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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管理人或者研究人就有地位,其他的都是没有地位的。

对于自然研究(除天文)是我们文化所不提倡的,当然研究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社会认同,中国的四大发明的发明者要么少有记载要么干脆无记载,我们的医圣张仲景的墓地笔者去过,墓碑告诉我们张仲景是个知县而不是医圣;

张仲景在就做官而言就不能算成功,而在医学上的地位肯定不亚于政治家周公-姬旦。

第三是收敛性:

由于这个特质使中国哪怕是在自己远远领先于他人时也是以防御为基础,收敛性必然有更高的内聚力,所以抵抗外力强,这是不是中国文明能够不间断的原因呢?

中国很早就是多民族国家,但中国的民族问题远没有其他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尖锐,我们很少有民族仇杀,更没有种族灭绝。

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绝对不会出现西班牙人经略拉美和俄罗斯经略西北利亚那样的行为,同样中国的土匪都是蜗居,也就是说中国连土匪都得有个家。

一、中华5000年走马看花

中国文明已经不间断延续了5000年,她给中国留下了什么?

她为世界文明留下了什么?

她给中国留下了汉字和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和四分之一的人口,她为东亚提供了比欧洲更为整齐划一文化基础和黄皮肤;

我们为封建社会贡献了不朽的科举制度,同时还把太监制度与师爷制度作用发挥到顶峰。

本章将为读者提供中国文明制度与文化演进的轮廓。

1、三皇五帝给我们留下什么

我们是炎黄的子孙,炎黄二帝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始祖(还包括蚩尤);

五帝在《史记》是根据传说写的,三皇就更是无从考证。

其实这些都是传说,我们大可不必认真。

我们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知道这个传说靠不住,五帝指的是黄帝(轩辕)、颛顼帝(高阳)、高辛帝(喾)、尧帝(放勋)、舜帝(重华)。

根据记载五帝在位有388年,而那个时代还是举荐制,舜帝六十一岁才即位,他们一共要活五百岁以上才有可能,即使是医疗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更有甚者是舜帝是黄帝的九代孙,而夏禹是黄帝的四代孙,舜帝一百岁死由夏禹继位,这显然违背了生育年龄的常识。

那么为什么选择炎黄二帝做我们的始祖呢?

我们的始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炎黄二帝是汉民族记录符号

寻根索源是个很自然的事情,基督教找到了亚当与夏娃作为他们祖先,中国人是不会找伏羲与女娲做祖先的,因为中国文化是最重历史的,也是最重家庭的。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化要求的祖先一定得是个男性,原因是我们的家庭传承是重父亲家族系统,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姓名姓在前名在后的原因。

我们再把家推广一下就可以变成国家,也就有了汉朝之前的中国统治者都出自黄帝家族,自然黄帝就成了我们的始祖。

炎帝通常也被认为是中国汉民族的始祖,炎帝与黄帝不同,黄帝给予我们的身体,炎帝给予我们中华民族生存手段。

炎帝又称神农氏,是他教会了我们农耕,使我们生存摆脱了自然依赖,同样是炎帝教会了我们战胜疾病,还给我们带来了贸易。

有意思的是炎帝的后代都是神仙,黄帝的后代都是人。

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一个给予我们肌体,一个给予我们生存手段。

这个传说非常美好,构思也十分精巧,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精巧中看出他是后人设计出来的。

我们可以认为炎黄子孙的祖先是按照后人的理想进行包装设计的,是一个记录符号。

恩威并施统治与管理理念

我们的先人是很聪明的,继续发挥我们始祖的作用。

传说中的黄帝有两个面孔,一个是四面长眼的四面人-监视着东南西北四方;

一个是浑沌形,这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两个面孔的综合就是威的化身。

传说中的炎帝是个透明人,他为了人们的生存与生活实验种子和草药,透明人为实验提供了可能,因此炎帝就是恩的化身。

恩威并施为大一统的中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统治与管理方法。

为什么说恩威并施是有效的统治方法呢?

