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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
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
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
泰者，泰山也；
斗者，北斗也。
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
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
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
人们常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
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
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１３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
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
我实在是大惑不解。
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
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
我来一个急刹车。
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季羡林：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那些先生留给我们的博大遗产……
一位世纪老人，在前天从容走完了大德大智隐于无形的淡泊人生。
而在无数后来者心里，他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
季羡林。
等同于国学大师。
等同于文学大家。
等同于百科全书。
等同于世纪证人。
他却淡然，兀自抱定一条座右铭：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
所谓宠辱不惊。
所谓桃李不言。
所谓人淡如菊。
由季羡林“三辞”想到的
5月14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羡林执教６０周年暨９５华诞庆祝大会在北大举行。
考虑到季老年事已高，医生不允许他来参加大会。
人们通过一段录像又听到了季老那熟悉的声音。
“大师”、“泰斗”、“国宝”，这是三顶多么光荣的桂冠，多少人求之不得。
而季羡林先生对这些大大小小的桂冠的感觉，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的辞谢，不是虚伪的作秀，而是求实作风的表现。
”
对于学者、文人或艺术家来说，这“自由自在身”的确非常重要。
但是一个人要长远地保持“自由自在身”，却也并不容易。
不但权力、金钱能腐蚀人，而且名誉、地位也能使人异化，一旦被腐蚀和异化，就不复自由自在，也就失却了创造力。
所以有些人名气渐大，地位日隆，而创造力递衰，作品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此。
而季羡林先生在７０岁以后还能进行学术冲刺，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糖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译出了吐火罗文作品《弥勒会见记》，这种老而不衰的创造力，就在于他没有被那几顶桂冠罩住，保持了一个“自由自在身”。
９６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提出“三辞”，不仅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而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
目前许多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三天两头提出要“培养”出多少“大师”的指标，要把多少学科提升到国际领先的地位，孰不知“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用行政手段封赠的“大师”也未必是真“大师”，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需要遵循自身的学术规律。
与其整日呼唤“大师”的横空出世，不如先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形成学术民主、自由创造的空气。
君子如水，大智大德隐于无形
近来，很多人都把几位文化老人的近况挂念在心上。
8月6日，是季羡林老先生94岁的寿辰，在此之前，温家宝总理亲切地看望了这位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
我们看到，季老的精神和思维都很好，耄耋之年仍然坚持每日读书写作。
这位国宝级的长者很健朗，人们就会很宽心，似乎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在日月如梭的时光中，那些的沉甸甸的传统文化还在。
我们敬仰季羡林老先生，是因为他的思想就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却像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无形。
●一个‘真’字示人
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
质朴，淳厚，诚恳，平易；
骨头硬，心肠软；
怀真情，讲真话；
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
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
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
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
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真情、真实、真切”是季先生的处世原则，在一生对国学的探究中，季老秉承：
唯有真情相待，方能坦诚相见；
唯有真实为事，方能有为当世；
唯有真切处世，方能心阔坦荡。
由“三真”所引伸出来的是季老那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两份生日礼物
有两件生日礼物已经为季老准备好了，都是书：
一部是由华艺出版社重组再版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它在2000年版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两篇新作《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
二是由王树英撰写、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这是第一本季羡林传记，不仅图文并茂地详述了老人卓尔不群的一生，还附录了季先生有关印度方面的主要著作目录，以及印度、英国著名学者和作家撰写季先生的文章。
《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一书中写道道：
“季羡林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
”他衣着朴素，总是穿着一身洗旧了的卡其布中山装，以致来报到的新生误认他是老校工，让他代为照看行李。
他安详恬静，从不疾言厉色，“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
他总是以平和博爱的胸怀，真诚丰富的感情待人对物。
他喜爱动物花草，甚至“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
他宽容和谅解了“文革”中痛打和折磨过自己的人。
他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赢得了众人的钦敬。
●十年留德之路
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忆述了那段特殊日子的学习和生活经历。
初到德国，以前朦胧中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梵文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且流传至今的是残缺不全的贝叶经，而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
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
瓦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一个，而且还是中国人，但是，他还是一丝不苟、正正经经地上课。
季羡林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取回了真经。
他精通世界上极少数人才能读懂的吐火罗文、吐陀语以及梵文等。
他关于印度语言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梵文学界的瞩目。
