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语言中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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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
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所说：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1993：
109）文化对语际交流的影响可见一斑。
汉英民族在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民情风俗、历史背景、地理条件、社会制度、生活经验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给各自的载体语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为这两种语言之间互译带来了重重困难。
本文拟从汉英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着手，企图以归化和异化策略来寻求其间的语义文化对等翻译。
二、汉英文化差异
因为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
，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
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
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
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汉英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一）地理环境引起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常常给该地区的文化打下烙印。
中国和英国，因为地理环境的迥异，气候条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对的异域文化。
英国是岛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其民族创造出的语言就沾上了该地理特征。
象我们熟知的习语：
spendmoneylikewater;
makewater;
allatsea等就囊括其中。
相反，中华民族祖居亚洲大陆，其文化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
上文所说的“挥金如土”就是一例。
另外还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胜枚举。
至于气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异的例子也是举不胜数。
单就“东风”“西风”之说来看，两种文化就大相径庭。
雪莱的“西风颂”（OdetotheWestWind）正是对春的讴歌。
Charles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说“HowmanywinterdayshaveIseenhim,standingblue—nosedinthesnowandeastwind!
”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然而汉语中的“东风”却战胜了“西风”，是春风，是温暖的使者。
“西风”是秋风，有萧瑟秋风之说。
马致远之词作“古道、西风、瘦马”，又同是马曲的“醉乡中，东风唤醒梨花梦”也说明这一点。
词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让异域人士费解。
（二）民情风俗造成的差异
汉英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
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及其丰富。
诸如：
talkhorse（吹牛）;
getonone’shighhorse（趾高气扬）;
horseandhorse（并驾齐驱）等等。
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
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
“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
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
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willinghorse”.不光如此，汉英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
“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
与此相反,“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三、翻译策略
汉英文化的差异性给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
但是，这并不是就说明两种语言之间就不能相互转化。
语言共性论认为：
虽然人类的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在生存环境、身体结构、生理需要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这就使语言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
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语言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如果说每种语言都能表达所指的一切，那么，从原则上说，某种语言所表达的一切都能被译为另一种语言（蔡毅）。
不同语言之间的这种转换常
（一）异化翻译策略
异化就是不改变原文的文化、语言、文体等特征传达原文的内容，要求读者向作者靠拢，适应原文。
它翻译的前提是，认为语言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与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复杂化。
异化翻译承认并发展差异，并且在目的语中表现文化差异。
异化翻译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
其特点如下：
（1）不完全遵循目的语的语言与语篇规范；
（2）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
（3）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
（4）目的是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
异化翻译有利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
有利于读者运用智力和想象力去感受衣鱼文化的独特之处；
有利于丰富目的语文化和表达方式。
但是，异化翻译也有自己的劣势，它常常使译文句式生硬，晦涩难懂,这就给读者的带来了阅读困难。
常见的异化翻译策略有“音译法”和“直译法”等。
（二）归化翻译策略
归化翻译就是遵循目标语文化的当前价值，对原文进行同化翻译。
该翻译法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地道畅通的目的语进行翻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目的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
归化翻译有其自身的优越性。
对于译者来说，要全面了解一种异域文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翻译过程中因为对本族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便使译文通顺。
这样，对于读者来说，就可以避免文化冲突，在自己的知识文化范围轻松容易的理解译文。
由此看来，归化翻译的通顺常常也会换来文化信息的遗失。
常见的归化翻译策略有“代换法”、“解释法”和“异译法”等。
四、异化归化，各得其所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异化和归化翻译各有其优缺点。
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不可取。
那么，在实际的翻译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标准呢？
关于翻译的标准，清末的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译事三难”，即“信、达、雅”。
“信”指忠实原文，“达”指语言通顺畅达，“雅”指文字古雅。
鲁迅也说过：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风姿……”。
钱中书提出了更具体的“化境”文学翻译标准。
他说：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显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境”。
从这些翻译名家对翻译所定的标准可以看出，“忠实”和“通顺”是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缺一不可。
那就是说，既要将原文的信息（包括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全部传达，语气和风格与原文一致，又要使行文流畅自然，易于理解接受。
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找到异化和归化翻译的最佳结合点，让异化和归化更得其所。
一般说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间的关系分为：
文化交织、文化鸿沟、文化冲突三种。
不同的文化关系对翻译的策略的选用有极大的影响。
文化交织是指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些相似和相同的地方。
这样语言之间的交流因其共同性而不难理解。
为了更多的接触异域文化，异化翻译方法就显示出优越性；
文化鸿沟是指两种文化中存在着文化差距。
这时我们可以选用归化翻译方法，如果选用异化翻译方法的话，就必须用直译加注才能做到理解和传递信息的两全其美；
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文化对某些物质，事物和现象有完全矛盾的理解。
处理这种文化现行，归化翻译方法更能大显神通。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ng［M］.Shanghai:
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1993:
105-115.