恩威并施是一种管理理念:

指的是命令的前提是给予,也就是说能够给执行命令的人什么,恩就是给予;

威是驾御能力,是监督和控制,是指令被执行的保证;

恩威是一个完整的管理理念。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执政思想就来源于恩威并施,如政府不与小民争利,父母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些都是恩演变的,甚至包括政府为民办经济的出发点也是施恩;

威是我们都熟悉的,这里就不再举例。

恩威的大众看法

恩威并施才是完整的统治方法,单纯的施恩是不可能的,长期会无恩可施;

单纯施威短期有可能,长期就会政府倒台。

不过在普通大众的心中是更渴望施恩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山海经》的故事得到验证。

黄帝尽管给予我们肌体,由于人们对“威”的害怕和讨厌,就编一些故事来表达不满:

黄帝是始祖不便在他身上发泄不满,他的子女就义不容辞成了发泄不满的对象。

黄帝有个女儿叫魃,她是在美神与艳神竞争天女相持不下时用不正当手段获得天女名号,此女长相奇丑无比,身高不足三尺还是个秃子,两只眼睛都快长在了头顶上,这是暗示在选天女的事情上黄帝有瓜田李下之嫌;

魃在帮助黄帝打败蚩尤时立有大功,由于受伤不能回天上,变成了祸害人间的汗神。

黄帝的子孙颛顼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使天上怨声载道,人间民怨沸腾;

他执政不公,把太阳和月亮都移到他自己的封国-北方,使得人间有的地方只有白天,有的地方只有黑夜;

他还生了一群祸害人间的鬼怪,有疟疾鬼(在长江流域传播疟疾),童子鬼(白日鬼),小儿鬼,最讨厌的是穷鬼,民间把送穷鬼的日子定在正月二十九。

总之民间对黄帝还是颇有微词的。

对炎帝就不同了,可以说是一片赞扬,不但赞扬炎帝,还惠及子孙。

炎帝的四女儿后来变成巫山神女瑶姬,为万民做了不少好事;

炎帝的小女儿不爱红装爱运动,虽然在与大海搏斗中牺牲了,但她变成了精卫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为我们留下了不屈的拼搏精神;

炎帝的后裔水神共工为了反抗颛顼的无道,怒触不周山,破坏了旧的不平秩序,被当代伟人毛泽东评为“胜利的英雄”。

总之民间对炎帝是赞赏有加。

成功者悖论

炎黄二帝有那么多故事,这些故事除了承载考评信息外,还有两个问题令人感兴趣:

第一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第二是胜败关系。

第一个问题容易回答,他们应该生活在采摘文化向农耕文明过度时期,炎帝稍微早些,他为农耕准备了技术条件;

而黄帝是农耕文明向私有制过渡时期,要不是洪水泛滥也许家天下会来得更早些。

这样的推断从历史推断看是证据不足,这里是从社会发展推断。

如果推断成立,那么他们将不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的竞争是错位竞争(象关公战秦琼);

炎帝代表着美好与落后,黄帝代表着理性与先进。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人们的评价与实际成功存在矛盾,再加上中国人的盖棺定论的考评机制与归因思维,这就产生了成功者悖论,而且这种悖论几乎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

尹伊、周公、霍光被认为是良相,而曹操、王莽被认为是奸贼,这五个人所处的时期都是君权旁落,其中周公即使真的夺权自立也不会被指责(预计会成为李世民、朱棣式的人物),其他四人以是否还政皇族为好坏标准,若从成功考虑也许曹操才是真的成功者,霍光甚至以灭族为代价。

项羽失败但被认为是英雄,还开创了为后世公认的爱情样板;

刘邦贵为汉高而被认为是流氓和沛县小混混;

关羽、岳飞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关羽作为一方统帅实则莽夫,岳飞要直倒黄龙救出徽、钦二宗,不顾高宗的感受,他不杀头谁杀头!

