后的中美经济摩擦也正如图2所示，是在纠正人民币低估的过程中发生的。
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后依然保持了其在1997年固定的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并实现了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高速发展。
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的生产率上升，人民币的低估程度也不断深化。
日元和人民币的兑美元汇率变化的走势十分相似。
日本和中国都在固定汇率制下实现了以出口为主导的高速经济增长。
在这一经济增长过程中，日本和中国都在提高本国生产率的同时，本币的低估程度也不断加深。
从1971年开始，日本无法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制度，进入了日元汇率调整过程。
这一进程，中国是从2005年开始的。
从本币汇率的调整过程来看，中日两国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的日元是在美国汇率政策下，被迫过度升值并导致汇率大幅波动；
而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热钱在升值预期下流入，引发汇率波动。
相比美元和欧元来说，日元的波动幅度更大。
这主要是由于日本这一大型开放经济体并不在美元区和欧元区这两大货币区内，对美国汇率政策的反应也更加敏感。
人民币同样是不属于美元区、欧元区的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
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人民币的浮动是受到管理的，因此避免了日元所经历过的剧烈汇率浮动。
但是，人民币的潜在波动性其实是和1980年代的日元相似。
即使人民币的资本交易受到管制，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依然会有大量的热钱流入；
反之，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也会有热钱大量流出。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1美元8.27调高至8.11，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从盯住美元汇率调整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到2008年9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上升约20%。
在此期间有大量热钱流入。
通常在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中无法解释、表示外汇储备增减统计误差遗漏项目的金额，一般被近似视为热钱流入或流出额。
此外，热钱还会通过出口的超额发票（收受超过合同金额的外汇）等方式流入中国境内。
根据有关专家估计，2003年到2008年，流入中国的热钱累计为12000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3月外汇储备的72%。
当时，有专家指出，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惊人，如遇危机爆发，巨额外汇储备也可能无能为力，所以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控制热钱流入，同时防止热钱大量流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暂停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固定在6.83，直至2010年6月21日才恢复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5年8月11日发表声明，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值从6.16降至6.22，即人民币贬值1.9%；
同时，为了更好地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还将参考市场前一天的收盘价等指标来确定汇率中间价。
自此，人民币贬值预期高涨。
这同样导致在2016年1月也出现了资本流出现象。
中国国际收支上的误差遗漏项（表示热钱外流规模的指标）在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为2210亿、2295亿和2130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适度管理，以应对人民币贬值，消耗了部分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余额从2014年年末的39000亿美元减少至2016年年末的30970亿美元。
由对人民币升、贬值预期而引发的热钱流入、流出，将会持续到市场找到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为止。
（三）美国汇率政策趋势1.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在1980年代，美国将日本视为对美国经济霸权的挑战者，而如今的特朗普政府，则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地缘政治霸权的挑战者。
这是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之初就指责中国通过人民币汇率低估增加出口，获得了巨额对美贸易顺差。
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人民币汇率低估是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原因，那么美国只要运用汇率政策迫使人民币升值即可解决问题。
尽管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实施的对策却是对华加征关税——能立即实施且具有明确效果的措施。
这一系列措施的核心思路如下：
通过降低中国对美贸易中的利润，缩小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
与中国开展诸如知识产权保护、禁止强行技术转移等谈判，向中国施加压力。
根据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美国将2019年9月1日生效的对华加征关税税率从15%降至7.5%，囊括的商品规模达到1200亿美元。
但对其余2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税率依然保持不变。
关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中国境内外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比照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企业。
日本企业曾试图将损失转嫁到出口价格上，但由于日元汇率大幅提升并难以预测未来日元汇率走势，日本企业将其生产过程中一部分原在日本生产的环节转移到了海外低成本国家。
目前，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也绝不仅仅是减少中国企业的出口收益而已。
对于企业经营层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难以预测将来的关税税率。
正如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作为工业生产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一样，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政策，有可能导致中国作为工业生产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这可能使得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将其生产部门迁移到越南和泰国等国家，零部件供应链也将重新调整。