[2]熊启煦.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8）:
342-345.
[3]赵爱国.语言文化学论纲[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8-41.常借助于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策略。
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研究
2009-03-2800:
926次
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文化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
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
不同的民族有着
摘要：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语际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
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所说：
“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
”
从事国际商务英语翻译要注意文化信息的传递，尽量按照国际商务英语翻译的4Es标准做到文化信息对等。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信息有时很难传递到译入语中，结果对等的标准就不能完全做到。
一般来说，导致文化差异有以下几个因素：
（1）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例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龙）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
在中世纪，dragon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就被认为是thegreatdragon。
另外，dragon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
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Asian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
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Asian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老虎）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
再者，tiger一词收在1993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增补本第二卷》（OxfordEnglishDictionaryAdditionsSeriesⅡ）中的释义：
AnicknameforanyoneofthemoresuccessfulsmallereconomiesofEastAsia,esp.thoseofHongKong，Singapore，Taiwan，andSouthKorea．（任何一个在经济上较为成功的东亚小国或地区，尤其指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
）所以说，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AsianTigers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
再如，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翻译成英语WhiteElephant，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elephant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
这个含义源自一个传说。
相传有个国王讨厌手下的一个大臣，为了惩罚他，国王送给该大臣一头白色的大象。
该大臣发觉这头象非常棘手，因为是国王送给他的，他既不敢转送给他人，更不敢宰杀，只好小心地侍侯着它。
可是白象的胃口极大，把大臣给吃穷了。
由此可知，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Elephant的电池，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
那么。
“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将“白象”译成BrownLion。
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2）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
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
blue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sky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
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
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
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
blue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Bird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
但是，驾驶Blue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
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红色意味着流血。
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
经商时，商人希望“开门红”。
经营赚钱了，大家都来分“红利”。
某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发给他“红包”。
美国人一般不喜欢紫色；
法国入不喜欢墨绿色却偏爱蓝色。
在马来西亚，绿色被认为与疾病有关。
巴西人忌讳棕黄色。
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可能将绿色和“缺少经验”联系起来，而在中国绿色代表春天，象征新生和希望。
（3）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
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
例如，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
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
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
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
“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
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
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
“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
商标还有MildSeven、7-Eleven（连锁店）。
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上海生产的“三枪”牌内衣，是名牌产品，翻译成英语ThreeGuns。
如果将ThreeGuns牌内衣出口到日本、哥伦比亚及北非地区，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因为“三”在这些国家表示“积极”的意思。
但是，在乍得、贝宁等地，则不能将“三枪”翻译成ThreeGuns，因为在乍得像“三”这样的奇数表示“消极”的意思，在贝宁“三”含有“巫术”的意思。
文化差异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的不同因素的影响。