但是，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梵文研究的资料，他只好致力于印度史、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
1946年季羡林赴北京大学任教。
●再一个十年及后来
十年文革，
在“无人接触”的日子里，他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他每天提心吊胆地进行着：
先把原诗译成白话散文，然后反复推敲修改成四行一韵的诗句，历经5个寒暑，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
这十年中，季老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以自省之笔，纪录了所经历的一切，且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读来让人感慨万端。
这两个十年之后，他辛勤著述，在学术上硕果累累，“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
他的晚年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和层面上取得辉煌成就，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
●要活到108岁
目前季老先生还在医院住着，由于腿部实行了手术，走路不便，所以一直没有出院。
季先生是个一天也不能不工作的人，这里也就成了他的书房，每天读书、听读报纸、写作，一点儿也不闲着。
季老对温家宝总理说，“我94周岁了，并不打算‘走’。
我要活到108岁。
”“只要活着，脑筋就要天天不停。
”
●文摘语录
“我曾套宋词写过三句话，‘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
’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她们：
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
——《二月兰》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
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绿肥、红肥。
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地漂在那里。
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两句诗：
“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
”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
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清塘荷韵》
“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
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
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优哉游哉，处之泰然。
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
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
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
有人说是鱼粉，无从否认或证实。
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
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
——《留德十年》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
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牛棚杂忆》
【季羡林（1911-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
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
季老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
先生又是散文高手，另外尚有诸多的各类作品，总计上千万字。
】
大儒无声亦有声
在北京三○一医院，季羡林先生已经快住满四年了。
这是当初入院时谁也没想到的。
在荷竹摇曳的北大朗润园家中，季先生最疼爱的大白猫一直等待着“爷爷”归来；
更有一批又一批新生来到季府窗下，殷殷地向里张望，期冀能有奇迹发生。
（一）
季先生从6岁起即开始读私塾，9岁开始学英语，12岁读《左传》《战国策》《史记》，15岁学德语，17岁开始发表小说，19岁发表翻译作品，23岁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24岁赴德国主修印度学，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
30岁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
35岁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一直做了37年，后来还做过北京大学副校长等无数职务。
季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
“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
越老工作干得越多。
”除了让中国学者望而生畏的、深奥无比的德国哲学研究外，数十年来主要从事印度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工作，还撰写了江河湖海一样汪洋四溢的大量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
现在，《季羡林全集》已编到了32册，粗略一算，已经有一千多万字了，真正是著作等身，学问大师，当代鸿儒!
然而极为可贵的是，季先生又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相反，他相当人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民族、国家、世界，还有大自然。
他还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始终秉持独家观点，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李玉洁老师曾多次感叹说：
老先生想的跟别人都不一样，有时还特别超前。
就见他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在那儿想，我们跟都跟不上。
比如最让人震惊的是2001年9月10日，季先生去参加政协会议。
发言时，他突然讲起在21世纪，中国和亚洲一定会上升，东方文化将会重新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潮；
而美国则早晚要倒霉，因为它一天到晚做国际警察，哪儿的事都要插手，太霸道了，谁跟着它跑谁也要倒霉。
季先生预言，尽管美国最富有和强大，但是当今世界谁也不能强加于人，因而美国必然要走下坡路，多行不义，人家都联合起来干你还不容易……
仅仅过了十几个小时，就从美国传来了举世震惊的“9·
11”事件!
季先生家的电话没完没了响起来，许多昨天还认为他讲话不沾边的人都深表佩服。
而人们更想起早在二十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
”人与人要和谐相处。
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
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
“天人合一”的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所以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
当时他还援引歌德曾经怎么怎么说，恩格斯曾经怎么怎么说，梭罗曾经怎么住到瓦尔登湖简单生活，等等。
那时，中国正处于一切为经济大发展让路的阶段，和谐与环保在中国根本还没形成概念，所以人们跟不上季先生的思想，有人公然表示不耐烦，认为他是老糊涂了，说话没把门的了；
还有人公开批驳和反对。
可是无论如何，季先生就是不松口，一再坚持说：
“不和谐就不能稳步前进。
”现在，时间驾着巨翅轰轰隆隆地飞到而今，当人们回头再看来路，不禁感慨再三，“老马之智可用也”（《韩非子》），季先生的预见，印证了多少生活的真理啊!
我自己也有过两次亲身体验：
一是去年中秋节时候，我受命请季先生为本报的“中秋专版”写一段话。
在电话中，季先生边思考边问希望写些什么?
我随口答，中秋节，就是图个团圆图个吉祥，比如“家和万事兴”等等都行，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政治词汇了。
没想到季先生却不同意，说是家还没和哪。
我立刻明白了，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哪——哎呀，多么睿智、多么博大，而又反应多么机敏、头脑多么清醒的大师啊!