随着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随后的蔓延，这一进程被进一步加速。
各国企业普遍认识到在生产和零部件供应链中存在过度集中的风险，并开始进行调整，以降低个别国家在整个生产链和供应链中所占的比重。
这一进程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也难以恢复原状。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
尽管由各国中央银行长期以来实施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依旧支撑着经济增长，但2020年3月发生的股市剧烈震荡，有可能在预示着经济衰退。
总体上，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在恶化，美国经济也受到了相应的冲击。
2.美国汇率政策2019年8月5日，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
随后，在第一阶段协议中写明了回避竞争性贬值的条款，并在美国财政部于2020年1月向美国议会提交的汇率政策报告中，取消了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但继续将中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六个经济体列入了汇率政策监测名单。
这表明，特立普政府将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关联到了一起。
2020年2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如果中国引导人民币贬值，美国将采取相应的关税政策。
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商务部将根据规则所定的标准，对那些采取相对于美元低估其货币价值，从而补贴其出口的国家征收反补贴税”。
关于对汇率具有重要影响的金融政策问题，美国政府给出了如下规定，“独立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所实施的金融政策等政府行为除外”。
如前所述，当人民币大幅升值时，中国人民银行将不得不管理外汇市场，抑制人民币汇率的快速上升。
而这一做法又很有可能被美国视为外汇汇率操纵行为。
相反，当人民币大幅贬值时，美国极有可能会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出手阻止其汇率下跌。
康奈尔大学的普拉萨德教授指出，美国一向游说中国将外汇汇率交给市场来决定，但一旦在市场中出现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又一定会要求中国出手调整市场。
如果关税政策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那么美国启动汇率政策的可能性将会提高。
一直以来，弗雷德·
伯格斯滕（C.FredBergsten）等经济学家主张美元贬值政策。
根据他们的测算，美元每贬值10%将会缩小美国贸易逆差约3000亿美元，每缩减1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将会新增约6000人的就业。
相比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虽然在汇率走势上并非完全相同，但有两个共同点。
第一，两国都处于调整本国货币低估的过程之中。
在日元低估的调整过程中，美国施压，日元升值，导致日元汇率过度波动。
时至今日，日本企业也在时刻警惕着过度的日元升值和汇率大幅波动是否再次袭来。
相比之下，尽管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为抑制人民币过快升值而进行了政策管理，但在2015年8月以后进行的市场管理和资本管制，则主要是为阻止人民币贬值。
第二，美国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者。
这与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看待日本一样。
既然美国依靠汇率政策击退了日本的挑战，那么作为对华战略的一环，美国同样也有可能启动汇率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经济学家们呼吁签订以中国为对象的第二个广场协议。
伯格斯滕就曾表示了其对第二个广场协议的期待。
他认为，现在的基础性失衡情况与当年达成广场协议时一样严重。
汇率调整功能缺失的问题亦很严重。
现在和将来的政策制定者手上都保留着汇率政策这一工具。
这值得中国政府警惕。
中国可以从美日经济摩擦中得到重要启示。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李晓院长指出，从美日贸易摩擦中吸取的教训是美国可能利用美元体系使对手国的货币政策陷入波动，这与1985年的广场协议一致。
中国应将中美贸易纠纷限定在贸易领域，避免货币战争化、金融战争化。
中国在货币和金融安全方面，面临着比传统安全更严峻的挑战。
日本原首相福田康夫也在2018年4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的情况和日本过去经历的情况相似。
日本被迫与美国达成协议后，日元在短时间内急速升值，日本的市场、产业、经济等各领域受到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应吸取日本的这一令人痛心的教训，提高警惕，慎重行动。
三、总结
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原因可归为两点：
一是在经济领域上，中美之间的贸易存在不平衡；
二是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对美国的霸权形成了潜在挑战。
中国为了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经济领域上需要缩小中美贸易失衡，外交领域上需要完善以中美关系为中心的国际环境。
中国如何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是中国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重要课题。
（一）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中国应缩小对美贸易失衡。
为此，有必要降低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并实施均衡的汇率政策。
中国的优势是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
虽然贸易的重要性未曾变化，但是通过转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来缩小对外不平衡，也是重要的课题。
（二）创造更稳定的国际环境中美经贸摩擦已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为使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不可或缺。
在竞争与对峙的过程中，两国必须互相适应、协调、妥协，最终确立中美交往的新模式。
支撑中国利益的因素并不是依靠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为背景的强硬外交立场，而是中国在更加温和的外交立场下谋求实现的稳定国际环境。
笔者想引用雷姆·
艾莉森的话来结束本文，“在竞争的同时要管理双边合作关系，需要有警戒心、判断力和敏捷的适应力。
我相信，两国不管处境有多险恶，都要相信一定能找到共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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