但是由于后世从统治角度需要忠勇的将领和民族英雄,他们从鬼走向神,受万民景仰。

商鞅是存其法而车裂其人;

秦槐也是先有庙堂册封而后有世人唾骂。

中国人的盖棺定论是一种轻视过程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过滤信息是很有效的,其不足是剥夺了大多数人的过程快感。

2、仓颉造字-中华文明稳定传承的基石

外行看汉字

对汉字笔者是个外行,不过我们在上学时有这样的感觉,一个没见过的汉字,一旦见到会传递给我们许多信息,比如发声、意义、专业方向等,虽然模糊却能承载许多有用的信息,这就给我们以汉字为母语的中国人在沟通、跨学科、收集和利用信息方面能够大大降低成本。

如果一篇文章中有20-30%的生字,汉语还是能基本看懂文章的基本内容,甚至是一篇日文,只要不是科技方面的,中国人也能读懂一些;

如果是其他文字,有20%的生字的文章是看不懂的。

汉字本身的优势,使用者的规模优势,如果还有点经济和科技优势,可以想象她必然成为世界强势语言。

归纳看汉字有以下特点:

第一是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基本笔画体系简单,不比拼音文字复杂;

重要的是构图,记忆与传递信息都是多通道的,这点对于非母语的人可能是个困难,但对于我们就不是问题。

第二是联想性,书写有联想,传递信息有联想;

这就相当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获得了更多的公共知识;

其他语言可能需要把汉语的公共知识当作具体知识来学习和传递的。

第三是通用性,这里的通用指的是不同专业之间跨度小;

这为跨学科,跨专业大大降低了难度,在强调学科交叉的当今社会,这样的语言禀赋应该是个优势。

在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说法:

“做不成良相就做良医”,这就是在政治、管理和医学之间的交叉。

中华文明传承最稳定的因素

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说过:

汉字可能是使中国文明连续传承的最重要因素,也只有中国文明古代文字破译,也就是说现代人生活在3000年前也不会有语言障碍。

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那就是“中国语言众多,但文字统一”,也就是说把如此宽广地域和众多人口构成稳定的大一统国家,汉字是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疆域尽管在汉武帝时期已经很大,但稳定的面积是一个逐步渗透过程,三代大体面积是现在的四分之一,以后是一个漫长的北渗南扩过程,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汉字得到认同,国土就得到稳定。

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统一汉字的重要作用,也证明了统一汉字的秦始皇的伟大。

3、大禹治水-家天下组织结构形成

从考古发现看以大禹为开山鼻祖的夏是存在的,这个朝代为我们社会贡献了符合时代发展却不怎么受人的社会制度-家天下。

大禹名文命,他子承父业用22年时间战胜洪水,有大恩于中华民族,是最后一个举荐的天子,又是家天下的创始人。

大禹实行家天下的条件

据传大禹与唐尧是堂兄弟,都是黄帝的四代孙,这与虞舜不同,五帝中只有舜帝做天子道路最困难,虽然是黄帝的九代孙,舜帝的家族是庶人。

大禹的父亲鲧是大臣,按我们现代人的看法是大禹的家族影响力比舜大;

从传说看尧舜的时代是洪水泛滥时期,也就是乱世,所谓乱世重才,舜禹都是能力出色的,但是大禹时期经过治水已经由乱到治,所谓治世重德,而德是严格与资力声望正相关,当时与大禹家族声望相当的只有“八恺”和“八元”,而大禹选的继承者又不是这十六族,这就给大禹的举荐继承人更大的难度。

大禹在位10年,禹的强大身望使天下诸侯归心于其家族,而禹选定的继承人益辅佐禹时间较短,诸侯并认同益。

启贤又是一大有利条件,当继承人集中在两个人时,一方的有利就意味着另一方不利,套用现代时髦词,这叫非合作博弈。

尽管这个时候是个“双轨制”,但由于统治者私心使“共和”成分逐渐削弱,世袭因素逐渐增强,这就确定了“家族世袭”制度化。

启确立家族世袭制

启在与益的竞争中胜出,这里离不开禹的培养。

禹早期协助鲧治水,后又主持治水,前后一共22年,这时候启实际上是禹家族统治者,再加上启贤,这就给启树立个人声望留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根据记载禹10年死于会稽,所谓会稽者会计也,也就说大禹准备开记功大会,不严肃地讲就是个分赃会议;