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
①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
例如，汉语里有许多用数字开头的词语，如“三心二意”译为neitheroffnoron．“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译为Twoheadsarebetterthanone。
这些词语通常不能按字面意思翻译。
②原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
例如，英语中的armchair指任何有扶手的、硬的或软的椅子，但在汉语中我们却分别有“扶手椅”和“单人沙发”。
③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
例如，英语的blacktea，翻译成汉语是“红茶”，而不是“黑茶”。
这是因为中国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颜色，而英国人重点放在茶叶的颜色上。
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
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
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
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①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
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
关于这点，可参阅前文的dragon和WhiteElephant的例子。
②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
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与“好酒”联系起来。
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
不过，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③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
例如，Nike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
传说中的Nike身上长有双翅，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
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
“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女神。
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
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
东西方人有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所以，文化差异就必然存在。
此外，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
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
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
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那就是最理想的了。
但是，往往由于文化差异，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这时，译者就必须就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接近，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参考文献：
暨南大学外语学院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刘醒吾《经贸英语口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李平《国际经贸英语教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9
王学文《新编经贸口译教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1
文学翻译归化与异化矛盾的探究
2009-03-2900:
266次
［摘要］翻译的倾向争论经久不衰，其中归化与异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本文从新的双向角度（宏观与微观），结合哲学理论（对立统一论），提出对于归化与异化的最新诠释。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此从宏观把握，异化是文化翻译的正道。
在微观层面
［摘要］翻译的倾向争论经久不衰，其中归化与异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在微观层面，是语言的操作分析，应该归化与异化杂合（语言转换从属于，服务于文化转换）。
这一崭新的视角有助于归化异化理论的科学发展，有助于翻译理论实践的进步。
翻译是人类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文学科。
不同语言承载不同民族的文化。
通过两种语言的转换，一座沟通的桥梁被搭建起来，两种文化得以交流与融合，碰撞与冲突。
翻译也是一种文化语境下的行为，它受到文化的干预。
具体地说，翻译的主体——翻译者的文化趋向对于翻译行为有直接的影响。
翻译者应有何种文化倾向，一直是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焦点。
归化和异化是两种相异的主张。
归化论认为翻译应该遵循“何处去”的原则，采取认同目的语文化的策略。
异化论强调“何处来”，认为翻译就是传播陌生的东西，因此在翻译的作品中应有原语文化的风味。
一、归化与异化：
一对矛盾
在翻译理论中，归化异化是一种理论体系下的两种倾向，是一对矛盾。
伴随翻译的文化转向，归化异化理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对于这一矛盾何者为主要方面，何者为次要方面的争论愈演愈烈。
在翻译的文化论之中，归化与异化存在于整个文化系统之中。
有归化就有异化，无归化就无异化可言。
对一个翻译理论工作者来说，他在提出其中一种翻译倾向的时候，心中必然明白还有另一倾向的存在。
孙致礼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中提出的12种翻译矛盾之中就有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1］。
对于归化与异化，是不是用足够的论据证明其中一方更合理，更科学或更实用，就可以平息这长久的争端呢？
不然。
无数的理论论据和实践论据都可以说明归化与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里都具有实用性和合理性。
用一种中立的、客观的学术眼光来审视，我们会意识到归化与异化是离不开它们的使用环境（即层次）的，离开具体语境谈论归化与异化，它们之间就不是在相同的水平线上做对比。
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对比。
二、归化与异化探究
1.存在文化与语言两个层次上的矛盾
在翻译研究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翻译起源于具体的语言操作。
离开两种语言谈翻译是空洞和荒谬的。
语言的转换技巧是翻译之本，任何的理论争鸣都必须给目的语和源语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语言的操作探讨而不能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去思考，这一研究方式又注定成果不大。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两种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2］。
翻译存在着文化与文本双层的矛盾。
在文化层面，归化异化的争论在于要不要引入异语文化，要不要如实传递异语的文化形象，要不要输入异语的思维方式。
在文本层面，焦点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翻译，是不是硬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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