还有一次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散文界大力呼吁散文革新，“新论”不少，其中还包括一些西方的新潮理论，确实使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惶惑。
当时已很少有人固守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以为陈旧缺乏现代意识，没有出路。
但是季先生一篇又一篇，竭力作足传统散文的所有优势，让我在深深叹服的同时，也坚定了对传统散文的信心。
季先生还给我写来一封信，直接手把手教我：
“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
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
即使在这个更狭窄的范围内，我还有更更狭窄的偏见。
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
”这独特的真知灼见，使我猛醒，无论对我的审稿、编稿还是个人写作，都有醍醐灌顶般的教益。
多年来，每次见到季羡林先生，他都是佛像一般的平静。
老人本来就话不多，对于没有意义的话题更是沉默缄口，简直木讷得像一棵老树。
但是，你要是认为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和事佬，是只会哈哈笑的弥勒佛，是只会唱赞歌的拍掌派，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季先生是位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对许多重大问题都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批评，只不过他不是采取怒目金刚的方式，而是绵里藏针，微言大义，让你自己省悟。
比如他在《纪念郑毅生（天挺）先生》一文中，有这么一段：
我于1946年来北大任教。
那时候的北大确实是精兵简政。
只有一个校长，是胡适之先生，并不设什么副校长。
他下面有一个教务长，总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学。
还有一个秘书长，总管全校的行政后勤。
再就是六个学院的院长。
全校的领导仅有九人。
决不像现在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这样伟大堂皇的场面……
这是典型的“季式文笔”，大师自有大师的风格，不是“噼噼啪啪”就砸过去了，先把你批个体无完肤再说；
而是提醒，是劝解，是循循善诱，帮助你自己提高认识，慢慢把弊病改掉。
季先生是对的，小到一个人来说，都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是国家和世界大事，绝没有一早晨起来就到处都是蓝天、白云，整个地球哪儿都是一片灿烂阳光的。
（二）
前些日子，有一件事在三○一医院引起轰动。
各个科室病房，但见医生护士们窃窃私议，显出很激愤的样子。
然而当他们来到老爷子面前时，却都换上一脸春风，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
原来，是外省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某报撰文，严厉批评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
虽然医生护士们不是专业人士，不懂学术，但从这几年跟老爷子的接触中，从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学界人士对老爷子的敬仰中，他们觉得自己能分辨出东西南北，春夏秋
这一天，季先生突然把李玉洁老师叫到身边，脸上还是那佛像一般的平静。
说：
“不用演戏了。
”又说：
“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
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
”然后解释说：
“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
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见李玉洁老师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
“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
即使
有人胡说八道，对认识自己也有好处，无则加勉嘛。
就怕一边倒的意见，都是吹捧，人就晕了，分不清好赖，就不可能前进了!
待自己如此严，季先生对别人却是极为宽厚，太有长者之风了。
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赞扬起来从不吝啬。
每天下午的读报读书，当听到有熟悉的作家学者又写文章了，他都格外注意，还高兴得要命。
比如他夸李国文先生的随笔写得好，有哲理，是能让人过目不忘、在脑子里留下印象的文章。
还夸邵燕祥先生的诗好，又有文采又有思想又有意境，说着竟然随口背了出来，把李玉洁老师惊得一下子就坐直了。
过了好些日子，李老师还纳闷地跟我说：
“诗是我给老先生念的。
我念完就完了，一点儿都没怎么着，而老先生竟然就背下来了，你说惊人不惊人?
这使我想起当年的一件逸事：
90年代中期，我约季先生写写当代另一位大儒张中行先生。
很快，季先生的文章《我眼中的张中行》就飞来了。
季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
其中有一大段断语，是季先生对张先生一辈子文章、学识的高度评价，请允许我引在这里：
“他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
他行文节奏短促，思想跳跃迅速；
气韵生动，天趣盎然；
文从字顺，但决不板滞，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
中行先生学富五车，腹笥丰盈。
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
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
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
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
我们只听古人说“文人相轻”，又看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却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
季羡林先生把张中行先生的高明之处原原本本告诉读者，也把他自己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
什么叫“大师”?
至少，我每每固执地认为，他必须真心做到了“学然后知不足”。
还有大唐名相魏征的一句名言：
“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
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
”季羡林先生都做到了。
告别一位老知识分子远去的背影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
7月11日，98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辞世了。
国有一老，如有一宝。
季羡林先生因为他的国学学养和真诚人格，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尊重，如今他驾鹤西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曾经有许多次机会向季老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场合向这位大师表达过敬意。
但是当季羡林先生真的告别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曾经表达敬意的真诚，以及老人接受敬意时的心情；
我们也会忐忑地想起老人面对晚辈做的错事和傻事，满脸宽容背后的无奈。
此刻，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追忆、怀念和学习。
我们追忆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起的年代。
人们往往用自身的勤勉来作为成长的理由；
但是有的时候，环境能够决定给予人们更多成为大师的机会。
这种环境并不能简单的用贫穷或者富裕来概括。
大师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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