分赃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尽可以想象,总之只会有利于启即位。

根据司马迁说法:

“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这说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也就是说世袭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等级社会已经来临;

私有财产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夏朝的共和成分

夏朝尽管已经进入世袭制社会,但还有很多过渡痕迹。

第一是在启与益的竞争中,从形式上看丹朱和舜、商均和禹及启和益没什么不同,都是让诸侯选择服从谁,不同的是舜禹建功于前,即位是水到渠成,起码说明启即位时还不可能取消这种形式。

其次是当时的家族中父子和兄弟之间区别不大,这从夏朝帝位继承中可以看到,还没有形成嫡长子继承制。

第三是存在罢免帝王的制度。

社会演进关键要素演绎模型

社会演进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大众也没必要把它弄的一清二楚。

这里我们采用动力-条件关键要素模型来演绎社会发展,为大众提供一种简单明了历史演进图。

4、商周王朝-诸侯竞争制度化

前三节都是以传说为基础的,从商周开始中国历史记载开始有依据了,周朝就有史官和档案管理。

中国进入商周时期,世袭与分封制已经确立,中国开始与海洋握手并成功的发展到长江流域,巴蜀也并入中国。

这个时期建立了中国文明辉煌的早期制度和组织文化,以至于后来的孔子大喊“克己复礼”。

中国制度和文化中创造性地发展公共信息机制。

中国世袭制与分封制制度化

到了商朝,人们不再讨论举荐选举制,说明人们已经认同了世袭制,到了周朝分封制已经很完善了,诸侯主要由四类人组成:

第一类是旧贵族,也就是黄帝、唐尧、虞舜、夏、商等后裔,这类诸侯爵位高而实力小;

第二类是天子的兄弟,这时已经明确了父子继承常规化,他们往往是爵位高且实力大,离京都近,是诸侯的核心层;

第三类是因功劳受爵,这类人一般爵位低一些,封地都在国家的边境上;

第四类是地方势力,这类一般爵位很低,如堂堂的楚国只是个子爵。

随着制度化的建立和科技的发展,为了有效管理国家,中央政府建立了内阁,总理天下事务,内阁主官相当于现在的总理。

各种国家保障制度也相应建立,礼乐调和机制,礼是等级是规矩,乐是调和,是对礼的强化和表现形式,光有等级规矩而无上下融洽是不成的,这就是吏治;

天文、历法的建立,为农业生产提供支持;

水利建设,方便运输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平准,建立货币与财政政策。

中国社会世袭制与分封制发展过程与其他文明有所不同,美索不答米亚,古埃及等文明的祭祀制度与王权并立,古埃及法老还通过垄断尼罗河水资源而垄断经济,同阶段的中国文明虽然也有祭祀文化,但是没有形成后来演化成宗教的祭祀阶层,也没产生垄断经济(汉之前)的统治方法。

中国社会自始至终基本是无神论的,即使有神也基本是为王权服务的;

最早的神仙要么是帮助人主打天下,要么是帮助人间恢复正道;

到了佛教传入中国很快就形成中国特色-禅宗教派,实际上变成了王权的服务工具,到了宋朝干脆儒释道合一,宗教被化解于无形。

中国分封制另一特点是相似形结构,家是基本结构,小贵族是家的放大,诸侯是小贵族的放大,国家是诸侯的放大。

这个特点使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极具效率,任何一种信息都会被不同层次的诸侯、贵族甚至是小民准确理解。

庙号-盖棺论定:

一种监督机制

盖棺定论的文化在商周就已经出现,这是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东西。

这种机制就是在一个人死的时候对他的功过是非进行总结,这个总结尽量公正并对他人生过程中的瑕疵适当掩饰。

对于地位最高的帝王是上宗号(庙号),这里面传递的信息很多,首先是有无的分别,如商朝只有四个中兴帝王上了庙号(如、太宗、中宗、高宗等),到了唐朝之后帝王就人皆有之了;

其次是庙号的长短,一般是长的功劳大;

第三是庙号字的含义直接影射功过是非。

大臣也有类似的方式,如曾国藩也叫曾文正公,文正就是封号(谥,文是指进士出身和文人,正是公正的意思),关羽谥壮缪侯,根据《谥法》“胜敌志强曰壮”,“名与实爽曰缪”,第一字是上谥,第二字是下谥,就是说关羽是既有战功又有错误。

对于普通人可以写墓志铭对功过是非做总结。

发展到今天那就是开个追悼会。

它的现实意义是社会监督机制。

我们从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主要看它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一个企业组织要看它在“权力配置、激励、评价监督”方面的有效性。

我们说市场经济有效,是因为它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奖励和惩罚参与人,通过个人利益动机达到资源配置有效,其中关键是监督的有效性,市场经济在竞争条件下无须监督,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济基本为所有人接受的理由。

当然如果竞争性条件不成立,市场经济就会失效,如公共物品、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就是因为产权的排他性和产权明晰性得不到保证而需要政府干预。

非经济领域一样存在监督的有效性,组织中的权力配置就依赖于监督。

我们知道许多监督是不可能在组织内部完全解决的,这就需要借助社会监督。

我们的祖先创造的“身后名”监督制度,其高明程度不亚于“经理人市场”的监督效果。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祖先为了强化“身后名”监督效果,发展了这方面的文化,如找成功榜样、注意长期效果、家族理想系统化等;

为避免留身后骂名保全了多少正直臣子的脑袋,“大欺小,走为孝”就是避免长辈因一时之怒造成严重后果理论。

当然一种制度兴一利必有一弊,同样“身后名”监督机制也有不足,那就是对“因循守旧”产生激励,这放在社会制度层面危害不大,但在组织层面可能会弊端大于利益,比如在我们现代社会的庞大官僚系统中“不犯错误”可能成为大多数官吏的座右铭。

分封制-王朝衰竭定理

分封制是世袭制王朝为了使家天下万代延续做出的安排(当然也有不得不的成分),这种结构与我们现在的企业集团的安排是相同的,那就是主导者-核心层-维护层-联系层。

有意思的正是分封制正是王朝衰竭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使我们联想到中国自三代到明清的常态朝代寿命一般都在300年左右,尽管秦汉之后制度有所变化,但世袭制没变,主导者-核心层-维护层-联系层结构基本没变。

这里引用自然科学的结论,第一物种繁衍,指定路径的繁衍必然灭亡,不分路径繁衍,物种存活概率为1;

第二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代代疏远。

于是我们有了下面的结论:

上面的证明是非严格的,但只要引用集合论和代数学是可以严格证明的。

我们还可以从衰竭定理看到秦、曹魏、隋迅速灭亡的原因,他们一开始就存在外围层偏离初始条件的倾向,曹魏是建国不久就尾大不掉,秦隋是自掘坟墓。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是必然结果;

可见孔子的“克己复礼”真是痴人说梦,怪不得他老人家在世时无人使用。

对付草原野蛮人的联动机制-烽火台

欧亚大陆各个文明长期受草原野蛮人袭扰和破坏,比较而言中国文明的破坏程度最轻,有些文明遭到他们的破坏,甚至灭种,导致文明不能延续。

客观上看中国文明与欧亚草原走廊有东起大兴安岭西到天山的山脉和沙漠阻隔,这一点比欧洲强(欧洲是没有阻隔的东欧大平原),但美索不达米亚也有类似中国文明的阻隔,特别是印度甚至比中国的阻隔更好,另外从各文明与草原走廊的边境线长度看中国是最长的。

那么是什么使中国文明得以保存呢?

今后会多次提到不同的理由,按照时间轨迹,第一个理由是以烽火台为特征的联动机制。

中国文明在周幽王时期遭到草原民族袭击,中国历史把西周的灭亡归结为幽王的昏庸,还找出个女人来承担责任,这个女人就是褒姒;

说周幽王为了博美人一笑,点燃烽火台使诸侯误以为外族侵略而出兵勤王,这样的弥天大谎果然博得褒姒一笑;

褒姒一笑的代价使她变成与妲己齐名的红颜祸水,中国的男人真是无能,每到自己承担不了责任时就找个女人来顶缸。

可以肯定的是周幽王时期由于烽火台失效,同时有诸侯与野蛮人勾结(诸侯的目的是权力之争,野蛮人的目的是财富),使西周遭到蛮族践踏,只好东迁洛阳,历史也就进入东周时代。

烽火台是一种诸侯联防外族侵略的信息传递机制,在对付草原民族入侵方面是很有效的。

草原民族入侵的主要目的第一是抢劫,第二是扩大草场面积;

由于有了烽火台快速传递信息,可以迅速组织力量防御,减轻损失;

多路出击对草原民族的后方基地是个威胁,使他们的军队不能离基地太远,可以大大减少受害面积;

联动机制可以构筑纵深防御,扩大草场的目的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再加上草原民族的流动性,在遇到有力抵抗后一般就知难而退了。

他们将沿着既定的路线,先去践踏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印度,再继续西行到东中欧平原,在匈牙利落脚,对西南欧进行抢劫。

根据历史学研究,在草原民族驯化马和发明铁器之后,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就一直受到他们的践踏,直到火枪的发明才最终摆脱这一局面。

据说只要草原民族人口达到100万,文明的浩劫就不可避免。

姜齐-中国文明与大海握手

周朝建立之后,为周立下大功的姜尚封于齐,具体位置大体在今天的东营市,后扩大到胶东半岛和沧州地区,大海进入中国人的视线。

本来是外姓歧视才把姜尚派到了这个当时的蛮荒之地,但聪明的姜商通过“因其俗,减其政”和赦免罪犯使齐人口迅速增长,又利用鱼盐之利发展经济,使齐国很快富强。

与齐毗邻的鲁本来是一个条件更好,地位更高的封国,但因治国方略保守,自此之后就注定要受齐国的欺负了。

齐国充分利用大海之利,大海出产盐,盐在古代经济中地位几乎与粮食相当,海产是粮食的重要补充;

临海意味着边境防御压力小,对外扩张相对容易,大海还会给予人勇敢。

今天的山东(山左)又叫齐鲁大地,就是因齐鲁两个诸侯国而得名。

尽管已经过了3000年,齐鲁人的文化特征还有较大区别,齐文化重商、尚武和文化的多样性;

鲁文化重礼、尚古和忠孝传家。

通常今天我们对山东人的感觉是厚重与精明的完美结合,几乎占尽中原文化的所有优点而又不被历史所累。

齐文化为我国北方地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由于她具有一定的经济强势,对周边的渗透性较大,特别是对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影响,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胶东、辽东、朝鲜半岛具有一定文化相似性的原因,也为山东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熊楚-中国文明经略长江

吴越、楚是中国文明经略长江的先驱,传说他们都是黄帝的后裔,其中楚是祝融的后裔,吴是吴太伯和弟仲雍(周太王之子)的后裔,越是夏后帝少康后裔。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后裔并不重要,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开发长江的先民是黄河文明的移民。

中国文明经略长江是从荆楚开始,到了今天长江文明几乎成为中国文明的主体,在长江的上、中、下游还分别形成了以四川为中西的西南文化、两湖的楚文化和东南文化。

中国文明有些很值得思考的现象,第一是中国文明的政治中心落户长江流域基本上是非稳态的;

第二是长江区域的文化总体上表现得更加进取;

第三是长江文明北部边界故事。

中国文明经略长江是一个2000年的渗透与融合过程,楚在周时只是个边缘诸侯国,吴更晚,传说吴太伯是经过荆楚再移民到吴,接近春秋才立国。

可以说春秋战国是长江纳入中国文明时期。

中国历史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帝王全部出在黄河流域,京城也基本都在这个区域,即使是自五代十国后中国经济中心已经移长江流域也不例外!

有人可能要说南京杭州也是中国的两大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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